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与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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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于历史学和政治学来说都有着根本的重要性。然而，关于修昔底德的研究，这两个学科都没有把对方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视野内。本书学术性地讨论了修昔底德所建构的政治秩序以及他所判断事件的背景，从而探讨了修昔底德作为一位理想政治秩序的代言者在哲学传统和思想流派中所扮演的角色。本书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和学术传统研究修昔底德，同时也推进了雅典历史撰述的研究。其文章撰写者都是当代修昔底德解读方面影响力卓著的学者。另外，本书的优点在于它也聚焦了当代政治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领域所关注的一些议题。

编者陶厄尔（Christian R. Thauer）是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德国研究中心高级讲师。他曾出版《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来源》（The Managerial Source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2014），合著有《南非商业与治理》（Business and Governance in South Africa，2013），还曾发表有关政治经济学、治理和国际关系的文章多篇。

编者温特（Christian Wendt）是柏林自由大学古??代史教授、柏林修昔底德研究中心主任。他曾出版Sine fine（2008）以及论文多篇，涵盖希腊史学和政治思想、古代国际法以及现代政治理论对于修昔底德的接受。他还曾合作编辑《维鲁斯战役2000年》（2000 Jahre Varuschlacht，2012）、《垂诸久远的财富？修昔底德的历史、城邦和国际法》（2011），目前正在编辑《古代的海权和海军》（Seemacht, Seeherrschaft und die Antike）。

译者李世祥，男，41岁，1975年3月出生，河北泊头人。2016年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专业古典政治哲学。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译有《凯撒的剑与笔》（华夏出版社，2009年1月）、《什么是政治哲学》（华夏出版社，2011年7月）、《古典诗文绎读》西学卷古代编（华夏出版社，2008年8月）、《无知之勇：日美必战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今天，修昔底德2400年前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译注：下文简称《战争史》）被认为是我们时代的“伟大著作”之一。史学家将其称为现代史学写作的奠基性文件。政治学家将这本书视为第一本国际关系教科书，如果不能说是政治学教科书的话。此外，它还被认为是记叙民主理论的第一本著作。在世界各地（尤其是自视为“现代雅典”的美国）的军事院校中，未来的军事栋梁们把《战争史》看作军事战略的教科书。2003年，欧盟《欧洲宪法条约草案》（Draft Treaty Establishing a Constitution for Europe）的序言开篇就是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现代人“使用或滥用修昔底德”的例子，如汉德克（Peter Handke）对修昔底德的文学性引用、迪伦（Bob Dylan）的《编年史》（Chronicles）。这些足以说明，《战争史》确实成了“垂诸久远的财富”（1.22.4），修昔底德心愿得遂。

    但这一“垂诸久远的财富”的主题是什么？修昔底德希望传达的讯息又是什么？通过这种特殊方式来描述事件，修昔底德打算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他本人的“看法”是什么？今天，我们可以从《战争史》中学到什么？令人不安的是，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明确的答案。部分原因是，我们在这方面无法只依靠修昔底德本人的权威性，修昔底德没有明确陈述过其观点。结果，人们形成一个共同的假设，修昔底德的讯息和含义不是通过直接发声而是通过文本的编排含蓄地传达：讲述、编排事件的叙事方式。反过来，这也使得《战争史》对现代人非常具有吸引力，任何立场都能通过创造性的解释将自己与修昔底德联系起来（参见本书莫利的文章）。

    史学家把“方法论的争论”（Methodenstreit）带入对《战争史》的解读中，即关于史学撰写是（应该是）什么的辩论。历史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修昔底德成为这场辩论中多种立场的前辈。在国际关系领域，引领“大辩论”的学者出于自我参照（selfreference）的目的接受了这一古老文本，将修昔底德重构为国际政治理论家（见本书中陶厄尔的文章）。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等古典现实主义者称修昔底德为现实主义传统的第一位思想家。沃尔兹（Kenneth Waltz）等新现实主义者则认为，修昔底德已经“间接表述过”他们的理论。结构主义者也深信，修昔底德是第一个结构主义者，而且是极端的而非温和的结构主义者。

    这两个学科的学术活动近期开始摆脱这种模式。在政治学领域，学者们意识到，他们过去对古代文本的解读常常受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观念的过度影响。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修昔底德对这种秩序毫无概念。他们现在也承认，《战争史》要比以前所设想的更为复杂。一方面，权力政治似乎在修昔底德的叙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规范、传统、身份和道德考量也是《战争史》的重要主题。此前的解读有选择地挑出支持某种国际关系理论的段落，将之作为修昔底德已经提及这一理论的证据。近期的方法则开始全面思考整个文本，寻找能有效调和其内在张力和含混编排的方法。

    史学家，尤其是古典主义者，一直非常关注《战争史》的复杂性。近期，他们也把注意力转向现代人对于修昔底德多层面的、相互矛盾的解释。许多史学家现在对这位古代作家的接受史产生了兴趣，他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修昔底德（而不是其他人）的文本在当代史学和政治理论争论中无处不在。这种方式特别有价值，它使我们能了解思想史构建背后的潜在机制。

    鉴于两个学科最新的进展，本书旨在推进古典学家与政治学家关于修昔底德的对话。本书基于另一本书的巨大成功——莱伯（Ned Lebow）和巴里（Barry Strauss）编辑的《霸权竞争：从修昔底德到核时代》（Hegemonic Rivalry： From Thucydides to the Nuclear Age， 1991）。《霸权竞争》收集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知名古典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的文章。这些文章在冷战和核威慑的背景下探讨修昔底德。《霸权竞争》非常有影响力，尤其是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研究修昔底德的政治学家。

    近25年后，人们再次需要一场跨学科的对话。但时代已沧桑巨变：冷战很久以前就结束了。两个学科的学术工作都取得了进步，并朝着其他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古典学者与政治学家的学科差距再次拉大。为了应对这种潮流，我们于2012年4月在柏林举行会议，讨论现代史学和政治学中的修昔底德，不同背景的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参加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无序与秩序之间：修昔底德的统治概念”。这次会议的成果是两卷本：本书和《治理的教训》。我们认为，这两本书至少为修昔底德研究做出了三方面的贡献。

    首先，它们向读者概述了两个学科关于修昔底德的最新学术论著、兴趣和动态。无论从跨学科角度，还是在政治学和史学内部，这都令人非常感兴趣。不同研究分支也缺少充分的知识交流和互动。直到最近，国际关系学者还很少注意政治理论家关于修昔底德的大量研究，反之亦然。史学家很少讨论他们对《战争史》的解释与其他古典学家关于古希腊“国际”秩序的研究有什么样的关联。通过将这些学科内和跨学科的不同研究汇总起来，两卷本使对修昔底德感兴趣的人可以了解他人的相关研究，并有可能把这些研究联系起来。

    其次，两本书将“政治秩序”问题作为史学家、政治学家研究修昔底德及其《战争史》的共同主题（本文稍后做进一步的阐述）。所有论文都在处理这个问题，这意味着两卷本不仅展示学科之间以及内部的分歧，还指出了它们的共同点。

    再次，通过分析不同学科以及跨学科研究修昔底德和政治秩序的方法，我们明确了今后修昔底德跨学科研究工作的共同议程。通过阐明启发式方法的必要性和互惠性，我们希望这些论文成为更好理解这一核心文本的参照点。

关于修昔底德及其永恒的意义，大西洋两岸的一流人文学者和社会学家进行了一场跨学科对话。本书内容丰富，发人深省，其本身就是一种教育。

巴里·施特劳斯   

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主任

在史学和政治学中，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被认为是基础性的学科文本。但在有关修昔底德的争论中，史学和政治学都没有考虑过对方。本书弥补了这一跨学科的空白，提出两个学科在21世纪应该如何研究修昔底德的问题。文集向读者概述了两个学科关于修昔底德的最新学术成果及动态，并将“政治秩序”问题确立为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研究修昔底德的共同主题，为未来跨学科修昔底德学术研究确立了共同议程。

在历史书写与政治分析的区别出现以前，修昔底德就已经开始写作。这本出色的著作弥补了现代学科划分所造成的隔离，而隔离原本并非修昔底德的写作特征。文集开头侧重于修昔底德的政制和法律思想这一被忽视的主题，后半部分的四篇文章则关注修昔底德《战争史》在社会分析和古代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对于所有对修昔底德思想及其接受过程感兴趣的人而言，本书是“必&&读&&书”。

伊迪丝·福斯特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研究员

本书是调和并汇集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史学有关修昔底德论述的重要一步。

奥利弗·谢尔斯克，古典语言学教授

德国慕尼黑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