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品：性灵之声

【导读】散文的新时代

陈万益

很多年轻的朋友向我抱怨：读文言文是件苦差事。虽然他们知道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无价之宝；可是，古典的世界看起来是那么遥远和神秘，使人徘徊踌躇，不得门径，遑论登堂入室。后，只好割舍不顾了。

或许你知道台东有一个卑南文化遗址被挖掘出来。从电视新闻和报纸的报道，我们看到许多石棺、陶片、石器、枯骨和骷髅等遗物，这些不起眼的东西，你我即使碰见了，也会不屑一顾，甚至于被骷髅惊吓而逃窜呢！可是，宋文薰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却那么专注沉醉，一刀一铲，谨慎地挖掘，细心地整理。面对一样的古物，为什么会有异样的心情和表现呢？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是“门外汉”──我们缺乏考古的常识和文化的想象力。我们没有能力透过已经崩坏腐朽的表象使古物再生，使死去的重新活起来，使先民在卑南的生活具体地再现。

对地下古物如此，对浩瀚的典籍，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必须学习相当的常识，以认识不同时空的人事和物理；我们必须多运用点想象力，以揣摩不同人物的思想和感情。如此，才能化解古今间的门墙，进而与前人声息相通，以达到歌哭相同、笑骂相和的境界。

所以，在这一本为你介绍文言作品的小书之前，让我们先交换一些虽然枯燥但是有用的常识，并请你随时记得运用你的想象吧！

你大概听说过，一代有一代的文学。而当我们提到中国文学史上代表性的作品时，你一定也可以依着俗见很流利地说：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品文。可是，就在这么清楚而肯定的排行里，让我们针对本书再做一番思索。首先，相对于诗、词、曲三种文学形式，“小品文”的名称让我们觉得困惑：为什么不直接以“散文”的名称和上述三类“韵文”相对呢？为什么不用从唐朝韩愈以来惯用的词汇──“古文”来指称呢？究竟用“小品”来概括某些以文言写作的散文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其次，相对于唐、宋、元三个断代，小品文的“明清”断代也显得模糊，甚至错误。事实上，坊间小品文的选集，即使兼收一点清朝人的作品，大部分的取材还是来自晚明文人的集子，清人的作品也局限在清初。所以，与其说“明清小品文”，不如说“晚明小品文”更为确当。那么，以“晚明”一个阶段的作品，特别提出来和前代并列，它的特殊意义又如何呢？

小品文是散文，所以也有人用“小品散文”或“散文小品”来称呼，但是都没有“小品文”的直截了当。何况“散文”一词的流行迟到民国以后，而“小品”一词，在明末已经普遍使用，如陈继儒的《晚香堂小品》、陈仁锡的《无梦园集小品》、王思任的《文饭小品》等，都已经直呼他们所作的文字为“小品”。当时这类选集特别盛行，如《闲情小品》《皇明十六家小品》《小品丛钞》等都有意用“小品”做号召。明人既有此共识，后人大可不必擅改。

至于“古文”一词，语义相当模糊，一般人几乎把文学史上用文言写作的散文，都涵盖在内。稍具常识的人会指出唐宋八大家到清代桐城派、阳湖派的古文，才是正宗。可是，也有人认为秦汉以前的古文才是“真古文”，韩愈以后的古文是“拟古文”，这在明代中叶的复古论战中，就有“秦汉派”和“唐宋派”的争执。所以，“古文”是不适用的词汇。

何况，小品文正是在明代复古论战后，另辟蹊径，精神和形式都大异其趣的作品，即使“小品”的含义尚有争议，在没有更适当的名称取代之前，仍值得采用作专名。

那么，小品文有没有可资辨别的形式呢？它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小品”二字由释氏《辨空经》“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引取出来，本义是指短篇文字，这也是现在通行的见解。但是，光从外形的长短来辨识──有人甚至划定文长应在二三百字以下，五六十字以上──是非常勉强的。因为中国古书“集”部的散文大部分篇幅都不长；汗牛充栋的文人的“笔记”，更是随兴拈来的短文。而明人辑文，有时也不排拒长篇，如陈眉公集《晚香堂小品》就说：“是集虽名小品，凡大议论、大关系及韵趣之艳仙者，即长篇必录。”所以，晚明小品固然大多不长，却不一定就是篇幅短小的文学。

既然无法从形式来界定小品文，那么只有从精神层面去探索了。有人认为晚明小品的特色在于它展现了人生遍在的“闲情”和“逸趣”。这个看法有几分道理，明末的华淑编了一部小品文集，就命名作《闲情小品》，在自序里，他还特别标榜那是一部“随意摘录，适意而止”以伴“闲日”的“闲书”。此外，晚明载籍之中，随处可见名士的“焚香”“煎茶”，清客的“妓品”“剧评”和山人的“田居”“山栖”，等等，似乎他们特别懂得在生活中寻找“赏心乐事”，在小趣味、小摆设中，悠游人生，玩世适志。可是，生活的颓废倾向和文章的游戏性质不能抹杀晚明文人所追求的真诚和异趣。

明末也有一部分的人不喜欢这一类文字而加以排诋，理由是：奇、偏、小品。沈守正却借其矛攻其盾，言简意赅地说出小品文的时代精神，他说：

“夫人抱迈往不屑之韵，耻与人同，则必不肯言俦人之所言，而好言其所不敢言不能言。与其平也，宁奇；与其正也，宁偏；与其大而伪也，毋宁小而真也。”（《凌士重小草引》）

他认为一个心灵高洁、趣韵不俗的作者，必定不肯摹拟蹈袭前人的思想文字，而要凭其胆识和才学去探索他人所不敢、所不能触及的世界。表现在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上，便有一种崭新的面貌：语言文字则六经百家、佛经禅语、稗官野史、古今雅俗，兼容并包，任意驱遣；篇幅形式，则摆脱固定的框框，或者短至一二句，或者长篇累牍，达意辄止；为文笔调，则歌哭笑骂，或庄或谐，总要自然；写作题材，则天文地理，琐事细物，无所不谈；思想主题，则生死兴衰，爱恨去取，出自性灵。这样的文字不再平庸端正，而显得新奇偏异。因为作者自以为是，非圣无法，传统卫道之士乃斥之为异端。但是，这种求为“真人”、求作“真文”的精神却使得晚明小品独树一帜，展现出特殊的风貌，为后人所惊诧赞叹。

原来，就如前人所曾经指出的：中国的文士，自来有着“叛逆者与隐士”两个同在的灵魂，尤其是在王纲解纽、礼坏乐崩的时代，传统的道德与价值不再维系不坠，个人只好自寻出路：有的人为了一己的信念，不惜成为堂吉诃德式的叛逆者，与传统巨人作战；有的人则从坎坷的世途和险诈的人群中引退，在独处的生活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可是，叛逆者难做，隐士可为；前者不免头破血流，结局悲惨；后者即使不能人人陶潜，但是只要一息尚存，都还能在猥猥琐琐中寻得一点趣味。这也就难怪历史上的叛逆者特少而隐士独多了。因此，晚明小品中的隐士趣味较多而为人所知，而叛逆者的求“真”精神就较为难明了。

让我们再把晚明文士的两种倾向的时代背景说清楚一点。明朝是一个尚武轻文的时代，开国君主朱元璋又地专制独裁，动辄杀戮大臣，使得官吏经常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每当黄昏离开官署大门的时候，都互相庆幸又多活了一天。仕途既然如此艰辛，而科举考试又难如登天，因此，有一些读书人就放弃了传统文人晋身的出路，不干那样可怕的官职，而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在都市里随俗流转，以保全身心的和平。

而明朝的江南──以苏州为中心──因为经济繁荣，生活富裕，形成有利的“市隐”环境。文人不必归隐田园，而在都市里卖文卖画，将其所得报酬用来追逐个人适意的、充满情趣的、磊落不羁的生活，这类生活可以从流传民间的四杰（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沈周）故事见其大概，尤其是明末宦官魏忠贤掌握权柄的时候，爪牙遍布天下，党祸频起，人人自危。“保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更是生存的正确指标。文人便往山水虫鱼、琴棋书画里讨快乐去了。

另一方面，明朝是所谓“心学”的时代。王阳明提倡“致良知”的学说，他认为人心本来是的善，只要让人心重要的良知充分地活动，那么人人可以为尧舜，人人都是圣人。这个平等学说到了明末，虽然产生“满街都是圣人”甚至装疯卖傻的流弊，可是却使人们由认识自我而肯定自我，以李贽的“童心说”为代表，大家要绝假存真，归依到自己初一念之本心（也就是“童心”）。如此一来，无视于传统的权威、现实的压力，人们放言高论，辣手为文以至于怪诞其行，把既有的价值和标准掀翻了。时代思潮的偏异，决定了文学的倾向。更何况明代文坛在复古思潮笼罩下，死气沉沉，已到了不可不变的地步。明代用八股文取士，八股文只能代圣人敷衍经书义理，不容许个人的丁点思想，而文坛喋喋不休的复古理论，其终目的也是要人穿戴古人衣冠、模仿其声容，亦步亦趋，尺尺寸寸，完全没有自己的形象。这样的桎梏，这样的牢笼，终于被公安三袁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一脚踢翻，他们的口号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他们以“宁今宁俗，不肯拾人一字！”的气派写作清新流利的文章，一时之间，如风吹草偃，风靡了整个文坛，呈现一股群卉争芳、风情万种的生息。

公安派的文学革新运动虽然形成风潮，但是为时甚短，即使稍后有钟惺与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加以革新，终究受不了传统派的抗拒，在清初就偃旗息鼓了。统观他们被批判的罪状就是“俚率”两个字，所谓“率”是指公安派破律坏度，肆意妄为；所谓“俚”，也就是“俗”，意指袁中郎等人行文中掺杂了太多民间的不雅的语言。在一个以文章炫耀学问，标榜“述而不作”的大传统里，“俚率”就是学无根柢，就无法在文坛上立足。

虽然，在大肆挞伐之余，传统派还是承认他们的好处。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公安、竟陵真是咬牙切齿、恶言相向；在别的地方却说出了一点真心话，他说：“盖竟陵、公安之文，虽无当于古作者，而小品点缀则其所宜，寸有所长，不容没也。”（《帝京景物略·序》）

事实上，在清朝，公安、竟陵之文并没有完全被铲除，它成为一股潜流，在民国初年再度大放异彩。胡适之所提倡的白话文学运动和它遥相呼应，有人认为晚明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源头”，胡适之文学思想和袁中郎“一脉相承三百年”，而林语堂等人提倡语录体小品文，更使得1924年成为“小品年”。由此可见，晚明小品有值得肯定的一面。

明清小品的作者多是市井读书人，或者为隐逸的官吏，他们不再板起脸孔，代古人说教，而是大胆地歌哭笑骂人生，描绘个人的生活情趣，那种人生遍在的“闲情”信手拈来，逸趣横生。本书选取明清小品有代表性的各类文章进行解读和分析，引领我们阅读有趣的文章，更对明清社会状况、文坛景象有个大概的了解。这是一部生动好看的书。

陈万益：台湾大学中国文学博士。现任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金圣叹的文学批评考述》《晚清性灵文学思想研究》《于无声处听惊雷：台湾文学论集》等

【导读】散文的新时代

章书序篇        

《文致》原序.................................................................刘士鏻 

《文娱初集》序.............................................................郑元勋  

《文娱》序......................................................................陈继儒        

题《闲情小品》序......................................................华淑  

第二章传记篇        

李温陵传........................................................................袁中道 

徐文长传........................................................................袁宏道

金圣叹先生传................................................................廖燕

第三章文论篇        

童心说............................................................................李贽

《合奇》序....................................................................汤显祖

论文（下）....................................................................袁宗道

叙陈正甫《会心集》...................................................袁宏道

《警世通言》序......................................................无碍居士

第四章书信篇        

致李子髯公..................................................................袁宏道    

与刘云峤祭酒..............................................................袁宏道     

与山阴王静观..............................................................沈承

潍县署中与舍弟墨第二书........................................郑燮      

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节录）.............................郑燮       

第五章日记篇

游居杮录（节选）.......................................................袁中道     

甲行日注（节选）.......................................................叶绍袁     

第六章游记篇        

雨后游六桥记..............................................................袁宏道     

初至天目双清庄记.....................................................袁宏道

鉴湖.............................................................................袁宏道

西湖七月半..................................................................张岱

明清小品的作者多是市井读书人，或者为隐逸的官吏，他们不再板起脸孔，代古人说教，而是大胆地歌哭笑骂人生，描绘个人的生活情趣，那种人生遍在的“闲情”信手拈来，逸趣横生。本书选取明清小品有代表性的各类文章进行解读和分析，引领我们阅读有趣的文章，更对明清社会状况、文坛景象有个大概的了解。这是一部生动好看的书。

陈万益：台湾大学中国文学博士。现任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金圣叹的文学批评考述》《晚清性灵文学思想研究》《于无声处听惊雷：台湾文学论集》等

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节录）

郑燮

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东坡居士刻刻以天地万物为心，以其余闲作为枯木竹石，不害也。若王摩诘、赵子昂辈，不过唐、宋间两画师耳！试看其平生诗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间痛痒？设以房、杜、姚、宋在前，韩、范、富、欧阳在后，而以二子厕乎其间，吾不知其居何等而立何地矣！门馆才情，游客伎俩，只合剪树枝、造亭榭、辨古玩、斗茗茶，为扫除小吏作头目而已，何足数哉！何足数哉！愚兄少而无业，长而无成，老而穷窘，不得已亦借此笔墨为糊口觅食之资，其实可羞可贱。愿吾弟发愤自雄，勿蹈乃兄故辙也。古人云：“诸葛君真名士。”名士二字，是诸葛才当受得起。近日写字作画，满街都是名士，岂不令诸葛怀羞，高人齿冷？

【注释】略

【说明】

“中国人的罪恶，就是太文了！”

这是林同济先生在1942年一篇题为《论文人》的文章开头的句话。他认为两千多年来，由文人把持政治，支配社会的结果，整个民族的思想、意志以至性情、性格，由内到外，由心理到行为，都深刻而普遍地受文人习气的笼罩。那么，中国文人是怎样的人？他有哪些习气呢？林先生从“文”字含义的解析开始，后归纳出中国文人的特色。他下结论说：

“例外不在话下，一般说法，他乃是一位孜孜人事、殷殷仪礼之人。重外表，不免略带浮夸。多花样，口味偏僻复杂。带三分虚伪，握一套具文。做事敷衍，对人装假。一方面懦弱不禁，却看不起有力之徒。一方面高唱德化，斥武事为取祸之阶。生活是脱离现实，论道必尊古拘文。他的处世手段，是以弱取怜；他的求进方法，是谄媚夤缘。临职则文章堂皇，实际上一事莫举。公余或招友宴朋，借诗酒以博雅名。得志时则多不免要倚势舞文，假公行私，有时且不惜文致无辜，排挤同辈。失志时却都会相机抽身世外，唱独善以遂‘哀衷’。”

这是概括性的论断，以此为镜来观照传统文人是不会太离谱的。读者不必因他专责末流，不及其善而说他偏激。只要确实有此弊端，就值得我们痛定思痛，共除“罪恶”。

“例外”当然很多，但是，你看明末清初，“满街都是名士”，奔走豪门，奉承王公，“剪树枝、造亭榭、辨古玩、斗茗茶”，写字作画，胡诌两句诗，游游山，玩玩水，乱发半披，须眉遍面，喝酒骂座，便翘然自命是挹世翩翩，绝代风流！读者不信，且翻翻《儒林外史》见识见识。郑板桥、吴敬梓和林同济三人的文章，虽然写法不同，但是面对俗弊，内心的沉痛是一致的。

板桥不以写字作画为雅事，以为借此糊口觅食，可羞可贱，这是真心话，绝非矫情。我们再看另一通家书，看他怎么论文人：

“我想天地间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上者种地百亩，其次七八十亩，其次五六十亩，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我辈读书人，入则孝，出则弟，守先待后。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则修身见于世。所以又高于农夫一等。今则不然，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其不能发达者，乡里作恶，小头锐面，更不可当。夫束修自好者，岂无其人；经济自期，抗怀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为坏人所累，遂令我辈开不得口；一开口，人便笑曰：‘汝辈书生，总是会说，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说了。’所以忍气吞声，只得捱人笑骂。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士”究竟是在农工商之首，或者之末呢？板桥认为看你的居心和作为如何。如果不能“以天地万物为心”，不肯关心“民间痛痒”，品格不高，自然不值挂齿；至于文人无行，欺压良民，那就更令人齿冷。难怪板桥会“好骂人，尤好骂秀才”了。

甲行日注（节选）

叶绍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