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游荡者（《翦商》作者李硕全新力作）

前言　试验的残次品
大约在2016年，曾有编辑朋友问我：是否考虑把单篇文章结集出书？我将当时已有的若干论文汇总起来，发现它们的主题过于分散、芜杂，涉及好几个学科领域或专业方向：上古史、中古史、文学史、边疆民族史、法制史，甚至考古，连归纳出一个书名都很困难。那位朋友也是这种感觉，于是编个集子的想法便搁置了。
直到2023年2月，我突发急病，中断了在巴基斯坦的背包旅行。回国之后，经过半个多月住院检测，会诊结果是已无手术可能，存活期不超过一个月。
当时我想，在已经出版的几部专著之外，那些散落的或者未曾刊发的文章，还可以汇总成一本书。再看一遍这些论文的题目，感受却和七年前大不相同：一个学人，怎么能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写出领域跨度这么大，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一堆文章？ 简直是行为艺术啊！
也许，人之将死，看到的风景会有很大不同。这是我的幸运。如果我不死（或者做死的准备），这些文字也许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被放置在一起。
更幸运的是，借助传统和现代的医学手段，后面几个月里， 我的症状逐渐减轻，在胸前插着塑料管引流胆汁的情况下，还有体能完成文稿整理。
于是有了这本书。它收入的，是我从2005年以来写作的若干篇学术论文，有些论文的构思时间，始于20世纪末我还读本科时。部分论文尚未刊发过。另外，凡在我已出版的书中使用过的，不再收入本文集。
这些文章跨度太大，所以有必要向读者解释一下，我当初为什么会萌生这个想法，以及在文章背后，我曾经有更多的研究和写作计划。我把这些解释写成了导读，放在每篇（或每组）论文的前面，并用不同的字体表示区别。这些导读可能比论文本身更有趣味，也更开放，包含着更多的可能性。
那些导读文章，基本介绍了我对每个题目、领域萌生想法的过程，以及论文何时写作等等，涵盖了我从本科时代至今二十多年。所以这里就不再做流水账编年史式的罗列，只从“方法”上聊聊，我为何能想到这些问题，并写出它们。
我在中学时就喜欢看书，想搞点关于人的“研究”，当然，那时看书条件太有限，只能是县城少年的自娱自乐。到1996年考大学，填报志愿，我想考北京大学的历史学系或社会学系，但不巧， 那年北大在河北省的招生目录里，这两个系都没有，斟酌一下，我觉得中文系离这两个专业还算近一点儿，于是就进了中文系。
开学报到几天之后，老师告诉我们：北大搞了个“文科综合试验班”，文史哲三个系的课程都要学，这三个系的新生都可以报名。于是，我报名后参加了个小考试，好像有一段古文断句翻译， 再写一篇作文。然后就进了文科试验班。
北大办文科试验班，我们是第三届，前两届都是保送生。到这第三届，有二十名保送的，还有十名是高考入学之后又考进去的。
后来听说，办文科试验班的创意来自季羡林先生。他说，现行的学科体制是模仿苏联而来，专业分得太细了，导致学生们知识面都比较窄，当了学者也只能搞很窄的学问。所以应该“打通文史哲”，号称要培养通才或“国学大师”，所以这个班也俗称“大师班”。
大学时候，时而遇到有人拿“大师班”打趣，或者羡慕。我解嘲说：大师都是基因突变出来的，几十年几百年出一个，怎么能像孵鸡一样，一窝孵出三十个？ 
文史哲三个系联合开课，其实也只是把三个系各自最基础的课程，像卤水拼盘一样放到课程表里，开课的老师们也不知道怎么培养所谓大师，和之前开课都是一样的讲法。
而对我来说，因为早早接触文史哲这几个学科，就觉得它们真没太明显的界限，基本都是一回事儿，还有其他跟人相关的“社会科学”，都没有实质性的樊篱。因为研究作为社会人的人（而不是医学眼里作为生物活体的人），关注点、切入点都很接近。后来我做过文字记者，还曾用非虚构方式记录旅行，甚至尝试拍摄纪录片，其实都是对人、对人群的观察和记录。
简单说，从文科试验班开始，就“学杂了”。
我写的文字里面，可能缺少关于哲学方面的，其实当初的哲学课程对我有很直接的影响，甚至和我后来的表达方式有关，就是用尽量日常的语言，清晰简洁写出一件事、一个人，不习惯讲理论、讲道理、讲应该如何如何，把思考和发挥的空间留给读者。这还涉及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历程。
西方哲学大都很抽象，制造和使用很生僻的术语，这风格也影响了有些周边学科，像文学理论、影视学，乃至人类学、社会学中，都有些学者喜欢用很专业的词汇，模仿西文句式写很长的句子，好像不这样就显得不够学术。但对西方哲学的历程多了解一些就会知道，到20世纪他们也有反思，出现了“语言哲学”，专门研究那些佶屈聱牙的学术“大词”能不能有效传达信息。这方面影响我最深的，是所谓“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它的大意是：讨论和人有关的问题时，那些由少数人人为定义、制造出来的“概念”，生命周期短，也容易产生歧义，反倒是日常语言中使用越多的词汇，才越有生命力，传达意义越准确。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写东西就尽量使用日常语言，不使用太生僻的学术词汇，而且尽量做个案的研究，用事例说明问题。
在本科的时候，我曾经想过什么算是“打通”。跨学科的通， 是一个维度，此外还应该有一个，就是“通古今之变”，对历史和现实都要有点了解。陈寅恪书中常有“深思好学识古通今”之说，可能也是此意。
我关注的学术问题跨度有点大，可能有人会不理解，我到底是怎么找到“问题意识”的？我自己的感受是，我都是在读“第一手材料”的过程中发现问题的。这也是本科时代所受教育的影响。
本科时，有些老师会在课堂上讲自己最近出的书，鼓励学生们去读。我们的班主任，中文系的钱志熙先生，有时到我们学生宿舍去坐坐聊聊，给我们一点指导。看到有同学在读本校老师的著作，钱先生说：“你们现在是本科阶段，还不应该读这个，应该读原典，读第一手的东西，把基础打好。”国学班的原典，就是四书五经、史书文献、经史子集等。当然，还有其他人类文明中的原典，如《圣经》和希腊哲学对话录，等等。
钱先生这个告诫对我影响非常深。而且，人类文明积累起来的原典已经足够多，一个学人一辈子也不可能穷尽，这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
不同的研究者，对原典的把握程度、解读侧重点都有所不同， 所以写出来的第二手研究著作，都有各自的优缺点。晚辈学人必须有自己的主见，在理解原典的基础上，借鉴参考前人的二手著作，才能形成扎实可靠的想法和知识体系。如果没有对原典的直观理解，只读二手研究，很容易产生“误读”，甚至以讹传讹， 再写出来的东西就属于“三手”，除了引注的来源汇编，基本无价值了。
当然，很多人可能会说：原典都问世几百上千年了，无数人研究过，我再读也读不出新想法，甚至读不进去，只能看现在大佬们流行谈什么，这有什么办法？ 
我的感受是，人都要结合自己的阅历、认知去读书。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成长经历和阅历，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时代的新生活、新环境，这些亲身积累，都是我们阅读古籍原典的新“视角”，就像看一座山，“远近高低各不同”，人所处的位置变了， 视角变了，自然就能看到不一样的景象。这就是文史之学能够常新的根源。
所以，关键就是自信一点，从自己已有的积累，找到新的观察视角。对二手著作，都要用批评的思维去审视。
关于这些治学的经验，严耕望先生《治史三书》有更全面深入的论述，我就不多重复了。当然，严耕望先生治学的方式和我很不一样，他思维严谨而专注，偏重史料的整理编排，作品的资料性比较强，治学铺开的摊子也是不大不小，基本限定在一个领域之内。我思维比较发散，容易产生各个方向的联想，所以会在很多不同的领域发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是每个人风格的不同， 不必强求一致，或者争论孰高孰低。我在本书中写的那些导读文字，也是解释我何以会想到那些问题，只要解释清楚，别人也容易理解。
要首先掌握“第一手”的知识，不仅适用于治史，也包括分析现实问题。比如对边地人群的观察认知，只听城市精英（如当地学者、官员）的描述，就属于二手知识；如果能跟老乡们交上朋友，到他们家住一住，过过日子，会有不一样的发现。这并不意味着精英们的总结不正确，而是应该两者对照才会更深更全面。这些调研方法，其实前人已经有过很经典的总结文章，这里不多说。总之，“一手”素材是理解“二手”作品的基础，也是判断“二手”“三手”知识价值高低的坐标系。
文史哲被称为人文学科，不算是科学，因为结论都很难验证真假。关于历史，现代人不可能穿越回去看看，而关于现实的论断，也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那么，如何衡量作品水平、价值的高低呢？我想过很多，但一直没形成答案， 所以这里也不多涉及。
最后提醒一点，就是我前面谈的这些治学心得，从现实角度而言并不实惠，要想在现在的学术圈里找工作、发论文、拿课题、评职称、分房子，还不能太凭自己兴趣来，该尊重的规则和潜规则都要尊重。这方面我只能提供教训，没有经验。如果追逐自己的兴趣，就要有被冷落、靠边站的准备，这世界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我这里收入的论文，很多都没发表过，或者发表了也没变现出课题经费等实际利益，因为领域跨度太大，哪个圈子都不是， 没空去拜码头、参与利益分配的排队。从这角度讲，季老“打通” 的创意也算不成功，水土不服，或者说时代变了。
病中力衰，诸事潦草，书中各篇论文，我多数没有精力重新审读修订一遍，这种工作别人也很难代劳，所以会存在很多错漏之处，希望读者用质疑和批判的眼光去看这部“二手”作品集子。

本书为史界鬼才李硕的勇气之作，是一场思想之旅，更是一部学术自传，视野广阔，兼顾政治史、社会史、法律史、思想史诸多领域：从周幽王的上古世界，到林则徐的晚清帝国边疆；从《真诰》中的“仙人”和修道者，到孝文帝时代的悲剧官僚；从一个个隐入尘烟的饮食男女，到法律史中危险而愉悦的禁忌之爱；从拉铁摩尔的北部行旅，到霍布斯政治学说吊诡的成因；从蠡县大食堂，再到荒野之中河西走廊尽头的汉代城郭遗址……从史实出发，12段学术游荡，史料爬疏与故事构建之外，更洞察人心，努力还原时间深处鲜为人知的幽微与真相。

李硕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和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博），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历史地理研究。著有《翦商》《南北战争三百年》《孔子大历史》《楼船铁马刘寄奴》《俄国征服东亚战记》等。

 前言  试验的残次品

大陆旅程无尽
内亚与多维度历史——对拉铁摩尔学术的解读
交汇点上的学术与人生——从拉铁摩尔反思美国汉学的歧路
一桩后现代的史学文字狱——谈罗威廉《欧文•拉铁摩尔，亚洲与比较史学》

走进那个熟悉的世界
《红楼梦》中的一镜到底

春秋的前传 
周幽王国变原因及对春秋早期政局的影响

计划经济年代口述史的野心 
追寻一个县城的大食堂记忆

作业偶得
性、恐惧与极权膜拜：霍布斯政治学说的成因

人性最难写 
李彪悲剧与魏孝文帝时代

刑案里的古中国
评苏成捷《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
大明成化：嫖娼的僧人和军官们
“强奸子妇未成”和“拒奸伊翁成伤” 
杀死奸夫：人类“杀奸法”的历史研究

史书校勘两篇
《晋书》《宋书》《南齐书》《南史》《魏书》理校十一条
《宋书》《南齐书》《梁书》标点商榷四则

仙人们都很关心你
《真诰》中的仙人、灵媒与学道者——兼从“灵媒更替事件”论《真诰》文本的真实性 

私家考古记 
汉长城西端新发现城址与敦煌汉简中的“大煎都侯障” 
附录 玉门关外：寻找大煎都烽燧

安多，百年时空穿梭
埃克瓦尔与安多部落往事考证
部落之外：传教士记忆与官方档案

两种时差
林则徐记录的新疆另一面

后记 生如雪绒花
                                                  

本书为史界鬼才李硕的勇气之作，是一场思想之旅，更是一部学术自传，视野广阔，兼顾政治史、社会史、法律史、思想史诸多领域：从周幽王的上古世界，到林则徐的晚清帝国边疆；从《真诰》中的“仙人”和修道者，到孝文帝时代的悲剧官僚；从一个个隐入尘烟的饮食男女，到法律史中危险而愉悦的禁忌之爱；从拉铁摩尔的北部行旅，到霍布斯政治学说吊诡的成因；从蠡县大食堂，再到荒野之中河西走廊尽头的汉代城郭遗址……从史实出发，12段学术游荡，史料爬疏与故事构建之外，更洞察人心，努力还原时间深处鲜为人知的幽微与真相。

李硕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和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博），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历史地理研究。著有《翦商》《南北战争三百年》《孔子大历史》《楼船铁马刘寄奴》《俄国征服东亚战记》等。

人性最难写

这篇文章可能写于2007—2009年间，是我准备博士论文（后来的《南北战争三百年》一书）的一个小副产品。因为读北魏一朝历史的过程中感到，魏孝文帝可谓魏收所著《魏书》的最核心人物，孝文帝之前的历史，几乎都是在为他的出场做铺垫；孝文帝身后的历史，则都是他事业的尾声余韵。魏收生于魏孝文帝死后第九年，经历过北魏王朝的动荡、崩溃与消亡，他这一代人回望北魏王朝， 最直接的感受就是魏孝文帝巨大的、笼罩一切的身影。
本文写的是魏孝文帝在构建士族门阀世袭制度时，朝臣们表里并不如一的反应。多数高级臣僚口头上反对世袭原则，但事实上却努力利用新制度为自己家族牟利，尽量占取高位，代代相传。本文主人公李彪，则是被满朝君臣当成了“低门第”的代表，最终导致他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爆发”，更让自己成为门第游戏的焦点话题。而且，按我的解读，著史者并未点破那场冲突背后的真相。
事实上，类似的“门第焦虑”现象，在魏孝文帝之前二百来年的西晋武帝一朝也曾出现过，一个表现就是，个别门第偏低的朝臣，担心自己（及家族）会被迅速固化的门第制度关闭在“起跑线之外”，于是在上书中迫切表达一种言不及义的焦虑。我感觉其他治史者极少注意到此点。
在博士毕业（2013）之前的十余年里，我治中国古代史关注的真正重心，都是世袭制度。已出版的书里，从第一版的孔子传记（《贵族的黄昏》，2010），到宋武帝刘裕的战记（《楼船铁马刘寄奴》，2020），都是2009 年写就的，前者写在夏季，后者写在秋季，分别聚焦春秋贵族寡头家族和东晋士族门阀的末路，所谓“历史的出口”。这些用心，读者未必都能体察，因为世事纷纭，变化太快，文稿变成书的速度则要慢得多。
目前史家关于魏孝文帝的研究论文、传记已经很多，但我觉得，对魏孝文帝的讨论还可以更深入，本文也算一个例子。再如， 魏孝文帝在祖母冯太后（无血缘关系）的严密监护之下长大，冯太后去世、孝文帝掌权之后，有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改革等重大举措，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孝文帝逃离祖母阴影的努力，过于强调孝文帝的“拨乱反正”。而我认为，孝文帝掌权之后倚重的几乎所有高级臣僚（本文中登场的也有很多），都是冯太后掌权时期选定的班底，这方面，孝文帝几乎全盘继承了下来，而且在其掌权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变更。从历史上看，如此全盘继承前任臣僚班底的情况也极为少见，哪怕孝文帝自己的儿子和继承人—宣武帝，上任之后不久就清洗了父亲留下的几位顾命大臣。这样看来，冯太后和孝文帝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外人”很难完全体验和解释。
再如，孝文帝的改革、迁都、南征萧齐，看似大刀阔斧，其实都部署得极为谨慎，严密防范一切意外。在南征前线，有些战区将领向皇帝紧急求援，引起孝文帝斥责：你这是让我调拨我的兵力增援你，我自己的安危又怎么办？
这种万全心态，处理内政应当，但在战场上，就很难打出出敌意料的奇袭，往往变成胶着的消耗战。孝文帝这种心态，可能和他成长期间的经历有关，缺少安全感。另外，他很可能专门研究过前秦皇帝苻坚的成败，因为他们的背景很像，占据中原的“蛮族”皇帝；怀抱的理想也近似，但苻坚过于轻率大意，导致兵败淝水，王朝土崩。孝文帝不可能不重视这个百余年前的巨大“殷鉴”。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近三百年历史，登场人物纷纭，有很多值得细写的人和事。从史料素材的数量看，有两个人最值得写传记， 北方是魏孝文帝，南方是梁武帝。魏孝文帝这个人，分析越深，就越是感受到人性的复杂、矛盾、纠结。我很难预想这本书会如何钻探到人性的最深处。
梁武帝比魏孝文帝年长三岁，但他当皇帝已经在孝文帝死后三年了，梁武帝长寿，子女众多，晚年还有侯景叛乱带来的天翻地覆（如果魏孝文帝同样长寿，恐怕也将目睹自己改革积累的恶果爆发）。相比孝文帝，梁武帝的传记应该更富有喜剧色彩，特别是他的儿子们—比“龙生九子”更千姿百态，太平时代已经有很多滑稽记录，动乱年代里，皇子们更是各有自己的挣扎命运。关于梁武帝这本书，似乎比魏孝文帝更容易构思，我预想的书名为《梁武帝和他的儿子们》。
很多事，没工夫做了，畅想一下也是好的。
本文于2011 年刊发于《历史学家茶座》第二十四辑（山东人民出版社）。如果有机会增订，我想补充一些关于李彪的职务“御史中尉”的分析，这工作负责监察百官，在讲究君臣一团和气但又要有所作为的孝文门第时代，属于替皇帝“干脏活”的角色，比较适合门第不高、自甘下流的人，李彪和孝文帝君臣都明白。李彪在朝廷里的心机和隐忍，都和这个职位有关。

李彪悲剧与魏孝文帝时代
在“复古”理想的推动下，魏孝文帝开启了一个门阀士族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寒门出身的士人又会有何种际遇？李彪一生的经历，恰好提供了一个最真切的个案。
李彪出身寒门，有才智、有出人头地建功立业的愿望。依靠自己的奋斗和一些高官的援引，他在朝廷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但在鲜卑豪门和汉族门阀主导的北魏政坛，在极端崇尚门第的孝文帝眼中，“出身低下”就像标签一样贴在李彪身上挥之不去。他可以终生忍受歧视，但作为一个父亲，不忍子女也沦为门第政策的牺牲品。高傲的个性、对子女命运的焦虑和时代氛围的压抑，最终酿成了李彪的悲剧结局。通过李彪的一生，我们能更深切地认识改革家孝文帝和他所开创的时代。
出身与早年奋斗

李彪字道固，顿丘卫国人，生于公元444年。他的名字是后来孝文帝改的，原名我们已经不知道了。李彪少孤，出身寒微，父、祖的情况都不详。
和诸多平民出身的青年子弟一样，李彪改变命运的方式是学习。他师从一位同乡的学者，勤奋学习文化。对李彪来说，求学的意义不仅是学习知识，也能结交到身份高一些的士人。学成后， 他与士族子弟渔阳高悦等人交游。高悦后来早卒，但哥哥高闾一直在朝廷任职。高氏兄弟家中颇有藏书，李彪在高家尽力抄读。后来大概是因为要完婚，李彪回到了家乡。
这时，年轻的鲜卑贵族—平原王陆叡改变了李彪的人生。大约在献文帝时期（465—471），陆叡娶妻路过相州，见到李彪，很钦佩他的学问人品，视为师友，带他一起回了平城。李彪在陆叡家中做家庭教师，陆叡供给他衣、马、僮仆，待遇很优厚。
献文帝后来禅位给年幼的孝文帝，朝政实际控制在冯太后手中。高闾经常向同僚谈起李彪的才华，李彪因而受到了李冲的青睐和礼遇。李冲出自凉王李暠家族，比李彪小六岁，但较早得到冯太后宠信，任内秘书令。李彪地位寒微，又不甘折腰事权贵，本来没机会从政。但李冲非常欣赏李彪的才学，对他礼敬有加，不仅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还经常向冯太后推荐，最终使李彪被任命为中书博士， 给宗室和权贵子弟授课。这时的孝文帝不足十岁，李彪三十多岁。
李彪任中书博士长达十几年，工作兢兢业业，学问、人品都是公认的楷模。担任博士日久，他的行政才能逐渐显露出来，开始得到冯太后的信用。太和七年（483）是南齐武帝萧赜即位第一年，这年七月，李彪受命出使南齐。这是南齐建立四年来，南北间首次通使。此后，魏、齐之间通使频繁，八年里李彪出使南齐有六次之多。
太和十年（486）元旦，孝文帝年满二十岁，正式亲政。但冯太后权力欲极强，仍继续控制朝政。孝文帝自幼聪颖好学，是儒家复古理想的忠实信徒，既然不能在内政外交的大事上做决策， 就把兴趣放在研究礼乐制度上。此后不久，李彪由中书博士调任秘书丞（正四品下），负责编修国史。
以前北魏朝廷的修史工作时断时续，成效甚微。李彪积极从事修史，改编年体国史为纪传体，增设纪、传、表、志等体例，数十年后魏收作《魏书》时，还在感叹李彪的功劳。年轻的孝文帝此时还为李彪改了名字，班彪、班固父子作《汉书》，司马彪作《续汉书》，现在改名为“彪”，也是希望他能在修史上做一番事业。
李彪最后两次出使南齐时，冯太后已经去世。这期间南齐皇帝一直是萧赜。本来在通使之初，萧赜想给北魏使臣一点下马威， 专门安排在玄武湖进行军事演习，在战舰上会见李彪。但随着互相了解的深入，他越来越钦佩李彪的才能，二人居然成了好友。萧赜喜欢诗文，经常和李彪赋诗唱答。李彪最后一次到南齐时， 萧赜赋诗伤怀，感慨流连不已，亲自为李彪送行，直到长江边的琅邪城。这种君臣际遇，却是李彪在自己的乡邦难以奢望的。

逐渐遭遇门第歧视
大概在太和十六年（492），孝文帝升李彪为秘书令（从三品上）。孝文帝成年后的诏书大都是亲笔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