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

　序：

“身体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

“中国情结”，还在于我始终认为，诚如现代解释学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从来不存在着一成不变的那种原教旨化的传统，任何传统都是今人与古人之间“视域交融”这一文化对话的产物，任何传统的文本的意义都有赖于一种现代的理解才能得以真正的复活。因此，传统既属于去今已远的历史的过去，又同时开放而生动地生活在我们今人不无时代感的常新的语境之中。这也正是“传统”之为传统的真正原因，因为顾名思义，所谓“传统”也即传而承之传、统而续之统，其为一脉相承、无间古今的鲜活的连续统。

“回到传统”和“走向今天”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这意味着，对传统的了解既依赖于我们对古人文本的忠实阅读，又同时离不开对我们自己所置身的当代文化语境的深切洞悉，而后者直接涉及对我们今天人类文化精神之真正实质的体认。而一旦进入到对我们今天人类文化精神之真正实质的体认，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今天人类文化精神已开始迈向一个全新的时代：它与其说是以所谓的“现代主义”为旗帜，不如说行将和正在被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取而代之。这种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时代转向，不仅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人们有目共睹，即使在大力推进现代化进程的现代中国，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几乎瞬间而至的一切民族国家的扁平化、共时化，由于国人对现代主义弊端同样的感同身受，其也开始作为时代需要被呼之欲出。当代中国社会对竞争意识突显所导致的社会“和谐”问题的焦虑，对的“唯发展主义”所引发的种种危机的关注，恰恰为我们表明了这一事实。

“形而上”向“形而下”、从“思辨世界”向“生活世界”、从“意识哲学”向“身体哲学”的转变。它发端于费尔巴哈、马克思、叔本华、尼采、狄尔泰等人对传统思辨唯心主义的纠偏，并随着近百年的现象学运动的兴起和风靡，随着被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称之为“后哲学”时代的到来，已经由隐至显蔚为大观，而不失为当代人类哲学发展趋势的至为集中的体现。以至于可以说，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知什么是我们今天的时代哲学，我们就会恍如隔世般依然把今天的哲学视作是对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亦步亦趋之物。

“现代主义”看作是“普世主义”的同义语，乐此不疲、不加批判地以西方现代主义的意识哲学为其范式，来匡范中国传统哲学、解读中国传统哲学，就可以使中国哲学实现与人类哲学的接轨，就可以恢复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地位，以为借此就可以使中国哲学家穿上时装而拥抱哲学的今天。从海外新儒家牟宗三之于中国哲学“康德化”的解读，到国内学者对中国哲学流派“唯物”、“唯心”严格的分判；从把宋明所谓的“理学”、所谓的“心学”视为中国哲学的正统，到实际落入体用二分法的“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的论辩，还有学者们热衷于对中国哲学的范畴概念脱离语用语境而一味“格义”的做法。凡此种种，无一不表明现今中国哲学研究始终未脱西方意识哲学窠臼这一特点，无一不表明现今的中国哲学研究实际上已严重地滞后于人类新的时代精神，其已沦为业已衰敝的西方意识哲学如影随形的复制品，又遑论独领风骚地引领当代世界哲学的潮流。

“自身特点”这一提法似乎与坚持民族文化之普世性的观点相抵牾，然而，在人类文化之系谱学的意义上它却是可以成立的。这种人类文化之系谱学是指，人类文化乃为一宏观的并具有亲属性的文化家族，尽管每一个家族成员之间具有其文化的相似性，但这并不妨碍成员具有其不可还原、不可通约的自身特有的文化属性。那么，较之西方的意识哲学，什么是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特有的属性

“身体哲学”之“身体”，和经过了“先验论还原”的西方意识哲学之意识一样，其为一种经过了“现象学还原”的哲学本体论意义上之身体，而非常知常识意义上自然对象的身体。虽然这种身体与西方哲学的意识同样具有本体论意义，但此本体却并非彼本体，并且本体的不同决定了中西哲学体系和方法的迥然异趣。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是以意识→范畴→宇宙这一模式来构建其哲学体系的话，那么中国古代哲学则是以身体→两性→家族来构建其哲学体系；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是以事物之还原的分析主义为其哲学方法的话，那么中国古代哲学则以生命之生成演变的系谱学为其哲学方法。因此，无论在体系上还是在方法上，中国古代哲学都打上的极其鲜明的身体烙印，故与西方传统哲学的识本主义、思本主义不同，中国古代哲学乃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身本主义、生本主义的理论。事实上，这种身本主义的性质也得到其文本的有力支持，如《尚书》的“慎厥身”、“祗厥身”，《周易》的“近取诸身”、“安身而后动”，《论语》的“吾日三省吾身”，《孟子》的“反身而诚”，《礼记》的“反求诸其身”，《大学》的“修身”，以及王艮著作中的“明哲保身”，船山著作中的“身即道”，这些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几乎俯拾皆是的众多表述，无不可视为是对中国古代“身体性哲学”之正名。

“上篇”与“下篇”两部分组成。“上篇”作为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理论体系奠基性部分，其涉及一般人类哲学理论基本的三大领域，即宇宙论、伦理学与宗教观。在“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身体性”一章里，笔者主要论述了一种根身的宇宙论如何对于古人成为可能，这种根身的宇宙论如何把男女两性的生命对话看作是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如何经由这种生命对话终把宇宙视为一历时性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伦理学的身体性”一章里，笔者主要论述了一种根身的伦理学如何对于古人成为可能，这种根身的伦理学如何把夫妇伦理（而非西式的兄弟伦理）看作是人类伦理的真正原型，如何从对两性结合的不息生命肯定进一步走向对伦理中的人类行动原则的推崇。在“中国古代宗教观的身体性”一章里，笔者则主要论述了一种根身的宗教观如何对于古人成为可能，这种根身的宗教观如何对两性交感之生命神秘膜拜顶礼，并终如何由此导致了对一种所谓“时的上帝”而非西人那种“超时的上帝”、“祛时的上帝”的肯定。无疑，所谓“时的上帝”这一后结论的得出，无论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还是对于整个人类哲学的理解，都不失有重新照明的作用。它不仅为我们表明了中国文化所谓的“内在超越”并非是内在于“心体”而是内在于“身体”的超越，而且还为我们表明了一直被目为形下之物的人的身体，并非障道之面墙也非渎神之“原罪”，其同样也可以“下学而上达”地通向形上超越这一人类哲学所追求的终极化境。

“上篇”的后一章——“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历史”，是以身体哲学为其范式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重新梳理和解读。虽然本章更多着眼的并非中国哲学的“论”而是中国哲学的“史”，但对于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理论体系建构来说，其重要性却不容低估。作为中国哲学发展演进的“路线图”，该章为我们追踪和描述了中国古代身体化的哲学如何从兴起到衰落，再由衰落走向重新复兴这一否定之否定的整个历史行程。大体而言，先秦哲学标志着中国哲学中身体之维的凸显，宋明哲学意味着中国哲学中心识的觉醒和与之相偕的身体的退隐。而明清哲学则作为一种“后理学思潮”，代表着中国哲学之于其身体哲学传统的再次回归。作为以身体为版本对中国哲学史的重新解读，该章有两个要点似应引起读者的关注。其一就是对海外新儒家普遍看好的宋明理学性质的分析，也即笔者指出，宋明理学与其说是中国古老的“道统”的忠实传承者，不如说以其不无突出的“意识哲学”新性质而具有“别子为宗”的理论特色。其二就是笔者以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式，以一种“史”中有“论”的方式，再次为我们揭示和彰显了中国哲学之真正本体，其为渊源于周易和周礼中的“身体”，而并非为宋明理学所强调并为今人所热议、所醉心的“心体”。

“下篇”，可看作是对由“上篇”所开出的中国身体哲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的阐发和拓展。“下篇”开篇的“中国古代‘家’的哲学论纲”一章，旨在为我们揭示和阐明中国古代“家”的概念极其深刻的哲学义涵，以其固有的亲在性、性感性和历时性而言，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家”是一个几乎与“身”完全同旨的本体论概念。因此，也正是基于这一本体论概念，本章为我们推出了中国古人的“家系学”（也称“系谱学”）的伦理学，还有“家系学”的宇宙论、“家系学”的宗教观、“家系学”的认识论等一系列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以至于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既是一种“根身主义”的哲学，又同时不失为一种“家本主义”的哲学，和“身”的概念一样，“家”的概念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哲学的根本特性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接下的“系谱学与周易史观”、“中国古代身体政治学发微”以及“中国古代‘体知’的基本特征及时代意义”等诸章，其内容则是分别从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以及认知哲学的不同角度，对中国古代本体之身以及本体之家的哲学思想给予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论证。这些分析和论证旨在表明，无论我们置身于中国古代哲学的任何领域，我们都会亲切而又深刻地感受到，古人的思考无一不是反求诸身地从一种本体身体出发的，无一不是以身体→两性→家族这一理论图式为其基本构架。于是，身体哲学范式已以一贯万地体现在中国古代所有理论论域之中，从中不仅产生了迥非西人可以想象的中国古代的身体主义宇宙论、身体主义伦理学、身体主义宗教观，而且使其历史、政治乃至认知的理论亦以一种“即身而道在”的方式不离乎身之道，而非像西人那样只能诉诸静观冥思的心之道。

“王夫之的身体哲学”一章，是对明末清初巨儒王夫之的哲学思想的一种探佚和剖析。与海外新儒家不同，笔者之所以对王夫之而非朱子或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更情有独钟，是因为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作为对宋明理学思潮的有力纠拨，代表了历史新时期的中国古代哲学从意识哲学向身体哲学的一种根本性转折；是因为笔者把王夫之视为是中国古典身体哲学理论之高度总结和真正集大成者。就此而言，王夫之在中国身体性哲学中的理论地位，几乎类似于在西方意识性哲学中被目为其哲学之父的康德。而王夫之对于中国身体哲学的贡献，除了表现在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即身而道在”这一命题，其哲学乃是对中国古老的身体本体论思想前所未有的明揭外，还表现在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的两性交感的生命对话思想（也即中国古代的“阴阳之道”思想），还是对中国古代的基于该对话的生命自组织思想（也即中国古代的“时”或“时机”思想），王夫之都独具慧眼地有着自己极其深入而独到的理解。故正是在王夫之的学说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自成一体和蔚为大观的身体哲学体系的运会成熟，看到了中国古人对其滥觞于周易和周礼的身体哲学思想的真正理论自觉。

“《红楼梦》——人类文化的一部新的《圣经》”一章，既是把中国古代身体哲学思想运用于中国古代文学领域里的一种尝试，又使我们之于中国古代身体哲学思想的研究从纯理论思辨走向了个案的生动分析。之所以把《红楼梦》视为中国文化的《圣经》，之所以把《红楼梦》视为指涉人类终极关怀之作，乃在于在笔者看来，一方面，《红楼梦》一书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浪漫主义之历史叙事方式，书写出了对身体的不可还原的两性生命对话关系的关注，并把基于这种关系的男女之情，以及基于男女之情而产生的真正人类之家提到了“开辟鸿蒙”的历史本源的高度；另一方面，《红楼梦》还以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悲剧形式，为我们揭露了随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随着与之相偕的祛身体和祛性化的知识话语的统治，这种发自生命深处的“情”和“家”如何在现实中被阉割、被异化乃至被彻底葬送，以至于使从“传情入色”到“自色悟空”几乎成为人类不可改变的命运。因此，这一切，使《红楼梦》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中国古代一般的“言情小说”，使《红楼梦》以其深刻的“身体宗教”的思想，以其对独自的知识话语的颠覆性批判，既不失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得其真传的不朽经典，又不啻可被视为是人类后现代文学思潮希声初启之真正开山。

“身体哲学”名下的中国哲学研究属于一新辟的研究领域，尽管作为一不无开创性的研究，笔者的很多观点乃至提法仍有待商榷、仍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然笔者的尝试却不失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这种重要的理论意义表现为，正如海外新儒家通过对中国古代文本的一种现代主义的解读，为我们开掘出宋明理学中“心体”的本体论的哲学意义一样，笔者则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代文本的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解读，为我们彰显出前理学和更为原典的中国哲学中“身体”的本体论的哲学意义。或换言之，笔者坚持，固然从“身体”走向“心体”是中国古代哲学向前发展的必要环节，固然“心体”在中国古代哲学整个理论中依然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但一种更为深入的现象学还原、现象学追溯将表明，中国哲学之真正的本体，中国哲学之真正基石、真正原坐标，却显而易见是更具亲在性的身体。“亲己之切，无重于身”，一如萧统所言，中国哲学“反求诸己”的“自己”实际上是反身的“自己”，而并非西人那种反思的“自己”。

“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哲学”、“中国哲学之合法性”诸类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其实，它不止使“中国哲学之合法性”备受争议，还进而使整个中国文化之理论依据都成为问题。例如，中国文化之于修身、性别、亲情、血缘、家和、宗族的重视，中国文化之于生命当下、行为践履与世代生成的历史的关注，中国文化之于“体悟”、“移情”、“类比联想”以及“诗性思维”的强调，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大异其趣，都使中国文化难以借助于西方意识哲学范式加以合理化解读，难以以西方的意识哲学的“纯思”对其一言以蔽之。

　　作者

,下篇为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阐发和拓展。

“身体”的本体论的哲学意义。因此，身体乃为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真正隐秘。

“身体哲学”体系。

该体系的推出既可视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本来面目更为忠实的现象学还原，又同时以一种别具一格和自成一体的理论建构，使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终告别了以西方意识哲学为其元话语的哲学上的宏大叙事。

张再林教授

“中国哲学身体维度”研究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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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序：2

“身体哲学”2

目录7

CONTENTS9

  9

  9

“即身而道在”9

“造端于男女”的宇宙12

三、时机主义14

  17

“敬身为大”17

“造端于夫妇”的伦理20

三、躬行主义23

  25

一、神圣的身体25

“感生崇拜”的宗教28

三、刹那即永恒31

  33

一、中国哲学之身体的主要特性33

二、中国身体哲学的历程35

  49

 “家”的哲学论纲49

“无家性”（homelessness）49

“家本主义”的哲学理论50

    57

 59

一、系谱学的诞生59

二、周易史观中的历史批判性61

——一种真正的系谱学理论的确立64

  69

一、身国合一69

二、感应与亲和73

三、族类学的方法77

四、理论的展望80

 “体知”的基本特征及时代意义84

一、直觉性之知84

二、关系性之知87

三、践履性之知91

四、时代意义95

  98

一、道即身98

二、阴阳即男女102

三、时间即我时107

  ——人类文化的一部新的《圣经》111

一、大哉问111

二、女儿悲113

三、谁之过116

  “身体哲学”?119

“范式”的转型120

二、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的内容特征123

三、中国古代身体哲学研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125

  126

附录一：中国哲学身体观研究的三个向度128

一、西风东渐下中国哲学身体观研究的出场129

二、中国哲学身体观研究的三个向度131

三、走向对话范式：中国哲学身体观研究的发展前景134

“新女性”的身体和形象（1912—1949）135

“挺身于世界” 的中国古代哲学144

———张再林《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一书中的身体之喻144

: 从“我思故我在” 到“即身而道在”145

:从“思本主义” 到“身本主义”145

: 从“隐身于世界” 到“挺身于世界”146

参考文献147

,下篇为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阐发和拓展。

“身体”的本体论的哲学意义。因此，身体乃为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真正隐秘。

“身体哲学”体系。

该体系的推出既可视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本来面目更为忠实的现象学还原，又同时以一种别具一格和自成一体的理论建构，使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终告别了以西方意识哲学为其元话语的哲学上的宏大叙事。

张再林教授

“中国哲学身体维度”研究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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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的身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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