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故人（汪曾祺文库本06）

序言

汪曾祺长子汪朗讲过一个小故事：
汪朗女儿汪卉上小学的时候住在爷爷奶奶家。有时汪曾祺施松卿夫妇去崇文门看望老师沈从文，会带着小孙女。去了几回，有一次汪卉在学校写作文，题目便是《到沈从文爷爷家做客》。语文老师看了，很不客气地文后批了一句话：
“写作文要诚实，不要攀附名人！”
现在沈从文汪曾祺师生关系天下知闻，这桩轶事看起来是个笑话。但我曾经讲过《汪曾祺是怎样炼成的》，历数汪曾祺一生中遇到的、成就他的各位师长亲友。他们确实范塑了汪曾祺的成长轨迹。
高邮当然是人生第一站。那些人物与故事，会在《自报家门》里出现。本集的剧情，是从汪曾祺19岁出门远行，经上海、香港、河内至昆明求学开始。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受教于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吴宓、金岳霖诸名师，认识了朱德熙、巫宁坤、杨毓珉、萧珊等终生好友，还收获了与外文系女生施松卿的爱情。
汪曾祺是天生的作家。他笔下流出的不仅仅是熟悉的人事，还有他时时观察而得的事迹与印象，像怀才不遇的国文教师陶光、一遇空袭警报就去煮冰糖莲子的郑智绵、生物系高才生却英年早逝的蔡德惠……汪曾祺几乎以一己之力，画出了西南联大这所流亡大学的浮世绘。
而20世纪50年代的编辑生涯里，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是赵树理、老舍两位前后“领导”。赵树理是山西才子，正在主导新文艺政策的确立与执行。老舍则是有称号的“人民艺术家”。他们都引导了汪曾祺的文艺眼光向民间引申。两人也都赏识汪曾祺。老舍有一次在检查思想的生活会上说：“我在市文联只‘怕’两个人，一个是端木，一个是汪曾祺。”是说这两人读书多，文笔好。
从张家口下放回京后，也是在联大老同学杨毓珉（汪曾祺帮他写过闻一多课的作业，闻一多说：“你比汪曾祺写得还好！”）的帮助下，进了北京京剧团，一直到退休。
汪曾祺在梨园行见过的名伶不计其数。有些轶事，只有他写得出来。比如写张君秋：“他这派非常能吃，吃饱了才能唱。演《玉堂春》，已经化好了妆，还来40个饺子。前面崇公道高叫一声：‘苏三走动啊！’他一抹嘴，‘苦哇！’就上去了。”
总之，透过汪曾祺的眼睛，我们能看见20世纪中国学术界、文艺界的各色奇人趣事。汪曾祺是温和的，但也有爱吐槽的一面。他最爱的书之一，是《世说新语》，曾说“散文化小说的人像要求神似。轻轻几笔，神完气足。《世说新语》，堪称范本”（《小说的散文化》）。他自己记人述事，也是如此，一两件小事，人物即如在眼前，简笔传神，堪称范本。
杨早
2023年3月

《山河故人》是“汪曾祺文库本”散文卷之一，精选汪曾祺写人的散文27篇，涉及20世纪中国学术界、文艺界的沈从文、闻一多、金岳霖、吴宓、朱德熙、黄永玉、老舍、赵树理、潘天寿、聂华苓、林斤澜等汪曾祺师友众人。各色奇人趣事，如在眼前。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著有短篇小说《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162篇，散文《昆明的雨》《故乡的食物》《人间草木》等550余篇，戏剧《范进中举》《沙家浜》等19部，以及诗歌、书信等共约250万字，有《汪曾祺全集》12卷、《汪曾祺别集》20卷。

主编：
杨早，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阅读邻居”读书会联合创始人，年度《话题》系列（2005―2014）主编。其祖父为汪曾祺同岁表弟。杨早研读汪曾祺作品30余年，著有《拾读汪曾祺》等，主编《汪曾祺集》等，参编《汪曾祺别集》。

我的老师沈从文  001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032
沈从文转业之谜  051
梦见沈从文先生  063
西南联大中文系  066
闻一多先生上课  075
金岳霖先生  080
吴雨僧先生二三事  089
唐立厂先生  094
修髯飘飘  099
晚翠园曲会  109
怀念德熙  125
未尽才  129
蔡德惠  137
炸弹和冰糖莲子  143
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  146
老舍先生  151
赵树理同志二三事  160
才子赵树理  168
名优逸事  174
一代才人未尽才  183
裘盛戎二三事  195
潘天寿的倔脾气  198
谭富英佚事  201
遥寄爱荷华  205
林斤澜！哈哈哈哈……  219
铁凝印象  224

《山河故人》是“汪曾祺文库本”散文卷之一，精选汪曾祺写人的散文27篇，涉及20世纪中国学术界、文艺界的沈从文、闻一多、金岳霖、吴宓、朱德熙、黄永玉、老舍、赵树理、潘天寿、聂华苓、林斤澜等汪曾祺师友众人。各色奇人趣事，如在眼前。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著有短篇小说《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162篇，散文《昆明的雨》《故乡的食物》《人间草木》等550余篇，戏剧《范进中举》《沙家浜》等19部，以及诗歌、书信等共约250万字，有《汪曾祺全集》12卷、《汪曾祺别集》20卷。

主编：
杨早，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阅读邻居”读书会联合创始人，年度《话题》系列（2005―2014）主编。其祖父为汪曾祺同岁表弟。杨早研读汪曾祺作品30余年，著有《拾读汪曾祺》等，主编《汪曾祺集》等，参编《汪曾祺别集》。

我的老师沈从文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占领了江南各地，我不能回原来的中学读书，在家闲居了两年。除了一些旧课本和从祖父的书架上翻出来的《岭表录异》之类的杂书，身边的“新文学”只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一本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两年中，我反反复复地看着的，就是这两本书。所以反复地看，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别的好书看，一方面也因为这两本书和我的气质比较接近。我觉得这两本书某些地方很相似。这两本书甚至形成了我对文学，对小说的概念。我的父亲见我反复地看这两本书，就也拿去看。他是看过《三国》《水浒》《红楼梦》的。看了这两本书，问我：“这也是小说吗？”我看过林琴南翻译的《说部丛刊》，看过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也看过巴金、郁达夫的小说，看了《猎人日记》和沈先生的小说，发现：哦，原来小说是可以这样的，是写这样一些人和事，是可以这样写的。我在中学时并未有志于文学。在昆明参加大学联合招生，在报名书上填写“志愿”时，提笔写下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和读了《沈从文小说选》有关系的。当时许多学生报考西南联大都是慕名而来。这里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其他的教授是入学后才知道的。
沈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是本系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我是都选了的。因此一九四一、四二、四三年，我都上过沈先生的课。
“各体文习作”这门课的名称有点奇怪，但倒是名副其实的，教学生习作各体文章。有时也出题目。我记得沈先生在我的上一班曾出过“我们小庭院有什么”这样的题目，要求学生写景物兼及人事。有几位老同学用这题目写出了很清丽的散文，在报刊上发表了，我都读过。据沈先生自己回忆，他曾给我的下几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要求他们写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那一班出过什么题目，我倒都忘了。为什么出这样一些题目呢？沈先生说：先得学会做部件，然后才谈得上组装。大部分时候，是不出题目的，由学生自由选择，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课每周一次。学生在下面把车好、刨好的文字的零件交上去。下一周，沈先生就就这些作业来讲课。
说实在话，沈先生真不大会讲课。看了《八骏图》，那位教创作的达士先生好像对上课很在行，学期开始之前，就已经定好了十二次演讲的内容，你会以为沈先生也是这样。事实上全不是那回事。他不像闻先生那样：长髯垂胸，双目炯炯，富于表情，语言的节奏性很强，有很大的感染力；也不像朱先生那样：讲解很系统，要求很严格，上课带着卡片，语言朴素无华，然而扎扎实实。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因为就学生的文章来谈问题，也很难有系统，大都是随意而谈，声音不大，也不好懂。不好懂，是因为他的湘西口音一直未变——他能听懂很多地方的方言，也能学说得很像，可是自己讲话仍然是一口凤凰话；也因为他的讲话内容不好捉摸。沈先生是个思想很流动跳跃的人，常常是才说东，忽而又说西。甚至他写文章时也是这样，有时真会离题万里，不知说到哪里去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管不住手里的笔”。他的许多小说，结构很均匀缜密，那是用力“管”住了笔的结果。他的思想的跳动，给他的小说带来了文体上的灵活，对讲课可不利。沈先生真不是个长于逻辑思维的人，他从来不讲什么理论。他讲的都是自己从刻苦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之谈，没有一句从书本上抄来的话。——很多教授只会抄书。这些经验之谈，如果理解了，是会终身受益的。遗憾的是，很不好理解。比如，他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作各种深浅不同的理解。这句话是有很丰富的内容的。照我的理解是：作者对所写的人物不能用俯视或旁观的态度。作者要和人物很亲近。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贴得很紧，和人物一同哀乐，一同感觉周围的一切（沈先生很喜欢用“感觉”这个词，他老是要学生训练自己的感觉）。什么时候你“捉”不住人物，和人物离得远了，你就只好写一些似是而非的空话。一切从属于人物。写景、叙事都不能和人物游离。景物，得是人物所能感受得到的景物。得用人物的眼睛来看景物，用人物的耳朵来听，人物的鼻子来闻嗅。《丈夫》里所写的河上的晚景，是丈夫所看到的晚景。《贵生》里描写的秋天，是贵生感到的秋天。写景和叙事的语言和人物的语言（对话）要相协调。这样，才能使通篇小说都渗透了人物，使读者在字里行间都感觉到人物——同时也就感觉到作者的风格。风格，是作者对人物的感受。离开了人物，风格就不存在。这些，是要和沈先生相处较久，读了他许多作品之后，才能理解得到的。单是一句“要贴到人物来写”，谁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又如，他曾经批评过我的一篇小说，说：“你这是两个聪明脑袋在打架！”让一个第三者来听，他会说：“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明白的。我这篇小说用了大量的对话，我尽量想把对话写得深一点，美一点，有诗意，有哲理。事实上，没有人会这样的说话，就是两个诗人，也不会这样的交谈。沈先生这句话等于说：这是不真实的。沈先生自己小说里的对话，大都是平平常常的话，但是一样还是使人感到人物，觉得美。从此，我就尽量把对话写得朴素一点，真切一点。
沈先生是那种“用手来思索”的人。他用笔写下的东西比用口讲出的要清楚得多，也深刻得多。使学生受惠的，不是他的讲话，而是他在学生的文章后面所写的评语。沈先生对学生的文章也改的，但改得不多，但是评语却写得很长，有时会比本文还长。这些评语有的是就那篇习作来谈的，也有的是由此说开去，谈到创作上某个问题。这实在是一些文学随笔。往往有独到的见解，文笔也很讲究。老一辈作家大都是“执笔则为文”，不论写什么，哪怕是写一个便条，都是当一个“作品”来写的。——这样才能随时锻炼文笔。沈先生历年写下的这种评语，为数是很不少的，可惜没有一篇留下来。否则，对今天的文学青年会是很有用处的。
除了评语，沈先生还就学生这篇习作，挑一些与之相近的作品，他自己的，别人的——中国的外国的，带来给学生看。因此，他来上课时都抱了一大堆书。我记得我有一次写了一篇描写一家小店铺在上板之前各色各样人的活动，完全没有故事的小说，他就介绍我看他自己写的《腐烂》（这篇东西我过去未看过）。看看自己的习作，再看看别人的作品，比较吸收，收效很好。沈先生把他自己的小说总集叫作《沈从文小说习作选》，说这都是为了给上创作课的学生示范，有意地试验各种方法而写的，这是实情，并非故示谦虚。
沈先生这种教写作的方法，到现在我还认为是一种很好的方法，甚至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我倒希望现在的大学中文系教创作的老师也来试试这种方法。可惜愿意这样教的人不多；能够这样教的，也很少。
“创作实习”上课和“各体文习作”也差不多，只是有时较有系统地讲讲作家论。“小说史”使我读了不少中国古代小说。那时小说史资料不易得，沈先生就自己用毛笔小行书抄录在昆明所产的竹纸上，分给学生去看。这种竹纸高可一尺，长约半丈，折起来像一个经卷。这些资料，包括沈先生自己辑录的罕见的资料，辗转流传，全都散失了。

…………

★ 若世界真还公平，他的文章应当说比几个大师都还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沈从文
★ 他是我认为全中国文章写得较好的，一直到今天都这样认为。
——黄永玉
★ 我的作品倘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我不会写别人那样的作品。
——汪曾祺
★ 汪曾祺的光芒里，是我们对传统的迷恋。他用非常中国化的文风征服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的人，因而又显出特别的“新潮”，让年轻的人重新树立了对汉语的信心。
——王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