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库经典解读系列 神话气象------《山海经》的文化世界

　　《山海经》的成书及其内容的基本构成
　　《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神话系统早的集成，所以，我们称之为“神话之源”。当然，这并不是说神话是从《山海经》才开始的出现，而是突出于其语言扑朔迷离，其内容博大精深，其“源”的意义在于显示出以原始信仰为基础的原始文明，尤其是其中神话文化与神话生活所具有的混沌特征。
　　    《山海经》作为我国古老神话典籍，其成书是世代积累，薪火相传，不断增删所构成的结果。
　　1．《山海经》的作者、成书和流传
　　《山海经》作为纵横上古万千年、神州千万里的文化奇书，无论从时间还是地域上讲，它都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一地所能完成的。《山海经》包括《五臧山经》、《海内经》、《海外经》、《大荒经》共计18卷，各卷风格并不完全相同，述说的内容也有很大差异，显然这是一部由古人整理的相关典籍的大汇编。犹如一部宏伟的民族史诗，它主要讲述我国远古文化的发展历史，特别是异常丰富的神话传说故事，这使此书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光辉。
　　古人为了抬高书的身价，故意托名于远古或近世的圣贤们，从而强化书的神秘性，达到所企求的目的。后世的神怪文化是这样，《山海经》更是这样。如，刘歆（秀）在《上<山海经>表》中，称《山海经》“出于唐虞之际”，先铺陈出“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的艰难背景，显示大禹的丰功伟绩，而后有“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的圣举。东汉时的赵晔，在《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第六》中说得更是神乎其神：禹带领益等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所以叫《山海经》。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也把《山海经》看做禹和益的共同作品。为《山海经》作注的晋人郭璞，同样认为是夏代的著作。
　　打破禹、益作者之说，后世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新的不同见解。如，宋人朱熹在《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中说，《山海经》与《天问》的“问”相对，是解答《天问》之作。这样，原说为作者之禹、益就被战国时人所替代。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也坚持认为《山海经》是采《离骚》、《天问》之遐旨及先秦诸书之异闻而作。清代研究《山海经》成为一种热潮，如涌现出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汪绂的《山海经存》、毕沅的《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的《山海经笺疏》和吴承志的《山海经地理今释》、陈逢衡的《山海经汇说》等一大批专著，解开了许多古谜。如，陈逢衡根据《山海经》的内容，断定其为南人“夷坚”所作，“其书留传楚人，至屈原作《天问》时，多采其说而问之”（《山海经汇说》）。近世学者论述者更众，他们基本上否定了作者为禹、益说，从《山海经》所表现的地望等内容阐述各自的见解。如，陆侃如从作品的内容与《楚辞》、《庄子》有相通处，就假定其作者为楚人。袁珂认为，禹、益虽然不是《山海经》的直接作者，但书中的主要内容则很可能是禹、益作为酋长兼巫师口述下来传至后世的[ 袁珂等人文章见《山海经新探》，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31-240页。]；此书大约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楚和巴蜀地方的人所作。吕子方以为《山海经》属南方民族作品[ 吕子方：《中国科学史论文集·读山海经杂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蒙文通更详备地说，《五臧山经》和《海外经》是楚国作品，《海内经》是蜀国作品，《大荒经》是巴国作品[ 蒙文通：《研究<山海经>的一些问题》，《光明日报》1962年3月17日。]。南人说的影响颇大，其主要依据就在于《山海经》中所反映的许多怪物，是黄河流域的作家很难创作的，尤其是《山海经》的主体部分在他们看来是以古代的巴、蜀、楚等地为“天下之中”。当然，这中间不乏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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