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2（马未都全新散文作品 当当专享大福大贵钤印版）

再序

《背影》出版后居然成为畅销书，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这类忆故怀旧的文章只有少数人喜欢，谁知社会物质富有、精神贫瘠，对待生死较之从前多了关心。这促使我加快了写作。

第二辑照例收录二十五篇，依旧是亲人、名人、素人格局。亲人里《姥爷姥姥》算是追忆，落笔时久久沉浸于回忆之中，十分想念那种久违了的血缘亲情 ；名人类中有大众熟知的公众人物，亦有

行业翘楚，一方领军人物；至于素人，只是我的朋友，交情深浅不一，思念侧重不同。

文章千古事。对于逝者，是一种怀念，更是一份感激 ；感激有缘的过往，人海茫茫，有擦肩回眸之刻，已是上天垂青了，况萍水胶漆乎；对于生者，有一些启示，多一些劝慰，让你我都感悟生是偶然，死是必然，我们只不过在偶然和必然之间谋求幸福，追求快乐，且还躲不开苦难与郁闷，所以每个人都要慢慢体会孔子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并不是去迷信般地听天由命，而是应该知晓生命的规律而不违天做事。

我会继续写下去，每一位逝者都会给予生者某一种启示，继而成为奇妙的幸福。慎终追远，光前裕后。

另，外一篇是写猫，猫的江湖与人的无异，甚至比人的还精彩，附录于后，以资比较。初版序未作改动，谨补几字，是为再序。

马未都

癸卯芒种

姥爷姥姥

姥爷姥姥都是山东人，门当户对，指腹为婚。姥姥比姥爷大三岁，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说的就是姥爷姥姥。姥爷姥姥具备了山东人所有的优点：姥姥和善，说话时笑意在先，声音在后；姥爷则刚直不阿，七十多岁时还敢和卖肉拎刀的混不吝的小年轻冲突对峙，令旁观者阵阵惊呼。

山东利津是姥爷姥姥的故乡。黄河最终从这里奔流入海。前些年中央电视台拍我寻根的纪录片《客从何处来》，我还乘船抵达了黄河入海口，看着黄蓝两色泾渭分明的水界，心里赞叹大自然的神奇，感叹世事沧桑。母亲的一支血脉，就是从这里走出，最终与父亲一脉相汇，幸运地有了我。

利津县古属齐国，金代升镇为县，因境内有码头，挟河海之利，故称利津。利津“内控黄河，外锁海运”，历史上形成了商贸重镇。姥爷姥姥两大家族至今在此地还有远房亲戚，虽然跟他们少有联系了，但我们后人还是常常念叨前人的好，毕竟血浓于水。

姥爷扈玉铉，祖上在利津县的小李庄，而不远处还有个扈家滩村，清朝早年扈姓一支由此迁入。扈姓不出在扈家滩，而出在小李庄，听着就像一段传奇，可惜我们后人今天无法得知了。一百多年前，扈家在当地是有名的大户，扈家五兄弟在同光中兴时借势合伙建了商号——五福堂，因兄弟团结、经营有道而发迹。据说扈家经商在当时多一层政府关系，政府还发过御赐的牌子，也不知哪年这牌子当破烂卖掉了。姥爷家的家史本来挺清晰的，但新中国成立后数次受冲击，家族分崩离析，各人命运多舛，再去追寻时如断线之珠，串不成串了。

姥姥崔如瑛的家世清晰一些，祖上出自利津县汀罗镇，旧时亦称丰国镇，也就是明清时期远近闻名的大盐场丰国盐场的所在地。崔家史上是从河北枣强迁入的，到姥姥的父辈时已有七代人了。据史籍载，崔家煮海为生，富甲一方，世代多出读书人，山东第一位出国留日的学生就是姥姥的二伯父崔麟台。戊戌变法后，中国去日本留学的学生暴增，日本也顺势开办了补习日文的学校，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嘉纳治五郎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创办的弘文学院。崔麟台是首批入学的学生，同年鲁迅入学，而后陈独秀、秋瑾、陈天华、黄兴、杨度、胡汉民、杨昌济、张澜、许寿裳、陈师曾、陈寅恪、李四光、林伯渠等都先后在此学习日文。崔麟台学成回国后，先在山东济南做事，十年后北上晋京为官，曾任北平大兴县县长；彼大兴非此大兴，当时的大兴县管辖几乎半个北京。崔麟台离任时，大兴民众为其树碑立传，《崔公德政碑》一直矗立在北京交道口南大街大兴胡同内的一座城隍庙中，惜十年劫乱之际被砸毁。崔麟台官至北平京兆尹公署政务厅厅长，后厌倦官场的氛围，辞职做了北京特别公署通俗图书馆（即首都图书馆前身）馆长，优哉游哉地与友人赋诗作画，直至一九五一年去世。

崔麟台晋京后，图上班方便，在北京东城利薄营胡同买了很大一块地，渐渐修建家族宅邸。这个大院子我幼时去过多次，每次都是母亲牵着我的手进去的。一进门就开始按母亲指令叫人，因为姥姥、太姥姥都住在这个大院里。三进的四合院带后院，后院还有一座小楼可以登高望远，后院还有跨院，早年是崔麟台放置马车的地方。这样的大院子在今天的北京城内不多见了。

崔麟台在利津老家排行老二，所以到了母亲这辈人官称二姥爷；母亲的亲姥爷叫崔麟石，排行老三，官称三姥爷；老家的老大崔麟榜去世得早，没来过北京。二姥爷三姥爷两大家子民国起都住在利薄营7号院里。以我母亲的辈分而论，崔家兄弟大排行有大舅（台）、二舅（台）、大姨（我的姥姥，石）、二姨（石）、三姨（石）、四姨（石）、五姨（台）、六姨（台）、七姨（台）、五舅（石）、六舅（石）、七舅（石）；长藤结瓜，到了我这辈人，由于姥姥排前，我的辈分就小，满院子和我岁数相近的我都得叫舅，现在觉得这事很亲切，但小时候觉得有点儿尴尬。

我从小到大到今天，虽说转瞬之间，但社会变化还是挺大的，尤其社会亲属关系，全社会都在迅速简化。别说那种几十乃至几百人的大家族彻底不见了，就是父母拉扯一大帮孩子生活的景象也几近绝迹。今天的孩子大多没有叔伯姑舅姨，这种最具中国特色的家族称谓渐渐地远去，让今天的孩子们缺乏亲情，多了自私。

姥姥是个做事很周全的人。在过去的大家族中，长女是所有弟妹的榜样，以身作则是一种自觉，没有人强迫。姥姥贤良淑德，如果在旧社会，一定会给姥姥赠块匾，悬挂在家族的大堂之中。姥姥的这一品性，不仅仅在亲戚之中得到尊重；在邻里之间，扈姥姥就是春风夏雨。邻居打孩子，姥姥准会及时去劝，一方面批评孩子不对，另一方面说家长对孩子得多说少打。以致事隔多年，邻家孩子都成北京大爷了，还口口声声说，当年如没有扈姥姥，他就被他爹打死了。今天的社会，家长打孩子属于不可为的暴力行为，但我小时候，打孩子是社会的常态，因为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观念根深蒂固——棍棒之下出孝子。

姥姥的邻居和姥姥相处得亲如家人，有些小事今天听来不可思议。过去“远亲不如近邻”不是一句口头语，而是每日的实践。邻居有一位许平玉阿姨，和姥姥亲如母女。许阿姨子女多，一个人靠缝缝补补带七个孩子，生活局促可想而知，做饭时常常借东借西，炒菜时甚至借味之素。“味之素”就是味精，是日本发明的。今天想起这等小事，心中有无限感慨，人与人亲也许不在大风大浪中的同舟共济，而是柴米油盐中的不分你我。借味之素这等小之又小的事，只能说明人与人之间的亲密无间，说明那代人心中的纯净。姥姥过世后，许阿姨多次和我妈说，扈姥姥和亲妈一样，每次说都红了眼，那时的邻里关系今天听着都不真实。

姥姥和姥爷的长相完全不同，性格也迥异。姥姥宽额丰颊，弯眉笑眼；而姥爷则鹰鼻鹞眼，骨骼清奇。姥爷年轻时习武，身板笔直，走路轻捷，七十多岁还上房上树。房后有一棵香椿树，每年春天，这香椿不仅可以为家中添菜，更多的是平添生活的乐趣。摘香椿时总有枝头的够不着，而高处枝头的香椿又是最诱人的，结果是一眼没看见，姥爷自己叠凳搭梯地上了房，将最高处的香椿用竹竿钩子钩下，我记得那年看见姥爷在房顶上，心虽提到嗓子眼，但姥爷清瘦的身体在蓝天白云下犹如一帧电影画面，透着仙风道骨。

姥爷利津扈家和姥姥利津崔家几代世交，所以才有了指腹为婚。舅舅于一九二五年生于老家利津，但大姨和我母亲都生于北京。由于二太姥爷崔麟台和三太姥爷崔麟石住在一起，亲如手足，所以他俩的下代人都在北京生活了。从太姥爷论，到我母亲这代已经是三代了。由于太姥爷们的社会地位及经济实力比较好，姥姥及姨姥姥、舅姥爷们生活环境都不错。我的五舅姥爷，也就是姥姥的亲弟弟，民国期间在中南海谋职，顺便在中南海中租了个小院子，姥爷姥姥就在此安家。这个小院在中南海东门右手不远处，五舅姥爷还给小院起了个名字，叫荷城轩。荷城轩北墙后是小山坡，西墙临水，推窗即是水面，夏天赏荷，冬天看冰。五舅姥爷有文化，在偌大的中南海负责园林花卉，从新中国成立前干到新中国成立后，直至退休，其间还写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

姥爷姥姥算是沾了五舅姥爷的光。姥爷生前多次说起在中南海打鱼的事情。我出生后中南海已成为圣地，今天都是文物保护单位了，参观需要有票才行。以前的中南海是明清皇家御苑的一部分，古称西苑，有南海、中海、北海三海，都属于皇家领地。新中国成立后南海与中海成为中央办公地，称中南海；北海则作为公园对外开放了。姥爷和姥姥在中南海的荷城轩住了近二十年，大姨及我母亲都出生于此，想想她们真是幸福，那是怎样一个环境啊，山光水色，亭台楼阁。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姥爷身手敏捷，年轻时常在中南海水中叉鱼，这让我十分好奇，我小时候对捕鱼的认识停留在钓鱼和撒网上，对鱼叉捕鱼这种原始方法不太理解，水深鱼贼，怎么可能叉到呢！姥爷每每讲到叉鱼时眼中都闪着兴奋的光，一条光鱼子就五斤多的大黑鱼是姥爷叉鱼的最高战绩。只要一说起来，这条倒霉的大黑鱼就被提及，好像又被摆上了餐桌。我也不知这种生活幸福不幸福，吃条鱼要去水上叉，叉得到就吃，叉不到就不吃。今天钓鱼之人，大多数意趣在钓而不在鱼，可那年月的人一定在鱼而不在钓。

在中南海生活的那些年，由于荷城轩的特殊位置，静谧而安全，这里就被地下工作者选中了，尤其新中国成立前的那几年，许多秘密会议就是在这里开的。舅舅在这里认识了田方。田方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早年参加革命。他演过的最让人熟知的电影是《英雄儿女》，饰演师政委王文清。他也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首任厂长。舅舅因天生一头鬈发，深得田方喜爱，遂经姥爷姥姥允许，随田方去了上海，参演了电影《壮志凌云》，成了那个时代的童星。

在地下党频繁开秘密会议的日子，舅舅大姨及我母亲都负责在院外放哨，由于荷城轩孤零零的一座建筑矗立水边，任何人想走近它都可以远远看见。舅舅和大姨或者我母亲一边玩耍一边望风，这些电影中才发生的镜头其实在我母亲那辈人都是亲身经历的。那年月，姥爷姥姥作为外围人员，虽没有入党，但都在为中国革命悄悄奉献。姥姥忙前忙后地烧菜做饭，姥爷迎来送往地承担风险。那时正值新中国黎明前的黑暗，风潇雨晦，前途未卜，但姥爷姥姥他们以人生最质朴的情感，相信新中国即将到来。

新中国到来那天姥爷姥姥离了荷城轩，回到了娘家利薄营。利薄营胡同在北京是条很古老的胡同，东西走向。北京的胡同大多东西走向，所以编号由东向西排序，路南单号，路北双号，好院子都是单号的，因为正房坐北面南。利薄营7号院的坐标与今天平安大街孙中山逝世的那个院子相对，后门对前门。可惜扩建平安大街时，利薄营的大四合院在上世纪末全部拆除，盖了一些不伦不类的难看建筑，让老北京的风貌披上了一件劣质外衣。

我实在怀念那个并不属于我的大院子，因为那是童年唯一清晰的记忆。那是座有人气、有生命的院落，有我的至亲，还有我的远亲。我对那座院落的记忆不仅有一进门的大影壁，还有影壁后面的大香椿树，更多的是母亲牵我手进院时的爽朗笑声和招呼声。小孩的注意力与大人不同，大人都是关注家长里短的世俗八卦，小孩则是看到新奇的世界。我记事起就住部队大院的楼房了，对北京的四合院并不熟悉。立体的楼房与平面的院落完全两个感受，楼房多少间房也是封闭的空间，而院落则是移步换景，视野开放。树木、门窗、屋顶，房屋上闲适的鸽子，角落里懒洋洋的猫。远处的蓝天白云，倏然而至的鸽哨声，构成了非常立体的感受，这种感受当年并不自知，人过中年之后，才知文化魅力的形成，才知道文化不是一张皮，它必要有长度，有厚度，有力度。

可惜古老的北京渐渐成为一张单薄的画了。利薄营胡同拆迁剩下的那一截连灵魂都丢了。它不见清朝喇叭营整齐划一的军人进出，也不见明朝喇嘛杨家胡同前来烧香供佛的香客。历史的痕迹说抹去还真不难，只要不关心它即可。北京是忽必烈定大都时作为首都存在的。尽管今日的北京离元朝已过去七百多年，但街巷格局基本还在。都城自周代就定下规矩：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元大都将北京城内划分为五十坊，利薄营就地处仁寿坊，仁寿坊中有一喇嘛庙，明朝时候杨家势力大，所以这条胡同就叫喇嘛杨家胡同。入清以后，杨家没落，清朝的八旗兵在此驻扎，因兵营每天吹喇叭集合，谐音改为喇叭营胡同。到了民国初年，姥姥的父辈在此筑家，觉得喇叭营名称不雅，遂起新名上报获批。“利薄营”我猜想是因为崔氏先祖均以生意发迹，大生意都因为“利薄”而来，所以借音借意，才有了这段不被人知的历史。

利薄营7号院的亲情构成一种氛围，这种老北京的氛围今日算不上荡然无存，但也是凤毛麟角了。我爹是崔家大户的女婿，因为是军人，住得远，去得不算多，但在崔家门楼中声名远播，母亲原话是“你爹的孝顺是出了名的”，说这话时脸上闪现着满意和自豪。

姥爷姥姥在我心中是隔代人的亲情，我们兄妹三人自幼生活在北京。父亲是山东人，但很早参军为国，离开了老家。山东老家虽有爷爷奶奶，我只在十五岁那年回过老家，爷爷只给我留下一个小小老头的印象，只有影像，没有亲情。过去有句老话说，“猫养猫亲，狗养狗亲”，这说明人情并不一定靠血脉，亲近最重要，这就是我自幼与姥爷姥姥亲的缘故。

我爹抗日时期由山东当了兵，最终打进了上海。母亲在新中国建成之时也去上海参了军。一九五四年，年过二十八岁的父亲由组织安排与母亲相亲。母亲嫌父亲大她七岁，又有口吃，遂写信问姥姥。姥姥说“口吃不算毛病，不超过十岁不为大”，一语定了乾坤，否则不会有我。

在后来的日子里，显示了姥姥的目光如炬。我爹如亲儿般对待姥姥姥爷。每次全家团聚时，每个人脸上都闪着幸福的光。姥姥织得一手好毛衣，高兴时哼着《渔光曲》。姥爷一副大家长的姿态，享受着这份融洽的亲情。

母亲排行小，自小就受姥爷溺爱，凡事不让动手，啥事也不让操心，导致她晚年时什么具体事也回忆不起来。姥爷对父亲特好，常常爷俩聊天聊得热火朝天。而到了我们这代人，这种非血缘的亲情就十分少见了。

姥爷身体特别好，长得又瘦，身板又直，脸上线条清晰，晚年时被邻居官其格教授请到中央民族学院做模特。官其格一九六五年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觉得姥爷的形象十分难得，就和姥爷商量去美术系做模特。姥爷家在东城，民族学院在西城，姥爷那些日子天天风雨无阻地去当模特。后来我在官其格的画册中看到姥爷，心里一阵感慨。人生就是一本传奇，谁也不知一生中遇见谁，去做些什么事。

姥姥大姥爷三岁，早走三年。一九八一年，我刚刚调入出版社，姥姥与世长辞。姥姥走全家是有心理准备的，那时姥姥已卧床多日，但这一天真的到来，大家还是非常难过。姥姥走的日子，北京已进入冬天，气温低就让人更觉压抑。姥姥七十八岁寿终，在近半个世纪前已算是长寿之人了。姥姥在家等待每一位亲人相继赶来，舅舅急得说不出道不出地在小过道头直撞墙，我母亲和父亲从外地赶回来，看了姥姥最后一眼。姥姥昏迷中还喊了我爹的名字，爹万箭穿心，声泪俱下，让我们晚辈不知所措。父亲对姥姥比对亲生母亲还好，姥姥对父亲的满意及赞赏多年来算是扈家的保留节目。父亲一直按母亲老家的称谓，对姥姥一口一个“娘”叫得特别亲。姥姥每次见父亲时脸上的笑意永远不会散去，在父亲身上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孝道的责任与力量。

姥姥在所有亲人都到齐时仍没有急于西去，大家猜测姥姥在等娘家人，直到三姨姥姥赶来，姥姥看了她一眼，才闭上眼睛驾鹤西归。此时姥姥已不住在利薄营胡同了，三姨姥姥从利薄营赶来，身上一定带着那条老胡同、那座老宅院、那间老房屋的气息。那是姥姥这一代人的青春及梦想，他们从山东大海边来到繁华的北京，在此生儿育女，又赶上朝代更迭，沧桑巨变，在动荡艰苦的环境中将儿女抚养成人，最终心无挂碍，回归道山。姥姥的一生，是三个时代串起来的缩影，清朝、民国、新中国，波澜壮阔，风起云涌。一个女人，为家族扛起自己的职责，默默无闻又邻里皆知。姥姥出殡之时，满院子满胡同哭泣声，向姥姥表达了敬意与不舍。亲人、友人、邻居一声高一声低的告别之声，今天想起仍让人心颤。

姥姥走后，姥爷变得寡言少语。姥爷因为年轻习武，又因山东的大男人文化，对姥姥从不会花前月下那一套。平时说话一急就上火，一上火就话重，有时候还没有遮拦，想必没少让姥姥伤心。姥姥下葬后，我母亲带姥爷去了山东一段日子。没多久姥爷就要回来，回来后每周自己坐着公共汽车去姥姥墓前坐半天，路上来回要四小时。姥爷可能觉得这辈子对姥姥不够好，在墓前和姥姥说说话，相信姥姥九泉之下可以听到。仔细想想，姥爷姥姥这代人真的不易。他们所处时代由帝制到民国，中间战争频繁，直至新中国建立，百废待兴，由贫穷向富有迈进，其中又动乱连连，好不容易改革开放，还没见成果呢，便告别亲人，没有享到福，也没有看见这几十年来的社会变化。

三年之后，姥爷随姥姥而去，寿数亦七十八。姥爷算是寿终正寝，中午还要了冰激凌吃，说心里热，下午五点就一个人躺在床上溘然长逝。母亲与父亲一道安排了姥爷的后事，我记得父亲的哭声大于母亲，让我知道孝字在中国文化中的分量。我们后人将姥爷与姥姥合葬一起，每年清明时节都会去给两位至亲扫墓。每次为二老上香上供品时，我看着姥爷姥姥爱吃的点心，心想，人的福气不外乎有吃有喝，离开这个世界时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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