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 理解数字时代生活中的各种关系 邱泽奇

序

如果以万维网的诞生作为标志，数字技术的社会化创新与应用至今也不过40余载的时间，可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变却是根本的和透彻的。从宏观的国家治理、经济增长、社会结构，到中观的政策演进、产业调整、社会流动，再到微观的意识形态、就业劳动、生活方式等，无一不因数字技术的渗透而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在诸多变革中，这本小书选择了个体与社会关系领域的一个主题，我称之为“自我社会”（self-society）。

了解社会学的读者都知道，“个体”是社会学的概念，“自我”是心理学的概念。之所以用自我社会的说法，而不用个体社会，是为了避免误解。个体社会容易被误读为个体化社会。个体化社会（individualized society）是贝克（Ulrich Beck）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讨论社会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语境里的社会。观察过去百余年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以为，个体化社会是自我社会的前一个阶段。自我社会以个体社会为前提，即个体得先从社会独立出来（individual independence），可自我社会不是个体化社会，而是以独立个体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围绕着个体的社会。

说到这儿，了解社会学的人或许会有更大的疑问：不都说个体是社会性的、个体是围绕着社会的吗？怎么会反过来，说社会围绕着个体了？在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里，的确，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基础关系，传统社会学几乎所有的主题都有一个隐含假设：个体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社会是个体意义的所在。因此，在探讨个体与社会时几乎都在探讨社会对个体的影响，一如涂尔干（Émile Durkheim）指出的：对个体而言，社会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

历史地观察，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个体是围绕着社会的。在后面的章节里，读者也可以读到在家庭、社区、社会、组织等框架里个体如何才获得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个体有机会组织自我社会之前，个体的生产和生活都是社会赋予的，个体的价值和意义也是社会定义的。从生到死，个体为了从社会获得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始终围绕着社会在转。出生时，社会赋予个体先赋性的社会身份或社会经济地位；成长中，个体必须社会化，学习和接受社会的规则；长大成人了，个体得进入社会谋生、谋发展，工作、生活都是社会的；死了，社会还会给一段祭文或悼词，评价个体一辈子的得失。人的一辈子始终在围绕着社会谋求自我，当下的“卷”可以被理解为“谋求”的最新表现形态。

不过，进入数字时代以来，我们熟悉的传统意义上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之所以说是根本性的变化，是因为社会已经或正在成为个体建构自我社会的资源，以个体为中心进行资源组织正在成为新的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特征。如果读者对这样的转变在理论上还转不过弯来，那么，也应该熟悉一个现实的事实，那就是，流量已经成为个体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评判标准之一，但流量不是社会赋予的，而是个体主动去组织起来的，“网红”的多样化正是个体组织形式多样化的社会呈现。以个体为中心进行资源组织颠倒了曾经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它让个体而不是社会成为自我的中心，带来的不只是个体化意义上的个体从对社会的依赖中独立出来，而且是个体在围绕自我的理念主张和生命诉求，把世界社会作为资源池去建构自我的生产世界、生活世界、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

必须明确的是，以个体为中心建构自我社会的一个前提是连接泛在。连接泛在意指普遍存在的社会连接或社会关系。通俗地说，如果个体希望围绕自我来建构社会，前提就必须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建立自我想要的社会关系，而要实现连接泛在，还需要一个前提，即技术赋能。

在社会发展中，技术始终在赋能人类的社会连接。从自然水路、乡间小路到城际公路、铁路，再到空中通路，人类的社会关系网络因连接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拓展。从电报时代开始，连接技术开始摆脱物理连接的约束，人类由此进入电子时代，从电报到电话，从有线到无线，都是这一发展的见证。数字技术是人类连接技术的最新形态。

数字技术发展到赋予个体与世界上任意陌生人或对象实现连接的机会是一个历史进程。其中，人们对数字技术带来社会影响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早期对通信工具、数字游戏、在线学习、数字工作等主题的探讨，到如今对人工智能与人类意义的讨论等，不一而足。我对自我社会的思考也经历了从酝酿、零碎思考、图景拼凑到认知整合与逐步系统化的漫长过程，几乎伴随了数字技术在中国的发展进程。其中，学术界的探讨、业界的发展、自己的实践等都给了我刺激、启发和帮助。

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写过一部畅销书《思考，快与慢》，被《纽约时报》评为2011年的年度十大好书。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成为畅销书似乎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一个可以顺手拈来的例子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于2013年在法国出版了一部厚达900多页的图书，名为《21世纪资本论》，甫一问世，就被译为多种语言在不同国家出版，年销量超过百万册。

我不知道卡尼曼著作的畅销与他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有没有关系，但至少皮凯蒂著作的畅销是因为人们真的关心21世纪里资本的影响。我相信，卡尼曼著作的畅销，多多少少与他的讨论的确回答了人们的诸多疑问密切相关。不然，为什么其他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专家的著作没那么畅销呢？

当然，我想说的不是获奖与畅销之间的联系，而是想指出，学者们对社会关注的议题理当倾注精力。尽管社会上尤其是学术界对卡尼曼获奖有多种议论，可卡尼曼著作的畅销却说明人们的确关心人类的思考模式。卡尼曼认为，人类的思考模式有两种，他分别称其为“系统一”和“系统二”：系统一就像大脑的自动反应模式，是快速、直觉和情绪化的；系统二则是缓慢、计划性强且依赖逻辑的。卡尼曼用两个系统来解释人们受规避损失、决策信心、框架效应影响的决策行为，以及如何在不同情况下产生不同的决策结果。

这本小书不是快思考的产出，也不是慢思考的后果，而是快慢交叠的点滴记录。触发这些思考与记录的则是诸多机遇。

2002年，第一波互联网泡沫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过去，春节期间我和我的一位同事去了美国西海岸的硅谷调研。我们访问了旧金山湾区的大学、研究机构、初创中心、科技企业等20多家机构，以及50位左右的专家、学者、CEO、独立作家等 。我们看到了人类创造的第一个鼠标，也调研和观摩了直到现在依然火爆的在线学习（当时叫e-learning）。在咨询公司，我们调研了在线学习的不同模式；在大学，我们现场体验了异地同步课堂：在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的教室里，处于四个不同时区的学生线上线下共上一堂课，彼此可视可听，就像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

我们还访谈了一些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学者或作者。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访问莱茵戈尔德（Howard Rheingold）的场景。即便读者不了解莱茵戈尔德是谁，也一定知道“虚拟社区”的概念。莱茵戈尔德正是虚拟社区概念的提出者。我们访谈莱茵戈尔德时，他风头正劲，我们好不容易才约到了他的时间。我虽然记不得访问他时的具体地理位置，却清晰地记得在离海很近的一个山湾里有一个小镇，在小镇散布的房屋中有一幢不大的房子，在房子的10点钟方向，还有另一幢小木屋，那是他的书房。莱茵戈尔德在家门前迎接我们，却没有把我们带进他的客厅，而是直接把我们让进了他的书房。书房里显眼的不是满墙的书架，而是一台连着网络、至今还被奉为经典的台灯式苹果电脑。言谈中，他对乔布斯（Steve Jobs）作品的欣赏溢于言表。我们围坐在火炉边，除了我们提问之外，都是他在侃侃而谈，谈他对互联网的观察，谈他的写作。他在1993年出版的《虚拟社区：电子疆域的家园》中提出了至今仍在被使用的“虚拟社区”的概念。

或许是在线课堂体验给我了震撼，我进入快思考模式：如果数字连接不受时空约束，那么，还有什么可以约束人类的社会连接呢？作为概念的“连接泛在”可能在那时便播下了种子。或许是虚拟社区现象给了我启发，我也有慢思考的时刻：人们原本比邻而居，为何还对数字社交（那时叫虚拟社交）怀抱浓厚的兴趣？作为分析框架的“自我社会”在那时大概已在酝酿之中。

连接泛在是前提，自我社会是主题。一个是客观事实，一个是关系逻辑。数字技术提供了个体与世界社会进行连接的可能性，个体展开行动、与世界社会实现连接，进而建构自我社会。两者是一件事物的两面，同时汇集着人的行动与行动带来的社会事实。在过去30年里，我偶尔想起自我社会，也间断地思考连接泛在，写了一些零零散散的东西，却始终没有形成可以言说的整体叙事逻辑。让这个主题渐渐清晰起来的是一些别的刺激与推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刺激来自“群体性孤独”引起的社会躁动。

在第一波互联网泡沫快被人遗忘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的特克尔（Sherry Turkle）用一部专著《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向社会发出了灵魂拷问。她的言下之意是，互联网（那时，人们还很少用“数字技术”的概念）不只是给社会带来了经济泡沫，还给人类带来了情感（或许是精神）泡沫。

书甫一出版，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争议，不仅特克尔随之成为美国各大媒体的嘉宾，其著作也很快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的版本在不同国家出版。中文版于2014 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当年的畅销书，“群体性孤独”还成为当时热议的社会话题。如果我记忆准确，某互联网大厂随后还组织了多场专题讨论，聚焦被互联网连接和缠绕的个体的身心感受，并将人们应接不暇的信息轰炸称为“过载”。

特克尔的著作看似应景之作，实则是她学术发展的必然。她在2021年出版的自传体著作《移情日记：回忆录》中用自己的视角解释了她关注数字技术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的心路历程。粗略地说，她1976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社会学和人格心理学联合博士学位后曾经在研究主题的选择上有过犹疑。比如，1978年她出版的《精神分析政治学：雅克·拉康和弗洛伊德的法国大革命》一书，似乎是在追随传统议题。在经历了六年的沉寂之后，1984年她出版了《第二自我：计算机与人类精神》，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果然，在这部著作之后，特克尔对研究主题不再犹疑，她聚焦数字技术对人类心灵的影响。立场和观点也越来越清晰，那就是，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数字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警醒人们在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要了解其带来的坏处。

关注数字技术对人类心灵的影响，是特克尔后来进行学术深耕的领域。这一方面与特克尔接受的学术训练有关，在社会学与心理学的交集中，主题最为丰富的正是“精神”。《第二自我》讨论人类精神，也为她后来的学术活动铺垫了广阔的主题空间。不过即使在当时，“精神”作为研究主题依然太大，还需要进一步收敛。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特克尔才进一步将研究主题收敛到了“心灵”。无论在社会学还是心理学领域，心灵都是人类精神的一个子集。另一方面，特克尔当年的学术敏感性与对主题追寻的执着也让我们不得不佩服。其实，藏在敏感与执着后面的还有巨大的学术风险。假设数字技术像其他工业技术一样没有给人类心灵带来普遍且深刻的影响，便很难在社会层次上引起人类心灵的波动与变化。如果观察不到人类心灵的波动与变化，她根本不会有机会去展开对数字技术与心灵变迁的探讨。凑巧的是，数字技术不是对其他工业技术的简单继替，而是一场比工业革命的影响更广、更深的技术革命 ，对人类心灵产生了且仍在产生普遍、深刻且多样化的影响。特克尔的敏锐让她抓住了人类心灵波动与变化的历史时机，她的执着又让她对作为研究主题的心灵有了独特的发现。需要说明的是，众多文献包括我之前的著述都认为，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有三次革命可以被称为技术革命：第一次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第三次是信息革命（即数字技术革命）。数字技术不是工业技术的直接延伸和发展，而是另一场技术革命，是一场比前两次技术革命影响更加深远的技术革命。

事实上，特克尔的学术生涯伴随着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会影响的发展，只是她的关注点集中在心灵主题。1975年1月，美国《大众电子》杂志刊出了一篇MITS公司介绍其Altair 8800计算机的文章，并把Altair 8800的图片刊登在杂志封面上，这标志着个人计算机的问世。不到10年，特克尔出版《第二自我》，在计算机与人类精神之间建立了关联。1969年美国国防部资助建立阿帕网（ARPANET），1983年阿帕网裂变为民用和军用两部分，1991年互联网上第一个浏览器诞生，1993年万花筒（Mosaic）浏览器进入社会化应用，在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之后，互联网（Internet）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议题。1995年，特克尔出版《屏幕上的生活：互联网时代的身份认同》。此后，互联网领域没有大事发生，特克尔虽依旧勤奋，出版了四部著作，且还执着于“心灵”“内在”等主题，却没有在社会上甚至没有在学术界引起多少关注，直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移动终端的普及是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的里程碑，也是数字技术影响社会的飓风口。就社会连接而言，1973年世界上第一部移动电话通话成功，似乎预示着即将开启一个新的时代，遗憾的是，直到21世纪前，移动电话只是渐进式地开发出了通话、游戏、短信等功能，依然没有突破双边通信。可随后的发展不仅是快速的，还是剧烈的，它让移动电话变身为个人终端，把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不断地纳入移动终端，让移动终端变身为人类智能的一部分。移动终端技术创新与应用的大众化给社会连接带来的显见影响是“低头一族”初见端倪，其中蕴含的则是人类交往方式、交往范围、交往逻辑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人们一面兴奋地体验着移动终端技术与设备带来的新奇与便利，另一方面也急切地希望知道自己投身其中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群体性孤独》无疑是一份人们期待已久的答卷。像卡尼曼和皮凯蒂的书一样，特克尔的书出版于人们迫切希望了解数字技术对社会连接影响的时点。

自从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连接技术诞生以来，移动终端才真正为社会交往实现连接泛在提供了技术能力。在每一个节点（人和物）之间实现连接泛在是有理论依据的。从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的送信实验到近些年学者们对人际网络自然属性的数理论证，几十年的科学探讨都表明，人与人之间存在建立社会关系的短路径，即俗称的六度分隔。而数字技术为陌生人之间实现连接泛在提供了可实践的技术能力，其实，不只是在陌生人之间，也存在于人与万事万物之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人们的连接范围的确越来越广泛，连接层次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的人有一种世界尽在自我掌握之中的体验与感受。随着人类交往行动的变革，社会交往逻辑也在发生革命性变化，“低头一族”只是连接泛在所带来的交往逻辑变革的一种可见表现形态而已。

在移动互联网到来的初期，《群体性孤独》观察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依赖如智能手机、数字媒体和虚拟现实等数字技术，人们对虚拟世界更感兴趣，从而忽视了真实世界的、身体同场的社会关系。特克尔认为，进一步可观察的后果是人们尽管保持着与他人的联系，其交往却是浅层的、缺乏深刻情感的，也鲜有真实的互动。人们从在线联系中感受到的不是关爱和亲近，而是孤独和隔离。还有，一方面，面对面交流的缺乏或缺失降低了人们表达情感的能力；另一方面，虚构身份还可能导致人们与自己的真实感觉和情感分离。

作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特克尔对数字技术给社会交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担忧的。在担忧之外，她还努力为群体性孤独提供解药。特克尔于2015年出版的《重拾交谈：走出永远在线的孤独》便是为群体性孤独提供的一剂解药。她在《重拾交谈》中指出，面对面交谈才是数字时代社会交往的正确方式。在这部著作里，她还第一次运用了“数字时代”的概念。与《群体性孤独》一样，这本书也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的版本（中文版于2017年出版）。与《群体性孤独》出版的境遇不同，这一次，虽然《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于2015年9月发表了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为《重拾交谈》写的长篇书评，可它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似乎远不如《群体性孤独》时热烈。相似的场景也出现在中国，其中文版的出版也并没有在国内引起多大的议论。

用大量的篇幅叙述特克尔的学术生涯与著述，其实我想说明的是：一方面，连接泛在带来的社会影响的确是社会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主题；另一方面，特克尔归纳的群体性孤独无疑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促使我更系统地思考连接泛在影响的本质。之所以说是“促使我”，是因为我对特克尔的解释并不满意。她接受过社会学的训练，理当知道在一个普遍社会现象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支持社会现象的普遍化的社会逻辑。通俗地说，“低头一族”的存在一定有科学家们没有揭示出来的理由。学者的责任不是直接对现象进行价值判断，而是应该优先揭示现象背后的人们行动的社会逻辑。遗憾的是，特克尔的出发点发生了偏误，她依据人们曾经正常的社会交往模式而把“低头一族”的行为判断为病态，进而直接从群体性孤独作为社会事实出发探讨导致病态的社会原因，而不是优先探讨人们沉浸于数字世界是否带来的是群体性孤独。或许是直觉到了我认为的特克尔对群体性孤独论证的假设谬误，才加快了我对自我社会的系统性思考。之所以说是系统性思考，不只是因为我对数字技术有兴趣，也因为我目睹了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还因为我一直工作在这一研究领域。

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我的思考，请允许我借用普伦斯基（Marc Prensky）对互联网用户类型的区分。21世纪初，普伦斯基在《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一文中将当时的数字技术用户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一出生就接触数字技术的用户，另一类是在数字技术迈向大众之后才开始接触数字技术的用户。前者他称之为“数字原住民”，后者他称之为“数字移民”。据此，我算是数字移民。

数字连接给了每个人连接世界的机会，也让人们的社交从此不同。运用数字媒介，理论上，一个人可以与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人建立联系。即使如此，人们的社交关系依然只有四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工作关系、生活关系。当然，每一类关系都有着异常复杂的维度。删繁就简，《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在每一类关系中选择了四类典型场景，用案例呈现场景，在场景中捋出案例内含的社交关系重构，探讨数字社交带来的社会关系革命——从个体围绕社会的社交转向个体汇聚关系的社交。

邱泽奇，湖北沔阳（今仙桃）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991年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费孝通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名誉院长、重庆大学“费孝通勤学奖”组委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社会发展与治理、组织研究、社会研究方法、城乡社会学等。代表成果有著作《中国人的习惯》《朋友在先：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案例研究》《边区企业的发展历程》等，论文《技术与组织：多学科研究格局与社会学关注》《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回到连通性——社会网络研究的历史转向》《技术与组织的互构——以信息技术在制造企业的应用为例》等。

1  序
001 第一章　关系、自我与心灵
003 关系与自我
012 自我与心灵
019 媒介与交流
028 回到关系
031 第二章　数字家庭关系
032 案例：码里恋爱
036 建立亲密关系的交流基础
043 案例：“谍战”亲密
047 维系亲密关系的文化选择
053 案例：权威解体
059 匡复代际权威的认知转换
066 案例：数字重生
071 改造代际关系的技能刷新
077 亲密又疏离的家庭关系重构
093 第三章　数字朋友关系
094 案例：虚拟的我
099 发现更多自己的试演舞台
104 案例：以舞会友
109 跳出缺陷困境的机会赋予
113 案例：故交再启
118 激活僵化资产的场景创设
124 案例：“老漂”触网
130 融入数字生活的实践互助
137 遥远又邻近的朋友关系重构 
156 第四章　数字工作关系
157 案例：破壁职场
162 突破科层岗位的关系外溢
167 案例：旧岗新干
173 汇聚岗位工作的任务迭代
179 案例：线上团建
183 逆转轮班时差的职场共情
189 案例：扁平协同
193 叠加工作线程的群体合作
199 熟悉又陌生的工作关系重构
219 第五章　数字生活关系
220 案例：慢速焦虑
225 难舍永远在线的工作成就 
232 案例：同侪压力
237 深入日常细节的群体参照
243 案例：残而不缺
248 构筑部分完美的生活世界
254 案例：何以为乡 
258 体验身体不在场的社会参与
263 无形又有影的生活关系重构

数字连接给了每个人连接世界的机会，也让人们的社交从此不同。运用数字媒介，理论上，一个人可以与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人建立联系。即使如此，人们的社交关系依然只有四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工作关系、生活关系。当然，每一类关系都有着异常复杂的维度。删繁就简，《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在每一类关系中选择了四类典型场景，用案例呈现场景，在场景中捋出案例内含的社交关系重构，探讨数字社交带来的社会关系革命——从个体围绕社会的社交转向个体汇聚关系的社交。

邱泽奇，湖北沔阳（今仙桃）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991年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费孝通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数字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名誉院长、重庆大学“费孝通勤学奖”组委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社会发展与治理、组织研究、社会研究方法、城乡社会学等。代表成果有著作《中国人的习惯》《朋友在先：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案例研究》《边区企业的发展历程》等，论文《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