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敦煌

1000多年的风沙

带来了西域的胡风、北朝的融合、盛唐的华丽

50000多平方米的壁画

描绘着漫天的神佛、丝路的烟火与代代供养人的身影

700多个错落的洞窟（包括莫高窟、榆林窟等）

目睹了近千年的埋葬、令人心痛的流散以及曲折多艰的保护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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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位敦煌研究的一线学者，巫鸿、荣新江、顾春芳、郑炳林、杭侃、张先堂、何鄂、陈菊霞、张元林、马振颖，带领读者从“远眺”到“细读”，从历史地理、物质生活、艺术文化、美学鉴赏、文物保护等多个角度，全方位走近敦煌，介绍有关敦煌最基础、最全面也最新鲜的一手知识。

全书分两部分，上半部以历史文化为主题，解读最初“忽现金光”的佛教圣地，如何变为丝绸之路上耀眼的明珠、“华戎所交”的大都会，成为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汇多元文化的典范，立体呈现敦煌独特的人文历史生境。下半部以美学艺术为面向，条分缕析敦煌石窟建筑、彩塑、壁画三位一体的综合总体艺术，在线条、色彩、造型的交错中，展陈敦煌作为佛教艺术宝库那洋溢而超尘的美学形态，发掘人——供养人、工匠、研究者——在敦煌艺术中留下的踪迹。

以“三联·中读”同名精品音频课程为基础，精心改编而成：四百余帧高清彩色图版，十余张超级知识详情页，把看不尽、讲不完、了不起的敦煌，充分浓缩在一本书中，清晰呈现其变迁脉动与肌理细节，在历史与当下、想象与现实中，提供一种全新的、观看敦煌的方式。

巫  鸿：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艺术史学者

荣新江：北京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系教授

顾春芳：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郑炳林：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杭  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

张先堂：敦煌研究院前副院长、研究员

何  鄂：著名雕塑家、前敦煌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陈菊霞：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文献研究所所长

张元林：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马振颖：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讲师，历史学博士

重新走近莫高窟：以“空间”为视角丨巫  鸿

重返：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丨荣新江

回望：敦煌历史的兴衰演变丨郑炳林

探索：千年石窟的开凿历程丨杭  侃

供养：敦煌艺术赞助人的故事丨张先堂

波澜：藏经洞的发现与敦煌学的兴起丨郑炳林×马振颖

观摩：气韵生动的敦煌彩塑群丨何  鄂

想象：莫高窟里的漫天神佛丨陈菊霞

聆听：溢出洞窟的妙音丨顾春芳

穿越：壁画里的丝路生活丨张元林

莫高精神与时代之光：敦煌守护人的故事丨顾春芳

1000多年的风沙

带来了西域的胡风、北朝的融合、盛唐的华丽

50000多平方米的壁画

描绘着漫天的神佛、丝路的烟火与代代供养人的身影

700多个错落的洞窟（包括莫高窟、榆林窟等）

目睹了近千年的埋葬、令人心痛的流散以及曲折多艰的保护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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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位敦煌研究的一线学者，巫鸿、荣新江、顾春芳、郑炳林、杭侃、张先堂、何鄂、陈菊霞、张元林、马振颖，带领读者从“远眺”到“细读”，从历史地理、物质生活、艺术文化、美学鉴赏、文物保护等多个角度，全方位走近敦煌，介绍有关敦煌最基础、最全面也最新鲜的一手知识。

全书分两部分，上半部以历史文化为主题，解读最初“忽现金光”的佛教圣地，如何变为丝绸之路上耀眼的明珠、“华戎所交”的大都会，成为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汇多元文化的典范，立体呈现敦煌独特的人文历史生境。下半部以美学艺术为面向，条分缕析敦煌石窟建筑、彩塑、壁画三位一体的综合总体艺术，在线条、色彩、造型的交错中，展陈敦煌作为佛教艺术宝库那洋溢而超尘的美学形态，发掘人——供养人、工匠、研究者——在敦煌艺术中留下的踪迹。

以“三联·中读”同名精品音频课程为基础，精心改编而成：四百余帧高清彩色图版，十余张超级知识详情页，把看不尽、讲不完、了不起的敦煌，充分浓缩在一本书中，清晰呈现其变迁脉动与肌理细节，在历史与当下、想象与现实中，提供一种全新的、观看敦煌的方式。

巫  鸿：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艺术史学者

荣新江：北京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系教授

顾春芳：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郑炳林：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杭  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

张先堂：敦煌研究院前副院长、研究员

何  鄂：著名雕塑家、前敦煌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陈菊霞：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文献研究所所长

张元林：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马振颖：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讲师，历史学博士

敦煌如何连接东西方？

*选自《了不起的敦煌》第一讲第二节

文/ 荣新江

丝绸之路怎么走

西汉时，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是汉代的都城，丝绸之路的起点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这之后，东汉与北魏时期，是以洛阳为都城，丝绸之路的起点就在洛阳，元明清以北京为都城，丝路的起点也就自然在北京了。所以“丝绸之路”作为一个后人总结归纳出的概念，在历史上其起点并没有那么严格的说法。

丝绸之路从西安出来就进入了河西走廊，最便捷的路线是经过固原向西，但是20 世纪50 年代也有不少人会用陇西—兰州这条路，这是两条路，但最便捷的还是固原这条路。固原的博物馆非常好，有很多外来品，是一座省级博物馆，跟一般县区一级的地方博物馆不太一样。

接着走，经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后，丝绸之路便分出了两个岔道，一面是从北面经过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到喀什，一面就是经过若羌、且末、和田到喀什，喀什下面的莎车也有路可翻过帕米尔高原——古代的葱岭。翻过葱岭，也是要绕过沙漠地带，因为帕米尔高原有八个“帕”，就是八个山脉，包括天山、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等，所以在这些地方不能随便走，随便走就是死路一条。因而这条路几百年、几千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化，就算有也不过是把水边的路抬高，在山腰上建了公路而已。到了喀什或莎车后，想再往西，只有两条路线，一是经过撒马尔罕、布哈拉到德黑兰—伊朗这条线，另外一条线就是从南边，自喀布尔、坎大哈再到伊朗。还有另外一条路，是经过白沙瓦或喀布尔到印度去，从印度也可以到卡拉奇河口再乘船向波斯、阿拉伯或是地中海世界前进，再或是经陆路从德黑兰到巴格达、大马士革。

汉代人所记载的最远的路、最远的地点，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又名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当时它属于罗马帝国，在文献中被叫作“大秦”。由此可见，这么长的路线，能在两千多年前贯通下来，是非常了不起的。当然这条路的贯通，不仅有张骞的功劳，也依靠着后来者，比如东汉的甘英，以及一代又一代旅行家的不断开拓。

我们今天说的“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是德国学者、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起的名字，但是其真正的定义，是另外一个叫赫尔曼（Albert Herrmann）的德国历史学家下的。最初，赫尔曼给丝绸之路的定义是中国与中亚、西亚之间的贸易交往之路，用中国最有名的出口品丝绸作为路的名字。后来虽然还有玉石之路、佛教之路、宝石之路，以及各种各样的瓷器之路，但都不能取代丝绸之路这个名字。丝绸之路也在后来不断发展，不断被走出一些新岔路来，但基本的干道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条。

拱卫丝绸之路的汉长城

现在，不论八达岭还是嘉峪关的长城都是明代长城，而汉代的长城在今天北京长城之外上千里，相对于明长城，真正的好汉更应该去敦煌西边看看汉长城。2000 年前用苇子和泥巴夯起来的长城，现在依然屹立不倒，有的地方甚至有两米多高。这条长城现在断断续续基本还能看到。

如果你坐汽车从兰州去敦煌的话，会不断碰到这条长城，因为长城有保护丝路的作用，古代道路都是沿着长城的里线在走的。汉代为了守护边境，设立了一连串机构，还在长城上建立了烽燧，敦煌就在这个长城最西边。汉长城一直修到离汉代的两个关口——玉门关和阳关外很远的地方，远到什么地方？现在其实还没有定论。在汉代边境沿线的一个个烽燧下面，有一些房子，是当年士兵住的地方。这些地方有火房，有睡觉的地方，还总有一个屋子放他们的文书档案，若是遇到运气好的考古学家，这些文书就能重见天日。比如到敦煌盗宝的英国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他的鼻子仿佛有特异功能，能闻出有汉简的垃圾堆，所以一刨一个准。

近几年在敦煌发现了悬泉置遗址，这个遗址在公路旁就可以望到，其破壁还残存在那里。原本无人问津的残壁颓垣，后来一挖才发现，原来是悬泉置的驿站。当时，凡是到敦煌的外国使臣都会住在这里，所以留下了大量外国使臣的相关材料，还有他们哪天走到哪里的记录；因为过关要验身份，所以往往会记下这个人的长相，这是很重要的材料，是中国典籍里没有的材料。悬泉置的汉简现在没有完全整理出来，但是其内容涉及大月氏、乌孙等几乎全部《汉书·西域传》和《后汉书·西域传》提到的外国和外国部族。

汉朝把一些内地的士兵、犯人都充实到河西走廊，建立了跟内地一样的郡县，所以敦煌很快成为汉朝经营西域的一个重要的兵站，同时也是东西往来的一个贸易中心。

从郭店的楚简到马王堆的帛书，整个长江流域发现的典籍，基本上记载的都是中国的学术，比如儒家经典、道家的书、兵家的书，都是精英阶层的书。反观在敦煌发现的汉简，则完全是另一类文献，是属于普通民众的、没有什么高深内容的书。汉简里真正算作书的东西基本上有两种：一个是历日，就是每天要看的日历；另外一个就是识字的课本，特别是《急就章》。所以李学勤先生说敦煌的汉简“不涉要典”，这也证明两汉时期敦煌地区人的文化水平相对比较低，毕竟当时那里是汉朝犯人服刑的地方。

但是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之后又有魏、蜀、吴三国争霸，一直打到南北朝，中原仍处在动荡不安的状态下，北方大族为避祸而举族迁徙，他们主要往三个地方跑：一是往辽东跑，就是今天的辽宁半岛，另外是向南方跑，还有一条路线就是往河西走廊跑。当时，中国有不少大家族都住在关内，也就是今天陕西和山西这一带，这里的人向西跑的比较多。

当时的大家族动辄千人，他们来到敦煌之后，也将中原相对先进的文化与技术带了过来，比如水渠的灌溉系统，但最重要的，还是提高了整体人口的文化水平。十六国时期，敦煌有一个大学者叫宋纤，他的授业弟子有三千人，跟孔子一样，在敦煌这个小地方已经相当了不得了。那时敦煌的文化水平是历史上最高的。还有一批水平很高的和尚，最有名的就是“敦煌菩萨”竺法护，他是土生土长的敦煌人，祖籍是月氏，《法华经》最初就是竺法护翻译过来的，所以人们称他为“敦煌菩萨”。

正是因为有了一定水平的文化，才有了接受更高水准文化的“底盘”。我们看到，佛教这种思辨性很强的宗教，在西汉末年，也就是公元1 世纪后半叶进入了中国。现存最早佛教相关记载是在公元前2 年，这可以确切提示我们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到了东汉，典籍也好，出土的文献也好，已然有了很多佛教内容。可是，在西域，就是今天的新疆、河西走廊，我们却很少见到佛教在两汉时期传播的蛛丝马迹，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的敦煌还没有接受佛教文化的“土壤”。

丝路与佛教

荷兰的汉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先生，写过一本书叫《佛教征服中国》（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他说中国佛教早期的传播方式是一种远程传递，即一些掉了队的和尚，误入到中国方向，一直走，一直走，从阿富汗走到长安、洛阳。当时中原信奉的主要是黄老道教，见神仙就拜，多来一个也没关系，所以将佛陀与黄老同祀。东汉时期楚王刘英的宫殿里，就同时摆着这些东西，楚王刘英在今天江苏这一带，因为靠海而笃信神仙，这些人是最早接受佛教的人；有佛教徒经过或者佛教典籍经过的河西走廊以及西域，从两汉一直到公元3 世纪以前，反倒是很少有佛教的遗迹。直到魏晋南北朝至十六国时期（3—5 世纪），河西和西域才有了接受外来文化的知识基础，敦煌才正式有了关于佛教传播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