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共治的法理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表明，在“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社会共治不仅是“主体共治”，更是“规则共治”。这一规则共治，以当代中国规范体系为基础，无处不在，渗透于社会的每一个微小细胞之中。有效实施的村规民约，是善治的典范；存在现实张力的法律专业培养方案实施，则为“规则共治”范式提供了自我反思的指引。由此，“社会共治”的中国话语体系，不仅是社会的“规则共治”，同时是和个体“规则意识”共生的“共治”。唯有如此，才可以形成与“共享”“共建”的有机衔接。此即，社会共治的法理。

刘振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理论专业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法学会理事、上海市法学会法理法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上海市法学会法社会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师范大学青年学术联盟（文科）理事。研究领域为法理学、社会治理、权利理论。在《环球法律评论》《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部分成果获《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摘；主持省部级课题3项。

自序／1

第一章“社会共治”的中国言说／1
第一节“社会共治”的兴起／2
一、 探索阶段／3
二、 过渡阶段／5
三、 确立阶段／7
第二节“社会共治”的使用／9
一、 作为修辞的“社会共治”／9
二、 作为实践的“社会共治”／11
三、 作为理论的“社会共治”／14
第三节“社会共治”的语境／16
一、 作为外部环境的全球化／16
二、 作为内生动力的经济发展／18
三、 作为催化机制的政策文件／20

第二章“社会共治”的中国范式／23
第一节“主体共治”：传统解读方式／23
一、 “多元主体共治”传统范式的形成／24
二、 传统范式的理论基础／26
三、 传统范式和现实境况的偏离／27
第二节解读范式的多重可能／29
一、 “社会共治”的理论原点／30
二、 西方“社会共治”的理论谱系／32
三、 “社会共治”范式的共通经验／35
第三节从“主体共治”到“规范共治”／38
一、 私人领域的公共化／38
二、 个体嵌入社会机制的变化／40
三、 多元规范共治的生成／43

第三章作为社会共治基础的规范体系／46
第一节规范体系的经验状态／47
一、 第一种经验状态／48
二、 第二种经验状态／50
三、 第三种经验状态／52
第二节作为经验状态界分标准的承认规则／54
一、 所谓“承认规则”／55
二、 承认规则“何为”／57
第三节规范体系的统一鉴别／59
一、 统一鉴别的可欲性／59
二、 统一鉴别的可行性／61
第四节规范体系的整全结构／63
一、 结构／63
二、 功能／66第四章规范共治检验之村规民约／69
第一节村规民约的名实之辩／70
第二节村规民约中的法律规范／75
一、 作为非典范的典范之B村／75
二、 村规民约中的法律文件／78
三、 村规民约中的适法机制／80
第三节村规民约中的法治文化／82
一、 村规民约中的法治观念文化／83
二、 村规民约中的法治建设文化／85
第四节村规民约的法治功能／88
一、 反映基层生态／88
二、 渗透国家权力／90

第五章规范共治检验之法律硕士培养／92
第一节培养方案的规则意涵／93
一、 规则的存在与时间的规则／93
二、 时间规则的变与不变／95
第二节培养目标的时间规训／98
一、 稳定的时间频率／99
二、 缩水的自由时间／101
第三节培养对象的时间意识／104
一、 法律（法学）的“无时间”图景／105
二、 法律（非法学）的“无时间”图景／107
三、 新的变量和“无时间”的加剧／109
第四节培养方案的规则异化／110

第六章“社会共治”话语体系的自省／117
第一节社会共治系统中的“人”／117
一、 “人”之“有/无”／117
二、 作为检验标准的“人”／120
三、 “规范共治—人”结构的解释力／123
第二节作为“社会共治”枢纽的规则意识／126
一、 作为意识主体的人／126
二、 规则意识的萌发／129
三、 规范共治体系的建构／132
第三节作为“规则意识”培养皿的社会共治／135
一、 社会存在决定意识／135
二、 规范对意识的规范功能／139
三、 规则意识的培育／142

参考文献／148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表明，在“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社会共治不仅是“主体共治”，更是“规则共治”。这一规则共治，以当代中国规范体系为基础，无处不在，渗透于社会的每一个微小细胞之中。有效实施的村规民约，是善治的典范；存在现实张力的法律专业培养方案实施，则为“规则共治”范式提供了自我反思的指引。由此，“社会共治”的中国话语体系，不仅是社会的“规则共治”，同时是和个体“规则意识”共生的“共治”。唯有如此，才可以形成与“共享”“共建”的有机衔接。此即，社会共治的法理。

刘振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理论专业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副教授，兼任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法学会理事、上海市法学会法理法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上海市法学会法社会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师范大学青年学术联盟（文科）理事。研究领域为法理学、社会治理、权利理论。在《环球法律评论》《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部分成果获《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转摘；主持省部级课题3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