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火车站的日与夜

    摄影术的发明不仅改变了我们观看世界的方式，还改变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任何一部摄影史中的摄影与社会的关系，无不证实摄影“具有能形成我们的看法、影响我们的行动以及解释我们的社会这样一种能力”(吉泽尔·弗伦德语)。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新闻摄影与社会之间的形成看法、影响行动、解释社会的能力是单向的、强制性的和异化的，新闻摄影成了主流意志的传声筒和粉饰机器。典型的事例之一是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时的中国新闻摄影，图片报道要反映救灾而不见灾，不准拍死人等灾情，这是中国新闻摄影史上永远的痛。当代中国新闻摄影的发展良机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急剧的社会转型、无处不在的社会裂变，尤其是意识形态控制观念的某些变化，为新闻摄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野、焦点和干预生活的力量与价值。在这种巨大的时代变迁中，服务于媒体的新闻摄影记者被赋予了真正服务时代与社会的可能性，摄影与社会相互影响的时代终于降临。
    许多新闻摄影记者迈向社会的起点或许有一种独特的经历，在这种经历中跳动的往往就是社会的脉搏。
    梁文祥先生迈向新闻摄影工作岗位的起点，是南方日报摄影部的暗房室。这似乎是一个具有某种象征性的预兆：他首先要潜行在社会底层幽暗的角落和地段，背负着一个非常特殊而又绝望的群体的生死问题，要在黑暗中摸索着通向光明的路径；他似乎注定要从火车站广场的黑夜出发，要穿越危险与犯罪的隧道，走向真正的黎明。当然，有人可能会想到的是，当他初发现这个在火车站广场的吸毒者世界的时候，在潜意识里是否曾带有一种新闻猎奇的眼光或者意识到这是一个实现新闻摄影记者梦想的机会？通过对新闻摄影家成长经历的研究发现，类似的疑问不但是合理的，而且往往成为不少研究个案的叙述框架中的引言。但是对梁文祥而言，我觉得这种叙述框架未必是有依据的，因为从他的日后创作经历和他在这本书的论述中，我所感受到的是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更合理的问题意识和叙述框架：他是那么自然、朴实地走进这个黑镜头下的世界，他的问题可能是属于另一种类型的。
    作为一名对视觉景象特别敏感的摄影记者，梁文祥初是被这样触目惊心的一幕击中：一个倒毙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上的吸毒者，被治管人员当作无名尸体拖走。“死者后留给世界的痛苦表情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弦，我决心用相机将这背后的黑幕揭开。连续一个月，我冒着生命危险，连拍30多个胶卷，用镜头记录了鲜为人知的广场吸毒者的真实生活”(作者自述)。毫无疑问，这样的追踪拍摄的起因充满了人性的关怀和新闻人的职业责任感，梁文祥具备了一个新闻人必须具备和坚守的精神素质。但是，他的选择无疑充满了挑战和很大的风险，而且他的选择已经把他引向了新闻摄影与社会改造的激烈交锋的前沿地带。
    梁文祥在火车站广场上对吸毒者群体的暗访是通过与他们结交、帮他们暂时解困的方式进行的，危险性很大。暗访前他买了保险、写下遗书、处理了一些重要的个人事情，这通常是当卧底的处理方式。与吸毒者、艾滋病患者和“背包党”等群体近距离接触，还要大量地拍摄他们，作者心理和身体适应方面的挑战都不是一般的社会新闻摄影所能比拟的。梁文祥以他的方式回应了这种挑战。黑镜头下的吸毒者群体的曝光，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新闻摄影充当了治理火车站广场“脏、乱、差”行动的催化剂。
    本书是梁文祥的这段拍摄历程的忠实记录，也是一份很生动的城市广场吸毒者调查文献。从新闻摄影的角度来看，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身份差异和交往的关系尤其值得思考。身份差异对交往中的冲突和融合具有多重影响，疏离、敌视、恐惧等情绪是必然产生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必然产生信任、寄托希望的心理活动，这都是因为在这种身份差异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冷漠和制度盲点。
    在黑镜头的聚焦视野中，我们还震惊于某些公共管理部门的冷漠与失职。作者认识的吸毒者阿伟非常担心自己染上艾滋病，他对作者说：“你带我去检查吧，如果我没染上那病我就坚决戒毒，再也不吸了。
    ”“他恳求着。面对着一个渴望重生的吸毒者，我决定帮他。”但是，“我打了电话给救助站，救助站叫我找120；我打给120，120叫我找110；我打给110，110叫我找流花派出所，说这归他们管；流花派出所叫我找火车站派出所，说这是由火车站派出所管辖的；火车站派出所说归流花派出所管……”后作者只好决定自己带他去检查。这样的事情后来又再次出现，又是新一轮的扯皮和推诿。连公共管理机构在面对本属自己职责范围的求助时都如此冷漠，难怪在火车站地区的工作人员能每天目睹着这些吸毒者的违法行为和痛苦情状而无动于衷，一个帽子上镶有国徽的工作人员麻木地看着吸毒者阿伟在一汪汪积水的地面上艰难挪动一个多小时却只前进了十几米，这是真实地出现在广州火车站广场的情景，它折射出当前中国严重的问题：人性的沦丧。
    新闻摄影面向社会的镜头，一个很重要的视角是底层视角，而高于一切的立场则是人性立场。梁文祥广州火车站10年影像记录就是对底层视角和人性立场的很好的阐释。在他的影像中，人性立场固然体现在拍摄动机中，但是也必然遇到拍摄伦理的尖锐的挑战。拍摄与被拍摄的伦理)中突表现为如何真实地反映出人的命运和社会的问题，同时又必须尊重生命个体的尊严。在这里，任何简单地以职业任务为理由的辩解都难以经受人性立场的质疑；在这里，只能以拍摄者个人对人性伦理的原则和要求来把握自己的摄影行为，只能以自己内心的情感去面对自己的拍摄对象。在梁文祥拍摄的图像中，没有什么刻意放大和渲染的绝望、痛苦或丑陋，而更多地让人们看到的是吸毒者、艾滋病患者的求生意志和希望的眼神。
    梁文祥用镜头见证了广州火车站这个特殊的空间场所的变迁，见证了一个特殊群体的命运，这些都已经成为广州城市发展史上不应被遗忘的一页。让新闻摄影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人性提升的重要途径，这是每一位新闻摄影人所能期盼的有价值的奖赏。
     (作者为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系主任、教授)

    十年，换了人间。梁文祥用镜头记录广州火车站巨大变迁，新闻摄影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
     《广州火车站的日与夜(黑镜头下的广州火车站2000-2011)》是梁文祥在广州火车站拍摄历程的忠实记录，也是一份很生动的城市广场吸毒者调查文献。梁文祥用镜头见证了广州火车站这个特殊的空间场所的变迁，见证了一个特殊群体的命运，这些都应该成为广州城市发展史上不应被遗忘的一页。
     《广州火车站的日与夜(黑镜头下的广州火车站2000-2011)》让新闻摄影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人性提升的重要途径，这是每一位新闻摄影人所能期盼的有价值的奖赏。

序一  黑镜头中的底层视角与人性立场
序二  “毒”故事背后隐含新闻人精神
自序  关注，没有终点
章  12年前独闯毒穴
第二章  写下遗书再出发
第三章  零距离直击吸毒全程
废墟上的毒屋
瘾君子主动布景演示
我差点被吸毒者认出
“追龙”
第四章  濒死黑皮书
阿伟
“佳木斯”
小路
卷土重来和成批死去
第五章  吸毒夫妇吸毒女人
艾滋病夫妇
揭西女人
川妹子
娜娜
黑妹
吸毒情侣
第六章  毒孩儿
小哈尔滨
婴儿
第七章  广场乱象
“做生意”
毒贩
“背包党”
鸡腿和孩子
第八章  政府行动十年蝶变
重拳出击乱象渐除
雪灾：见证火车站新秩序
镜头前的温暖
广州火车站蝶变
后记  甘当一只关注底层的新闻猎豹

    
十年，换了人间。梁文祥用镜头记录广州火车站巨大变迁，新闻摄影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

     《广州火车站的日与夜(黑镜头下的广州火车站
2000-2011)》是梁文祥在广州火车站拍摄历程的忠实记录，也是一份很生动的城市广场吸毒者调查文献。梁文祥用镜头见证了广州火车站这个特殊的空间场所的变迁，见证了一个特殊群体的命运，这些都应该成为广州城市发展史上不应被遗忘的一页。

     《广州火车站的日与夜(黑镜头下的广州火车站
2000-2011)》让新闻摄影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人性提升的重要途径，这是每一位新闻摄影人所能期盼的有价值的奖赏。

    聚集广州火车站*隐秘的吸毒群落！用影像记录广州*沉痛的一段历史！
《广州火车站的日与夜(黑镜头下的广州火车站2000-2011)》是梁文祥在广州火车站历程拍摄历程的忠实记录，也是一份很生动的城市广场吸毒者调查文献。从新闻摄影的角度来看，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身份差异和交往的关系尤其值得思考。身份差异对交往中的冲突和融合具有多重影响，疏离、敌视、恐惧等情绪是必然产生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必然产生信任、寄托希望的心理活动，这都是因为在这种身份差异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冷漠和制度盲点。

    2000年我所拍摄的很多吸毒者在吸上之前并不了解毒品，之后几年，国家对毒品的危害已有广泛宣传，在广州火车站不时有宣传活动。
    来自辽宁阜新市海洲区的吸毒者阿伟，本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也知道毒品的危害，但他还是上瘾了。
    阿伟原来在一家银行上班。后因单位改革，他选择了一次性补偿下岗，领了几万元之后留给妻小就来到广州，给一个私人老板开车。因为忠厚老实，老板很信任他，收入不错。他每月都按时寄钱回去，想着攒够了钱就租个好点儿的房子把老婆儿子接过来一起住。
    当时阿伟和已来广州打工多年的弟弟合租住在一起。弟弟早就染上吸毒的恶习，且是又吸又贩、以毒养毒。外界的宣传多了，阿伟对毒品深恶痛绝，经常劝弟弟戒毒，弟弟反倒拿着白粉叫他吸。同样的话听多了，有时竟不知不觉就被说服了，何况是同胞兄弟。一次感冒发烧之后，阿伟真的听了弟弟的，试了口。
    吸上之后，就没有免费的了，外面卖180元一克，弟弟卖给阿伟的是220元一克，把阿伟的积蓄刮得干干净净。老板很快发现，多次警告叫他戒了，他戒不掉结果被炒了鱿鱼。阿伟丢了工作，钱也吸完了，只好向弟弟借钱、要点白粉。早就毒瘾缠身的弟弟才不念兄弟情分，一次也没答应。
    无钱合租的阿伟自然被弟弟扫地出门，流落到了广场上。在一次被抓去强制戒毒时，尿检和验血都称他感染了艾滋病毒，放出时保安怒斥他：“你个艾滋病！”他一直担心自己患有艾滋病，就这样在纠结与焦虑中煎熬度日，心里一直很恐惧，感觉末日就要到了，直到遇见我。
     阿伟身材高大，身体瘦削不堪，活像一根芦苇。
     “我有艾滋病，需要帮忙治疗，你能不能帮我？”他浑浊空洞的眼中流露出热切的期盼。
     “你怎么知道自己有艾滋病？”阿伟的手臂上布满大大小小的让人作呕的紫色疙瘩，腹股沟上有一个很大的脓疮，很可怕，很像是艾滋病患者的患病特征。
    我给他拍了几张照片，站在面前的人竟然有艾滋病，这着实让我感到吃惊。我心想，如果他真有艾滋病，天天混迹在火车站这个人群密集的地方，会不会传播给其他人呢？这样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仍抱有求生的希望，我开始对他好奇起来。
    阿伟说，如果没有艾滋病，他还可以戒毒，还有机会做改变，如果有，他不知道怎么办。而且在广场上，吸毒者是被人看不起的，因为他们一身的病，就连混混也瞧不起。如果有艾滋病，连医治都不知有没有可能。想想自己原来是有份好工作，有一个幸福的家，而且本来对毒品是有常识的，想不到却如此下场，心中实在觉得冤。
    “你带我去检查吧，如果我没染上那病我就坚决戒毒，再也不吸了。”他恳求着。面对着一个渴望重生的吸毒者，我决定帮他。
    我打了电话给救助站，救助站叫我找120；我打给120，120叫我找110；我打给110，110叫我找流花派出所，说这归他们管；流花派出所叫我找火车站派出所，说这是由火车站派出所管辖的；火车站派出所说归流花派出所管……我只好决定自己带他去检查。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联系了几家医院，因为国庆节放假，10月4日我们才进入一家医院，带他做了HIV检验。几个小时的等待过后，检验结果出来了，阴性，没有感染上艾滋病毒。这令他非常高兴，回火车站的路上竟像个孩子似的喋喋不休，向我描绘着未来的光景，说他以后要活出个人样来。
    我也很高兴，真希望他能改过自新，戒完毒过新的生活。我买了一些药嘱咐他早点回家戒毒，不要再干害人的勾当，他忙点头答应。
    三个星期后，在火车站地铁口，我又见到了他，他正穿梭于人流中兜售着“”的列车时刻表。衣着比上次“时髦”了很多——皮鞋、衬衫、西裤，明显比例失调，大了很多。会不会又是偷了别人的？我非常失望。
    我问他为什么还没回家。他见到我表情有些尴尬，他告诉我早已和老婆在2003年底办了离婚，检查出来后他给老婆打了电话，老婆怕影响儿子不让他回家。
    “算了，这一辈子都不回去了，哪里的黄土不能埋人。无所谓了，过一天算一天吧。没那东西生不如死，只能在这里干活，除了这里，我不知道还能去哪。”与自我意志力相比，毒瘾到底占多少份量？阿伟放弃了摆脱毒魔的机会，死亡离他越来越近。
    阿伟继续待在火车站上重复原来的日子：卖时刻表，扎针，睡觉，有时和人争吵。P5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