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与灵魂：费拉里《理想国》论集(人文与社会译丛)

中译本序

    我是在剑桥大学读本科的最后一年开始专攻古典哲学的，而理由看上去非常糟糕：与那时我可以选择其他专业（希腊和罗马文学、历史、艺术与考古、语言学）相比，古典哲学似乎最困难，最有挑战性，古典哲学的教授们也最令人敬畏地聪明。于是我没有在文学这个我已经表现出最大才能的领域继续下去，而是多少带有些虚荣地渴望用最好的人作为标准来衡量自己。
    幸运的是，在柏拉图的作品里，我发现了一个领域，可以结合我对哲学的爱（那时已经成长得足够真切）与对文学的爱。因为柏拉图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文学家，也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哲学家。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对话成为我过去很多年学术写作的焦点。
    至于在过去一二十年里我为什么将目光主要集中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上（也就是这个文集的主题），有这样一些原因。首先，对于那些在美国教书的古典哲学家来说，《理想国》是无法回避的。我们经常会被要求教授古典哲学领域的导论课程，而没有任何古典哲学的导论可以回避《理想国》。第二，在古典哲学之中，我的兴趣始终围绕着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思想，而非知识论和形而上学，因此《理想国》一直在我教授的各种课程中得到阐释。最后一个理由相当偶然：我发现了汤姆·格里菲斯（Tom Griffith）作为柏拉图译者的才华，加上剑桥大学出版社及时的兴趣，于是我们开始合作为“剑桥政治思想史文本”系列准备一个《理想国》的新译本，汤姆作为译者，而我作为编辑。这个工作占据了我九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之后我也就完全做好了准备发表我对那部对话的思考。适逢毛里奇奥·米利奥里（Maurizio Migliori）教授邀请我到马切拉塔大学做“柏拉图讲座”（Lecturae Platonis），这给了我机会将这些思考整理成书，并在2003年出版，也就是这本文集的主体部分《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城邦与灵魂》。
    在这里结集的出版的还有一些更晚近的论文，其中一篇“威廉斯与城邦—灵魂类比”大体上是这本书的补充，而其他几篇则处理了《理想国》中的不同主题，它们或者没有在书中讨论到（厄尔神话和柏拉图对苏格拉底作为戏剧人物的使用），或者在书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柏拉图的乌托邦主义）。最后一部分集中了我关于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作品，讨论施特劳斯在《城邦与人》中对《理想国》的阐释，以及两篇针对有施特劳斯趣味的学者的书评。
    我听说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近来在中国非常流行。我很高兴这个文集可以包括我那几年对施特劳斯（Leo Strauss）著作的关注，这是在我完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城邦与灵魂》之前几年里的一个特征。但是我想要在这里多说几句施特劳斯对我思考的影响，从而让读者们清楚它的界限何在。
    2010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九届国际柏拉图大会上，马里奥·维盖蒂（Mario Vegetti）教授发表了题为《〈理想国〉如何以及为什么变成非政治的？》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他质疑施特劳斯和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因为他们消除了《理想国》中的政治维度。维盖蒂说，对这两个人而言，至关重要的是个人对哲学的追求以及个人灵魂的内在秩序，而非社会层面的进步。根据维盖蒂的说法，施特劳斯将《理想国》变成了一部积极的反政治作品，在其中对社会乌托邦式的改造工程被说成是不可能的规划，因为它们与人性相悖；而沃格林将《理想国》中的政治维度仅仅还原成灵魂内在秩序的隐喻。维盖蒂在施特劳斯和沃格林那里发现了更晚出现的对《理想国》去政治化阐释的先声，这个晚近的代表就是茱莉亚·安纳斯（Julia Annas）《柏拉图主义伦理学，旧与新》的第四章，她将对美丽城（Callipolis）的描述看作一个范本，意在激发个人的道德发展，而非社会进步。维盖蒂认为这些更晚近的阐释者，或许是在无意识地重复那些二十世纪中期的保守主义思想家首先提出的论题。他也将我的名字包括进了这些晚近的阐释者。
    将我的《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城邦与灵魂》理解成一部去政治化的著作是对它的误解，是将它看作我在其中归为的对《理想国》的“理想主义”阐释，而我明确将自己的进路与这种阐释区分开来（参见“第四章的相关资料和学术背景”）。确实，那本书的主要论点是，《理想国》在不同社会结构和不同灵魂结构之间的类比仅仅是类比而已。这个类比没有因果性的含义；它没有告诉我们与某种社会相应的个人是否在那个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城邦与灵魂的类比虽然几乎是我那本书关注的唯一问题，但它绝非《理想国》唯一的政治关切。在《理想国》第五至第七卷中揭示的政治维度远远超出了城邦与灵魂的类比，并且让阐释者们可以像我一样，认为那个类比不多不少就是一个类比，同时柏拉图在美丽城中的构想确实是他政治改革的理想。关于我将柏拉图看作政治改革者的观点，读者可以阅读本文集中的《柏拉图作家式的乌托邦主义》。
    施特劳斯对于我阐释《理想国》的影响与维盖蒂认为的不同。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容上的，另一个是方法上的。首先我同意施特劳斯（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沃格林），《理想国》将个人提升到社会之上。正像我在书中说的：

    这并不是说《理想国》仅仅是一部道德而非政治著作，但是它确实认识到城邦不如个人强大。最好的城邦就是免于冲突、稳定、和谐，生产力保持连续的循环状态。最好的城邦会支持它的哲学等级，但是除此之外，城邦并不能进行哲学思考，只有哲学家个人可以这样做。最好的个人不仅拥有灵魂的和谐，而且可以进行哲学思考。是哲学，而非王制，才是最高的人类成就。

这绝非我在无意识地重复施特劳斯的观点，而是在我最关注他作品的那段时间里弄清楚的一个道理。
    我从施特劳斯那里学到的另一个东西与上面提到的密切相关，就是即便在理想城邦中，哲学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依然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存在张力。（事实上，在《施特劳斯的柏拉图》一文中，我反对维盖蒂和其他对施特劳斯缺乏同情的作者，认为施特劳斯最想归于柏拉图的，是理想城邦的这个方面，而非实践上的不可能性。）在他的主题演讲中，维盖蒂教授提出了这样的反驳：如果《理想国》宣称，事实上正是哲学与政治的分离造成了柏拉图那个时代社会上的大多数错误，那么这部作品怎么可能暗示哲学与政治是不相容的（这是施特劳斯最具代表性的论题）呢？但是我认为，即便柏拉图确实认为社会的拯救只能通过哲学家的统治实现，在哲学与政治之间也依然有某种不相容性。哲学家，在他进行哲学思考的意义上，而不管他人生的其他方面，可以被说成是神圣的。因此，只有他能拯救人类社会，这个世界需要他的参与，但是这恰恰是令人遗憾的，甚至可以被认为是悲剧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与政治之间的不相容性即便在理想城邦中也依然可以被感觉到。
    但是，因为我坚持认为柏拉图确实将美丽城当作理想城邦，我理解《理想国》的进路最终就非常不同于施特劳斯，虽然我也将哲学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看作基础性的。与施特劳斯不同，我没有采取一种完全 “反讽性”的方式去理解《理想国》，根据这种理解，美丽城根本就不理想。本文集中收录的我对大卫·鲁奇尼克《美丽城》的评论说明了这一点。从那篇评论中，我选取了下面这句最能代表我观点的话：

    如果你认为美丽城真的是一个美丽的城邦，你并没有错，你的意见是有益的；但是你也不会完全正确，除非你理解了任何城邦都是丑陋的，甚至包括最美丽的城邦。
  
    在施特劳斯和施特劳斯传统的其他作品中还展现了一种方法论上的德性，我努力去模仿这种德性。我总是努力去关注柏拉图对话中戏剧性的情节，并考虑情节如何影响对话的论证。事实上，这是我从一开始写作关于柏拉图的作品时就有的特征，甚至在我关于柏拉图《斐德罗》的第一本书中就是这样，这个特征之后通过研究施特劳斯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磨砺。但是在我更晚近的作品中，这个特征有所转变，并区别于施特劳斯的进路：我越来越关注柏拉图作为作者与苏格拉底作为虚构人物之间的差别。
    虽然之前我也意识到在柏拉图作为作者和苏格拉底作为虚构人物之间的区分，但是我没怎么利用这个区分，虽然我始终对戏剧性和修辞性的语境非常感兴趣，并留意柏拉图对话中的那些哲学论证如何出现在这些语境之中。那是因为我与很多持这种修辞进路的阐释者一样，倾向于将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当作所谓的“柏拉图的秘密代言人”，至少是隐含地将所有的狡计都归于苏格拉底，即便不归于苏格拉底，也要归于那个情节的作者，他总是用尽可能有利于苏格拉底的方式展开情节。这种倾向也是施特劳斯传统的典型特征（“图宾根学派”也是如此）。 
    虽然《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城邦与灵魂》依然符合这种倾向，没有明确关注在柏拉图和他笔下的苏格拉底之间的这种作家式的鸿沟，我关于厄尔神话的文章也是如此（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写于发表前的很多年），但是文集中两篇更晚近的文章展现了这种新的进路。《〈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质疑了学者们从对话第一卷与后面几卷哲学对话方式上的转变，推论出的很多关于柏拉图学说的暗示。与此不同，我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精心设计的转变要告诉我们的东西，即柏拉图如何理解在第一次创作史诗般的哲学对话时属于作家的任务。而《柏拉图作家式的乌托邦主义》则要去理解苏格拉底在戏剧情节中的动机与柏拉图作为情节创作者的动机之间的不同，由此表明柏拉图如何认为自己令人满意地讨论了美丽城的实践性问题，这并不是通过让苏格拉底围绕这个问题做出并不充分的论证实现的，而是通过柏拉图自己这样做实现的。
    最后，我很高兴地感谢刘玮教授，感谢他翻译了我的作品，让它们可以用母语与中国读者见面。我们在伯克利一同工作的时光和那些热烈的讨论依然在我记忆中栩栩如生。
 
    G. R. F. 费拉里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2012

本书追寻着一条柏拉图留下的明显线索，即在城邦结构与灵魂结构之间的比较，重新反思了《理想国》的核心主题，以及上述线索的本质和目的。同时，作者还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柏拉图在城邦与灵魂之间进行的比较如何运作，要点何在；并将城邦与灵魂之间的比较置于两个更大的背景之中：一个是古代的修辞理论，另一个是当时的思想竞争，特别是柏拉图与伊索克拉底之间的竞争。作者以其令人钦佩的洞察力与见识，通过挑战利奥·施特劳斯、伯纳德·威廉斯、乔纳森·李尔关于柏拉图的著作，向读者们揭示了城邦与灵魂的关系，以及僭主政治与哲学家的选择。

G. R. F. 费拉里曾在剑桥大学攻读古典学和哲学，毕业后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古典学系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典学系。凭借编辑柏拉图《理想国》英译本、撰写《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城邦与灵魂》和编辑《剑桥柏拉图〈理想国〉指南》，为自己在柏拉图研究，特别是《理想国》研究领域奠定了重要的地位。

中译本序
第一部分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城邦与灵魂
前 言
第一章  两兄弟
第二章  城邦与灵魂：几种误解
第三章  城邦与灵魂：一种隐喻性的理解
第四章  僭主与君主

第二部分 《理想国》研究四篇
威廉斯与城邦—灵魂类比
柏拉图作家式的乌托邦主义
《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 
格劳孔的奖赏，哲学家的债务：厄尔神话 

第三部分 反思施特劳斯式的《理想国》研究
施特劳斯的柏拉图
爱欲与城邦：评鲁奇尼克《美丽城：柏拉图〈理想国〉的辩证特征》 
以杀为治：评罗森《柏拉图的理想国》

著作和文章来源
参考文献
编译者后记

本书追寻着一条柏拉图留下的明显线索，即在城邦结构与灵魂结构之间的比较，重新反思了《理想国》的核心主题，以及上述线索的本质和目的。同时，作者还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柏拉图在城邦与灵魂之间进行的比较如何运作，要点何在；并将城邦与灵魂之间的比较置于两个更大的背景之中：一个是古代的修辞理论，另一个是当时的思想竞争，特别是柏拉图与伊索克拉底之间的竞争。作者以其令人钦佩的洞察力与见识，通过挑战利奥·施特劳斯、伯纳德·威廉斯、乔纳森·李尔关于柏拉图的著作，向读者们揭示了城邦与灵魂的关系，以及僭主政治与哲学家的选择。

G. R. F. 费拉里曾在剑桥大学攻读古典学和哲学，毕业后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古典学系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典学系。凭借编辑柏拉图《理想国》英译本、撰写《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城邦与灵魂》和编辑《剑桥柏拉图〈理想国〉指南》，为自己在柏拉图研究，特别是《理想国》研究领域奠定了重要的地位。

第一章
一、克法洛斯家
    如果不是因为与柏拉图的关系，我们就不会知道他的两个兄弟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他们并没有在历史记录中留下独立的印记。但是他们都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庭，这个家庭的父母双方都有贵族血统，因此他们完全可以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特别是他们的亲戚中还有两个是"三十僭主"（the Thirty）的成员。三十僭主是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之后斯巴达强加给雅典的一个亲斯巴达的寡头集团，这个作恶多端的寡头集团在雅典进行过短暂的恐怖统治，但很快就被民主派推翻了。这个集团的领导就是这两兄弟的亲戚之一克里提亚（Critias）。如果我们相信《第七封信》确系真作，那么柏拉图本人也曾受邀加入这个寡头集团。他写道，这曾对他产生过一些吸引力，但并不长久。这个集团的口号是清除城邦中的不义之人，让城邦充满德性与正义，但是很快就堕落为暴行累累。柏拉图保持着与它的距离。
    在《理想国》的开篇，柏拉图显然想要投下三十僭主及其血腥失败的阴影，最明显的就是将讨论的场景设在克法洛斯（Cephalus）家。这个富有的外邦人的两个儿子之后都会受到三十僭主的迫害，波勒马库斯（Polemarchus）因为他的财富而被杀害，吕西阿斯（Lysias）则自我放逐逃离雅典。因此这部对话的背景就非常引人注目，柏拉图让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成为这两个年轻人最好的朋友，伴随这个家庭的繁荣和幸福随后遭到了摧毁。
    阿德曼图斯第一次露面时，波勒马库斯和尼西阿斯（Nicias）的儿子尼克拉图斯（Niceratus）在他身边。他们这些年轻的朋友出去找乐子，刚刚看完班迪斯节（Bendis）白天的游行回来，正期待着去克法洛斯家搞烧烤庆祝一下，并且对接下来一整夜的节庆活动兴奋不已。在后面的第五卷里，我们会看到波勒马库斯对阿德曼图斯窃窃私语，碰他的斗篷，把他拉到身边。格劳孔虽然一开始和苏格拉底而非这些年轻人在一起，但是他在克法洛斯家里也和自己的哥哥一样自在。当格劳孔跟苏格拉底和其他人不期而致地出现在克法洛斯家门口时，只有苏格拉底引起了克法洛斯的注意，也只有他因为不经常来访而受到了克法洛斯的责备。格劳孔显然是这个圈子里的常客。 
    这是一个有教养的圈子。在苏格拉底到来之前，修辞教师特拉叙马库斯（Thrasymachus）已经在家里了。克法洛斯因为没有更多机会与苏格拉底交谈而感到遗憾，敦促他要常来，把这里当成自己家。波勒马库斯不像他年长的父亲一样被局限在家里，他用更加戏谑的言辞对待苏格拉底，而当讨论要正式开始的时候，他突然引用了西蒙尼德（Simonides）的诗句。尼克拉图斯似乎是他们的好朋友，尼西阿斯关心自己儿子的理智发展是苏格拉底文学（Socratic literature）中的一个主题，既出现在柏拉图的《拉凯斯》中，也出现在色诺芬（Xenophon）的《会饮》中。最重要的是，在克法洛斯家，彻夜长谈的快乐足以抵消彻夜节庆的快乐。
    在雅典的外邦人是一些来自其他城邦，居住在雅典的移民。他们不能担任政治职务，因此不可能成为城邦公共事务的核心角色，虽然他们选择了在雅典安家。像克法洛斯一样，他们将精力转移到挣钱上，但这显然不意味着他们会牺牲教育和文化。克法洛斯非常满意自己和祖父相比只是个中等的商人，他对儿子教育的关心似乎超过了对金钱关心。他富有的家庭进入了雅典最好的社交圈子。
    虽然阿德曼图斯和格劳孔将克法洛斯的儿子们当作平等者看待，但这绝不是因为在那个社会里不能担任政治职务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理想国》的后面，苏格拉底做出了一个针对外邦人的评论，如果考虑到他的听众是什么人，我们就会惊讶于它的唐突。在第八卷描写民主制如何蜕变为僭主制时，苏格拉底将谴责部分指向了民主制中人们对社会差别的无政府态度，他不仅提到年轻人对父母缺乏尊重，而且提到将外邦人与公民等量齐观。阿德曼图斯完全没有反对这个分析。
    有良好出身或富有的雅典人通常在公共生活中获得同辈的尊重，也是在公共生活中分享城邦的荣誉。很少有人会自愿放弃这样的机会，富有的外邦人也不愿意。他们并没有完全退出公共生活，只是没有得到承认。这就是他们为生活在雅典这个殊荣付出的代价。
但是在雅典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他们也远离公共生活，这种疏远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他们是精英阶层，更喜欢寡头制而非民主制，他们反对政治生活中下层民众的影响，而反对的方式就是不参与公共生活，他们中只有少数人积极地试图建立寡头制。"寂静主义"（不作为）是这些因为财富和出身而拥有显赫地位者的口号。寂静主义保护他们免受民众敌意的伤害，在喜好诉讼的雅典，民众有很多办法表达自己的敌意。但是寂静主义是在压力下做出的选择。采取这一策略的人从自己身上剥夺了一些他们本来视为自己权利的东西。
    我们将会看到，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就是寂静主义者，这种态度使他们成为了克法洛斯教养良好的儿子的好朋友，尽管外邦人的寂静主义是由于不同的原因。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苏格拉底敦促不到二十岁的格劳孔控制自己的渴望，在学会如何治理好城邦之前不要急于跻身政治舞台。格劳孔曾经不顾自己的年轻和缺乏经验在公民大会上起身讲话，结果让自己出丑。在与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话时，格劳孔看上去对管理城邦所需要的技术知识一无所知。他或许受过很好的教育，但那是一种老套的教育，而他这个人也非常老套，认为那样的教育就让他有资格承担公职。在《理想国》中，阿德曼图斯将格劳孔描述成一个"热爱胜利的人"；但是苏格拉底则坚持认为，与阿德曼图斯描述的那种充满野心、热爱荣誉的类型相比，格劳孔更有教养，也更精明。
    事实上这两兄弟都太有教养、太高贵，因此不可能不记成本地追求荣誉，不管他们认为自己多么有资格获得公职。他们反对社会腐败的方式不是像他们的亲戚那样搞政变，而是疏远社会生活，培养自己的灵魂。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克里提亚有时候和卡米德斯（Charmides）在一起，有时候陪伴着蒂迈欧（Timaeus）和赫莫克拉特斯（Hermocrates）这样显赫的外国访客，但是从来没有与外邦人为伍。而《理想国》开篇的场景表明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像他们的兄弟柏拉图一样，没有参与克里提亚的政变。
    虽然他们对政治泥淖的回应比他们的表兄更加高贵，但那毕竟仅仅是一种回应。寂静主义并不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从某种生活方式中撤退。在第七卷里，苏格拉底问格劳孔除了真正的哲学生活之外，是否还有别的生活方式会鄙视公职，格劳孔断然否认。不过他自己并没有过哲学生活，只是对苏格拉底充满同情，并且熟悉那些知识分子的谈话。苏格拉底说的很多话都令他吃惊不小。此外，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如果这两兄弟想要过哲学生活，他们还要做出什么尚未做出的改变。
    因此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其实并不真的鄙视公职，他们只是退出公共生活。他们当然也履行自己的义务，参加雅典的战争。但是他们和其他寂静主义者一起把时间花在有文化的闲暇活动上。他们将外邦人看作自己的同辈，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表明他们准备好了接受某种极端的东西，某种没有受到贵族的保守倾向限制的东西，因为外邦人在社会地位上并不是他们的同辈，而只有在才能上才可以这样说。他们将克法洛斯的儿子看作与自己同类。这种态度使他们下到比雷埃夫斯（Piraeus），来到这个港口，来到居住在此的外邦人家里，这些人不允许在雅典城中拥有房产，只能居住在这个充满新奇事物和社会不安的港口。他们要去看一种新式的火炬赛会，它是为了向一位新近从色雷斯（Thrace）引入的女神致敬。
    在这里，他们会从苏格拉底那里学到这样一个城邦，它由依据才能的贵族制统治，在那里所有人都是公民，没有外邦人，每个公民都要遵守公民正义的要求，遵守这个城邦的基本原则，它可以被翻译成："做自己的事，不要管别人的事"。但是在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的雅典，这个原则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事实上意味着两个东西，取决于这句话是对精英说的还是对普通公民说的。如果是对精英说的，它就是一个建议：当一个寂静主义者，不要介入政治；如果是对普通公民说的，它就是一个警告：了解你自己的地位，不要试图篡夺那些比你强的人的权威。因为这样的警告在民主的雅典闻所未闻，因此我们最好还是把它理解成建议。
    在美丽城中，每个人都做自己的事情，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寂静主义者；但是没有人需要退出完全的公民生活。在美丽城的愿景里，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会找到一种方式，很愉快地将自己与公共生活（事实上是与王制）的前景重新联系起来。
    ……

    这本书的优点就在于它是有争议的，费拉里并不害怕伸出自己的脖子，他强迫人们重新审视他们的想法。
                    --约翰·狄龙，《布林茅尔古典书评》

    本书是解读《理想国》的上佳范本。费拉里关于柏拉图明确写出的与隐藏在文本之下的内容所做的分析，以及对其中提出的政治、心理和形而上学问题的看法尤为值得一读。
                    --理查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