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日耀光：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

本书可说是自有为张居正立传以来最深入、最公正、最能“美恶不掩，各从其实”的巨著。（台湾学者徐泓语）

它不同于前人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作者运用大量罕见的丰富史料，除实录、政书等官方出版品外，引用的私人笔记、文集、书信达150余种，以明代为主的地方志达65种。因此能深入许多以前学者所未谈到的细节。

对张居正在改革中所要面对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作者分别立档，上有皇帝、太后，旁及宦阉权竖、外戚、各派言官，特别是与居正曾共事的历届内阁大学士、重要文臣僚佐都有叙及，涉及人物之多，探求研究之细，皆为同类著述所罕见。

同时，书中提出了“隆万改革”的新判断和新概念，重新审视后发现，高拱和张居正在隆庆时期已经联手进行重大的改革，在吏治、经济、军事上都取得过重大的成就，使垂危的明王朝出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可以说，万历初叶张居正所进行的改革是隆庆改革的继续。这一成果无疑是研究明代中后期历史的新突破和新贡献。

尤其要指出的是，该书对张居正主持改革的过程作了动态式的叙述，不但写了张居正如何运筹帷幄、选贤任能、妥为部署，而且写出了他在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冲突中如何坚定指挥、鼓舞士气的实况。在充分肯定张居正的伟大历史作用的同时，对他的“失误、失律和失德”的一面也给以实事求是的直书。

张居正要推行改革，不得不集中权力，但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而无所制约，势必要引来皇权的反噬，酿成悲剧，张居正死后的凄惨正好诠释了此点。在个人专权独断的体制下，这也是必然结局。

韦庆远（1928-2009），广东顺德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教授。历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英国牛津大学东亚研究系客座教授、圣安东尼学院兼职院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客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客座教授、香港珠海书院史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香港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有：《明代黄册制度》、《中国档案史稿》、《康雍乾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主编）、《清代奴婢制度》（合著）、《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中国政治制度史》（合著）、《清代全史》（第四卷）、《明清史新析》、《隆庆皇帝大传》、《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上下）》。

绪　论　有关张居正研究的若干问题

第一章　早岁峥嵘

第一节　护卫卒的孙子，起自“苦笃贫家”的神童

第二节　备受器识与孳生恩怨

第三节　修竹的风格和早年的人生追求

第四节　荆州，这一片热土

第二章　生于忧患

第一节　一个灾难深重的年代，一个擅权执拗的皇帝

第二节　哀民生之多艰

第三章　科举道路和翰苑生涯

第一节　经世实学与八股时文的冲突—参加会试的一次挫折

第二节　身在翰苑，忧思天下

第三节　激切进言，痛论时政

第四节　对嘉靖其人和嘉靖朝政事的反思

第四章　政治上的失落和彷徨

第一节　失意于污秽混浊的官场

第二节　接触到险恶起伏的政潮和对夏（言）严（嵩）斗争的思考

第三节　善处于严（嵩）徐（阶）斗争之间

第四节　周旋于政争漩涡之中与对徐阶的期许

第五章　山居未敢忘忧国

第一节　隐晦待时，惆怅南归

第二节　山居六载，寄情山水

第三节　人在江湖，情系社稷

第四节　出山回朝，面对变局

第六章　重新投入政治的漩涡

第一节　徐阶倒严的彻底胜利

第二节　徐阶当国后的政局

第三节　徐阶对海瑞上疏等问题的调息

第四节　张居正在嘉靖末期地位的变迁和“应变”准备

第五节　与高拱“相期以相业”

第七章　嘉隆交替与张居正入阁

第一节　一个心理变态、庸碌猥琐的皇帝

第二节　《嘉靖遗诏》的发布和治道转轨

第三节　张居正破格入阁和伸展抱负

第八章　隆庆内阁的矛盾斗争与张居正地位的上升

第一节　嘉隆时期内阁地位的提高和首辅制的形成

第二节　隆庆内阁与“九相”的浮沉

第三节　徐阶、高拱的角逐与徐阶的败北

第四节　高拱与赵贞吉的斗争及阁权归高拱

第五节　张居正在内阁内讧中的角色与高张并相

第六节　阁员学术分歧在政治上的反映

第七节　高拱、张居正的实学思想和对理学末流的批判

第九章　隆庆内阁的成就和张居正的作用

第一节　两个纲领性文件的提出

第二节　张居正在隆庆前期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节　高拱、张居正的知人和用人

第四节　高拱对人事制度的整顿改革

第五节　促成俺答封贡的实现

第六节　取得擒斩汉奸赵全和瓦解板升叛乱势力的胜利

第七节　高拱、张居正的重商思想

第十章　隆万交替与张居正独揽朝纲

第一节　隆庆末叶高拱张居正矛盾的激化

第二节　朝臣角逐与宦官矛盾的交错盟合

第三节　《隆庆遗诏》与高拱被逐

第四节　以构陷高拱为中心的壬申政变

第五节　张居正接任首辅与李、张、冯政治铁三角的形成

第十一章　幼年万历与张居正特殊形式的君臣关系

第一节　幼年万历身份地位和心理的巨大变化

第二节　万历皇帝“小时了了”

第三节　君臣关系的蜜月期

第四节　张居正为“致君尧舜上”的努力

第十二章　“江陵柄政”首重整饬吏治

第一节　“江陵柄政”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以整饬吏治作为推动全面改革的杠杆

第三节　以戒谕和考察百官作为整饬吏治的起步

第四节　启迪万历，首重选贤任能

第五节　调整中枢人事，健全朝廷班底

第六节　创立和推行“考成法”

第七节　修改和充实吏治律例

第八节　奖勤罚怠，倡廉惩贪

第九节　在整饬吏治中存在的恩怨问题

第十三章　为天下理财

第一节　开源节流，扭转“国匮库竭”困境

第二节　面对严重赋役不均的社会经济现状

第三节　着手处理里甲、经催、投靠、优免四大问题

第四节　从正德到隆庆丈田的屡行屡败

第五节　万历初年在全国推行的丈田运动

第六节　万历清丈的过程、特点和评价

第七节　嘉靖初年到隆庆时期一条鞭法的屡试屡止

第八节　万历初年一条鞭法在全国的推行

第九节　推行一条鞭法对改善民生国计的重大贡献

第十节　改行一条鞭法的历史意义

第十四章　申严军政，发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第一节　亦相亦帅，掌握战和全局

第二节　区别鞑靼各部，采取“东制西怀”的战略部署

第三节　穷剿海盗，遏止“倭寇”侵扰

第四节　对少数民族反抗活动的血腥镇压

第五节　慎选善用，充分发挥戚继光、李成梁等人的将帅之才

第十五章　厉行法治，刑期无刑

第一节　明中叶以来的法弛刑滥

第二节　法一律恒，有法必依

第三节　“治乱国，用重典”，“严治为善爱”

第四节　明刑执法，注意慎刑

第十六章　对驿递制度的整顿和改革

第一节　明代的驿递制度及其中叶以后的败坏

第二节　修订法规，严申纲纪，彻底整顿驿递制度

第三节　驿役从民当转为官募官当，逐步纳入一条鞭法

第十七章　整治漕运和高拱、张居正的分歧

第一节　明代前期漕运的演变

第二节　高拱与张居正对整治漕运的分歧

第三节　高拱与张居正对恢复海运的分歧

第四节　修订规章，严厉整饬漕政

第五节　采纳潘季驯“束水攻沙”之法，整治漕河取得成效

第十八章　敦本务实的学术思想和执行文化专制政策

第一节　在明中叶斑驳陆离的学术思潮中独树一帜

第二节　“端正士气”，反对讲学

第三节　执行文化专制政策

第十九章　以夺情事件为中心的反张高潮

第一节　夺情事件发生前夕的斗争

第二节　夺情事件发展为夺权和反夺权斗争

第二十章　屹立在权势的巅峰上

第一节　专权独断，骄盈自用

第二节　乐谀好奢，富贵移人

第三节　三子高中与游七招摇

第四节　君臣关系的逆转

第二十一章　张居正去世与政局大变

第一节　张居正去世前后的微妙局势

第二节　对张居正、冯保的总清算

第三节　万历皇帝原形毕露

第四节　改革夭折，变乱蜂起

第二十二章　功罪凭公论，青史有是非

第一节　在清算张居正狂潮中涌现的清醒言论

第二节　“古今兴废事，掩卷三太息”

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大事记

引用文献和参考资料

后　记

本书可说是自有为张居正立传以来最深入、最公正、最能“美恶不掩，各从其实”的巨著。（台湾学者徐泓语）

它不同于前人作品的最大特点，在于作者运用大量罕见的丰富史料，除实录、政书等官方出版品外，引用的私人笔记、文集、书信达150余种，以明代为主的地方志达65种。因此能深入许多以前学者所未谈到的细节。

对张居正在改革中所要面对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作者分别立档，上有皇帝、太后，旁及宦阉权竖、外戚、各派言官，特别是与居正曾共事的历届内阁大学士、重要文臣僚佐都有叙及，涉及人物之多，探求研究之细，皆为同类著述所罕见。

同时，书中提出了“隆万改革”的新判断和新概念，重新审视后发现，高拱和张居正在隆庆时期已经联手进行重大的改革，在吏治、经济、军事上都取得过重大的成就，使垂危的明王朝出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可以说，万历初叶张居正所进行的改革是隆庆改革的继续。这一成果无疑是研究明代中后期历史的新突破和新贡献。

尤其要指出的是，该书对张居正主持改革的过程作了动态式的叙述，不但写了张居正如何运筹帷幄、选贤任能、妥为部署，而且写出了他在改革和反改革的矛盾冲突中如何坚定指挥、鼓舞士气的实况。在充分肯定张居正的伟大历史作用的同时，对他的“失误、失律和失德”的一面也给以实事求是的直书。

张居正要推行改革，不得不集中权力，但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而无所制约，势必要引来皇权的反噬，酿成悲剧，张居正死后的凄惨正好诠释了此点。在个人专权独断的体制下，这也是必然结局。

韦庆远（1928-2009），广东顺德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教授。历任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英国牛津大学东亚研究系客座教授、圣安东尼学院兼职院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客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客座教授、香港珠海书院史学研究所客座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香港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有：《明代黄册制度》、《中国档案史稿》、《康雍乾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主编）、《清代奴婢制度》（合著）、《明代的锦衣卫和东西厂》、《中国政治制度史》（合著）、《清代全史》（第四卷）、《明清史新析》、《隆庆皇帝大传》、《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上下）》。

第三节　徐阶、高拱的角逐与徐阶的败北

二、胡应嘉弹劾高拱揭开了徐高斗争的帷幕

嘉靖四十五年（1566）十一月，徐阶的华亭同乡、吏科都给事中胡应嘉首先披挂上阵，“论劾大学士高拱不忠二事：一言高拱拜命之初，即以直庐为狭隘，移其家属于西安门外，夤夜潜归，殊无夙夜在公之意。二言皇上近稍违和，大小臣工莫不吁天祈佑，冀获康宁，而供〔拱〕乃私运直庐器用于外，似此举动，臣不知何心？”

骤然看来，胡应嘉将这两件鸡毛蒜皮的琐事无限上纲，指为“无君”，斥为“不忠”，似乎近于开玩笑。其实，应嘉之所以据此上言，实际上是经过深思熟虑，有明确针对性的。当时正处在嘉靖病势日益沉重，神智恍惚之间。在心理上，一方面极端畏惧死亡，另一方面，又极度猜疑臣下的忠诚，尤以对朝中的宰辅大臣为甚。胡在疏文中指高拒绝守夜，甚至预先疏散用器，岂不是为嘉靖死亡作准备？这都是大犯忌讳的。应嘉之意是要激发嘉靖的暴怒，将高拱驱斥甚至置于死地，其用心不可谓不毒辣。《明世宗实录》的编者较明确地看出此中的关系，指出：

疏入，会上病未省，不然，祸且不测。拱自入直撰玄，与大学士徐阶意颇相左，应嘉又阶同乡，拱以是疑阶，谓应嘉有所承望。两人隙衅愈构，互相排根〔恨〕，小人交構其间，几至党祸，实应嘉一疏启之。

是可见，胡应嘉之疏虽因嘉靖已处于昏迷弥留状况，来不及审阅处理，未收到预期的杀伤效果，但对徐高关系却已起到高度煽发仇恨，激化矛盾的作用。到隆庆嗣位之后，曾诏示黜胡应嘉为民，而在内阁讨论对他的处分时，高拱、郭朴的意见是从重罢斥，徐阶的意见则倾向从轻贬调，更引起高拱的反感，“意阶右之，谓应嘉欲深文杀我，以是，恨二人切骨”。时人亦多有认为胡应嘉的劾高，是“有所授旨，遂以是劾公。……盖以此激怒世皇，为倾公计”。

第二阶段的斗争是上一阶段的延续和扩大。

隆庆朝的最初期，对胡应嘉应如何处理，是徐高两派争论最激烈的焦点。自高拱奏辩后，刚登位的隆庆皇帝严诏斥责胡应嘉，表面上高拱胜了一回合。但诏书的墨迹未干，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即“因论救应嘉语侵拱”，谓：

今辅臣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将来必为国巨蠹。……若黜应嘉，则不若黜臣。章下所司。是日，给事中辛自修、监察御史陈联芳等俱交章论救。阶……乃改拟应嘉调用。而拱又疑一敬之疏，谓阶主之。两人之隙深矣。

言官们对高拱的轮番袭击，当然是激发徐高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但切不可忽视，徐阶和高拱在一系列政见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高拱对于徐阶裁理的政事，有不少是持异议的。例如：“登极赏军，自正统元年始。世庙以入继，赏倍之，遂沿为例，司农困不支。高新郑议于四百万中裁其半，徐华亭不可。高任怨，徐专任恩，按此亦相倾轧二端。”又例如：“会有言大臣某者，其人实有望，不当拟去，而首揆重违言者意，乃以揭请上裁。公（高拱）曰：‘此端不可开。先帝历年多，通达国体，故请上裁。今上即位甫数日，安得遍知群下贤否，而使上自裁，上或难于裁，有所旁寄，天下大事去矣。”类似这样的问题，很清楚地反映出徐高二人的个性和处事方针的差异。徐阶久历宦海，稳健圆滑，深知应切戒树众敌，为此，明知内帑空乏，仍要维持加倍赏军之例；又不愿开罪众言官，乃将棘手的问题上交皇帝，“揭请上裁”。高拱则比较率直，敢于正对矛盾，有时发议亦近鲁莽，但其用心则着重于国事。又例如，对于御史、给事中等所谓主持风宪的“言官”，徐阶“为结言路”，往往利用他们拥有可以“风闻奏事”的特权，借他们之口“乃为政府行其私”。而高拱则主张对言官如同对其他文武官吏一样，应一律加以考察，有时亦利用考察以抑裁对己有异议的人，过分挑剔。又例如，关于是否将理学大师、阳明王学的首创者王守仁从祀孔庙的问题，徐高亦有分歧。徐对王学祗礼崇拜，高则斥之为迂谈。凡此种种，都说明两人不仅有成见积怨，而且在治道方针、个人作风以及学术门户上，均有重大的分歧，碰撞冲突以至于破裂，势在难免。

三、围绕《嘉靖遗诏》的酣斗，高徐相继下野

引发起全面冲突的，是关于徐阶主持起草《嘉靖遗诏》的过程，以及对《嘉靖遗诏》部分内容的理解和评价。

关于《嘉靖遗诏》制作过程的曲折，以王世贞的叙述为最详细，言：

上大渐，遂崩。当大渐时，阶念上英断类高祖，独斋醮、土木、珠宝、织作不已，民力小困。而一时抗言廷诤得罪者，虽其志若已伸，而未牵复，欲自登极诏发之，不能无疑于改父，而上克终之德未光。时门人张居正为学士，方授经裕邸，夜召与谋，具遗诏草，不以语同列。质明，谒王请入临毕，遂以诏草上，报可。诏下，朝野举手相贺，至有喜极而恸者；同列惘惘若失。

王氏这一段记载，说明了四点：第一，《遗诏》是在嘉靖咽气以前，即已进行认真酝酿的；第二，《遗诏》论点的推敲成熟，是徐阶和当时身份仅为翰林学士的张居正连夜秘密商定并起草成文的；第三，《遗诏》受到朝野的普遍欢迎；第四，起草并颁布如此重要的文告，未按一般程序通过阁议，反而将阁僚们完全排斥在外，及至诏下，他们才知道一切已成定局，难免“惘惘若失”。

问题主要出在第四点上，它导致内阁阁僚之间公开的分裂，并极大地激化了徐阶与高拱、郭朴之间的矛盾。

公平地说，借嘉靖去世的时机，公开否定了已为祸数十年的乱政，是顺时势合人心的，也为隆庆御位铺垫好政治基础。《嘉靖遗诏》受到全国普遍的欢迎接受，就足以证明此点。徐阶之所以在极秘密的方式下酝酿和完成起草工作，在当时也是有其必要的。因为遗诏的内容，无异是采取特殊的方式对嘉靖进行“鞭尸”，稍一不慎，或者得不到隆庆的理解和同意，说不定会被扣上“大不敬”的罪名，罹上无妄之灾。兹事体大，通过阁议，一则难以立时取得共识，二则亦害怕泄露于外，徒增混乱。但另一方面，在阁僚之中，虽然李春芳一向唯徐阶的马首是瞻，陈以勤为人淡泊谦退，对颁布《嘉靖遗诏》的内容和方式都未有异言，但对性格骄亢、自视甚高而且自尊心极强的高拱，以及性格倔强的郭朴，反映就大有不同了。遗诏刚颁下，“同列皆惘惘若失，而朴尤椎，时语人：‘徐公谤先帝，可斩也。’拱亦与相应和。”

高拱和郭朴相交甚密，在内阁中本来就与徐阶的关系比较疏远，对徐“于礼稍倨”，加以“两人皆河南，为乡曲。而拱以朴早贵，事推之；朴念拱侍经裕邸，冀得其力。两人相与欢甚，阶微闻之，不怿”。因早有隔阂，又经胡应嘉的挑动，遂借遗诏问题大造文章：

龙驭上宾，华亭公于袖中出草诏，欲以遗命尽反先政。公（指高拱）谓语太峻，与安阳公（指郭朴，河南安阳人）对案相向，曰：“先帝英主，四十五年所行非尽不善也。上，亲子，非他人也。三十登庸，非幼小也。乃明于上前扬先帝之罪以示天下，如先帝何？且醮事先帝几欲止矣。紫皇殿事谁为之？土木之事，一丈一尺皆彼父子视方略，而尽为先帝罪乎？诡随于生前，而诋詈于身后，吾不忍也。”相视泪下，语稍闻外廷，而忌者侧目矣。

高拱这一番言论当然有很浓厚意气用事的因素在。为嘉靖开脱，从两代皇帝父子亲谊立论，用以贬斥遗诏，都是与绝大多数人的意愿违忤的。嘉靖的所作所为，实已达到了千夫所指、偕汝俱亡的地步。高拱未尝不知道这一点。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所有带煽动性的言词，实在锋刃所向，都是指向遗诏的作者徐阶。果然，翻出徐阶前此顺承嘉靖，积极参与赞玄拜醮修殿等事，加以“诡随于生前，而诋詈于身后”的恶名，无非是旧怨新愤的集中倾泻，是意图作为倒徐的一步骤。战端因此而扩大，阁内矛盾已公开暴露于朝臣之前，徐高关系亦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遗诏问题引发的斗争一直延续到隆庆朝后期，贯彻在徐高斗争的全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