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神学起源

我们处在一个视觉的时代。在过去20年间，有两幅图像大大影响了我们对这个时代的理解：一是柏林墙的倒塌，二是世贸中心的倒塌。这两座建筑不仅是人工物，而且是深植于民众心中的象征。前者象征着极权主义，象征着冷战时期自由世界与极权世界之间的对抗；后者则象征着由全球化力量统一起来的自由世界。柏林墙的倒塌唤起了人们对和平繁荣的自由未来的向往，人类进步的信念得以重生，这种信念由于20世纪上半叶的灾难性事件几乎荡然无存。而世贸中心的倒塌则使人们开始担心，有一种逐渐蔓延的新的狂热，正在暗地里威胁着我们的生活和文明。柏林墙倒塌时，我们所憧憬的未来宛如一条通向现代世界的康庄大道，贸易往来、思想的自由交流和越来越多的自由政府将这个世界结合在一起。这将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这种全球化是把西方的价值和制度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科学技术将会建立一个和平繁荣的领地，人的自由终可以完全实现。随着世贸中心的倒塌，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看待全球化，不再把它视为通往现代性的单行道，而是认为有大道、小巷和山间小路交错纵横。结果，我们不再期待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而是瞥见了侧面那些阴暗角落。

于是，对世贸中心的袭击以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方式对现代方案（modern project）提出了质疑。那些作案者之所以反对现代性，似乎并非因为现代性没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或是其明显的好处没有得到公平分配，而是因为那些抱负和好处本身就是有缺陷的，甚至是邪恶的。9·11事件以一种特别尖锐的方式迫使我们必须面对这些说法，现代性的许多拥护者对此都感到难以置信。一个人有可能在道德上对现代性的好处没有得到更加公平或广泛的分配而义愤填膺，或者惊愕于现代工业社会对环境的影响，甚至沮丧于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摧残和蹂躏，这些都很容易理解，但怎么可能有人去反对现代性所提供的那些明显的好处，反对平等、自由、繁荣、宽容、多元化、代议制政体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呢？在许多人看来，答案显而易见：这些新的反现代主义者是一些追求殉道的宗教狂热分子，是虔敬的信徒和未受启蒙的狂热分子。然而，虽然这样的回答也许可以缓解我们直接面对这些事件时所感到的忧虑，但这终并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它们只是掩盖了更深的困惑。把现代性的敌人称为狂热分子，并没有解释其狂热的来源和本质。因此，我们心中仍然感到困惑不安。这种困惑部分是因为我们对这些现代性的反对者极度无知，从而产生误解，因此我们无疑需要更充分地了解他们。然而，问题要比这深刻得多，因为我们不仅不理解这些人，而且也不理解我们自己。对我们来说，这种对现代性的挑战尤其难以理解，因为它迫使我们必须面对一个埋藏于现代心灵深处的议题，它处于那个诞生了现代精神和现代世界的决定的核心处。当然，我所指的是关于宗教信仰在现代世界中的位置的决定。事实上，现代性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宗教信仰从处于公共生活中心的突出位置转移到了私人领域，在这个领域，只要不挑战世俗权威、科学或理性，它可以随意践行。于是，影响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宗教的权威性被一种私人信仰和个人“价值”的观念所取代。世贸中心遭受恐怖袭击例证了当前对现代性的攻击，这一事件之所以特别令人不安，是因为它以粗暴的方式重新提出了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因此，为了开始应对当前对现代性的挑战，我们必须返回现代方案的起源问题。

? 那么，什么是现代性，它源于何处？在这个问题上，通常的看法很明确：现代性是一个世俗的王国，在其中，人取代神成为万物的中心，并试图运用一种新的科学和与之相伴的技术来掌控和拥有自然。现代世界被认为是一个个体主义的王国，表象和主体性的王国，探索与发现的王国，自由、权利、平等、宽容、自由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王国。关于现代的起源，通常也有一套比较明确的讲法：它是17世纪思想家的产物，这些人反对经院哲学而倡导科学，反对宗教信仰和狂热而赞成一个世俗世界。它植根于笛卡尔和霍布斯的哲学以及哥白尼和伽利略的科学。

对于这些回答，我们还能满意吗？有若干理由让我们怀疑这些说法是否恰当。首先，这是现代性在谈论自己和自身起源时所给出的一种自鸣得意的说明。此外，在汉斯·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和阿莫斯·冯肯施坦（Amos Funkenstein）影响巨大的著作问世之后，近的学术研究已经开始揭示出现代起源问题的复杂性。结果，此前把现代性等同于主体性、对自然的征服或世俗化的种种尝试，已经开始显得片面和不妥。

本书便是在这些新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之上对现代性的起源所作的考察。它试图显示，理解现代性的起源对于应对我们这个全球化世界所面临的问题至关重要，并且特别希望表明，宗教和神学在现代性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当然，这种看法并不见诸通常的现代叙述。事实上，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一直认为自己是在竭力对抗宗教迷信和权威，伏尔泰的著名律令——“砸烂这卑鄙货！”（Écrasez l’infâme！）正说明了这一点。在欧洲，这意味着宗教的重要性正在不断减小：先是如康德所说，把它限制在“理性自身的范围之内”，然后试图通过宣布神死了以结束其痛苦，后以宗教信仰和修行在20世纪下半叶的显著衰落而告终。即使是在宗教所扮演的角色目前远比欧洲重要的美国，对宗教的依附，特别是当它带有一种原教旨主义或福音派腔调时，也往往被（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学者）视为返祖和不合时宜。在美国，认为宗教应当指导公共生活的观念仍然面临普遍反对。

然而，现时代这种对宗教的反对并不能证明现代性的核心也是反宗教的。诚然，现代性一直在与某些形式的宗教教义和做法作斗争，比如对圣徒的崇拜、目的论、经院哲学的自然法教导、地心说、神创论等等，但我想说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就是对宗教本身的拒斥。本书表明，认为现代性就其起源和核心而言是无神论的、反宗教的甚至是不可知论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事实上，我将在下文中显示，现代性从一开始就不是要消灭宗教，而是试图支持和发展一种关于宗教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的新的看法，它这样做并非出于对宗教的敌视，而是为了维持某些宗教信念。我们将会看到，现代性更应被理解成一种努力，试图为神、人和自然的本性和关系问题找到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神学回答。这个问题源于中世纪晚期，是基督教自身矛盾要素之间激烈斗争的结果。根据我们的理解和经验，现代性其实是建立一种新的融贯的形而上学/神学的一系列努力。我将进而指出，虽然现代性方案的这种形而上学/神学内核逐渐被它所造就的科学所掩盖，但它从未远离表面，而且常常在我们未经察觉或理解的情况下继续指导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我将指出，企图把神学和形而上学问题从现代性中排除出去，已经导致我们看不到神学问题在现代思想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从而难以理解我们当前的境况。只有理解了现代性的这个形而上学/神学内核，才能理解受宗教驱动的反现代主义以及我们对它的反应。于是，当前的对抗要求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身的宗教和神学开端，这并非因为我们的道路是的道路，而是为了帮助理解我们自身激情背后隐藏的源泉，以及面临的可能性和危险。

本书的完成有赖于多人帮助。杜克基金会、埃尔哈特基金会和国家人文科学中心的资助和支持使我较为及时地完成了初稿。章有一个较早的版本刊载于The Critical Review 13, nos. 1－2 (1999): 1－30。其他各章则是在不同情况下完成的。感谢一些读者的问题和建议为我指出了往往富有成果的新方向。许多同事、朋友和同学还帮我产生了新思想，使我的论证变得更加清晰。感谢所有那些在此期间提出启发、鼓励和批评的人，特别是Douglas Casson, Jean Elshtain, Peter Euben,David Fink, Timothy Fuller, Ruth Grant, Geoffrey Harpham, Stanley Hauerwas, ThomasHeilke, Reinhard Huetter, Alasdair MacIntyre, Nelson Minnich,  Mitchell,Ebrahim Moosa, Seymour Mauskopf, Luc Perkins, Robert Pippin, Noel Reynolds,David Rice, Arlene Saxonhouse, Thomas Spragens, Tracy Strong, Richard Watson,Ronald Witt, Michael Zuckert和CatherineZuckert。还要感谢Rich­ard Allen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编辑了文本。他的细心和许多重要建议非常宝贵。特别感谢一些老师启发我对这里提出的问题产生兴趣，如James Friday, Samuel Beer, PatrickRiley, Judith Shklar, Joseph Cropsey等等。后，感谢我的妻子Nancy Henley和儿子Tom多年来容忍我完成这项任务。Tom是同这本书一起长大的，无形中与之关联在一起。每当我沿着被人忘却的偏僻小路得出结论时，他的活力、顽固和热情都激励着我，支持着我。和本书一样，他近也离开了我的呵护，去寻找他自己在世界中的道路。我把本书献给他，希望事实证明我的两个“孩子”比其父亲更加强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