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团练

导言（节选）

晚清团练运动是中国团练发展史中最重要的阶段。这场运动并不局限于 军事斗争，绝非百年未有之变局中的旁枝末叶，而是以熔岩一般炽热狂烈的 无序动力，将末代王朝推越过横亘于近古与近代之间的沉重门槛。

与成型于嘉庆朝的团练呈单一走向不同，道光、咸丰、同治诸朝团练路 径多向，突破了传统乡村民兵概念的边界，亦难以用地方自卫组织来框定。 同样，也难以由团练叙事中最具影响力的曾国藩、李鸿章所辖武装笼统概 括。因特定的历史生态，晚清团练运动并无明确宗旨和统一纲领，在变化未 定的外部环境和无休止的内部裂变中无序漂移，因此存有各种可能性。由不 同群体组成的各式团练，怀有各式各样的政治经济权利诉求，在当时是一股 生机勃勃的力量，在锁国反洋与接触外部世界、国家权力与地方利益、族群 凝聚力与不同阶级冲突的框架中，寻求并不兼容的前行路径。

晚清团练运动发端于广东。1841 年，珠江三角洲的数万民兵集结三元里， 手持冷兵器阻止侵华英军进入其耕作之地;1848 年，广州商民团练守住城 门，决不让一个外国人入城贸易;1858 年，广州团练总局集结七千名团勇进 攻广州，与守城的英法联军激战四小时。一切因贸易而起，农耕社会坚守自 给自足形态，工业革命催生的西方列强以先进热兵器突破东方朝贡体系的边 界，构建以棉纺织品、鸦片为主要商品交换茶叶、丝绸、陶瓷的国际贸易体 系，变白银从西方流向中国为从中国流向西方，整个世界为之失衡。

最早在广州三元里组织民间抵抗组织的，是一群乡村底层知识分子，因 创办或服务于乡村自治组织社学，又被称为社学乡绅。社学担负传授儒学、训练乡兵的任务，社学武装可称社学团练。 广州上层士绅也办团练，他们建立大佛寺绅士公局，董事会成员多为书院山长(相当于现下院校负责人、学术带头人)。大佛寺绅士公局撰写告示威 吓广州城外洋行区的英国人，创作诗歌赞美三元里抗英英雄，揭露广州当局 昏聩导致军事和外交的失败，控诉外省援粤清军对外怯懦对内残暴，其政治意图是战时的广州由公局和团练自治。

社学士绅群体由尚未进入官僚系统的文武举人、生员组成，因被战功、 捐输等因纳入品级管理，下层士绅人数急剧增多，利益要求亦趋多元。下层 乡土士绅与上层绅士儒学信仰相同，政治、经济地位则全然不同，这使得鸦 片战争初期的广州团练未能形成紧密型集团组织，城内上层士绅团练与乡村社学团练并非隶属关系。

广州买办阶层的处境跌宕起伏，他们在 1841 年被视为唯利是图的汉奸， 1848 年反入城运动中则出力甚多。广州买办富绅伍崇曜，1854 年出面联络行 商之子梁伦枢成立护城委员会，募集 50 万两白银建立自卫团，被地方官府、 绅民视为民族英雄。买办团绅身份多元，他们曾是官方外贸代理商，通过捐 纳成为红顶商人，同时又是外国洋行金融、贸易经纪人，与反满组织天地会 等亦关系密切。广州持续经久的反洋运动影响到对外贸易，粤籍买办转赴上 海开拓新市场。在沪粤籍买办是上海城市团练的重要推手，为在内战中保护 私有财产，他们组建买办私属武装。当时中国的资本所有者未具近代政治意 识，他们多是实用主义者，选择走便利实惠的路，通过捐纳获取官职，依靠 体制保护其商业利益和财产安全，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开放立场仅表现在对外贸易事务中。

内部斗争和变节，使粤籍买办失去对上海的控制权。继而获取上海统治 权的浙籍富商吸取粤籍买办官员教训，不再组建城市团练，把白银花在招募 外籍雇佣兵组建洋枪队上，人数不多的私募武装战力强悍，因战功由清廷允 准改名为常胜军。他们给予外籍雇佣兵“加厚”的薪饷，“自是常胜军之用， 始得力矣” 。外籍雇佣军职业性地扮演城市保卫者的角 色，使这座通商口岸城市一度成为中外资本所有者的战时避难所，使上海这 座脆弱多难却又生机勃勃的通商城市在战争中存留下来，同时给东方大陆烙 下含义复杂难以言喻的近代性印记。

湖南书院精英在团练运动中脱颖而出，知识群体在儒教政权陷入危机时 组建团练，在此基础上以雇佣军湘勇的名义与地方团练脱钩。由在籍办团缙 绅曾国藩统领的宗法制武装湘军，以强大的内河水师和野战陆军战胜南京政 权的太平军。满蒙八旗军主力在内战中覆灭后，湘军和由湘军分出、独立成 军的淮军并肩而立，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湘淮集团动摇了由中 央政权和地方士绅阶层构成的双重统治格局，湘淮系督抚道府既是清廷任命 的军政主官，又是代表湘淮集团的地方主义者，兼顾中央政权和地方集团的 利益，而非地方士绅群体的代言者。中央政权和地方士绅阶层构成的双重统 治架构，因湘淮集团的插入演变为多重统治格局。

浙江温州也属于早期办团的地区，此间地方武装分为缙绅大族团练、乡 土士绅团练、工商市民团练。前身为秘密宗教组织金钱会的工商市民团练平 阳金钱义团，领导者为木材商、粮商和手工业作坊主。金钱义团与瑞安缙绅 大族团练安胜义团对峙，双方在博弈中挤压蚕食乡土团练统治区。缙绅大族 武装、乡土士绅武装、工商市民团练在对抗中形成等边关系，以政治身份、 地方影响及军事实力提出权力诉求，触碰固化不变的儒教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离开乡村迁入城市者，他们以各种职业谋生，被耕读社会 维护者视为三教九流。团练运动改变了他们的处境，因加入武装组织且握有 兵器，一直以来陷于边缘化处境的底层市民，终于可以平视乡村士绅甚至地 方官员，他们要做城市共治者和社会秩序维护者。工商市民团练是汇集了商 贾百工、会徒僧尼、兵弁游民、底层市民的地方武装，以其纷杂随机的多神崇拜、经商制器所得的财富积累和挣脱儒教秩序的自由意志，挑战向来鄙视 他们的在籍缙绅和乡村士绅，由此突破了乡村宗亲团练模式，为团练运动增加了不确定性及变数。

皖北苗氏团练踩着历史旧辙倒行，试图复制汉末豪强割据模式，组建者 苗沛霖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军阀。苗氏团练在统治区域实行圩寨制度，所有 居民被纳入网格化管理。圩寨制度有别于保甲制度，社会基层组织领导权由 有产者出资获得，捐款用作团练经费。苗氏军阀建立了新的权力制度，帝国 双重权力格局再次受到重击，地方官府治权难以下沉到基层社会，文官系统 因缺乏施政接口失去行政职能。

从唐代以来，政府利用地方民间组织的武装力量守城防盗，是为“团练”。晚清时期，面对内忧外患和八旗、绿营军战力羸弱的现实，清政府不得不鼓励地方“办团练”以守土保疆、维系统治。一时间，“团练运动”如火如荼，办团练者既有籍籍无名的乡土士绅，也有江忠源、胡林翼这样的地方官员，孙锵鸣、吕贤基这样的在籍缙绅，更出现了曾国藩、李鸿章这样依靠办团练一步步崛起的股肱之臣。在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博弈场中，团练运动以其独特的历史轨迹，改变了地方政治社会结构，改变了地方社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传统关系，从而加速了“传统国家的崩溃”和“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大清团练》聚焦晚清团练运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为读者剥开笼罩在“团练”身上的历史迷雾，展现一个特殊群体在一个特殊时代的历史命运和遭际。

作者简介：
胡小远：作家、学者；作品有《玻璃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蝉蜕——晚清大变局中的经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末代大儒孙诒让》（作家出版社）、《太阳酒吧》（浙江文艺出版社）等。
·

导 言 
第一章 这是我们的广州 
英国工业革命的蝴蝶效应
帝国的军事斗争
英雄时代
锄奸运动
关于忠诚的阐释权
宗亲办差
反洋人入城运动胜利了
第二章 他们走下高地 
高地上的“天国” 
铁流
在广西的帝国雇佣兵 
英雄跌下神龛 
间谍坟场 
第三章 脱下朝服办团去 
自酿的苦酒自己喝
宫中发出违背祖训的圣谕
今夜吕府哭声一片
满城 
天京时代
一个人的抵抗
迷舟
第四章 莫要惹恼守土者 
孤军北上
围猎 
第五章 有灵的岳麓 
楚勇出湘
庐州的池塘很冷
斯人从戎
幕府
歌着的战士以及湘勇领袖的政治宣言
圣谕日日抵衡阳
湘人从水
速胜论的终结 
第六章 洋人又来了 
枪炮与贸易
又是三元里 
南方归于沉寂 
皇帝想出上上策 
北方的民间抵抗
第七章 逐鹿安徽
得安庆者得金陵
窗口期转瞬即逝 
天国的青年们
夺安庆
第八章 瓯地诗与火 
皇家园林诗人 
从吹哨人到樵夫 
你方唱罢我登场 
龙蛇瓯中斗 
公子与游侠 
1861 年的乡村减租运动
文化生成于血泊 
无兵者无话语权 
第九章 战上海 
淮军出师
非私军者亡 
运东最大的军火市场
差点儿就有了中英联合舰队
沪上广东帮
第十章 万里江山图 
他们选择离开 / 304 
江边再无“天国” / 311 
赢者断臂 / 316 
无所不在的袍哥 / 322 
淮北之乱 
江山属谁 
最后的满蒙铁骑 
淮盛湘衰 
终战 
微光摇曳水云间 
参考文献书目 
后 记

从唐代以来，政府利用地方民间组织的武装力量守城防盗，是为“团练”。晚清时期，面对内忧外患和八旗、绿营军战力羸弱的现实，清政府不得不鼓励地方“办团练”以守土保疆、维系统治。一时间，“团练运动”如火如荼，办团练者既有籍籍无名的乡土士绅，也有江忠源、胡林翼这样的地方官员，孙锵鸣、吕贤基这样的在籍缙绅，更出现了曾国藩、李鸿章这样依靠办团练一步步崛起的股肱之臣。在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博弈场中，团练运动以其独特的历史轨迹，改变了地方政治社会结构，改变了地方社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传统关系，从而加速了“传统国家的崩溃”和“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大清团练》聚焦晚清团练运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为读者剥开笼罩在“团练”身上的历史迷雾，展现一个特殊群体在一个特殊时代的历史命运和遭际。

作者简介：
胡小远：作家、学者；作品有《玻璃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蝉蜕——晚清大变局中的经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末代大儒孙诒让》（作家出版社）、《太阳酒吧》（浙江文艺出版社）等。
·

龙蛇瓯中斗（节选）

清廷推行地方军事化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崛起形成多重统治结构，温州尤为典型，大吏缙绅团练、乡土士绅团练、工商市民团练等，在普行团练时期应声而起，架空道府县各级官府，瓜分地方治权。

缙绅大族团练与乡土士绅团练相互怀有戒心，因工商市民团练兴起， 他们不得不走到一起，对抗扶植工商市民团练的地方官府。震忠团练与安胜义团发生武装冲突，瑞安百名士绅围攻前来调停的永嘉知县，致使其惊恐万状，“匿署中不敢出”。震忠团练为追捕孙锵鸣包围瑞安城，前来劝和的温州知府黄惟诰被绅民“交詈骂之”，将其软禁在明伦堂。工商市民团练攻入温州府城，黄惟诰得知叔叔死于战乱，“自拊其膺而哭”，瑞安团绅依旧将他“姑羁之城中，不复与计议”。团绅们尽情地嘲笑知府无能，使他窘迫到极点，“时讽以署中被贼事，惟诰窘甚，思脱去而无计”，被释放时已羁禁“在瑞安二十余日矣”。 绅权因清廷动员地方普行团练迅速扩张，楔入地方政事军事，道府县三级政权被边缘化。

办团缙绅与地方官府分庭抗礼，其自身处境亦未见得比后者好多少。地方官员为抵抗绅权扩展，竭力孤立上层缙绅，争取工商市民团练为其同盟， 默许其以宗教手段和传销方式募集经费，使其人数和战力远超缙绅团练。闽浙总督庆端奏准宫中平定震忠义团(金钱会)，对安胜义团(白布会)却依然 视为敌对武装。他递呈折子称:“逆匪(太平军)窜陷处州郡县，警报频仍， 温州防务吃紧，该匪等(金钱会)乘机纠党诈抢。瑞安县属亦有匪徒啸聚， 另立白布会等名目，经署温州知府黄惟诰出示解散，胁从各匪即有悔悟，缴 销钱贴等项。” 在总督眼里，工商市民团练与缙绅大族团练都是帝国的敌人。 新任温处道台周开锡对孙锵鸣也深怀敌意，说金钱会“及形迹渐著，孙侍读不能循理守分以正其罪，试问金钱之名固非，白布之名独是乎?”

乡土士绅是另一股政治军事力量，在与官府、缙绅、工商市民领袖的角力中，形成不容小觑的地方势力。孙锵鸣在籍办团受到地方官排斥，逐渐失去话语权和实际权力，乡土团绅视其为鸡肋。清人赵之谦称孙锵鸣“喜为地方干预公事”，“先是奉旨派办团练，近处州又警，遂群奉以为主 ”，“侍讲兄琴西(孙衣言)，以翰林官安庆太守”，“其关防凡刻大小数十颗，处处皆有。其办事多可笑。又尝出示称本院。包揽讼事，瑞邑绅士皆能之，而侍讲昆季官较大，势较神，故群恨如此”。 这些乡村领导者极端地功利务实， 钦派在籍办团的翰林侍讲、前广西学政孙锵鸣也好，前安庆知府署安徽按察 使孙衣言也罢，虽是高官大吏，可一旦无权无兵无银，便被乡绅毫无情面地 拉下神坛。他们对科甲缙绅的态度反复无常，从“群奉以为主”到“群恨如此”，全由自身利益决定。太平军攻陷处州逼近温州，惊恐之下他们推举在籍缙绅主事，见其组织才能平常、军事经验全无、无权动员库银，甩给孙氏兄弟的便多是白眼，即使孙衣言抖搂出十多颗关防印章，乡土士绅亦不屑一顾。回籍办团缙绅官位品秩与实际权力脱节成为其脆弱命门，若无曾国藩那样的魄力，以强力毫不犹豫地取得地方武装审批、诉讼审决、厘金收取、捐纳官职申报发放等权力，势必很难打开局面。在全民皆兵的团练运动中，在籍办团缙绅要么走向权力高峰，要么沉渣一般沉入谷底。

……

工商阶层在地方军事化中趁势而起，结束了缙绅团练一枝独大的局面。 震忠团练的前身是金钱会，因带有斋教印记受主流社会排斥。为获得经费在乱局中做大，他们抓准工商业者惧怕战争的心态，宣扬交钱入会者生命财产 可以受到保护，并与地方政府结成政治联盟，在“去中心化”的统治格局中， 与地方官员、望族团练、乡土团练共享地方治权。

震忠团练的领导者多是城镇商人、手工业作坊主，如兼做木材和餐饮生 意的赵起，木材商蔡华、蔡岑，湖笔商周荣，草药商朱秀三，塑神匠缪元， 铜制品作坊主王秀锦等。震忠团练与安胜义团最初的冲突，由牙商与土地主的纠纷引发，拥有大量粮田的乡村富绅认为粮食交易被城镇牙商控制，他们压低粮食价格并抽取高额佣金。牙商即货物买卖中间人，古时“牙”与“互” 通用，牙市即互市。农业社会崇尚耕读，在乡村士绅看来，牙商凭嘴上功夫不劳而获，这样的发迹形同盗匪。城镇商人认识不同，他们认为自己应该获得行 业自治权，本地事务不能完全由乡土富绅主导。团练运动打破地方权力的传统 格局，给予商人阶层向地方政府及重农主义者争取权利的契机。

粮牙与土地主分别作出政治选择，整个牙商行业都加入震忠团练，与缙绅孙锵鸣关系密切的富绅陈安澜率林垟乡团加入安胜义团。牙商团勇与林垟乡团发生冲突，牙商拔掉乡团团旗，乡团推倒牙商团旗，“各伢(牙)奔告赵 启(起)，启大怒，拨匪千余攻之”，两大团练火拼由此肇始。瑞安贡生蔡华起事，除了因和赵起是木行生意伙伴，还因与林培厚后人林若衣存在土地纠纷。林氏宗族祖居屿头，林培厚嘉庆年间官至重庆知府、湖北粮储道，蔡华祖上康熙年间从瑞安莘塍迁来屿头，难以抗衡地方望族。处于政治结构底层的工商阶层对望族后裔、科甲大吏、乡土士绅积怨甚久，为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组建武装力量，利用地方官员、科甲望族、乡土士绅之间的矛盾，与地方 政府结盟扩展势力范围。工商市民团练领导者并无明确的政治主张，在南北 政权博弈中奉行机会主义，视域促狭局限一地，因军事冒险主义终遭失败。 作为儒教社会的被排斥者，浙南工商业者尝试用宗教信仰、货币传销等诸多方式，筹资组团以求维护阶层利益，颠覆传统耕读科举正途模式，一度跻身多重统治权力格局。

乡土士绅武装成为战胜者，他们毫不留情地屠杀战俘，宣示农耕自然经济和乡村宗法礼教秩序的神圣不可侵犯。1861年12 月7日，“(瑞安)城东北乡诸乡闻官兵至，城外贼走，则皆起杀贼”，“生缚贼五百人，送县城杀之城东小校场，皆破其腹而斩之。小校场贼尸如山，血流入河，水皆赤”。 此时地方官员集体转身，坚定地站在乡土士绅一边，屠杀曾为其发牒祭旗的昔 日盟友。清人刘祝封称温州知府黄惟诰与先前判若两人，蔡华、蔡岑战败逃到寨下这个地方时，“为土人所觉，抬至永嘉太守所。太守黄氏登时杀之，头未落地，手足先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