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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蔚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ISBN9787559676412
出版时间2024-07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54元
货号29736462
上书时间2024-11-04
导言 霍妮生平及理论发展
童年时期的家庭问题、深度抑郁和神经症倾向,皆使她因祸得福。若非如此,她怎么能发展出她的理论?怎么能深刻地理解人性?
——雷娜特·帕特森(霍妮的小女儿)
卡伦·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是第二代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与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一起被称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三位女性精神分析学家。她和安娜·弗洛伊德也是早年精神分析运动中仅有的女权主义思想家。她质疑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理论,提出人格是被个体的社会需要而不是性驱力所驱使,强调文化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她也反对性别差异源于潜意识冲动的说法,认为两性差异更多的是因为对社会角色的学习,并倡导女性应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她认为在健康家庭环境下,个体潜能会得到充分开发,个体会发展成为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的正常人。若个体被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困扰,发展过程就会受到内心的不确定感和孤独感的阻碍,形成神经症和精神障碍。神经症病人可以通过系统的精神分析治疗和自我分析来获得改善,成为充分发展、完成自我实现的个体。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原生家庭
卡伦·霍妮于1885年9月16日出生在德国布兰肯内兹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她的父亲全名叫贝恩特·亨里克·瓦克尔斯·丹尼尔逊,挪威人,钟表匠的儿子,在远洋轮船上当船长。他与第一任妻子生了四个孩子,妻子过世时这些孩子都快成年了。然后他遇到了小自己19岁的克洛蒂尔,大家叫她桑妮。她是有着荷兰和德国血统的贵族,集智慧和美貌于一身。桑妮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师。老丹尼尔逊与桑妮结婚后,在他们第一个儿子贝恩特出生四年后又有了女儿卡伦。
这段在年龄和门第上都有差距的婚姻,很快就出现了裂痕。老丹尼尔逊宠爱着年轻美丽的桑妮,桑妮却对此不屑一顾。由于职业的原因,这位父亲很少在家,对孩子的关心也不多。他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要求孩子们也一起信教。卡伦的童年在父亲挥舞《圣经》的阴影下,失去了精神的自由,她觉得他每天早上的祈祷相当愚蠢,觉得他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在他眼里又丑又笨,长大只配做个家庭主妇。
母亲桑妮是家庭的中心,众人的焦点。在卡伦的记忆里,母亲更多地关注哥哥,虽然给两个孩子同样的物质,但是她总感觉在情感上自己是被忽视的。这可能与她出生时父母的婚姻质量有关,卡伦出生在桑妮已经对婚姻生活感到不愉快的时候,是个“不想要的孩子”,而且这种拒绝在卡伦出生前就开始了。
母亲和哥哥的关系很好,卡伦和他们站在一起反抗父亲。她想与哥哥亲近,但哥哥也不喜欢她。她的童年生活并不快乐,甚至觉得自己是令人讨厌的孩子。但9岁时,她改变了生活态度,决定用智慧弥补自己在相貌上的不足。12岁的卡伦因为治病而对医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萌发了当一名医生的决心。
1901年,她在母亲的支持下进入高中,但父亲对她想当医生的想法极力反对。1904年父母离婚后,卡伦和哥哥跟着母亲生活。1906年,她进入弗赖堡大学学习医学,两年后转至哥廷根大学。1910年和1911年,她的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
回顾卡伦的童年,虽然并没有发生特别创伤性的事件,但是她的成长环境并不足够温暖、友爱,她在人际关系里更多体验到的是忽视、冷漠和拒绝。首先,她出生在父母关系不好的时期,可以推测母亲看见她时不会有太多积极情绪。其次,这个家是以母亲为中心的,身为男性的父亲和哥哥都关注着母亲,让同为女性的卡伦处在次要位置,她在与母亲的竞争中失败了。最后,在与哥哥的同辈竞争中,她同样失败了,母亲明显地更偏爱哥哥,父亲对她的未来也没有太多期待。在这个家里她是孤独的,如果她坚持做自己,那么便会被孤立。对孤独的恐惧、对情感和被认可的需要让她放弃了反抗,加入父亲和哥哥崇拜母亲的行列中,以母亲为中心旋转,从而与家庭节奏保持着和谐。然而这种和谐是以压抑自己的真实感受、与真实自我疏离为代价的,这也是她抑郁的根源。
走出抑郁
由于父亲的缘故,卡伦也曾信仰基督教,但从14岁起她就对宗教产生了怀疑,17岁时,她想“以一种漂亮的、干净的方式分析和解释一切”,这正是精神分析的特征。
在学校听说许多同学已经有了性行为,卡伦在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后,放弃了宗教信仰,但年轻的她仍在内心矛盾中挣扎是遵从本能欲望,还是战胜它。正值青春期的她对爱情充满了向往,幻想与一个伟大的爱人一起体验精神的共鸣,也幻想着性堕落。她这种将爱情分裂成灵魂和肉体两部分的心理,在行为层面的表现便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亲密关系里,她把两者分别投注在两个爱人身上。卡伦在人际关系中体现了她的强迫性需求,对死亡的渴望也多次出现在她的日记里。她的模式是“理想化—期待—失望—分析”,然后开始下一段关系,这个模式既出现在她与家人的关系里,也更多地体现在她与异性的关系里。
卡伦在18岁时迎来了自己的初恋——在圣诞节假期,她遇到了恩斯特·肖尔奇(Ernst Schorschi),两人快速发生恋情。虽然这段狂风骤雨般的关系仅持续了短短几个月就结束了,但却体现了她人际关系的典型特征。在这次短暂的恋情中,她先是将对方理想化,期待从此生活就能变得美好,但理想破灭后她开始感到抑郁。在经历了情感风暴的洗礼之后,她通过反思去理解整件事件,从中找回心灵的平静,最终对抛弃自己的初恋情人的结论是,他是“遵从本能做事”的人,“不过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卡伦的第二位恋人是罗尔夫(Rolf),他比她更抑郁,是她在思想上的导师。他们在情感上是契合的,但精神上的契合更显出性生活的苍白。恋情开始后不久两人就分处两地,卡伦开始与其他人有了性关系。她想在拥有罗尔夫的爱情的同时,在其他人那儿得到“激情”。不能得到卡伦全身心的爱,让罗尔夫伤心地退出了,而因为无法忍受一个人时的情绪低落和无助感,卡伦经常从一个男人跳到另一个男人,同时维持着几段关系,用这些关系来逃离孤独、防御抑郁。
1906年7月,她同时遇到了洛施·路易斯·格罗特(Losch Louis Grote) 和奥斯卡· 霍妮(Oskar Horney),开始了和他们的三角恋。她同时与两人相处,在三年后嫁给了后者,并生了三个女儿。她将奥斯卡视为知己,对他越来越依赖,但随着与母亲、哥哥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她的抑郁症也发作得越来越频繁。1910年4月,由于抑郁症和性问题的困扰,她开始接受弗洛伊德的嫡传弟子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的精神分析。奥斯卡对她内心的引导被精神分析和自我分析取代,他们把两人的婚姻关系定义为开放式婚姻。两人在表面上维持着正常的家庭生活,共同抚养三个女儿,一起经历了奥斯卡走向事业巅峰再跌入低谷的人生历程。霍妮在191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在接受了四年精神分析训练后,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医生开始私人执业。1923年,奥斯卡得了脑膜炎,生意也跌入低谷;霍妮的哥哥因肺炎去世。一连串的不顺使霍妮的情绪低落,抑郁症再度发作,甚至萌生过自杀的想法。1926年,她和破产后的奥斯卡离婚。1932年她移民美国,但他们还是朋友,她在奥斯卡需要时给予经济上的援助,直到他1948年去世。
霍妮的性生活是她被人诟病的原因之一,这也是她神经症的症状之一,除此之外,她还经常感到疲劳和能力受损。她会用内省和分析来探寻自己的内心世界,寻求解决之道,而精神分析是她探索自我的有力工具。所以,有病又有悟性的霍妮自然而然地走向了精神分析之旅,除了接受卡尔·亚伯拉罕两年多的精神分析治疗,她的自我分析也坚持了40年。她带着自己的症状生活,通过撰写日记、论文和书籍进行自我觉察和自我探索,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内心冲突。这是她疗愈自己的方式,也是她的兴趣所在。当人际关系出现状况时,学术和大自然为她提供了庇护。从她后面的成就可知,她抑郁和能力受损方面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对异性的强迫性需求也有所缓解。
“焦虑”的环境与文化对我们的人格形成起到怎样的影响?
“一方面希望统治一切人,另一方面又希望被一切人爱;一方面顺从他人,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们身上;一方面疏远他人,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们的爱。”矛盾的心理与行为背后隐藏着哪些难以觉察的心理困境?
异常的敏感、苛刻的自我要求、难以释放的攻击性、对现实的逃避……又是否意味着我是”神经症的一员“?
社会心理学先驱卡伦·霍妮认为,人们通过爱、顺从、权力和退缩去对抗焦虑,以获得暂时的安全感。但当人们同时使用几种互不兼容的策略时,内心的冲突就会随之出现。对爱的病态需要让我们形成非黑即白的爱欲观点,认为“爱我的人不会伤害我”或者“不应该伤害我”;“顺从”让我们压抑自己的需要,顺从一切人的潜在愿望,避免一切可能招致的敌视;“权力”让我们过度追求掌控感,陷入“如果我拥有权力,就不会受到伤害”的僵硬思维里;“逃避”则让我们习惯性切断与他人的情感联系。这些对抗焦虑的方式无一例外都会导致内心的冲突,让我们不断远离自己真实的感受,在想象中构建完美的自己,逐渐形成神经症人格。
虽然这样形成的态度、性格、行为,在旁人看来是幼稚甚至脱离现实的,但这些策略确实能有效地把我们从焦虑、痛苦和困扰中解救出来,以至于我们难以察觉,或者不想察觉它们的“不恰当”。霍妮将这种因基本焦虑而形成的心理僵硬与行为刻板定义为我们人格中的神经症,它不是一种病态,只是正在受苦的我们对危险、苦痛做出的不恰当反应。
在本书中,作者借由霍妮的视角,细致入微地剖析了神经症人格这个一直以来被人们视为“病态”“异类”的心理状态。在追溯人格形成的外在影响与内在原因的基础之上,探讨了现代人可以如何借由自我分析来克服神经症人格的阻碍,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接纳自我,减轻时代性焦虑。
张蔚
第八期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中德班)成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来西亚玛莎大学临床心理学在读博士。
曾担任贵州省心理学会理事会第八届、第九届理事,贵州心理健康协会候任副会长。长期接受精神分析、家庭治疗、叙事疗法、认知行为治疗等心理专业训练。自2010年起,从事心理咨询行业,积累大量个案咨询经验。
参与编著《家庭教育知行读本(0-3岁)》《医学心理学》《青少年心理学手册》等心理学普及作品。
导言 霍妮生平及理论发展 / 001
原生家庭 / 005
走出抑郁 / 009
迈向成熟 / 014
淡出视野 / 020
再次回归 / 025
第一章 神经症与文化 / 031
什么是神经症 / 033
僵硬的人 / 045
神经症的代际遗传 / 061
第二章 基本焦虑 / 067
什么是焦虑 / 069
基本焦虑 / 079
应对基本焦虑 / 085
第三章 神经症的自我挣扎 / 093
神经症病人自我意识的发展 / 095
神经症自负 / 099
自我憎恨与自我蔑视 / 104
神经症病人的自我冲突 / 111
自我疏离 / 123
第四章 神经症的人际关系 / 127
人际关系的共性 / 130
亲密关系中的神经症困扰 / 135
扩张型神经症病人的人际关系 / 138
自谦型神经症病人的人际关系 / 142
放弃型神经症病人的人际关系 / 153
几种人格类型间的互动 / 158
第五章 自我分析 / 163
克莱尔的案例 / 165
自我分析的风险 / 172
对自我分析的需求 / 176
自我分析是如何开展的 / 181
第六章 霍妮的女性观 / 201
阴茎嫉妒还是子宫嫉妒——男女的性别身份认同 / 204
女性的性功能失调 / 209
两性性心理的发展 / 214
两性关系 / 219
超越女性身份 / 226
“焦虑”的环境与文化对我们的人格形成起到怎样的影响?
“一方面希望统治一切人,另一方面又希望被一切人爱;一方面顺从他人,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们身上;一方面疏远他人,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们的爱。”矛盾的心理与行为背后隐藏着哪些难以觉察的心理困境?
异常的敏感、苛刻的自我要求、难以释放的攻击性、对现实的逃避……又是否意味着我是”神经症的一员“?
社会心理学先驱卡伦·霍妮认为,人们通过爱、顺从、权力和退缩去对抗焦虑,以获得暂时的安全感。但当人们同时使用几种互不兼容的策略时,内心的冲突就会随之出现。对爱的病态需要让我们形成非黑即白的爱欲观点,认为“爱我的人不会伤害我”或者“不应该伤害我”;“顺从”让我们压抑自己的需要,顺从一切人的潜在愿望,避免一切可能招致的敌视;“权力”让我们过度追求掌控感,陷入“如果我拥有权力,就不会受到伤害”的僵硬思维里;“逃避”则让我们习惯性切断与他人的情感联系。这些对抗焦虑的方式无一例外都会导致内心的冲突,让我们不断远离自己真实的感受,在想象中构建完美的自己,逐渐形成神经症人格。
虽然这样形成的态度、性格、行为,在旁人看来是幼稚甚至脱离现实的,但这些策略确实能有效地把我们从焦虑、痛苦和困扰中解救出来,以至于我们难以察觉,或者不想察觉它们的“不恰当”。霍妮将这种因基本焦虑而形成的心理僵硬与行为刻板定义为我们人格中的神经症,它不是一种病态,只是正在受苦的我们对危险、苦痛做出的不恰当反应。
在本书中,作者借由霍妮的视角,细致入微地剖析了神经症人格这个一直以来被人们视为“病态”“异类”的心理状态。在追溯人格形成的外在影响与内在原因的基础之上,探讨了现代人可以如何借由自我分析来克服神经症人格的阻碍,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接纳自我,减轻时代性焦虑。
张蔚
第八期中德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中德班)成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马来西亚玛莎大学临床心理学在读博士。
曾担任贵州省心理学会理事会第八届、第九届理事,贵州心理健康协会候任副会长。长期接受精神分析、家庭治疗、叙事疗法、认知行为治疗等心理专业训练。自2010年起,从事心理咨询行业,积累大量个案咨询经验。
参与编著《家庭教育知行读本(0-3岁)》《医学心理学》《青少年心理学手册》等心理学普及作品。
神经症不仅可以由偶然的个人经验所造成,同时也可以由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特殊文化环境所造成。
——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什么是神经症
我有神经症吗?家人或朋友有一些奇怪的表现,属于神经症吗?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觉得某人行为异常时,会说他有“神经病”。这里有必要用一些篇幅来了解和区分医学和心理学上对神经症、神经病和精神障碍的描述。神经病(neuropathy)特指周围神经疾病,以往也称神经炎,是一类周围神经系统发生的器质性疾病,比如三叉神经痛、颈椎病、坐骨神经痛。这些疾病需要到医院治疗。
与之不同,精神障碍(psychosis)和神经症(neurosis)均是功能性问题。神经症患者知道自己的问题并感到痛苦,但社会功能较好,多数患者能基本正常地工作和生活。而精神障碍失能较神经症严重,患者发病时丧失自知力,无现实检验能力。比如患有钟情妄想的精神障碍患者认为某位异性喜欢自己,拒不接受自己多次表白均被拒绝的事实,反而把这些拒绝看作对方对自己的考验。
当然,从正常地具有某种人格特质到出现神经症性表现,再加重成为人格障碍,甚至发展到精神障碍水平,是一个动态的连续过程。人格特质有许多类型,常见的有焦虑型、自恋型、边缘型、强迫型、表演型、依赖型、回避型等。比如抑郁型人格,平常可能表现为内向、不擅长表达自己,特别是不敢体验和表达自己的愤怒,在拒绝别人时感到很困难,遇事总是习惯替他人考虑b。因为他们习惯把他人的利益或评价放在首位,而忽视了自己的感受。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一类人,他们非常被动和懦弱,经常让与他们关系紧密的人产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在与别人相处时,他们经常表现得过度讨好,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在被欺负时,他们不能表示抗议或争取自己的利益,也不敢表达自己的攻击与愤怒。一些国家的集体主义文化十分强调这种服从,特别是对女性,隐忍和为他人着想被看成“美德”,受到鼓励和赞赏,所以许多女性或多或少有这种特质。如果遇到一些事情让他们原来的防御方式不再起作用,或别人把他们的忍让当成软弱而得寸进尺时,这些人就可能出现失眠、早醒、食欲下降(或贪食)、懒惰等抑郁症状,发展成神经症。如果这种打击比较严重,这些人又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和帮助,病症就有发展成为精神障碍的危险,出现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他们也可能因为害怕抑郁而采用相反的行为来防御,从而表现为躁狂的临床症状。同样,精神障碍通过治疗可以缓解成为神经症,神经症可以恢复到正常水平。神经症与精神障碍只是不同程度的功能性问题,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只是暂时处在某个状态而已。
现在,我们知道了神经症是一种心理不正常的状态,其程度轻于精神障碍,在这种状态下,多数人可以维持正常生活。霍妮对神经症进行了这样的描述:“神经症乃是一种由恐惧、由对抗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由为了缓和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协解决的种种努力所导致的心理紊乱。从实际的角度考虑,只有当这种心理紊乱偏离了特定文化中共同的模式时,我们才应该将它叫作神经症……人们关于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的概念,不仅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同一文化中也会发生改变。”a也就是说,人们在凭经验判断一个人是否正常时,会用文化中公认的行为模式作为标准,把符合的称为正常,不符合的叫作异常。但是,这个公认的标准与一个人所处的文化和阶层有关。在“二战”前的英国,中小资产阶级认同的上班工作的生活模式,却被贵族嗤之以鼻。可见,对此的判断在不同的文化或同一文化的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不同阶级的人之间,会有差异。每种文化中,通过家庭和社会的教育,群体成员形成了共同的信念和相近的行为方式,与之相反的行为就会受到指责。比如,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中国人有了对待金钱的共同态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可“唯利是图”。信念一旦形成,在这个文化里会逐渐被加深,慢慢地就被当成“人性”的正常表现了。就像在现代中国,虽然男女平等已经写入宪法,但大众仍习惯性地会因性别不同而对两性有相异的行为要求。比如,女性如果对衣着和打扮十分重视,大家会觉得很正常,甚至会隐约觉得这样的女性是精致的、会生活的;但如果一位男性每天都要敷面膜,大家会推断这位男性过于爱美、不够阳刚。这是由于文化对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有着不同要求,当个人发现自己的行为与公认的行为之间出现不同时,有神经症或神经症倾向的人更容易感受到内心的冲突,并体验到焦虑。
除了能意识到的焦虑和担心外,还有许多人只是发现自己有压抑感、自卑感,出现某种成瘾行为(吸烟酗酒、网络成瘾、购物狂等)或者性生活紊乱等情况,却完全感受不到自己受到了困扰,即焦虑在潜意识层面。他们会认为自己是正常的,只是有一些躯体反应和小癖好,还不时做焦虑和恐惧的梦。因为焦虑在潜意识层面,所以许多人可能有焦虑而不自知。由于从未感受过放松的状态,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把轻度焦虑定义为正常,把中度、重度焦虑看成有焦虑情绪,就像色盲通过经验补偿而不自知,只有体检时才被发现。感知到自己的躯体症状后,多数人会选择去综合医院的内科就诊,而非心理科。早在2005年,就有学者调查发现,综合医院内科门诊有神经症症状的患者占33.5%。然而,由于综合医院的医生缺乏对精神障碍症状正确的识别与诊断经验,统计的发病率低于实际情况。如果参考一下国外的数据,我们可以对此有更深入的了解。德国2000年的流行病学数据如下:31%的人患有需要治疗的精神障碍,24.5%(占其中80%)的人患有神经症性疾病与心身疾病,需要心理治疗;约6.5%(占其中20%)的人患有精神障碍,需要精神科治疗。但很少有人把吸烟、酗酒、网络成瘾、购物狂等行为当成心理异常的表现来重视,我们更愿意相信自己和周围的人是健康的。可见由于大众和医疗界对此的认识不够,各种神经症和精神障碍的数量被低估了,更谈不上被治疗。
面对神经症带来的困扰,我们自然地选择了逃避,虽然这就像受惊的野鸡只顾把头钻进树丛里、屁股还在外面一样无力和愚蠢。逃避焦虑通常有四种方式:把焦虑合理化、否认焦虑、麻醉自己和回避一切可能导致焦虑的情境。前面三种较好理解,第四种是最彻底的方式,指避开任何可能引起焦虑的思想、感受和处境。人们内心知道自己在回避可能导致焦虑的情境,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那些情境引发的情绪像海啸一样强烈,进入意识让人太过痛苦。为了避免再次体验到这种剧痛,他躲开与之相关的一切,连两者之间的相关也忘记了。这就形成了抑制状态,不去感受、不去记得、不去思考、不去做,以避免可能引起的焦虑。性冷淡和阳痿就属于这种抑制状态,癔症型的功能丧失、注意力无法集中、没有自己的意见、不愿与人接触等表现,也属于抑制状态。
存在于我们身上的抑制作用不易被察觉,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察觉自己的愿望,我们才能意识到自己在这个愿望上的抑制,但抑制太强会阻碍我们觉察自己的愿望和冲动。其次,抑制作用带来的益处,让人不想去觉察它。最后,抑制状态在有些情况下符合了文化的要求。比如,曾有一位有较强攻击性的女性在童年经常欺负自己的弟弟和其他男生,进入青春期后她因为受到社会文化认知的影响,压抑自己外显出来的攻击行为,显现出温柔的样子。不过,这种温柔在她成为母亲后被打破,她会以“妈妈是为了你好”的名头打骂自己的小孩,再次展现出攻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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