沈醉回忆录：我这三十年（一个军统特务的忏悔录）

《我这三十年》是沈醉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我这三十年、人鬼之间、军统内幕、战犯改造所见闻）中的一本，全套书主要讲述了沈醉作为国民党军统机构人员在其中的沉浮经历以及解放后的经历。沈醉曾以《红岩》中大特务严醉的现实原型而家喻户晓。

本书讲述了沈醉在解放后的三十年间的经历。作为军统大特务，沈醉在解放初期被作为战犯关押改造，从一开始的担心受怕到后来接受改造，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终于在1960年以第二批特赦战犯的身份出狱，迎来新生。那之后他一直心向光明，经历住了“文革”的考验，并于“文革”后确认了起义身份，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一个曾被人民所痛恨的大特务，历经三十年，转变成了能够代表人民的政协委员，世事沧桑，莫过于此。

沈醉，长期服务于军统，深得军统长官戴笠的信任。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先后担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中华民国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扣押，后参加云南起义。1960年被特赦，任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历任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身陷囹圄，反感抵触

军管会接管监狱后，没有释放我，我便开始胡思乱想起来，后悔不该参加起义，不但没保住自己，还连累了部下和朋友。

押迁重庆，一波三折

一个月后，档案整理完了，大家正焦急地等待下文，突然一个看守人员兴冲冲地跑进来，说：“恭喜啦！你们的好事来了。”听到这句话，我们一时都愣住了。因为过去在监狱里，“恭喜”就等于是要处死。

春风化雨，开始认罪

有一次，我和一个管理人员刚走到由原中美合作所大礼堂改建的烈士陵园附近，突然有几个人把我揪住，要我还他们的父兄，说：“生要还人，死要还尸。”面对这些愤怒的被害者家属，我羞愧难当，只好一个劲儿地向他们认罪道歉。

真诚相待，接受改造

杜聿明的这番话，使我非常感动。我想，倘若不是共产党改造政策的英明、正确，不是共产党的胸怀宽阔、真诚相待，杜聿明这个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司令官、忠心耿耿效命蒋家王朝的将军，怎么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怎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战犯所内，趣事连篇

如果没有那高墙、铁窗，我会觉得这里是“养老院”或者是“幼儿园”。因为大家生活轻松、精神愉快，似乎都是无忧无虑的样子；也是因为他们生活上完全不会自理，确实像一群需要别人照顾的孩子。

劳动改造，净化心灵

初到农场，一切都是那样新鲜、那样陌生。许多人指韭菜为小麦，指青草为玉米苗。特别是廖耀湘，看见地里长的胡萝卜就喊道：“看，这么多的香菜呀，我爱吃了！”管理员告诉他说：“这是胡萝卜。”他还不信，坚持说：“我们湖南老家的香菜就是这个样的！”

首批特赦，榜上无名

随着法官那时起时落的声音，我的心像闪电一样交织着两种感情，一是喜，二是忧——喜的是自己熟悉的好友、同学得到新生，忧的是还没有听到念自己的名字。改恶从善，终获新生

没想到叫到第九名时，居然叫到了我。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旁边的管理员推了推我，说：“叫你啦！”我才大梦初醒般地站了起来。

总理教诲，没齿难忘

周总理说：你在军统那么多年，跟在戴笠身边那么久，你把军统的内幕如实地写出来，不论是你自己干过的，或是看到和听到的那些阻碍革命、屠杀革命人士的等等见不得人的东西，都揭露出来，让后人知道革命的艰难和反革命的残暴……

爱妻别抱，五内俱焚

她一个弱女子，在那弱肉强食的社会里，不改嫁又如何生存呢？我可怜雪雪，也怨恨自己，当初我就不该把家人送到香港那个鬼地方去。

政府关照，温暖如春

那是1963年的11月10日中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接见了我们在京的四批特赦人员及其家属。在酒席宴上，周总理对我说，他看过了我写的东西，并希望我把自己知道的都写出来。自由天地，冤家路宽

我到全国政协以后，在许多场合，遇到过许多过去直接或间接受到过我和军统特务迫害的民主人士。

化敌为友，握手言欢

我并不希望分配到全国政协，因为在全国政协的许多领导和委员们，不少是受过我或军统特务迫害的。当时我认为，民主人士的气量不可能和共产党员一样宽宏。

旧地重游，感愧万千

火车一到上海，我就感到心跳得很厉害。上海是我开始反共反人民的地方，也是我曾经干过罪恶活动多的地方。现在我既怕到上海，又想到上海。

西北参观，心悦诚服

延安的人们对杜聿明也很感兴趣，无论到哪里参观，许多单位的负责人都爱用陕北话和杜聿明夫妇交谈。杜聿明激动地对我说，他真没有想到，家乡人会这样热情地接待他。风云突变，不祥之兆

1966年6月3日，上午天气还是晴朗的，下午开始转阴，傍晚下起雨来。这一天气的变化，真仿佛是预示着当时时局的变化一样。

“文革”初期，溥仪病故

在他病重垂危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便趁中午休息时溜进了医院。只见他鼻孔里插着氧气管，脸色难看极了。当他发现我站在他身旁时，两眼泪汪汪地看了我一下。

“宾客”盈门，要写材料

找我写材料的越来越多，有时一天十多批，几十人。我住的地方小，房里坐不下，许多人便站在院子里。

二度入狱，重返秦城

我想，要是那些过去和我在一起改造、现在还没有得到特赦的战犯们看到我又“二进营”，真不知作何感想！

无中生有，疲劳轰炸

我越装模作样地表示难受，他们当然就越开心，越认为这样一来，不消多久，我吃不消时，就会苦打成招了。而我却暗暗好笑：你们这些家伙，就这么几下子想整倒我？还是好好跟我学上几年再说吧！

旧敌新友，情同手足

一看他的面貌、身材，特别是听到他那一口湖南话，我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上海。但眼前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过去曾被我监视甚至准备逮捕的革命人士，今天却和我同被囚禁在一个牢房内。

单身牢房，度日如年

我一个人被关在单人房间内，那种苦闷就甭提了。就是四个人关在一起时，也还要受到不少折磨。一天到晚，不是写材料，就是被提审。

总理逝世，山河同悲

我长这么大，什么稀奇古怪的场面都见过不少，可像这种一个人死去会使得人人哭、家家哭、全城哭、全国哭的事，不用说看，连听也没有听到过。揪出罪魁，中国得救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倒不一定。可是“四人帮”被粉碎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凡受过“四人帮”迫害而幸存的人，都能翻身，这却是事实。

香港探亲，共叙天伦

一些人听到我即将与我的前妻见面，便认为一定会发生一场“全武行”的打斗，而且是可以轰动一时的好新闻，都争着要抢拍这一消息。然而我和我的前妻及其后夫见面时，却大出他们意料……

“苦海无边”，岸在北京

我不想再在香港待下去了。女儿也看不惯、过不惯那种生活。两人一合计，还是早点回去。又赶上心脏病在慢慢发作，我怕万一死在香港，我这一辈子就说不清了。

尾声

《我这三十年》是沈醉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我这三十年、人鬼之间、军统内幕、战犯改造所见闻）中的一本，全套书主要讲述了沈醉作为国民党军统机构人员在其中的沉浮经历以及解放后的经历。沈醉曾以《红岩》中大特务严醉的现实原型而家喻户晓。

本书讲述了沈醉在解放后的三十年间的经历。作为军统大特务，沈醉在解放初期被作为战犯关押改造，从一开始的担心受怕到后来接受改造，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心路历程。终于在1960年以第二批特赦战犯的身份出狱，迎来新生。那之后他一直心向光明，经历住了“文革”的考验，并于“文革”后确认了起义身份，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一个曾被人民所痛恨的大特务，历经三十年，转变成了能够代表人民的政协委员，世事沧桑，莫过于此。

沈醉，长期服务于军统，深得军统长官戴笠的信任。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先后担任少校行动组长、稽查处上校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中华民国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扣押，后参加云南起义。1960年被特赦，任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历任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身陷囹圄，反感抵触

28岁晋升为少将总务处长的沈醉

（1942年）1949年12月10日，我签字起义后，以为很快将获得自由，与家人团聚。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人意料。起义通电发出的第三天，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不但没有按起义通电的要求服从卢汉指挥，反而开始了对卢汉的进攻。第二十六军从东南角开始向昆明进攻；第八军驻在大板桥的一个补充团，也与卢汉的保安团打了起来，形势越来越紧张。这时，卢汉发表了李弥和余程万为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的通电，但是局势并没由此缓和下来。

一天上午，云南保安旅旅长龙泽汇陪李弥的妻子来见李弥，并传达了卢汉希望李弥通知部下不要攻打、听候改编的意见。李弥按卢汉的意见写了一封信，交给他的妻子，送到大板桥去。当天下午，李弥的妻子就回来了，并带来了一封复信，信中表示愿意接受李弥的命令，并提出让李弥本人早日返回部队的要求。李弥把信交给了杨文清，杨文清便拿走这封信送给卢汉去了。等杨文清他们一走，李弥的妻子见室内没有旁人，便把自己的旗袍掀起向着李弥。李弥伏身一看，原来在他妻子的旗袍里子上，用毛笔写了几行小字。这也是他部下给李弥的一封信，内容却与刚才那封完全相反，说全军的官兵表示：不但不准备停止进攻，而且要竭尽全力攻打昆明，救出李弥。

第二天，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果然集结了所有的部队向昆明进行猛烈的袭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卢汉便将李弥和余程万放了出来。第二十六军还是不同意，一定要师长石补天返回部队，卢汉只好又把石补天也放了出去。他们出去之前都满口答应，归队后，一定制止部队攻打昆明。结果，李弥等人出去后，不但没有停止对昆明的进攻，反而打得更加激烈了。这两个军的装备和人数都远远超过卢汉的几个保安团，形势越来越紧迫，昆明眼看就要被攻下了。卢汉怕我们出去后会与李弥一起攻打昆明，就继续把我们软禁在五华山省政府办公大楼里。

12月19日上午，台湾派来的飞机开始轰炸五华山，卢汉已做好了随时突围的准备。因为怕昆明被攻破时，带着我们突围会增加麻烦，他便将我和李楚藩、沈延世（国民党空军五军区副司令）、童鹤莲（宪兵西南区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四人移送到了钱局街陆军模范监狱。由于飞机不断地轰炸五华山，我们也乐意离开那里，免遭不测。

尽管李弥等实力雄厚，但卢汉在云南人民的全力支持下，终于击溃了他们的进攻。加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向云南挺进，李弥只好率部仓皇逃往滇缅边境,后还在边境骚扰了多年。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后，实行了军管。卢汉在办理移交时， 把

1949年12月，云南起义时亲手写的起义通电。我们在陆军监狱的人都当成要犯交给了昆明军管会。当时，我对这种情况一点也不知道，还满以为：我的绝大部分部下，已按我的手令，将电台、武器都交了出来，并没有参加李弥的反攻战斗。现在战局平定了，我的问题总该得到处理了吧。可是，事与愿违，解放军接管陆军监狱之后，这里的情况完全变了。原有看守和负责人都已大部撤换，制度比过去严格得多，我的行动受到了限制，关押的性质也变了，因此，思想越来越抵触。

在这之前，卢汉将我转移到陆军监狱关押时，我的思想还很乐观，认为自己在监狱不过是暂避一时而已，只要战事平定下来，无论谁胜谁负，我都是可以出去工作的。若中央军取胜，自然会救我出狱，官复原职；若卢汉的保安团取胜，同样会因参加起义之故而释放我。心想在这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时刻，自己能在这个“保险箱”里坐观龙虎斗，倒也是不幸中之万幸。

陆军监狱是我过去与之常打交道的地方，这里从上到下的工作人员几乎都认识我。我曾到此陪审过案件，典狱长和总务主任等人都待我为上宾。此刻我被关到这里，看守们出于职责而不敢放我出狱，但给予我限度的自由。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我还是过去那个可畏可敬的“云南区专员兼军统局云南省站站长”。《云南日报》上发表的起义通电和我的亲笔手令，他们都早已看到，也都认为我在此关押只是暂时的，将来出去以后，还会像过去那样威风的；在我关押之时，给我一些关照，日后若有求助于我的地方，我也自然会给予方便。所以，无论是监狱长官还是看守，替我办事都很殷勤，多方对我给予便利。

我在狱中，不仅可以四处走动，任意吩咐看守买东西、送信、打听情况，而且当我母亲和妻子生日时，我说一声“给我往香港发个电报”，总务科长就立即帮我发出去，我就在电报里向母亲、妻子祝寿和问候。生活无拘束，倒也蛮舒适。

还有是同狱的许多旧部下和国民党军政界的一些犯人，并不因为我被关押，而一反过去对我的态度。他们仍像以前一样尊敬我、体贴我。吃饭时，我常常在馒头里发现他们对我进行安慰、让我保重身体的纸条。我过去从来不打牌，更不会打牌，他们为了让我开心，每当白天没事干的时候，就来拉我去打牌，而且每次都让我赢。我常开玩笑地说：“这可真是在鸡脚杆上刮油啊！”

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缺钱花。昆明的几个大资本家，如西南银楼专做金银首饰生意的孙子顺等，因为解放前我帮过他们不少的忙，他们在我被关押时，常常给我送钱送物。有一次，监狱不让孙子顺送东西进来，他便与看守大吵大闹，拍着胸脯说：“沈醉是我的朋友，我就是要给他送东西。”当时的监狱旧人员多，只好让他送。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很感动。我想如今身陷囹圄，这些人还这样同情、支持我，心里感到非常欣慰。

当时，在监狱中我的苦闷就是和徐远举、成希超、周养浩等人关在一起，他们老是骂我“卖友求荣”。特别是徐远举，向来脾气暴躁，一见到我便圆眼一瞪，连讽带刺地说：“你出卖了我们，怎么也关起来了？没给你一官半职当当？”我听了这些话，心里非常难过。其实，我何尝愿意“卖友求荣”呢？实在是因为他们都是重庆大屠杀、大破坏的直接参与者和主持者，我既参加了起义，再把他们放走，就不好交代了。在说出他们几个人之前，我也是经过一番很痛苦的思想斗争的。我一方面考虑到自己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不交出他们，他们不免要遇到种种不测。因为当时卢汉已完全控制了机场，完全控制了整个昆明市区，他们坐飞机逃走是不可能了，若坐汽车逃跑，他们对昆明的地形又不熟悉。如果让当地群众或保安团抓住，徐远举的脾气又暴躁，可能当时就会遭到杀身之祸，不如我起义后，倒有可能将他们保住。当然，在我自己的问题没解决之前，他们也只好在狱中委屈一下了。

据说，在我说出徐远举等人的住处后，卢汉派去的人便立即行动。当时，徐远举在朱家材家里，一直没见到朱家材的面，他已感到情况不妙，就开上朱家材挂有特别通行证的汽车往外跑。汽车开到胡同口，刚好卢汉派去的人赶到，将他截住逮捕了。周养浩在机场也觉察到情况不妙，连忙穿上便服，化了装想溜走，结果还是被保安团查了出来。郭旭从未到过昆明，他离开我这个向导，又带着那么多黄金，真不知往哪里走好。他住在“皇后饭店”，看到保安团挨个房间搜查，知道无路可走，就主动地交代了自己的身份，并把随身带的几百两黄金交了出来，愿去自首报到。

对于徐远举等人的愤怒，我是理解的。不过我也感到很委屈。平心而论，我对朋友一向还是忠诚的。例如，周养浩徐远举在昆明与我私交好的《平民日报》社社长丁中江，曾多次帮过军统的忙，经常写文章为军统捧场。他看到发表了我参加签名的起义通电后，以为我不会被扣押，因而不准备逃走。我得知这个情况，非常着急。想到他是一个文人，没有直接参与过对共产党的屠杀，他走了不会对我起义有什么影响，何必让他陪着我倒霉呢？于是，我趁只有一个看守在的时候，便对这个看守说：“你能不能给我送封信出去，取点钱来？”看守说：“取钱可以，送信可不行。”我说：“那好，不带信，只带一个纸条出去，取200块银元，给你100块，我100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看守果然答应了。我立即写了一张纸条给丁中江：“请速交来人200块银元。”我故意把“速”字里的“束”写得很小，而把“走”旁写得特别大，拉得长长的。我知道丁中江是个聪明人，一看这个“速”字的写法，定会明白我让他快走的意思。果真不出所料：钱取回的第二天，我就听说丁中江走了。我相信他能够脱险，因为昆明地形他都熟悉，而且还有个记者身份证。唯独对徐远举等人，我不敢轻易放他们走，因为他们杀人太多，民愤太大。所以这件事一直在折磨着我。我觉得对不起朋友。为了消除徐远举等人对我的愤怒，我常常把别人送给我的衣物和钱转送给他们，想求得谅解，可是，他们并不理解我的心情，见面依然讽刺我。

对这件事我很苦恼，但又不便对别人说。当时能够与之畅所欲言、说心里话的人，只有同狱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陆铿。他与我私交一向很好。解放前夕，他跑到了台湾。蒋介石得知卢汉将要起义的情况时，叫与卢汉私交较深的阎锡山写信，劝卢汉不要起义，并派陆铿带着阎锡山的信，到昆明来做说客。不想陆铿到达昆明，卢汉不但不见，反而把他关进了监狱。他认为自己是个文入，又没有太大的罪行，不会把他怎么样，所以情绪还挺乐观。我当时说话很不注意，常常发牢骚，他就提醒我说：“时局既然如此，以后说话可得小心，要注意明哲保身啊。”由于我们无话不谈，而且互相保密，便成了生死之交。

军管会接管监狱后，没有释放我，我便开始胡思乱想起来，错误地后悔不该参加起义，不但没保住自己，还连累了部下和朋友。由此，我也更加怀念死去的戴笠。我还错误地认为，戴笠若不死，国民党决不会败得这样惨；我自己也不会落到这种地步。

我18岁参加军统，戴笠待我一直很好，他亲自栽培我、提拔我，希望我能像他那样忠实于蒋介石，忠实于蒋家王朝。而我却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没有为蒋家王朝殉葬，亲自交出部下、电台、武器，参加了起义，倒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我越想心里越内疚，越想对共产党的抵触情绪越大。

有一次，我在狱中见到了一个刚从台湾派来昆明的特务郑世勋。他告诉我：毛人凤对我事前不能防阻卢汉起义，事后没能以身殉职，反而参加了起义，非常痛恨。说毛人凤曾经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说：“军统的高级骨干都是忠于领袖的，决不会公开反叛的。”却万万没有想到，全国20几个省、市解放之后，在大陆的后一个根据地上，军统局的将级特务、地方负责人公开起义的，居然会是我这个18岁参加军统、戴笠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毛人凤认为太给他丢人了，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

当蒋介石派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台湾飞来昆明指挥两个中央军攻打昆明时，毛人凤特意委托汤尧，在打下昆明之后，立即用专机将我押送台湾。如果昆明没有攻下，他还准备秘密派特务到昆明来暗杀我。

得悉这个情况后，我心里恐惧不安。担心的是居住在香港的老母、妻儿会遭到军统的暗害，因为我知道军统特务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所以，我很希望能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系，求得台湾方面的谅解。由于有了这种想法，我便开始对共产党采取了抵抗行动，拒不接受改造。

当时，监狱制度虽然严格，但对我还是比较优待的。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伙食也比一般犯人好。毛人凤还让我参加了狱中成立的技术研究室，每天领着几个过去的报务员收听西南方面的各种电台，看是否有潜伏电台。我不但不帮助辨别，而且当看守人员不在场时，便收听“美国之音”。一天，我听到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并接近鸭绿江的消息时，心里非常高兴，忍不住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的犯人，暗示他们不久就会有出头之日了。我过去在中美合作所时认识许多美国人，对美国有着一种非常崇拜的心理，总认为美国人一定能打胜，更希望他们打胜。心想，只要美国一出兵，共产党肯定会垮台，蒋介石又会卷土重来的。

在高兴之余，我又有点担心，万一美国人打到云南，共产党会不会像国民党那样，在逃跑之前搞一次大屠杀，把我们都干掉呢？如果共产党不干掉我，国民党回来之后，毛人凤会不会饶恕我呢？思前想后，内心矛盾重重，不禁感到前途茫然。

为了提防国民党打回来以后自己无法交代，我一方面将几个大资本家送的钱物，按月分给我的旧部下；另一方面决心在狱中与共产党对抗到底，决不再干一件对共产党有利的事。

这个时期，昆明军管会公安部的刘部长经常找我谈话，进行开导、教育。我表面上应付，心里却想：“不放我出去，说什么都是空头支票，再也不上你们的当了。”一次，刘部长让我在狱中向几千犯人讲述军统的罪行，我只挑一些众所周知的事讲了讲。有人多次问到戴笠的罪恶，我总是一带而过地说：“戴笠虽是军统的创办人，但他已经死了，不用讲他了。”实际上，我从心里不愿说戴笠一个“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