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概念(增订本)

《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节选）

　　从列宁到

　　据专家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游击队箝制了约20个德国师，对战争胜负作出了重大贡献。苏联的官方历史记载如捷尔普乔夫斯基（Boris S. Telpuchowski）关于 1941—1945 年伟大卫国战争的书，描述了破坏敌军后方的英勇的游击队员。在俄国广阔的空间和数千公里的漫长战线上，作战的每个德军师都不可或缺。

　　斯大林关于游击队的基本观念如下：游击队必须始终战斗在敌后，其著名口号是——在敌后是游击队，在前线是兄弟般的合作。斯大林成功地将全国和地区性的巨大抵抗潜力——基本上为防守性的、依托乡土抗击外来征服者的爱国主义力量——与国际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攻击性结合起来。这两个异质值的结合，主宰着今天全球的游击斗争。其中，由于其坚定的目的性并以莫斯科或北京为靠山，共产主义因素大都占据优势。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抗击德国人的波兰游击队，被斯大林以残酷方式作了献祭。1941—1945 年间南斯拉夫的游击战不仅是全国共同抗击外国征服者的战争，也是共产党和专制王朝的游击队之间惨烈的内部斗争。在这种兄弟阋墙之中，铁托借助斯大林和英国战胜并消灭了自己的南斯拉夫国内敌人——英国人支持的米哈依洛维奇（Mihailovitch）将军。

　　是当代革命战争伟大的实践者，同时也是革命战争著名的理论家。他的某些作品“在今天是西方军事学校的物”（亨勒［Hans Henle］语）。自1927年以来便积累了共产党的行动经验，随后利用 1932 年日本人的入侵，系统地阐发了民族的、同时又是国际的内战的所有现代方法。始于 1934 年 11 月的“长征”，跋涉 12000 多公里，损失惨重，从华南直抵蒙古边界，积累了一系列游击战战绩和游击队经验。其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组合成为一个以游击队员为核心的农民和士兵政党。具有重大意义的巧合是，〔关于游击战〕重要的文章是在 1936—1938 年间写成的，当时，西班牙正通过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抵抗国际共产主义的控制。在这场西班牙内战中，游击队没有起重大作用。相反，取得对其国内敌人——国民党和蒋介石将军的胜利，完全仰赖抗击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游击战经验。

　　对我们的论题重要性的表述，在 1938 年的一篇文章里，这就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不过，为一睹这位新的克劳塞维茨战争学说的全貌，必须引用的其他文章。 事实上，〔的游击战论〕连贯而系统地自觉延续了普鲁士总参谋部军官的概念。只不过，拿破仑一世的同时代人克劳塞维茨，还不可能料到今天对共产党中国人的革命战争成为理所当然的那种整体程度（Grad der Totalität）。的典型观点来自下面的比喻：“在我们的战争中，一方面是武装的人民和游击队的游击战，一方面是红军，这好比一个人的两条臂膀，或者说得更实际一些——民气即全民皆兵的士气。敌人就害怕这个。”

　　众所周知，“全民皆兵”也是组织抵抗拿破仑的战争的普鲁士总参谋部职业军官们的用语。克劳塞维茨便属于这些军官之列。我们看到，当时正规军接纳了某一特定教育阶层的强大的民族能量。那时即便激进的军事思想家也区别战争与和平，将战争看成可以与和平清楚区分开来的非常状态。克劳塞维茨是一支正规军的职业军官，他本来不大可能像列宁和一类职业革命家可能做的那样，如此系统地将游击战逻辑贯彻到底。在涉及游击战时，还有一个具体的因素，使他比列宁更接近事物深层的内核，获得限度地完成其思想的可能性。一言以蔽之，的革命比列宁的革命更植根于本土。与1917年11月列宁领导的在俄国夺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前辈们相比，中国共产党人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经历了20多年战争，直到1949年才控制中国。差别不仅表现于〔共产党人〕内在的群体结构，而且表现在共产党人与所控制的国土和人民的关系。鉴于受依托乡土的游击战所规定的巨大现实，关于宣传的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论辩，几乎是次要问题，正如古代中国哲人是否表达过与类似的见解的论辩是次要问题。这是一群具体的、经游击战洗礼的“红色精英”。费舍尔（R. Fischer）一语中的，他指出，从全国范围来看，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是少数，“其领导是多由流亡者组合而成的理论家”；至1949年，以规模浩大的游击战为基础，及其战友们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与本国的敌人国民党战斗了20年之久。从出身来看，也许像来自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一样，中国共产党人是城市无产者；但当掌握权力之时，中国共产党人便带来经受过沉重挫折的深刻经验和组织能力及其原则：“转移到农村环境，在那里以崭新的、不曾预见的方式发展”。这是苏俄和中国共产党人之间“意识形态”差别深层的起因所在。不过，的环境本身也有一个内在矛盾，这个矛盾将一个无空间限制的全球共同的的世界敌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与一个可划分地域的、中国和亚洲在抗击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时的实际敌人结合起来。这是一个世界（One World），即一个地球、一个人类与一个在其自身和相互间理性地达致平衡的多数大空间（Groβräume）的对立。在一首题为《昆仑》的词里表达了对一个新的大地法（Nomos der Erde）的多元论观念，其中说（据施奈德［Rolf Schneider］的德译文） ：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在的具体处境中，各种类型的敌对关系交汇在一起，上升为一种的敌对关系。与白人殖民剥削者的种族性敌对关系、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敌对关系、与同一人种的日本入侵者的敌对关系、在长期的激烈内战中日益增长的与自己民族弟兄的敌对关系，并没有相互抵消或者制约，而是在具体情况下得到证实和加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成功地将植根于民族乡土的游击战与国际共产主义的阶级敌对关系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已领先斯大林许多年。以其理论的自觉性，也超越了列宁提出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公式。

　　的游击队理论的思想基础简洁有力。战争的意义就在敌对关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所以，政治始终包含着——至少从可能性上看——敌对关系的成分；如果和平本身包含着战争的可能性——可惜从经验看正是如此，那么，便也包含着潜在性敌对关系的因素。问题只在于，敌对关系是否可能受到限制和规范，即敌对关系是相对的还是的。这只能由战争指挥者本人自己冒险作出决断。对于从游击队方面思考问题的而言，今天的和平只是一种实际的敌对关系的表现形式。即便在所谓冷战中，也仍然存在敌对关系。因此，冷战并非半战半和，而是实际的敌对关系以不同于公开暴力的另类手段进行的与事态相适应的活动。只有软骨头和幻想家才可能对此视而不见。

　　《隐微的“增补附论”—— 敌人概念和“人本学信念”疏解》（节选） 

　　（一）作品的形式问题

　　施米特不仅是一位多产、睿智、敏锐的作家，也是一位不可多 得的风格学家。他不仅能够驾驭品质迥异的学科，还可以轻松自如 地游走于极其不同的文学形式之间。他写过冷静的概念性分析作品 如《论罪责与罪责类型》和《宪法学说》，理想型论说作品如《国家的价值与个人的意义》，讽刺文如《剪影》和《布里邦柯人》，阐释性文本如《论多伯勒的长篇叙事诗〈北极光〉》，博学的概念史作 品如《论专政》，精彩的随笔如《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冷静的 宪法法分析文章《论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政治小册子如《国家、运动、人民》，书评论文如《蔑视性战争概念的转向》，实时性的历 史反思，以及不可胜数的报告和文章，不一而足。

　　施米特的视野和形式的丰富性不仅常常使他的同时代人，而且也使后世研究者深感怀疑。有人从“精美的”表象看到一种幻象，有人用他的浪漫派批判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批评他的“雄辩”，并臆想他作品多样性的措辞背后是毫无思想、肆无忌惮的理论缺陷。有人将“决断论”解读为“机缘性的”恣意而为，并怀疑他道德上的随便和没有节*。他就好似一件艺术品，既可以激进地间断、决裂以及转变范式，也可以一以贯之地持有不同的政治性概念和终极的秩序概念。施米特的形式意志（Formwille）在晚近越来越得到人们的积极评价和进一步研究。夸里奇将施米特的“审美主义”—在天主教主义、国家至上主义、民族主义之外—看作其“基本特征”，与解释上的片面化和化相反，在他看来，这些特征相互处在张力之中，并且在不同情况下具有不同的权重。因此，夸里奇的说法削弱了老生常谈的“施米特的机缘性决断论”（洛维特）观点。

　　施米特作品的形成阶段可以上溯至其《宪法学说》，并且可以进一步细分如下：阶段以《国家的价值与个人的意义》教职论文为界，该作品写作的立场仍具有理想型的抽象性，但作者有关法权与国家的历史神学观在其中已然依稀可见。第二阶段，《多伯勒的〈北极光〉》《政治的浪漫派》以及《论专政》让人们看到了思想史和历史性的差异。早期作品的第三也是后一个阶段，从对专政的历史性观察中得出理论和系统性的结论，并表述了宪法学说的范畴框架。因此，施米特早期作品的目的即是营构宪法理论，而 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