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的幸福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幸福令我们困惑不已。这并不是件小事。我们从事什么工作？我们愿意舍弃什么？我们如何支配金钱与时间？这一切都源于我们如何定义幸福。

对幸福的困惑绝不是凭空出现的。广告商们砸下数十亿美元营造幸福的幻象：你拥有的东西越多，生活就会越幸福。而所有政治阵营的政策专家团也都在大肆宣扬经济增长能够带来幸福，有商业利益的政党尤甚。这些都只是伪造的希冀，甚至会损毁可持续幸福的前提。

可持续的幸福是建立在健康的自然环境和活跃且平等的社会环境中的。这种幸福历久弥新，经得住顺境与逆境的考验，因为它的出发点是人类的根本需求与愿景。它没有速成法，也不能通过牺牲他人的幸福来实现。

好消息是，可持续的幸福不必以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作为代价就可以实现，而且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它。当每个人都能得到基本的物质保障时，更多物品并不是获得幸福的关键。

实际上，我们无须用尽地球资源，疯狂地生产那些貌似能够使我们快乐的物品。我们也不需要工人们在血汗工厂里制造廉价商品去满足人们无尽的占有欲……

研究显示，可持续的幸福源自其他一些事物。我们需要有爱的关系、蓬勃兴旺的大自然与人类社群、有意义的工作机会，以及一些简单的习惯，例如感恩。可持续幸福的定义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真的能够完全拥有它。

美式幸福简史

在美国，消费并非一路至上。直到20世纪20年代，消费文化才真正崛起。那时，商业巨头们忧心忡忡，他们担心美国人民已经满足了，人们已经有了他们想要的一切消费品。[1]企业高管和重商政客们认为，一旦人们不再努力工作，不再购买更多的商品，而是选择花时间和精力享受人生，那么经济发展必将大大衰退。

于是有了弗洛伊德主义心理学家投身广告传媒行业，他们不断撩动人们的欲念，他们将人类对地位、爱情、自尊的需求与新“消费主义信条”系到了一起。[2]

    就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前不久，赫伯特· 胡佛总统在经济报告中称：“欲望几乎是无止境的。一个欲望得以满足，接踵而至的就是下一个欲望。我们面前是广阔的天地；新的欲望越快被满足，更新的欲望就来得更快……藉由广告营销和其他促销手段，依靠科学

事实调查证明，靠精心创造的消费能拉动生产……这样我们就能够继续开展更多的活动。”[3]

现代广告业全面重塑了幸福的定义。弗洛伊德学派心理学家欧内斯特· 迪希特正是众多投身广告事业的心理学者之一。他表示：“在一定程度上，人类的需求与欲望需要不断地被刺激。”[4]

    他们的战术成功了。今时今日，一部iPad、一场旅行或是一双款的Sneakers球鞋已经成了人们受尊崇的前提。某品牌啤酒成了友情的同义词。大房子表明人的地位、收入水平和养家能力。当然，这一切都被是广告商制造出来的，当我们买下很多我们原本不需要的东西时，广告商们却为他们的客户创造了更多的利润。

可是，我们却得为购买所有这些东西承担实实在在的后果。如今，人均住房面积比四十年前翻了一番[5]，但是额外的房间和奢华的装修带来的债务负担会持续数十年。一些人沉迷于各种潮品，为之付出大把大把的钞票，可惜尝鲜的美好稍纵即逝。然后呢？要做越来越多的工作来偿还债务，而和家人朋友共度的时光却越来越少。

超常的工作时间使人疲惫不堪，人们开始思考真正的幸福到底怎么了。广告商给出了答案：你只需再多花些钱做做整容，买点儿抗抑郁的药，或者买辆新车就好。在美国，儿童平均每天要在电视里看50～70 个广告[6]；成人平均每天要看60分钟的广告及推销

短片。[7]

对于那些贫苦的工人、靠着有限的收入勉强糊口的人们，还有那些失业者而言，广告宣传中能带给人幸福的东西大都遥不可及。虚假的承诺成了残酷的笑话。对于所有收入水平的人而言，特别是穷人，广告无时无刻都在提醒他们，他们拥有的比其他人要少，而只有拥有更多才有美好人生。

“在一种文化中，讲故事的人确实能够操控人们的行为，”传媒学家乔治· 格伯纳称，“以前讲故事的是父母、学校、教会和社区……如今是一些跨国集团在讲，所谓讲故事就是兜售大批大批的商品。”[8]

广告商将幸福快乐附着于各式各样的商品之上，从而构建起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购买廉价商品那些制造和销售产品的工人们也是消费大军中的一分子。当人没什么钱，却又被告知拥有更多东西才能幸福时，廉价商品就成了他们的。超级大卖场之所以能大幅减价，是因为员工们拿到的是工资，然而本地商铺也因此纷纷被挤垮。

    工人们不愿竞相降低工资。但当其他地方的工资水平和安全标准更低时，又或是工人们开始组建工会时，老板们就会被把工厂迁走。

为了生产我们的商品，生态环境已不堪重负，地球上的其他物种也跟着受苦。《科学》杂志刊登的研究表明，人类活动导致物种灭绝的数量是自然淘汰数量的1000倍。[9]北极海生哺乳动物体内检测出存有工业化学物质；当然，我们的体内也有。巨大的塑料垃圾袋在太平洋中漂浮，食物链上下游的野生生物正在饱受毒害。然而，的问题还要数化石燃料的大量燃烧、森林的砍伐和森林大火。碳排放至大气中，使海水酸化，也让全球气候变暖。气候的变化正威胁着我们的海岸线、食物链和饮用水水源。野火、暴雨等自然灾害也在随之加剧。

增长不再带来幸福

更多消费本应带给人们更多快乐，而经济增长也该为整个社会带来福祉。

战后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黄金期，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人脱离了贫困线，那时的贫富差距远比今天要小得多。衡量经济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稳步攀升。

但是，GDP并不那么可信，它单纯地衡量经济活动，却忽略了对这些活动所带来的影响的考量。开采露天矿井，然后销售金属、矿石或是煤炭，即便这样做会污染大量的饮用水资源，但仍然能使GDP增长。然而，那些用自种果蔬招待亲朋好友（甚至是流浪汉）

的人，他们健康且快乐着，尽管对GDP 毫无建树。

另一方面，真实发展指数（GenuineProgress Indicator, GPI）则是对幸福的全面评估，它扣除了损益项，如犯罪、疾病、农田流失、水质下降，还加入了DGP未计算在内的增益项，比如没有报酬的家务和社区志愿服务。

1979年以前，美国的GDP和GPI几乎是齐头并进的。然而1979年之后，却发生了一些变化，GDP继续攀升，而GPI却开始倒退。越来越多的时间和资源用于拉动经济增长，但却不再有幸福产出，那些徘徊在贫困线上的人们尤甚。

为什么经济规模持续上涨，幸福却止步不前了呢？

艾达· 库比谢夫斯基及其同僚在《环境经济学评论》上发表文章称，罪魁祸首是“收入差距扩大速度及社会环境成本上涨速度大于消费带来的福利增速”。[10]

换句话说，我们耗费了时间、金钱和自然资源，却没有换来等值的幸福，利润大都流进了富人们的口袋。

是什么变了？在众多因素中，自由贸易协定和重商政府使得跨国公司有了施行生产外包的可能，它们将生产迁至工资的区域，在那里，保护工人及环境安全的法律法规少。这样做能有效地控制价格，也使得跨国公司能够轻易地在本国甚至境外剥削压榨工人。在美国，有贫困工资和农场工人受虐问题；在孟加拉，有多起工厂大火和拉纳大厦倒塌事故；在刚果，有血钻……这些不过是冰山一角，但却能充分说明那些为我们生产商品的人们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

战后，随着计算机和机器人技术的广泛应用，生产力节节攀升。如今，一个工时可以生产出更多产品。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收益本可以通过提高工资的方式分享给工人，或是经由税收资助高等教育、基础设施升级、高速运输系统、绿色经济转型等任何一种能增加可持续幸福的事业。但是，企业却利用生产力的进步裁减员工，并将利润用于给付董事高额津贴、并购其他公司、给本就富有的股东更多分红，以及资助政客竞选——从而争取更有利的法律法规、税收减免和幕后交易。即便是有组织的劳动者在争取增加收入的谈判中也没有了足够的影响力；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资水平陷入停滞，然而收入的那1%的人（尤其是收入排名前0.1%的那些）手中的金钱与资产却突飞猛涨。

生活质量下降

利润驱动型的经济体制正在侵蚀着我们的生活质量。

生活在这样一个收入止步不前而政府却不闻不问的年代，美国人民只得每天花更多的时间工作。收入底层的人们（尤其是单亲父母）经常要做两三份工作才能养家糊口，有些人甚至做着全职工作，却依旧过着贫困的生活。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再加上通勤时

间），谁还有时间幸福？

由企业主导的消费主义使不平等不断扩大，它侵害着人们的家庭生活，同时也不断地吞噬着我们的自然资源。山顶被炸平、森林变成露天矿场、农田变成液压钻场和购物中心。那些推崇经济无限增长的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地球是有限的！如今，我们面对的是含有化学物质的水资源、沙尘暴、酸化海洋、崩溃的蜂群、渐渐融化的两极冰雪、飓风和雷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