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化(纪念版)(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在我看来，在美国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近期历史上，一个突出的事件就是这门学科（毋宁说普通人类学中四领域分支学科组织中的这个很有影响的组成部分）从1980年代开始，与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容纳它的领地之间发生了深刻的断裂。当然，这个学科与那些形成了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家的认同的制度模式的一些方面仍然保持着功能上的契合，如同一些人物，诸如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在英国和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在美国，通过他们的著作所开创的那样。大多数的人类学家仍然从对美国之外的某一个地理区域的专门研究来开始其职业生涯[尽管很少有人接受过地区研究（areas studies）的专门化教育，这种教育在美国是从1950年代到整个1970年代广泛设立并鼓励学生选择。当时处于冷战和发展研究的氛围中，这种跨学科的项目得到巨大的投资，不过从那以后就一直在衰落。欧洲本身也已经成为了美国人类学家的具有相当高的合法性的异域，而且，一些专门领域，如科技研究，也获得了与传统的异域研究同等的声望和合法性]。至少从他们初的学位论文研究开始，大多数人类学家仍然活动在田野工作与民族志的方法所确定的范围里，该方法的群体精神与专业教学之神话由奠基人物创立的传统所建立。然而，相关职业不断得以演进的方式以及这些职业现在日益被理解的方式，田野工作经验的实际性质，以及作为掌握田野工作的规范途径的田野工作故事怎样在专业领域内被讲述并传递的方式，研究的对象怎样被概念化，以及人类学首要的跨学科伙伴是谁一一所有这些对于人类学专业的再生产至关重要的问题，都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当我在1970年代中期成为一名职业人类学家的时候，我在哈佛按照惯常的学徒模式进行准备。我被确认为是一名大洋洲专家，并且在波利尼西亚西部从事长期的田野工作（主要在汤加群岛）。我的田野工作的形成明确依据一些所关心的基本问题，如亲属制度、仪式、政治和宗教，并通过在当地社区居住和访谈的方法进行考察。虽然，在这个时候，至少在研究生当中，法国后结构主义者诸如福柯和巴特的影响、女性主义学者的成就、英国文化研究的实际重要性、创造一种结构主义的历史的努力（与当时盛行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相对）以及对田野工作的政治学的敏感（美国1960年代短期骚动的结果之一）就算没进入教室，也可以说全都进入了学术氛围。但是，我和我的同事仍然被认为正在从事着基础的“民族与地方”（peoples and places）模式的民族志研究。尽管就连在那时我们本来也可能为我们的学徒工作预见到不同的理论大纲和论题要点，但是我们的学徒工作在形式上仍然致力于在全球的民族志档案中增添作为比较材料或问题的资料，为了一门关于人的总体科学的、历史的、未完成的，也可以说是被中断了的，但仍然是拥有意识形态霸权的宏大规划，为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特别使命——描述和分析即便不是前现代的也是非现代的种种生活形态。
　　然而，尤其在杰出的研究生项目中，尽管许多更年轻的人类学家出于信念和领悟力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规划，但是参与这一学科就意味着通过民族志的形式与按照对田野工作的期望去遵从这一学科，而它们确实常常是接受人类学学术训练的主要吸引力。甚至在那时，更不用说此前和现在，美国人类学家的研究课题就是非常多样的。例如，特别是在“二战”后的头两个十年，在得到西方国家大力资助的发展研究的指示下，人类学家开始关注他们曾经研究过的传统民族所经历的各种变迁情形，这些人被作为农民、工人、城市居民还有跨国移民研究。但是，在所有的这种多样性和后殖民的转变中，作为基础的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仍然占据着学科的中心地位，这种实践反过来又继续嵌入在训练模式中，定义着在吸引学者们进入人类学的学徒工作中什么能做和什么不能做。
　　今天，美国人类学仍然以同等的兴趣多样性为特征（虽然自从1980年代以来这些兴趣在构成和表达上与此前大相径庭），地区专门研究和田野工作的核心特征仍然得到坚持，但是范畴的设置、具体研究参与的更广泛课题的潜在意义，以及核心方法的实践本身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我们那一代开始初具轮廓的东西如今已成为主流。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项目逐渐被一系列跨学科影响所界定，截然不同于这个学科在发展期所受到的那些跨学科的影响。规定民族志方向的主题和争论不再起作用，而成为了学科历史中的一部分（甚至在教学中被当作了学科史）。更新的讨论领域和理论关怀产生于跨学科讨论，这些讨论以1980年代以来关于文化分析的丰富而广泛的基本关怀为基础，而不是产生于人类学家共同体自身围绕人类学研究的已有成果所开展的学科辩论和讨论。

本纪念版对2006版中译本做了全面修订，并增添了25周年纪念版前言，力图呈现一个更的译本。本书是当代人类学反思的经典理论著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出版后的几十年里，它成为国际人类学界引用得较多的一本书，并且在人文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书收录的11篇论文围绕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文本写作这一环节，检讨了各时期人类学民族志的经典文本，并开放性地指出了将来民族志写作及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意识史特聘教授，并在斯坦福大学任人类学访问教授。是《人类学的历史》《历史和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等期刊的编委。研究方向主要为历史人类学、殖民地话语分析、文化研究、博物馆研究等，主要作品包括《文化的困境》（1988）、《线路：20世纪晚期的旅行与翻译》（1997）等。
　　
[美]乔治·E.马库斯（George E.Marcus），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人类学校长讲座教授，曾经多年担任赖斯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创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理论与比较文化研究，以及对精英群体（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的民族志研究。主要作品包括与迈克尔·费希尔合著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1986）和《不顾深浅地迈向民族志》（1998）、《重读文化人类学》（主编，1992）等。
　　
译者简介：

高丙中，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晓黎，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霞，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商务印书馆编审。
　　
谢国先，云南大学历史学博士，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  乔治·E.马库斯 著  龚浩群 译

25周年纪念版前言：关于《写文化》，2020年  金·弗顿 著  韩成艳  译

前言  詹姆斯·克利福德  乔治·E.马库斯 著  高丙中 译

导言：不完全的真理  詹姆斯·克利福德 著  吴晓黎 译

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  玛丽·路易丝·普拉特 著  周歆红 译

赫耳墨斯的困境：民族志描述中对颠覆因素的掩饰  文森特·克拉潘扎诺 著  杨春宇 译

从他的帐篷的门口：田野工作者与审讯者  雷纳托·罗萨尔多 著  高丙中 译

论民族志寓言  詹姆斯·克利福德 著  康敏 译

后现代民族志：从关于神秘事物的记录到神秘的记录  斯蒂芬·A.泰勒 著  李荣荣 译

英国社会人类学中的文化翻译概念  塔拉勒·阿萨德 著  谢元媛 译

现代世界体系中民族志的当代问题  乔治·E.马库斯 著  李霞 译

族群与关于记忆的后现代艺术  迈克尔·M.J.费希尔 著  吴晓黎 译

表征就是社会事实：人类学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保罗·拉比诺 著  赵旭东 译

跋：民族志写作与人类学职业  乔治·E.马库斯 著  李霞 译

参考文献

撰稿人及译校者简介

索引

本纪念版对2006版中译本做了全面修订，并增添了25周年纪念版前言，力图呈现一个更的译本。本书是当代人类学反思的经典理论著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出版后的几十年里，它成为国际人类学界引用得较多的一本书，并且在人文科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书收录的11篇论文围绕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文本写作这一环节，检讨了各时期人类学民族志的经典文本，并开放性地指出了将来民族志写作及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

[美]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意识史特聘教授，并在斯坦福大学任人类学访问教授。是《人类学的历史》《历史和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等期刊的编委。研究方向主要为历史人类学、殖民地话语分析、文化研究、博物馆研究等，主要作品包括《文化的困境》（1988）、《线路：20世纪晚期的旅行与翻译》（1997）等。
　　
[美]乔治·E.马库斯（George E.Marcus），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人类学校长讲座教授，曾经多年担任赖斯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的创刊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理论与比较文化研究，以及对精英群体（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的民族志研究。主要作品包括与迈克尔·费希尔合著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1986）和《不顾深浅地迈向民族志》（1998）、《重读文化人类学》（主编，1992）等。
　　
译者简介：

高丙中，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晓黎，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霞，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商务印书馆编审。
　　
谢国先，云南大学历史学博士，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在流行的意象中，民族志学者已经从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权威的观察者（也许玛格丽特·米德是好的代表），转换为德洛里亚在《卡斯特为你等之罪而死》（Deloria 1969）中描绘的不讨好的形象。的确，这帧负面肖像有时候凝固为一幅漫画——雄心勃勃的社会科学家带走部落的知识而毫无回报，把粗糙的画像强加于敏感细致的人们，或者（近）成为老于世故的被访人愚弄的对象。这些肖像画差不多也和参与观察的更早的英雄式版本一样是现实主义的。民族志作品真的陷入了一个充满持续和变化的权力不平等的世界，并继续卷入其中。它叙述权力关系。但它在这些关系中的功能是复杂的，经常是情感矛盾的，潜在地是反霸权的。
　　不同的民族志游戏规则正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出现。一个研究美洲土著文化的外来者可能期待——也许作为继续研究的必要条件——为支持土著的土地要求而在诉讼中作证。国家和地方的本土政府如今对民族志的田野工作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正式限制。上述情况以新的方式决定了关于特定的那些民族什么能够说，特别是什么不能说。一类新人物出场了，那就是“本土民族志学者”（Fahim，ed.1982；Ohnuki-Tierney 1984）。研究自己的文化的局内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解的深度。以独特的方式，他们的叙述既获得了力量也受到限制。加于民族志实践的各种各样的“后一”或“新一”殖民规则并不一定会鼓励“更好”的文化叙述。判断一个好的叙述的标准从不曾稳定下来，而是不断变化的。但从所有这些意识形态转换、规则变迁和新的妥协中出现的事实是，一系列历史压力开始在研究“对象”方面重新定位人类学。人类学不再带着自动的权威替那些被界定为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原始的”“前文字的”“无历史的”）说话。其他人群不再那么容易被抛人特殊的、几乎总是过去或正在过去的时代——把他们表现得仿佛他们没被包含在当下的世界体系之中，而正是这些世界体系把民族志学者和他们所研究的人民一道牵连其中。“文化”并非为了要被描绘而静止不动。试图使文化保持静态，必然包含了简化和排除，选择暂时的焦点，建构特定的自我一他者关系，以及一种权力关系的强加或谈判。
　　战后对殖民主义的批评——对“西方”表述其他社会的能力的削弱——已经被对表述本身局限性的重要的理论化过程所强化。我们没办法充分考察对维柯（Vico）称之为文化史的“严肃诗歌”的各种各样的批评。立场层出不穷：“阐释学”“结构主义”“心态史”“新马克思主义”“谱系学”“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实用主义”，还有大量“替代性认识论”——女性主义的、民族的、非西方的。至关重要但并非总是得到承认的一环，是正在进行的对西方自信、有特色的话语的批评。不同的哲学可能暗中拥有这一共同的批评立场。例如，雅克·德里达对从希腊先贤到弗洛伊德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拆解，沃尔特·J.翁对识字后果的相当不同的诊断也全面拒绝了人类这个庞大的群体几千年来解释世界的制度化方式。对思想的霸权模式的新的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者的、编年史作者的、福柯信徒的），与类型的文本批评（符号学、读者反应批评、后结构主义）都深信，那些在历史、社会科学、艺术甚至常识中似乎是“真实的”的东西，总是可以分析为一系列限制性和表现性的社会准则和惯例。不同类型的阐释哲学，从狄尔泰、保罗·利科到海德格尔，都提醒我们，简单的文化描述也是有目的的创造，阐释者不断地通过他们研究的他者来建构自己。20世纪的“语言”科学，从索绪尔、雅各布森到沃尔夫、萨丕尔、维特根斯坦，证明系统性、语境性的言语结构确实存在，正是这些结构决定了所有现实的再现。后，在许多研究领域，修辞重新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几千年来它一直是西方教育的核心），从而可能对约定俗成的表达模式进行细致的剖析。新修辞学结合了符号学和11话语分析，关注肯尼斯·伯克所称的“涵括情境的策略”（Burke 1969：3）。比起关注怎样说得好，它更多地关注在一个充满公共文化符号的世界，到底如何说，如何有意义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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