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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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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马克斯·韦伯 著 冯克利 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143202

出版时间2018-11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35元

货号26483873

上书时间2024-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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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前言

“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这段话,也就是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说中用作收尾的文字。把译文的后一字写下,对照这些年来国内聒噪一时的“后现代”思潮,不免想到,由“现代性”所引起的痛苦,实在不是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是从五六十年代才开始的。像二元对立、理性的乖张、真理的普适性等等,也实在不是被德里达等人的“解构主义”摧垮的。韦伯在1919年向慕尼黑一批青年学子发表的两篇演说——“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再明确不过地显示,虽然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后现代主义”在本世纪初尚未产生,它的问题其时却已毕露无遗了;这些问题,尽管还没有赋予当时的思想家们勇气去建立既往价值秩序的消解体系,却也已经给一些心智敏感的人带来极大的麻烦。

  科林伍德尝言:“'科学知识'无不含有历史的因素”。记得当年读这两篇演说,几页看下来便深深入迷,想来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其一自然是韦伯本人学识渊博的魅力,用他的姨表弟鲍姆嘉通(Otto Baumgarten)的话说,那是演说者“长期吟咏斟酌的思考,以爆炸性力量当场成篇”造成的效果(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演说的如实记录,而是经过韦伯本人据速记稿修改后发表的文字),相信每个对学术和社会有着双重关切的人,对此都会有所感受的。原因之二包含在科林伍德那句话里,说起来就复杂一些。韦伯这两次演说的时间,也正是七十多年前我们的现代化先驱们大力鼓噪科学与民主的时代。将韦伯及其同代学人当年的所思,同中国“五四”时代前后的思想主流作一比较,不免会令我们感到几分尴尬。若从严复译述《天演论》算起,到“五四”运动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中国吸收西方观念的“轴心时代”。当时非西方的知识受众面对欧洲的强势文化,即已几乎丧失了“说不”的能力,那么这种强势文化的思想质量如何,是否有利于“边缘地带”顺利进行社会和价值重组,应是个极要紧的问题。对照今日的“国际机遇”,我们大概不会漠视这个认识角度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看韦伯的演说,除了可让我们再次领略他的思想魅力外,另外一项可能的收益.便是对我们进入现代世界的历程,加深一份域外思想背景的了解——至少就韦伯提供的这个背景而言,我们实在不敢说,那是处在有利于“自由与繁荣”并生的状态。

  韦伯生活的年代,从许多方面看,我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的为直观的特征,用一句今天的习语来概括,即“经济的腾飞”。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德国在“铁血宰相”俾斯麦治下,奇迹般地迅速完成了工业化过程。韦伯从自己的童年开始,一直亲身经历年读这两篇演说,几页看下来便深深入迷,想来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其一自然是韦伯本人学识渊博的魅力,用他的姨表弟鲍姆嘉通(Otto Baumgarten)的话说,那是演说者“长期吟咏斟酌的思考,以爆炸性力量当场成篇”造成的效果(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演说的如实记录,而是经过韦伯本人据速记稿修改后发表的文字),相信每个对学术和社会有着双重关切的人,对此都会有所感受的。原因之二包含在科林伍德那句话里,说起来就复杂一些。韦伯这两次演说的时间,也正是七十多年前我们的现代化先驱们大力鼓噪科学与民主的时代。将韦伯及其同代学人当年的所思,同中国“五四”时代前后的思想主流作一比较,不免会令我们感到几分尴尬。若从严复译述《天演论》算起,到“五四”运动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中国吸收西方观念的“轴心时代”。当时非西方的知识受众面对欧洲的强势文化,即已几乎丧失了“说不”的能力,那么这种强势文化的思想质量如何,是否有利于“边缘地带”顺利进行社会和价值重组,应是个极要紧的问题。对照今日的“国际机遇”,我们大概不会漠视这个认识角度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看韦伯的演说,除了可让我们再次领略他的思想魅力外,另外一项可能的收益.便是对我们进入现代世界的历程,加深一份域外思想背景的了解——至少就韦伯提供的这个背景而言,我们实在不敢说,那是处在有利于“自由与繁荣”并生的状态。

……



导语摘要

《学术与政治》是马克斯·韦伯在1919年向慕尼黑一批青年学子发表的两次演讲。这两次演讲的内容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菲根的《马克斯·韦伯》一书,二战后走上政治舞台的多位总统与总理,以及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具有非常重大影响力的著名思想家,当时都在这个演讲现场。在*篇演讲《以学术为业》中,韦伯除了回顾了二十世纪学科分化以及西方不同国家的不同学术制度安排之外,还特别强调了价值的主观性与多元性特征,并且提出,从此以后,任何的大小先知,无论它是以宗教形式还是以个人化的知识的形式出现,如果它宣称自己可以就价值的判断与选择给出忠告,都将被认为是一种欺人之论。现在的时代已经是一个诸神竞争的时代,价值的判断与选择权利完全被交付给了个人。这样一个判断,被认为是对现代性基本特性的一个深切而中肯的诊断。马克斯·韦伯因此认为,教师所站的讲台,应该是一个“价值无涉”的或者说“价值中立”的舞台。而在第二篇演讲《以政治为业》中,韦伯详细回顾了西方官僚制的形成,并且就政党政治这一现代政治现象给出了详细说明。在此基础上,他向青年人提出忠告,我们在准备以政治作为职业之前,先要想清楚我们是把它作为吃饭的饭碗,还是把它作为准备奉献一生的事业。更为重要的,韦伯在这篇演讲中区分了“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他鼓励政治家要做一个对现实政治负责任的“责任伦理”的担当者,而不要陷于抄出现实政治生活,一心想将人类带往理想王国的“无生育能力的亢奋”状态。也就是说,他希望政治家要做一个对现实负责任的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而不要流于空谈与空想。这种主张显然强化了韦伯作为一个政治现实主义思想家的基本主题。另外,在后边这篇演讲中,韦伯还对现代国家给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定义,强调了现代国家的至上性(暴力的垄断使用)、正当性与疆域性特征。这一定义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人对于作为政治制度的特殊建制的国家的认识。总之,韦伯的两篇演讲对于年轻人认识现代生活,认真对待自己的专业志向,都有着抄出流俗之见的深切忠告。《学术与政治》因此也一直为当代年轻人所传阅诵读,可以说是一部经典中的经典。



作者简介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是现代一位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韦伯初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代表作有《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学术与政治》等。韦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他开创了比较社会学、理解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指出了理性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系统的阐释了东西方宗教伦理差异对于社会现代性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他和涂尔干被认为是宗教社会学早的开创者,也是宏观社会学的集大成者。其学术成就影响之深远,在社会学界乃至整个世界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上都是的。


译者冯克利是国内著名的翻译家,长期从事学术名著的翻译工作,现供职于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冯克利所翻译的这本《学术与政治》是根据拉斯曼(Peter Lassman)等人的英文译本译出,此前曾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就这十多年的阅读情况看,这个版本到目前为止都被认为是两岸三地《学术与政治》一书的翻译版本中被称道的一本。冯克利的翻译,无论是在对于原文的理解、术语的把握,还是在中文的表述上,都已经被国内阅读者所认可。



目录

以学术为业


1.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


2.学术工作中的机遇和灵感


3.理智化的过程


4.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


5.学术与政治


6.价值的多元性


7.教师不应是领袖


8.科学对信仰所能作的贡献


以政治为业


1.政治的定义


2.支配权的类型


3.近代国家和职业政治家的出现


4.以政治为业的方式


5.专业官吏的兴起


6.职业政治家的来源


7.新闻工作的地位


8.政党的经营


9.英、美、德三国的政党


10.德国职业政治家的现状


11.以政治为业的含义


12.政治和道德的关系


附录


附录一 马克斯·韦伯的科学观


附录二 科学职业


附录三 科学中的革命


附录四 社会学、学术及世界观之形成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内容摘要

《学术与政治》是马克斯·韦伯在1919年向慕尼黑一批青年学子发表的两次演讲。这两次演讲的内容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菲根的《马克斯·韦伯》一书,二战后走上政治舞台的多位总统与总理,以及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具有非常重大影响力的著名思想家,当时都在这个演讲现场。在*篇演讲《以学术为业》中,韦伯除了回顾了二十世纪学科分化以及西方不同国家的不同学术制度安排之外,还特别强调了价值的主观性与多元性特征,并且提出,从此以后,任何的大小先知,无论它是以宗教形式还是以个人化的知识的形式出现,如果它宣称自己可以就价值的判断与选择给出忠告,都将被认为是一种欺人之论。现在的时代已经是一个诸神竞争的时代,价值的判断与选择权利完全被交付给了个人。这样一个判断,被认为是对现代性基本特性的一个深切而中肯的诊断。马克斯·韦伯因此认为,教师所站的讲台,应该是一个“价值无涉”的或者说“价值中立”的舞台。而在第二篇演讲《以政治为业》中,韦伯详细回顾了西方官僚制的形成,并且就政党政治这一现代政治现象给出了详细说明。在此基础上,他向青年人提出忠告,我们在准备以政治作为职业之前,先要想清楚我们是把它作为吃饭的饭碗,还是把它作为准备奉献一生的事业。更为重要的,韦伯在这篇演讲中区分了“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他鼓励政治家要做一个对现实政治负责任的“责任伦理”的担当者,而不要陷于抄出现实政治生活,一心想将人类带往理想王国的“无生育能力的亢奋”状态。也就是说,他希望政治家要做一个对现实负责任的现实主义的政治家,而不要流于空谈与空想。这种主张显然强化了韦伯作为一个政治现实主义思想家的基本主题。另外,在后边这篇演讲中,韦伯还对现代国家给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定义,强调了现代国家的至上性(暴力的垄断使用)、正当性与疆域性特征。这一定义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人对于作为政治制度的特殊建制的国家的认识。总之,韦伯的两篇演讲对于年轻人认识现代生活,认真对待自己的专业志向,都有着抄出流俗之见的深切忠告。《学术与政治》因此也一直为当代年轻人所传阅诵读,可以说是一部经典中的经典。



主编推荐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是现代一位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韦伯初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代表作有《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学术与政治》等。韦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他开创了比较社会学、理解社会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指出了理性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系统的阐释了东西方宗教伦理差异对于社会现代性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他和涂尔干被认为是宗教社会学早的开创者,也是宏观社会学的集大成者。其学术成就影响之深远,在社会学界乃至整个世界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上都是的。

译者冯克利是国内著名的翻译家,长期从事学术名著的翻译工作,现供职于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冯克利所翻译的这本《学术与政治》是根据拉斯曼(Peter Lassman)等人的英文译本译出,此前曾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就这十多年的阅读情况看,这个版本到目前为止都被认为是两岸三地《学术与政治》一书的翻译版本中被称道的一本。冯克利的翻译,无论是在对于原文的理解、术语的把握,还是在中文的表述上,都已经被国内阅读者所认可。



精彩内容

后各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使如此,科学对现实的和个人的“生命”,能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吗?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科学作为“职业”这个问题上来了。首先,当然有一些技术知识,利用这些知识的计算,可以对生活——包括外在事物和人的行为——进行控制。但是诸位会说,这仍不过是美国孩子的菜市场。我对此表示同意。其次,总还有些菜贩子做不到的事情,如思维方法,以及这种方法所必需的手段和训练。各位或许会说,不错,这不是蔬菜,但也不过是些加工蔬菜的工具。好吧,今天让我们就这样看待它。幸运的是,科学的贡献还不限于此,因为我们所处的位置,使我们还可以帮助各位达到第三个目标:头脑的清明。当然的预设是,我们教师自身便拥有这种清明。情况确实如此的话,我们可使大家明白,在实践方面,一个人基于对价值问题的考虑,可以采取这样或那样的立场。为简单起见,可以举社会现象为例。如果有人采取了如此这般的立场,那么根据科学的经验,他要想在实践中贯彻自己的信念,必须也采取如此这般的手段。而这些手段本身,或许正是你相信你必须予以拒绝的。面对这种情况,你必须在目的和无可避免的手段之间做出选择。目的能否“证明”手段合理?教师可以向你揭示选择的必然性。如果他打算维持自己的教师身份,不想变成煽动家,他只能到此止步。当然,他还可以进一步告诉你,如果你需要如此这般的目标,你也必须接受经验显示会出现的一些如此这般的附带后果。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但这就是任何技术人员都会面对的问题,他们在无数的具体情况下,必须按照利多害少的权衡原则做出决定。的不同是,就他而言,他只倾向于一件事情:目标。但十分显然,对于我们来说,只要我们所处理的是些“终极”问题,情况便不是如此。至此,我们终于看到了科学本身对清明的头脑所能做出的后一个贡献,同时也看到了这一贡献的界限。我们可以并且应当告诉各位,从如此这般的一个世界观方面的终极立场,可以前后一致地(因此也是保持忠诚地)推导出如此这般的一个实际立场的意义。这种意义,可以从这样一个立场或若干个立场推导,但我们可以说,它不能从其他不同的立场推导。形象地说,你将侍奉这个神,如果你决定赞成这一立场,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因为只要你坚持忠实于自己,你必然会达到这样一个终极的、有着内心意义的结论。至少从原则上说,这是教师可以办到的事情。作为专业学科的哲学,以及其他学科中那些本质上属于哲学性质的讨论,都试图达到这一境界。因此,只要我们对事情有正确的了解(这是必要的前提),我们就可以迫使,或至少协助一个人,对自己行为的终极意义做出说明。在我看来,这不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即便它只对纯粹的个人生活有益。如果教师取得这方面的成功,我甚至愿意说,他就是在服务于“道德的”力量,因为他创造了义务的意识、清明的头脑和责任感。我还相信,他越是本着良知,避免向他的听众灌输或推荐自己的立场,他的这项成就就会越大。

(节选自《以学术为业》8. 科学对信仰所能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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