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堂之忧：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及北宋政局 范仲淹手迹+精美宋画插图 随书赠董其昌书作《岳阳楼记》长卷

看那艘历史的轻舟

（再版序）

时隔多年，在修订中重读此书，依然让我心起波澜。

回想起来，此书的创作动念于十年前，而出版则是在三年后的2012年。如果我们能够让眼光超越现实，而从未来对现在做一个历史的观察，那么应当会认可这样一个判断：2012年必将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因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它给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带来了全新的进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重读此书的心境与之前是截然不同的。各是什么样的心境？不言而喻。如果要说，那会是另一本书。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那些已经远离当代的历史仍然展现出它对现实的影响，那么它就跨越了时间的长河而回到现实，成为当代史的一个细胞、元素，甚至是重复的片段。所谓国事如家事，历史也是现实。我们听说过的那些帝王将相或英才俊杰，在如今就是有能力影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人士；书本里记载的乱世炼狱或是盛世太平，即使今天的我们未必都经历过，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探究它们的社会原因和历史规律而加以规避或借鉴吗？东晋的王羲之也有一句名言：“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现实就是历史。两位哲人的话，其言殊异，其旨归一。如果我们能够选择身处的时代，我们一定要生存于这样的当代，而不要成为那样的往昔。

我不是历史的专家，我只是历史的读者。我写这本书的出发点，与克罗齐和王羲之无关。我只是认为，读历史是一定要与现实呼应甚至是共鸣的，否则这历史就白读了。至于呼应、共鸣的深浅如何或是畸正与否，那是另一个问题；如果要落在纸上、写在书中，就让读者去体味和评判吧。

这本书的书名，修订前的版是《清风有骨》，其实我更爱这个名字，虽然我也知道它有些孤冷，让人不太容易接近。承此书再版的策划人高欣先生建议，改为现名。书的名字如同人的相貌，如果能让读者因为书名而更愿意接近此书，同时又不至于改变它的品质，我是乐于接受的。更何况，现在这个名字也能够准确地表达此书的一个观点——范仲淹和他的时代的确深深地影响了国家的命运，无论是那时的当代史还是未来史。

有些历史，自成为历史之后就被湮没于尘埃之下，不知踪迹，其自身甚至也几近于成为历史的尘埃，它们在克罗齐看来不是“真正的历史”。而范仲淹和他的时代，应当是我们国家和民族永远的、清晰的“真历史”。

        本书主线是讲述范仲淹传奇的一生，重点再现了范仲淹近三十年政治生涯的三个阶段：初始阶段（1028—1038），政坛三起三落。他曾因直言上书、被人诬陷勾结朋党，三次被贬，但他从不在意个人得失，所到之处，不仅继续向朝廷提出各种改革意见，还一心一意为人民做实事。第二阶段（1038—1043），御守边疆。1038年，西夏元昊登上王位，随即发动了对大宋王朝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西北边境压力陡增，范仲淹被重新启用，负责西北军政事务。他到任后，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进行兵制改革，提升军队战斗力，团结羌、吐蕃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固城防、修建城堡，从而保证了西北边疆的稳定。第三阶段：庆历新政（1043—1045）。1043年，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又将范仲淹召回京师，着手清除弊政的改革——庆历新政。范仲淹陆续提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等改革意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等领域。当改革生现成效之时，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被扣上了朋党的大帽子，改革很快被叫停，范仲淹再次被贬到地方，直至去世。

      范仲淹布衣时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书院为严师，在边疆为名将，在朝廷又为良相，如此全能又完美，他是如何做到的？本书用优美的散文笔法，生动感人的历史细节，带入感十足的故事情节、人物对话，360度全方位立体呈现一个人格独立、文武双全又充满家国情怀的范仲淹。 

       本书在叙事过程中还穿插讲述了北宋的官僚体系以及这些体系背后蕴藏的中国传统政治理念，讲清了北宋君臣共治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来龙去脉，从而解答了庆历新政为何会从挽救国家于危亡的改革走向意气和任性终陷入政治纷争的。另外，本书也讲述了宋、辽、西夏三国间的外交、军事始末，介绍了北宋独特的军事制度，从而让读者明白北宋军事孱弱的症结所在。

     鲍坚，福建省永泰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华文学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出版长篇小说《清风有骨》、散文集《无非世事》，发表长篇小说《俯仰之间》。

目 录contents

章 山深自有道 .......... 1

第二章 君子何所忧 .......... 91

第三章 谁将补天裂 .......... 171

第四章 云帆难济海 .......... 269

第五章 所不朽者万世心 .......... 347

        本书主线是讲述范仲淹传奇的一生，重点再现了范仲淹近三十年政治生涯的三个阶段：初始阶段（1028—1038），政坛三起三落。他曾因直言上书、被人诬陷勾结朋党，三次被贬，但他从不在意个人得失，所到之处，不仅继续向朝廷提出各种改革意见，还一心一意为人民做实事。第二阶段（1038—1043），御守边疆。1038年，西夏元昊登上王位，随即发动了对大宋王朝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西北边境压力陡增，范仲淹被重新启用，负责西北军政事务。他到任后，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进行兵制改革，提升军队战斗力，团结羌、吐蕃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固城防、修建城堡，从而保证了西北边疆的稳定。第三阶段：庆历新政（1043—1045）。1043年，西方边事稍宁，仁宗又将范仲淹召回京师，着手清除弊政的改革——庆历新政。范仲淹陆续提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等改革意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科举等领域。当改革生现成效之时，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被扣上了朋党的大帽子，改革很快被叫停，范仲淹再次被贬到地方，直至去世。

      范仲淹布衣时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书院为严师，在边疆为名将，在朝廷又为良相，如此全能又完美，他是如何做到的？本书用优美的散文笔法，生动感人的历史细节，带入感十足的故事情节、人物对话，360度全方位立体呈现一个人格独立、文武双全又充满家国情怀的范仲淹。 

       本书在叙事过程中还穿插讲述了北宋的官僚体系以及这些体系背后蕴藏的中国传统政治理念，讲清了北宋君臣共治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来龙去脉，从而解答了庆历新政为何会从挽救国家于危亡的改革走向意气和任性终陷入政治纷争的。另外，本书也讲述了宋、辽、西夏三国间的外交、军事始末，介绍了北宋独特的军事制度，从而让读者明白北宋军事孱弱的症结所在。

     鲍坚，福建省永泰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中华文学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副主任。出版长篇小说《清风有骨》、散文集《无非世事》，发表长篇小说《俯仰之间》。

1

山水能够洗去人们心中的烦忧。

这是北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的六月。自去年十二月被贬出京城、今年四月到睦州任知州以来，范仲淹次有了超然物外、心旷神怡的感觉。

小船于清晨的卯时从睦州的治所建德县出发，在新安江上顺流而下。去往桐庐县的五十多里水路，只用了一个多时辰。

大约刚出建德界时，轻蒙的细雨倏然而降，一路与小船伴行，待到桐庐的江岸映入眼帘时，却又飘然而去。三三两两的竹篷渔船在开阔的江面随波摇动，几只鹭鸶缩着长颈静静地看着其他同伴争抢嘴里的鱼，并向主人报功。渔夫们大多在收取昨天夜里布下的渔网，网中那些将将露出水面的大鱼小鱼在跳跃中向辛勤的渔夫们展现晨曦里醉人的鳞光。唐朝诗人张志和曾这样描述：“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诗源自生活，那些捕捉到生活点滴、感悟自生活喜忧并将它们用优美而有韵律的文字记录下来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诗人。

新安江自歙州黄山山脉发源，一路东流，在浙西进入睦州的桐庐界内，更名富春江，东行至萧山闻家堰，再更名钱塘江，直至入海。千里之江，美富春。范仲淹伫立船头，全身心沉浸在这青山绿水之中。

遥望前方，淡雾满江。两岸青山丘陵起伏，无百尺高崖之险，有花锦碧玉之秀。江鸥掠过在水面上悠闲觅食的野鸭，直插入云；江雾在半山腰依山形曲绕，随风徘徊。近江翠竹外，远山青松里，斫斫的伐木声刚刚停歇，樵夫的喊山声紧接而起。

这种仙境般的山水，当有不凡之人徜徉其间。若非飘然似仙、沁人心脾之佳丽，则必为博古通今、冷眼红尘的隐者。屈原的《九歌》唱道：“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不知他咏颂的是窈窕佳人，还是高洁之士？

此行是范仲淹到睦州之后的次出行，但意不在追慕什么佳人，而是要寻访一位已经作古千年的高士之遗风。这位高士名叫严光，字子陵，东汉初年人。

严光是东汉开国之主光武帝刘秀的同窗好友。西汉灭亡后、东汉建立前的王莽天凤年间，年少时即有博学之名的严光游学到了京城长安，与当时在长安求学的刘秀相识、相知。刘秀读书，重在通达大义，不拘字句小节，而严光则皓首穷经，务求甚解，且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因此深得刘秀的敬重。后来二人分别，严光继续他的游学之路，而刘秀则起兵推翻王莽的新朝，登基称帝，恢复汉室，建立了东汉政权。

东汉建立之初，天下满目疮痍，百废待举。刘秀思贤若渴，想起了严光，于是派人寻访，终找到了隐居的他。但是几次派人携带重礼请严光出山，都被严光拒绝。

刘秀的使臣第三次见到严光时，带来了光武帝的亲笔信。这封流传后世的《与严子陵书》字句不多，却情真意切：“虽然自古以来，有大作为的君主，必有召请不到的贤臣，可是朕怎么敢以子陵为臣子呢？只是大业刚定，百废待举，我治国之艰难如同在春天徒步行走于黄河的薄冰之上。当年绮里先生都不轻看高祖皇帝，难道子陵就轻看朕吗？”

信中所提“绮里不少高皇”之事，是一个略带传奇色彩的故事。

秦朝末年，绮里先生与东园公、甪里先生、夏黄公四位著名学者都是秦朝的博士官。汉朝建立后，他们不愿出仕，多次谢绝汉高祖刘邦的聘请，长期隐居在商山，人称“商山四皓”。高祖刘邦见太子刘盈天生懦弱，而次子赵王如意聪明过人，就有废刘盈而立如意的念头。一天，高祖到太子宫中饮宴，见太子背后站着四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问方知是屡聘不出的商山四皓。如此高人不愿出仕，却俯首甘为太子的宾客，这让刘邦心中惊异不已，认为太子羽翼已成，于是打消了废黜刘盈的念头。光武帝刘秀将严光比作绮里季，既是称赞严光才华如绮里季，也表达了他对严光的敬重如同高祖对绮里先生之意，更委婉地希望严光不要让自己如同高祖一般因贤士久召不来而深怀遗憾。

严光推辞不过，于是来到京城洛阳。刘秀当即把他接进宫中，谈古论今，晚上则留严光在宫中，同榻而卧，一如旧时之谊。

次日，主管天文的太史令奏报：臣昨夜观察天象，见有客星侵犯帝座星。

宇宙天象中客星侵犯帝座星的星象，对应在人世间，就是皇帝遭遇外来危险的征兆。光武帝闻说大笑道：“是昨夜朕邀子陵同榻而眠，子陵夜半熟睡时将一腿横在朕的胸口，仅此而已。”

不久，光武帝任命严光为谏议大夫，但严光无意于官场，坚辞不就，终离开京城回到南方，隐居于富春江畔，耕读垂钓，终老林泉。

如今范仲淹脚下的这片坐落于桐庐县旁富春江北岸的小土平台，就是当年严光先生的垂钓之处。大约一亩地见方的高台，半是葭苇，更有无名的野花星罗棋布。如果不说，几乎没有人会将这个钓台同千年之前一位著名皇帝与一位著名隐士的那一段交往联系起来，更不必说能够引发面对江山忆古人的感怀了。

古往今来，有才华的人，做大官、留显名的居多，自甘清贫、不求名利的是少数。即便是严子陵的事迹，人们传颂的是光武帝的礼贤下士，羡慕的是严光的无上荣光，慨叹的是自己的怀才不遇。而他的事迹所反映的独立的人格、高尚的道德，却渐渐被淡忘。

任何一个时代，追逐名利的人必然是多数，这是人的本性，只要不侵害他人、不危害国家，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能够面对高官厚禄而不为所动的人连一个都没有，或者社会的时尚是耻于清贫甚至嘲笑孤高，那么这个时代必然是功利的时代。功利的结果，是不知廉耻。不知廉耻的结果，是社会的又一次动荡、民生的又一次摧残，甚至是政权的又一次更迭。

范仲淹静静地站在钓台上，望着江流无声地向东而去。

他一生敬佩严光。子陵先生面对功名，没有一丝心动，飘然而去。那种心静如水的境界，那种我自孤独的潇洒，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上古的隐士许由听到帝尧想禅位给他的话，飞奔到河边濯洗耳朵，以示不为功名所污，但这只是传说而已。严光是现实中的许由。

但是，他又不能效仿严光。如果人人都怀才而隐，那么谁来报效国家、安济苍生呢？

严光的精神，在于淡泊名利而不是如浮云自欢。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孟子说过：读书做人，应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什么是达？为官从政，身在高位，就是达。这个时候，应当尽自己之所能，为国为民做些好事。什么是穷？宦海沉浮之中，难免遭遇争权夺利之人、争名夺誉之事，一旦遭受谤讪挫折，贬官削职或赋闲无事，即为穷。这个时候，尽量做到不悲不戚、豁达无怨。寄情山水之际，还能关注国家的兴盛、感悟人生的道理；饮酒垂钓之余，还能读一些圣贤诗书、教几个懵懂少年。

当然，这些都是难以达到的境界。如果人人都能做到，现实中就不会有那么多以升官发财为人生主要目标、以夤缘钻营为主要手段而混迹官场的人了。

范仲淹自己又能不能做到呢？

2

自大中祥符七年（1014）进士及第至今二十年，范仲淹在仕途上已经经历了两起两落。

次起落，是天圣七年（1029）的事。

就在天圣六年（1028），担任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的朝廷重臣晏殊向朝廷推荐范仲淹担任秘阁校理，使范仲淹跻身馆职之列。

秘阁校理品级不高，主要职责是朝廷文书和史籍的校对，但却是人人羡慕的职务。秘阁和史馆、昭文馆、集贤院，是皇帝重要的文秘和编史机构，是朝廷培养人才的重要之地。秘阁的校理官和其他三馆院的直馆、直院、修撰、检讨等官统称馆职。一旦担任馆职，即被天下士人视为有德行、有名望的“清流”。他们是朝廷未来的栋梁。

南京留守晏殊是南京应天府的长官。晏殊是著名才子，七岁就能写出优美的文章。十四岁那年，知州将他作为神童推荐给朝廷。当年十一月，恰逢皇帝考试全国进士。进士是已经通过尚书省礼部考试的人，他们还需要接受殿试即皇帝的亲自考试，殿试及格者被授予进士及第或进士出身的身份，这才算终登科，步入天下士人心目中为官从政的正道。当时，真宗皇帝让晏殊同一千多名全国各地的进士一起参加殿试，十四岁的他气定神闲，援笔立就，震惊朝廷。其中有一道试题下达之后，晏殊禀告：“此题晏殊以前曾经做过，还请陛下另行出题。”真宗皇帝十分喜爱他的才华和诚实，当即赐予他同进士出身，即相当于进士出身之意。因他年纪尚小，又让他在秘阁继续读书。少年即得天子知遇，使晏殊后来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晏殊的才华充分体现在他的诗词上。他是宋词婉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千古传诵的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即出于他的手笔。

晏殊是一年前的天圣五年（1027）就来到南京的。来南京之前，他在朝中担任枢密副使。枢密副使是朝廷掌管全国军事的机构枢密院的副职，是皇帝的宰辅之一。

宋朝的宰辅大臣主要由政府和枢府（通称两府）的大臣组成。政府处理政事，主要成员是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宰相和参知政事。中书、门下，是指负责拟定决策的中书省和负责审核决策的门下省；平章之意是处理。在中书、门下两省处理国家大事，这就是宰相。参知政事则相当于副宰相。枢府指的是枢密院，是掌管军事的机构，首长是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职是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等。政府和枢府相互之间两不过问，政府大臣的品级略高于枢府。两府大臣又通称宰执，即宰相和执政之意。

天圣五年的三月，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任命张耆为枢密使。身为枢密副使的晏殊对刘太后的任命表示反对。晏殊反对的原因并非他本人觊觎枢密使的位子，而是他认为张耆能力平庸。这让刘太后很不高兴，因为张耆是刘太后的心腹，当年刘太后落难时在张耆家幽居了十来年。刘太后随即找了个小错将晏殊罢免，让他到南京担任留守。

南京是大宋的福地。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前，担任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军的治所所在地是宋州，大宋的国号即来源于此。宋州在东京开封的东南二百余里，古称睢阳，是远古商朝的发祥地。宋太祖建立大宋后，因宋州是大宋应天顺时的吉祥之地，故将其改名为应天府。府是与州同级但地位高于州的行政机构。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又将应天府升为南京，和西京洛阳一起作为首都东京开封的陪都。

南京有个应天书院，是五代后晋时睢阳的一个读书人杨悫所创办。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黑暗的时代，其黑暗之处不仅在于政治腐败，更在于知识的无用和当权者对百姓生命的无视。如果仅从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对知识的尊重和对民生的关怀来衡量，那么宋朝无疑是中国历清明的时代。值得庆幸的是，再黑暗的年代，那时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不忘将先人心血凝聚而成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杨悫办学之初，没有几个生员，倒是邻家有个少年天天在学堂外听他讲课。学生们背诵课文时，邻家少年也自言自语，听起来比一般学生还精熟。杨悫觉得惊异，询问后得知他姓戚名同文，于是收他为弟子，不久还将小妹嫁与他。戚同文从学于杨悫之后，更加勤奋，学得了满腹经纶。杨悫劝他去依附那些坐镇一方的诸侯，谋个幕僚之类的一官半职，以免辜负了一腔学问，戚同文却答道：“长者不仕，同文也不仕。”长者指的是杨悫，戚同文愿意终身陪伴老师。后来，杨悫去世，戚同文继承杨悫遗志，尽心教授，竟将应天书院发展成为宋朝的四大书院之一，许多人不远千里来书院求学。他培养的学生，在宋初进士登第的达五六十人。应天书院由杨悫创办，却是由戚同文发扬光大的。戚同文为人纯朴，崇尚信义，乐善好施。平时在乡里赈济贫困，自己却不积财富，他常说：“人生以行义为贵，要财富有何用处！”远近之人无不推崇他，与他往来的也都是一时之名士。

到了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时年二十二岁的范仲淹来到应天书院求学，这时书院是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主持。在这里，范仲淹用心苦读，夜半和衣眠，晨起伴鸡舞，几年之间不仅精通了儒家经典，更把握了戚同文所倡导的学以致用的精髓，将学问同安邦治国紧密结合，开创了宋朝思想界的“高平学派”，开启了繁荣昌盛的宋朝思想界各学派的诞生和发展。当然这是后人对应天书院和范仲淹高平学派的总结和评价了。

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十六岁的范仲淹作为应天书院的生员赴试，终进士及第。

当天圣五年晏殊被贬到南京担任留守之时，范仲淹正因母亲去世而从知县的职任上离职，在家守丧。晏殊到任后，重新修缮了应天书院，广聘名师到书院执教。他久闻范仲淹之名，于是延请他到书院教书。

十几年后，被后人称作“宋初三先生”的三位宋学大师对范仲淹以弟子自居，他们是胡瑗、孙复、石介；几百年后，人们将范仲淹视为宋学的开山者。这一切都缘于范仲淹在应天书院一年多的执教生涯，以及他平生诲人不倦的精神、平易近人的品格、爱才如玉的长者之风。据史书所言，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儒家六大经典，范仲淹都精通，其中尤其精通《周易》。因此，四方学者辐辏而至，从学于范仲淹。学子中有家境贫寒的，范仲淹就用自己的收入资助他们。

在应天书院执教一年后的天圣六年，朝廷的馆职出现空缺，于是晏殊向朝廷推荐了范仲淹。根据官员举荐制度，晏殊属于少数有资格举荐馆职人选的高级官员。

宋朝的举荐制度是阳光之下的人才进身之道，虽然阳光之下也会有卖放私情、徇私舞弊的事。官员的提升，如果有清望官以上的资深官员担保举荐，可以降低对被举荐人的考核要求，甚至越级提拔。同样阳光的是，任何一个官员都可以用事实和证据对另一名官员的提拔提出反对意见。在宋朝的大多数时期，举荐制度并不是一个给人以结党营私机会的官场游戏。被举荐之人如果犯罪，他的举主，亦即当初举荐他的官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被降职或加以其他形式的处罚。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京城开封府的户曹参军吕楷在审理一起百姓纠纷时受贿放私，被削去官职，发配衡州。时任益州知州的皇帝近臣、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王曙在担任开封知府时举荐过吕楷，因此受到降职处分。在大宋，因举荐不当而被处分的人不在少数。

晏殊的举荐，使范仲淹从一名普通的州县官员，一跃而成为名流、清望官。范仲淹因此终生以门生自居，将晏殊视为老师。其实，晏殊比他还小两岁。

但是，范仲淹在朝中待了不到一年，就被贬出朝廷。因为他同晏殊一样，也得罪了刘太后。

太后刘娥的一生颇有传奇色彩，以至于后来的民间艺人对她的经历津津乐道，流传至今。

刘娥本是将门之后，祖父是五代时期后晋、后汉两朝的高级将领，父亲则在大宋建立后的太祖朝担任过中级军官。刘娥生于成都，出生不久，父亲奉命出征，战死沙场，留下孤女寡母无以为生，只好回到刘母的娘家寄居。为了谋生，刘娥自小学了一手击鼗的手艺。及笄成年后，刘娥嫁给了成都的银匠龚美。不久，夫妻二人从成都来到京城开封，龚美给人打造银器，刘娥则在街头击鼗卖艺。或许是为了便于谋生，他们对外以表兄妹自称，而不是夫妻。

鼗是一种小鼓，鼓的两旁系着一对灵活的小耳槌，摇动时，两耳双面击鼓作响，民间俗称“拨浪鼓”。击鼗是大众化的娱乐表演，有些俗趣，但没有什么特别让人倾心之处。如果有，那必定是因为表演者而非这门手艺。刘娥虽自幼贫穷，但天生丽质、聪明可人，表演时绘声绘色、眉目有情。因此，虽然从业低贱，刘娥却颇受听客喜爱，并逐渐在京城的艺人圈中美名传扬。

至于龚美，因为打造银器的手艺颇为精熟，并且为人和善，在顾客们中间也有些人缘。其中一位顾客，是襄王府的卫士武官、指挥使张耆，他就是多年后担任枢密使却被晏殊反对的那位官员。

襄王就是日后的真宗皇帝，此时他尚未婚配。襄王常听说蜀女貌美，因此让府中亲随物色一名蜀女作为侍姬。在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