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资本与商帮：全新修订版

自序
长期以来，中国商人给人一种宿命的印象：但凡大商，无不是政商，一旦涉及政治，他们又命运多舛。何故？没有一个政权不需要经济基础，政商需要协和，但边界在哪里？时至今日，中国甚少有百年商业家族，是外来侵略打乱了这一进程，还是中国社会本身的基因使然？
一部中国商帮史堪称一部政商关系史，如果不能够从政商关系的角度切入审视中国商帮乃至商人的历史命运，就难免失之偏颇，但历史业已形成的惯性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当下的政商关系演变，中国未来的政商关系会走向何方，能走向何方，这些问题，中国商帮史能给出怎样的启示？
但要真正参透中国商人的历史命运，如果仅仅关注政商关系，又难免有没有抓住要害之惑，怎样才更接近政商关系之本质？
种种问题，我们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基于对中国商帮起承转合历史的梳理，我们希冀通过对中国式政商关系的根源与逻辑的剖析，为当下中国新型政商关系的重构，以及探视中国商人的历史命运，提供一种思考路径、镜鉴抑或诠释的方向。

一部追溯中国商帮从明朝到现在600年脉络的大著作，是一部真正完整的中国商帮变迁史，也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中国商人命运史，更是一部鲜活的政商博弈史。
在中国商帮、商人崛起与衰落的过程中，权力与资本之间的纠缠博弈从未曾停止。盐商、海上私商、外贸商人、买办、票号商人和近代金融实业家；晋商、徽商、粤商、闽商和甬商……无论是以行业区分，还是以地域代表，中国商人群体每一次的崛起、没落与再出发都离不开政商博弈，更受制于社会的开放或封闭。
什么是600年政商关系中的变与不变？中国未来的政商关系能走向何方？政商的边界在哪里？中国商帮史能给当代商人怎样的启示？本书整合中国货币史、朝贡史、贸易史、官宦史及明清不同身份商人的演变史等多种角度，为你一一解开这些问题，还原一部真正完整的中国商帮史，带你从时空看中国商脉走向，真正参透中国商人的历史与未来命运。

王俞现，从事中国商帮变迁、商业趋势走向、政商关系、老子管理思想、家族传承等方面研究，中国商帮领域首屈一指的商业研究学者，资深媒体人出身，元界新媒体主理人。著有《中国商帮 600 年》《凭什么要学张瑞敏》等书。

自序
D一部分 晋徽盐商崛起1370—1643 年（上）
D一章 作为试验田的山西盐政
第二章 白银货币化的徽商起点
第三章 盐商豪势与官场地震
第四章 徽州盐商翻盘
第二部分 海商至宭 1370—1643年（下）
第五章 巅峰之争：“夹心化”的海外贸易
第六章 海盗交欢：开封之间
第七章 海上私商：*后的屏障
第三部分 外贸商人的天下 1644—1842 年
第八章 晋商D一次转型
第九章 十三行商人：从边缘到中心
第十章 南太平洋大撤退：海商宿命
第四部分 山西票商简史1843—1948 年（上）
第十一章 晋商第二次转型
第十二章 山西票业发迹史
第十三章 晋商：心性的尽头
第五部分 买办时刻 1843—1948 年（中）
第十四章 *澎湃的迁徙
第十五章 买办上位
第十六章 新旧气象交织
第十七章 甬商站稳上海滩

第六部分 沪上王者的沉浮 1843—1948 年（下）
第十八章 正统苏商
第十九章 沪津商人
第二十章 沪上王者
第二十一章 粤帮逆袭
第二十二章 巅峰对决与商帮没落
附录一 补充资料
后 记

一部追溯中国商帮从明朝到现在600年脉络的大著作，是一部真正完整的中国商帮变迁史，也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中国商人命运史，更是一部鲜活的政商博弈史。
在中国商帮、商人崛起与衰落的过程中，权力与资本之间的纠缠博弈从未曾停止。盐商、海上私商、外贸商人、买办、票号商人和近代金融实业家；晋商、徽商、粤商、闽商和甬商……无论是以行业区分，还是以地域代表，中国商人群体每一次的崛起、没落与再出发都离不开政商博弈，更受制于社会的开放或封闭。
什么是600年政商关系中的变与不变？中国未来的政商关系能走向何方？政商的边界在哪里？中国商帮史能给当代商人怎样的启示？本书整合中国货币史、朝贡史、贸易史、官宦史及明清不同身份商人的演变史等多种角度，为你一一解开这些问题，还原一部真正完整的中国商帮史，带你从时空看中国商脉走向，真正参透中国商人的历史与未来命运。

王俞现，从事中国商帮变迁、商业趋势走向、政商关系、老子管理思想、家族传承等方面研究，中国商帮领域首屈一指的商业研究学者，资深媒体人出身，元界新媒体主理人。著有《中国商帮 600 年》《凭什么要学张瑞敏》等书。

D一部分
晋徽盐商崛起：
1370—1643年（上）
中国区域商人被称之为“帮”始于明朝，得益于明朝开国之初的盐业及屯田政策。中国北方安全问题比古长城的历史更为久远，这两个政策是明初北方屯军百万的结果，也承袭了面对同样语境的宋朝经验。
我们对中国商帮史的记录，始于1370年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三个年头。是年，名为“开中制”的盐业政策开始实行。
*早成“帮”的区域商人当数晋陕商人，但当盐政由开中制走向折色制时，酝酿了中国商帮史上D一次区域商人势力的更迭，徽州盐商后来居上。
明朝是白银超越纸币、铜钱演化为本位货币的朝代。盐政推助了这一进程，又反过来被倒逼转向。徽州盐商崛起的背后，既是白银货币化驱动的结果，也存在地缘人情运作的痕迹。
盐业的利害，充斥着政商博弈。山西盐商家族对明朝内政、外交政策及人事布局影响之深，在商帮史初期就达到一大高峰。
官商勾连所形成的权贵当道，孕育着破旧立新的气象。1617年，盐业新政“纲运制”从根本上动摇了山西盐商家族势力，徽商*终实现了在盐业领域对晋商影响的覆盖。

D一章 作为试验田的山西盐政
流淌着杀伐和霸气血液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为元朝打下了基础，他的后裔却将江山葬送在中国历史上出身*为卑微的皇帝朱元璋手中。如何建设一个新政权，承袭前制成为朱元璋的现实选项，尤其是在如何协调处理北部边区的盐业政策和屯田政策上。由此所释放的政策红利，催生了近水楼台的晋陕商人的崛起。

屯军百万：一个古老的趋势
1368年，欧洲大陆和中国都笼罩在战争的硝烟中。英法两个冤家断续116年（1337—1453年）的战争，尚未进入中场，而在中国，农民揭竿而起，颠覆旧朝代，拥立朱元璋为新主人。
朱元璋眼看元朝残部盘踞在山西、陕西、甘肃、辽东等地，无一日不思而剿之。扩廓帖木儿的大本营尚设在太原，对明政权构成近在咫尺的威胁。1369年，明朝开国名将徐达大破扩廓帖木儿，折损其兵力4万，令其仓皇从太原逃向甘肃。再一年，甘肃与陕西一并被明朝收复。
尽管明朝对北元军队采取强击之势且有所胜利，但北部边区仍存在20万北元骑兵，时刻威胁着明朝安全。1372年的一场大战，明军大败，由此拉开明朝以修整长城为屏障的内敛守势的序幕。
明朝百废待兴，持续用兵，财政力有不逮。朱元璋自圆其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朱元璋：《皇明祖训》，见[明]陈建：《皇明通纪·皇明启运录卷之八》，钱茂伟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
他告诫后世子孙，不要“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同上。]，并特别嘱咐，要永不征伐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国（曾存在于琉球群岛的封建政权名，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安南国（今越南）、暹罗国（今泰国）、爪哇国（古代东南亚古国，其境主要在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带）等15个国家。
从更长时空来看，中国北部边境的安防问题比长城的历史更为久远。从春秋时各国在形势险要之地筑城防御，到秦始皇为北御匈奴，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筑起绵延万余里的长城；从汉武帝重新修缮秦时边塞，到北魏为防御柔然，北齐、北周为防御突厥，隋代为防御突厥、契丹，都不约而同修筑长城，如影随形的都是同样的命题。
但长城千年的修筑、修缮史并没有成功破解华夏民族来自北边的安全问题。《剑桥中国史》至少在辽西夏金元史和明史中两次提到这一命题。中国北部“从来就不存在一条连续不断的防御线或经过划定的边界。倒是有一连串设防的边疆州和县，战略要地筑有少量要塞，一些屯田、军马场、烽火台和警戒哨所散布各处”。这一东西走向的防御体系，“其中坚力量由灵州、太原、大同和北京等地强大的藩镇军队所组成”。[[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自从拓跋魏兴起以来，一个接一个的中央集权政权，都是以北部边疆的失控地区为根据地，由那些边疆军事大员们所创建”[同上。]，这是一个古老趋势的延续。[拓跋氏本身就是在大同地区发展起来的，其后继者西魏和北周的统治者原是河西走廊地区的军事指挥官，隋王室也来自同一个集团，唐朝的建立者李渊就是在山西起家的。]
北宋初年，宋朝曾两度对辽用兵，企图把契丹势力驱逐到长城以北，结局是全然失败。1004年，在交战获胜的情况下，北宋拱手而与契丹签订“澶渊之盟”。
1044年，再签城下之盟。对此，黄仁宇评论道：“它（赵宋）的军旗从未在北方草原地带展开过，更用不着说向东北或西北角延伸到中亚的腹地里去了。”他的结论是，“全宋朝319年的记录，无非是军事的挫败和退却，所有的例外则是以‘岁币’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购得的和平”。[[美]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尽管告诫后世要与四邻择善从之，但朱元璋也不无警示地说，“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1371年，朱元璋曾表明心迹，“日本、朝鲜和安南只是蚊虫而已，北方夷狄才是*危险的心腹之患”。[[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薄小莹译，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耿昇看来，“明王朝是东亚没有竞争对手的大国，其周围的许多小国，都需要向中国学习并向它纳贡。当时俄罗斯帝国还是一个政治侏儒，萨法威王朝的波斯与莫卧儿王朝的印度尚在襁褓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胁迫中国，只有北部的蒙古人或瓦剌人对明王朝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威胁。”[耿昇：《法国汉学界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研究》，载《中华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
长城与连绵的群山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而长城北面，地域一马平川或微有波澜，虽有大量的山峦耸立其间，却并不具有连贯性，明王朝只在事实上管理着万里长城沿线和辽东柳条边以南的北疆区域。尽管奴儿干（今东北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地方）、归化（今呼和浩特）、河套相继归属明朝，但这里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或沙漠，“只是以一系列自永乐时期起已经熄灭的烽火台作为标志，仅仅由中国的骑兵巡逻”。[[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张书生、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以这些烽火台为依托，明朝相继在北边建起九边镇（九个关口），大同镇（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宣府镇（治所在今河北宣化）和山西镇（也称太原镇，治所在今山西宁武），承东启西，位于中枢地段，隶属山西行省管辖。当时山西行省远较现在山西省广阔，包括今河北张家口、承德，内蒙古多伦、正蓝旗、赤峰、奈曼旗等地，居于明朝北部边界线的位置。
明朝叛将赵全曾对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说：明朝官兵主要保卫宣府、大同，蓟州一带防御甚固，兵多将广；山西一带兵弱，亭障稀疏，备御薄弱。大同的防御设施远不如宣府可靠。尽管此处骑兵较强，但难改其一直是山西边境危险地段的局面。
*极端的例子发生在1449年，蒙古瓦剌部大肆赴边而来，23岁的明英宗朱祁镇亲自出征，结果被蒙古人生擒，酿成“土木堡之变”。
为防御，朱元璋曾在北边布置100万军人，这几乎是明初军队的总和。朱棣在位时，九边重镇集结86万士兵，配备34万多马匹（部分边镇内含驴、骡、驼、牛等）。[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如此规模的军人驻扎在北边，如何提供后勤保障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亲信的建议：一石三鸟
山西行省在九边中的地位，及其拱卫北京的战略意义，使国家政策从一开始就对山西倾斜有加。
太原人杨宪，在朱元璋攻克南京时投奔他并做了他的幕府，随后被委派回乡当了行省参政。1370年6月，他向朱元璋提出在大同实行“开中制”的建议。
这时，大同的粮储供应需从陵县（今山东德州市陵城区）运送到太和岭（在今山西省朔州市），路途遥远，费用不菲。杨宪认为，与其这样，不如调动商人转运，在大同仓缴纳一石（百余斤）米，或在太原仓缴纳一石三斗（1斗约合15斤，约200斤）米，政府给予凭证，让商人到相应盐场领取盐引（200斤），同意其在划定区域内贩卖。在这一过程中，盐价折抵米价，转运费代纳盐引税。
这是一个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国家、商人和农民各得其所的建议，直面各方痛点。如果所有边储粮草的转运由政府操作，需要置备车马乃至打造官船从南往北调粮，需要建立兵站，招募人力，但这种局面对于刚刚开始运转的明朝来说，并不现实。如果粮储交由普通百姓运输办理，一则运费高，民运粮一石，运输费用甚至达到所运粮食价值的六七倍；二则运输周期长，民运粮任务过重，将直接影响到农民耕种和休养生息。
在征民运与商运之间，社会底层出身的朱元璋思忖得*为透彻。建国当年，他就迫不及待地下旨：允许百姓垦荒为业，徭役和赋税免征三年，并下谕中书省大臣：善政在于养民，养民在于宽赋。1371年，在任命首任户部尚书时，朱元璋语重心长地说，“善理财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财以阜民”。既能解决边区粮饷问题，又不劳民，也不让官府破费，一石三鸟，朱元璋采纳了杨宪的建议。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围绕盐业的新政几乎都与军饷供应、边区政策或国家征税有关，也因此奠定了山西、陕西、徽州等与盐业关系密切的区域商帮的萌芽与兴起。
盐引就是盐的专卖权，在古代，盐是国家专控物品，盐就是钱，贩之获利极高。把盐引给粮商，那就等于给予他们生财之道。对国家来说，这意味着以盐税做抵押，换取民间对防御和战争的投资。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认为，明帝国的这种做法与19世纪欧洲国家以国家税收作抵押，来换取私人银行家对于战争的借款和投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后的中国与世界》，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
盐在国家财政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了这种逻辑可以形成闭环。在古代，田赋和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盐税在财政收入中占据半壁江山。至少从宋元开始，到清朝中期的嘉庆年间，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山海天地之藏，其有关于国计民生者，盐课居赋税之半。”[清《嘉庆两淮盐法志》。]盐业产业链条包括生产、批销、运输、销售，其中，生产是官督民产，批销大权紧握在官方手中。开中制下的商人等于用向边区转运粮食的辛劳，换取了对盐的转运权和区域销售权。换句话说，官方通过盐业运输、销售的民营化，实现了政府财政和民间收入由盐做介质的空间转移。
开中制率先实行于大同，尔后又在更大区域的山西、河南、陕西实施，1371年在全国推广。[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大同，俨然具有先行先试的味道。尽管开中制时断时续，大同纳粮中盐未曾中断。1371—1412年，宣府五个卫所因为没有设立边仓，官军每年的俸粮靠大同供给。到1413年，宣府才设置粮仓，山西商民被官方授命到顺天府中纳盐粮，这也是晋商*早去宣府纳粮的证明。[同上。]
根据边区的实际需要，后来还延伸出纳麦、粟、豆、草、铁、茶、棉花、衣物等换取盐引的做法。1436年，北方受鞑靼和瓦剌族人侵扰，大同、辽东、延绥、甘州等重镇的边防军缺少战马，时属山西的太仆寺（今内蒙古境内）以及北平、陕西、甘肃、辽东苑马寺所属的各个官方牧场又不景气，明政府还曾推行过纳马中盐制度。

屯军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明政府一度将各种生产资料、货币工具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朱元璋曾不无自豪地说：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这种局面的实现，除与盐政有关外，实现军粮军饷在边区就近解决的屯田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屯田制分为军屯[军屯就是明朝卫所制度的自给自足。卫所制度是明朝的兵制，大的兵区叫“卫”，小大约以5600人为一卫，1128人为一所，112人为百户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遇出兵打仗，由朝廷派一个将军，即“总兵官”，予以统率。战事结束，总兵官交出兵权，军队回归卫所，这一制度类同于唐代的府兵制。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民屯和商屯。1388年，明政府规定，50%的卫所都卫和王府护卫的军士都要屯田，后来这一比例增加到70%。军屯的重点是九边，这里吸纳屯种的官兵人数*多，垦殖范围*广。其中，山西大同镇有4万多军士，垦种200多万亩土地；甘肃西宁卫1万多名军士，垦种27万亩土地；辽东镇4.5万名军人，屯田253万亩。时至今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性质与此相仿。
因对山西边塞屯务的重视，1395年，明政府又命令山西省内2.6万多名马兵和步兵撤出营地，开往塞北，垦耕自给。甚至山西的晋王和代王两藩府也受命实行军事屯田。
无地少地的贫民也被明政府鼓励迁往人稀地广的地方去屯种。*初从四丁以上的农家抽一人，免其徭役，调往塞外大同等地，编入军屯卫所垦种。仅太原、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两地就被征调10万多人赴边。除强制手段外，许多晋中、晋北缺少土地的农民也积极响应明政府号召，越过长城，进入军政建制的山西行都司的地域垦种。
山西中南部的被迁之人都会集到洪洞县大槐树下待命。树旁的广济寺里驻扎着钦命官员，负责给移民登记造册，办理迁移手续，发放勘合（凭照）和盘费。由户部委派的官员将所迁之民编入目的地的里甲，然后由后军都督府派军士押解上路，一直送到接收地，予以安置。[宿小妹、李三谋：《明代山西边垦与边军饷银》，载《古今农业》2008年第4期。]史载，张其明、冯冕、袁嘉盛等原来生活在洪洞县的居民，就在迁出的过程中走上从商之路。
作为军屯、民屯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屯让“耕者趋利，边地尽垦”得以实现（桂萼语），也逐渐成为永乐以后九边军饷供应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同上。]商屯的来源分为被迁徙的大户和自觉商人两大块。其中，从外省迁徙而来的商人融入了晋商的历史洪流之中。
朝廷迁徙大户实边在朱棣时达到一个高潮。实边在古代并不鲜见，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曾把各国12万户富豪迁徙到咸阳和巴蜀等地。[柳思维编著：《远古至秦汉的商业思想》，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在明朝实边中，山东寿光人冯盛被迁往山西代州，他的孙子冯天禄生于1516年，曾“从祖父贸迁秦梁间”，后“商淮浙间”，成为巨商。
冯天禄生有四个儿子，长子冯忠、三子冯惠继续从事盐业生意，二子冯恩、四子冯愈以儒学为业，发展成儒商家族。冯忠的商业才能曾得到大司马吴翁的赏识，令他驰骋齐鲁、淮浙盐场十余年。[侯文正：《晋中商帮兴衰史略》，载《文史月刊》2006年。]另外，平阳首富亢氏，以及后来出任国民党要员的孔祥熙的先辈，都是被迁往山西的山东人。
不失敏感的商人也加入这一队伍。他们自筹资金，在长期固定开中的地点，就地雇人种粮以换盐引。[田冰：《明成化至正德时期北方边粮供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许多山西富商大贾出没于辽东、延绥（今陕西省榆林市）等各边镇，一些新的村落在屯边中形成。
除大同、宣府外，山西商人也是*早进入山西偏头关（今山西省忻州市偏关县境内）、雁门关（今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境内）、倒马关（今河北省保定市唐县境内）等处进行商屯的商人。史载，在边关“凡戮力于南亩者，皆山右（山西）之佣，秋去春来，如北塞之雁”。这样，雁门关外，屯堡相望，塞上田禾广袤无际，而东北官员向朝廷上奏称：“辽东千里，晋人商屯其间，各为城堡……商人争出财力……边储大裕”。
1429年，开中纳粮扩展到宁夏。为路途遥远而能吸引客商到来，政府对陕西、山西商人予以政策优惠，他们每引盐仅须纳米麦四斗，当地人则须五斗五升。
秦晋之好，早在春秋时就已传为佳话。明清以来，官府文书和社会舆论都习惯把山西和陕西商人合称“山陕商人”。从明中后期到清朝，山陕商人迈着共同的节拍，在共同到达的地域，建起象征两省商人友谊和协作的会馆：山陕会馆，彰显了地缘好合的两省商人抱团打天下的意识。
以盐做介质的纳粮中盐、移民以及商屯，对山西人的牵引不仅仅在于生存或者销盐有利可图。在这个过程中，山西人四海为家的情怀被触动乃至激发，让山西人见识多、视野广、信息灵，便于在长途贩运中发现不同区域之间，除了盐利的种种商业机会。
随着山陕商人的到来，“缎绢、绫绸、纱罗、梭布、花绵、巾帕、履袜、南货及诸铜铁木竹器、纸劄”[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等，也都贩运到了宁夏，并成为政府纳税商品。山西人范世逵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他祖上三辈以农商为业，少年时即走四方。对于政府的输粮换引政策，他认为“奇货可居”，就亲赴关陇（今函谷关以西、陇山以东一带），至皋兰（今甘肃省兰州市），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等地，了解地理交通。此后，他便在这一带专门经营粮、草生意，数年内大获其利。河西都御史和边防将校都愿意与他交往，并对他礼敬有加。

何以是明朝
中国早期商帮史的发展，*为明显地体现在山西盐商的崛起上。诸多专家学者将开中制、屯田制作为山西商帮崛起的重要原因加以阐述，这自有其道理，但不应忽略的事实是，明初的盐业及屯田政策并非明朝的原创，开中制实是对北宋钞盐法、盐引制及元初折中制的沿袭。如果盐政、屯田制能让山西商帮萌芽，早在宋元时期就已存在这样的语境，为何商帮未萌芽于彼时？
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