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理论与批评 著名电影学者、北大教授戴锦华经典代表作 电影与文化研究丛书

《电影理论与批评》是戴锦华教授关于电影理论的代表性论著。从电影语言分析、作者论、叙事学、神话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寓言论、意识形态批评、后现代主义理论、文化研究等角度，完整论述了当代世界电影的理论路径，是目前国内相关领域中具有较高权威性的学术论著。书中戴锦华教授在世界电影史的框架内，选取了九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其进行理论分析，既避免了纯理论论述的晦涩难懂，又展现了阅读电影的丰富层次，对于电影爱好者、电影研究者，以及电影学专业的学生，具有很强的研读价值。

戴锦华，北京人。曾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现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东亚系教授。曾在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数十所大学任客座教授。从事电影史论、女性文学及大众文化领域的研究。著有《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电影理论与批评》《镜与世俗神话：影片精读十八例》《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电影批评》和 Cinema and Desire: Feminist Marx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Dai Jinhua 等专著十余卷。

《电影理论与批评》是戴锦华教授关于电影理论的代表性论著。从电影语言分析、作者论、叙事学、神话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寓言论、意识形态批评、后现代主义理论、文化研究等角度，完整论述了当代世界电影的理论路径，是目前国内相关领域中具有较高权威性的学术论著。书中戴锦华教授在世界电影史的框架内，选取了九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对其进行理论分析，既避免了纯理论论述的晦涩难懂，又展现了阅读电影的丰富层次，对于电影爱好者、电影研究者，以及电影学专业的学生，具有很强的研读价值。

戴锦华，北京人。曾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现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东亚系教授。曾在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数十所大学任客座教授。从事电影史论、女性文学及大众文化领域的研究。著有《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电影理论与批评》《镜与世俗神话：影片精读十八例》《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电影批评》和 Cinema and Desire: Feminist Marx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the Work of Dai Jinhua 等专著十余卷。

《阿甘正传》：成功而及时的神话

影片《阿甘正传》于1994年在美国上映之时，曾于一周之内便获得了高达1亿美元的票房收入，并最终取得了美国本土3亿美元、全球6.57亿美元票房收入的奇迹。这在好莱坞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神话中似乎不足为奇。但《阿甘正传》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奇迹中的奇迹”：这不仅由于如此高的票房收入使《阿甘正传》成为美国电影史最卖座的影片排行榜上的第四名，而且在于它同时在第67届奥斯卡奖中获得了13项提名，6项获奖；作为奥斯卡影片获奖史上的一个奇观，它在人数众多的奥斯卡评委中几乎无争议地获得了最佳影片的提名。一个常常为外在的观察者所忽略的因素，便是多数熟悉世界电影现状的人们都了解国际、国别电影节的奖项与票房收入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无法共容、兼得的矛盾；但谈到好莱坞电影和奥斯卡奖的时候，人们却常常认定授奖与票房有着直接、紧密的联系，而忽略了某种好莱坞电影文化内部的张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入奥斯卡的候选与获奖影片当然是主流商业性作品，但奥斯卡一向更关注影片的“思想价值”；如果说，对于主流商业电影的制作而言，其唯一的风向标，便是猎猎飘扬的绿旗（美元），那么，奥斯卡奖、尤其是它的最佳影片奖则关注影片与美国主流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一个美国学者曾做过一次重要而有趣的研究：截止到80年代，将美国电影史上历届的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影片与那一年份美国社会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社会新闻相联系，结果竟一目了然：除了美国决定从越南撤兵的前后两年间，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作品，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对美国主流社会与主流文化的正面评价。因此，一个有趣的错位出现了：在奥斯卡最佳影片的一览表上，既“叫座”又“叫好”的影片并不多见——尽管获得奥斯卡奖的影片会因获奖带动新一轮的热映，但在评奖前便热销的影片却很少同时获得奥斯卡的褒奖。于是《阿甘正传》便成为为数不多的票房和获奖“双赢”的影片。它不仅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美国金球奖最佳影片，而且在4年之后，便于1998年进入美国评选的最伟大的百部影片，1995年它则被评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百部保守主义影片”。更为有趣的是，一如法国《电影手册》编辑部的同人们在《约翰·福特的〈少年林肯〉》一文中所指出的，美国内部的政党政治，尤其是共和党、民主党之间的两党之争，始终以财团、巨额资金背景的方式联系着昔日好莱坞大制片公司的创作路线与现实倾向；而今日，当硕果仅存的好莱坞电影制片公司已成为超级跨国公司的时候，这一联系似乎已不像往日那般清晰。《阿甘正传》再一次成为“例外”。影片不是曲折间接地联系着美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现实，而是直接介入了其中的政党政治。影片无保留地受到了美国内部的右翼政党——共和党的热情拥抱。颇为微妙的是，这一拥抱的发生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转变过程：影片刚刚出现之时，右翼背景的报纸上的评论大都相当低调；但几星期之后，同样一些报纸上，对影片的盛赞迅速拔升到了几近声嘶力竭的地步。我们或许可以从葛兰西的霸权论述的角度来解释这一变化。即，当一部影片获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的时候，美国社会的政治力量便开始瞩目其“为我所用”的潜能。但美国的批评者却指出了围绕着《阿甘正传》的另一特殊情形：绝大多数成功畅销的大众文化文本都会成为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所争夺的王牌资源，人们都会尝试对其提出不同的、有利于自己的政党纲领的解释；但对于《阿甘正传》而言，与右翼政治势力的热情拥抱形成对照的是，美国社会政治的中间和左翼力量却对这部影片的热销未置一辞，似乎他们完全不想或完全无法借重这部电影文本。这便使得影片的事实和围绕着影片的社会现实变得十分耐人寻味。我们说，《阿甘正传》事实上极为有机而有效地介入了美国的国内政治，是指影片在1994年美国的国会大选中，成为共和党争取选票的重要支撑之一。共和党重要的政治家和候选人都在选战中以某种方式援引了《阿甘正传》以支持他们的政纲。这无疑使得《阿甘正传》在20世纪最后10年的美国文化与社会图景中占据了某种极为特殊的位置。

美国的《时代周刊》曾刊载了一段颇为煽情的描述：“男女老幼怀着真诚的感伤涌出影院，孩子们似乎在思考，成年人陷入沉思，成双成对的人们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似乎无需补充的是，在涌出影院之时，许多人眼里还含着未干的热泪。《阿甘正传》的另一个打破了好莱坞电影工业的纪录，是它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便开始发行录像带。一度《阿甘正传》的录像带遍布美国大小超市。乘此商机而制作的一种特制的巧克力，在出售时附赠一盒《阿甘正传》录像带——因为看过电影的人们很难忘记其中的一句对白：“人生便是一盒什锦巧克力，你不会知道下一块是什么滋味。”当然，和其他好莱坞的大制作一样，与影片的放映同时启动的是巨大的连锁商业：影片的海报、明信片、T恤衫、陶杯、电脑桌面、屏幕保护……无需多言，这系列副产品全部畅销；更有趣的是，在影片尚在热映之时，已出现了一本袖珍版的《阿甘语录》，收录了影片中阿甘的种种妙语，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驻留在美国商业图书的排行榜上。相继出版的畅销书尚有《布巴、阿甘捕虾公司食谱》《阿甘：我心爱的巧克力配方》《阿甘和公司》。形形色色的虾餐厅亦在美国各大都市应运而生，生意兴隆。影片的制作者也承认，他们无论如何也未曾想到，短短一周之内，这个智商只有75、留着板寸、穿着方格衬衫、挺直脊背笔直向前跑的人物形象，成了全美的偶像——甚至超过了偶像，成为一个神话。一时间，阿甘颇像一位后现代社会的救世主。从某种意义说，这并非无稽之谈。事实上，《阿甘正传》的确及时地出现在当代美国文化四分五裂并丧失了稳定的价值观念的时刻，为美国社会提供了某种社会性整合和想象性救赎的力量。

J·海兰·旺在其关于《阿甘正传》的专论中引证了兰斯·莫罗曾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的一篇题为《盒子里的民俗》的文章。这篇文章恰好为阐释《阿甘正传》的畅销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作者写道：“冷战结束带给美国的除了形式上的胜利，剩下的只有空虚。共产主义阵营和苏联的瓦解令美国失去了他们一向用以衡量其品性的道德对立面。长期的经济衰退，日本及欧洲竞争者的兴起，非欧洲移民（对此前的美国传统感到陌生的人）的大量涌入，大西洋、太平洋缓冲作用的减弱（飞机旅行、人造卫星，以及商品的全球销售），所有这些都扰得美国人无法继续他们长期以来的自鸣得意以及战后的体面和优越感。”在政治文化极端混乱的20世纪最后20年中，美国试图“全面补充其民间传说及自我形象的典型”。因此，他们需要梳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的事件，要找出本国历史“出岔”的地方。然而，为“重新定义美国”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本身就充满着冲突而不是共识。美国大众文化成了“美国神话的斗争，一场相互冲突的描述之争”展开的战场。换言之，这是一场新的、典型的霸权争夺战。大众文化中关于美国历史的作品有助于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同时提供某种具有原初性的文化图景。而1994年，《阿甘正传》畅销之际，诸多影评人指出，阿甘这位智商75、穿越战后40年美国历史的人物，刚好成功地实践着某种补充美国民间形象和自我神话的功能。

而吉恩·西斯克尔的文章《为什么是阿甘？为什么是现在？》则写道：“我认为，在一个充满伤痛的国度里，在这个仍没有从过去30年来的政治暗杀、白宫腐败、没有打赢的战争、性虐待丑闻、驱车射击等混乱中醒过来的美国，观看《阿甘正传》近乎于一次宗教体验。”西斯克尔指出，此时“国人普遍的心声是‘我伤心，我们伤心，给我，给我们讲一个催人入梦的童话吧’。在我看来，《阿甘正传》正是这样一个寓言式的童话，它讲的是一个令人倍感亲切的美国人在这30年里的苦海余生”。

影片讲述曾经患有腿部残疾、智商测定75的阿甘经历战后美国历史的故事。影片以50年代为起始，以80年代为终结。J·海兰·旺指出，当阿甘终于和詹妮结合，举行了一场颇具文化象征意义的婚礼，他们的孩子成了婚生子，最后幸存为一个父子结构的单亲家庭之时，或者说，阿甘、詹妮获得拯救，一个不甚完满的新乐园建立之时，正是美国当代史的转折点：里根总统开始执政，并在全美、乃至全球确立“华盛顿共识”、启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逻辑之际。很难将其视为偶然。美国学者艾伦·纳德尔则指出，影片《阿甘正传》印证了里根主义/新自由主义对电影叙事的持续影响。从另一个侧面看，不同于70年代以降好莱坞电影中不时出现的母女/母子结构的单亲家庭，在近期的好莱坞电影中，一度在《克莱默夫妇》中出现的父子单亲家庭此时成为好莱坞情节剧的典型结局之一。这显然负载着美国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复归，同时显现了美国主流文化的缺残：不轨的女人最终被放逐，父亲的权威和亲情再度被强化，但标准的核心家庭却难以为继。

影片中的阿甘独自穿越战后的美国历史，“幸运”地经历了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时刻。于是阿甘的角色便显然成了某种“表述的中继站”。美国学者P·N·丘莫二世指出，在《阿甘正传》中，阿甘所扮演的是一个文化协调人，一种弥合性的力量。我们将看到，他在不同种族之间、在文化和反文化之间、在相互对立的哲学之间、在宗教信仰与无神论之间都成功地充当协调人的角色。然而，我们借重、却无法认同于丘莫二世之描述的是，影片所提供的无疑是一份“有趣”的幻想，在整部影片中，阿甘所实现的，是多重层面上的不可能的和解。而正是不可能的和解的“实现”，试图弥合美国战后历史、主流文化与主流社会的纵横裂隙，提供有效的想象，以“治愈”社会文化心理的创伤记忆。影片制造出一幅充分的幻象，它引导、暗示人们依照现实主义的思路来理解影片——其中新闻纪录片的“镶边”式运用，准确地说，是公然的篡改，有力而有效地强化着现实主义的表象/假象系统。阿甘形象穿越并超越了战后历史中的紧张和冲突，在这段血腥、创痛、充满丑闻与污秽的历史中，只有阿甘白璧无瑕、天真正派，于是，他便承担起朝向现实的、历史的净化作用。我们如果引入另一个电影批评的维度：其文学原作与影片的比较，即，从小说到电影，那么影片的选择或曰改编，可谓意味深长。在其文学原作中，阿甘非但不是纯洁可人、纤尘无染，相反，这个的确弱智的男人不但满嘴脏话、性欲亢奋，而且是个十足的时代儿。是他，而非影片中的詹妮，在60年代吸毒纵欲；是他，和詹妮一起成了摇滚青年，却吸毒乱性背叛了詹妮，此后成了堕落的拳击手；是他，在反战集会上，愤怒地将国会勋章抛下讲台，喜剧性击毙了一名国会议员而被判有罪，因此和一只猴子一起成了美国太空试验品；而在影片中这枚勋章却成了阿甘、詹妮间的定情之物，成了情节剧所必需的穿针引线的、温情的小道具。在小说中，尽管阿甘确实因捕虾而暴富，但他最终却选择成了街头艺人，浪迹天涯。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阿甘正传》是欧洲源远流长的流浪汉小说的当代版，而且是欧洲文化中源远流长的傻子/智者的模式（诸如智商不足70——影片将其提高至75——的阿甘，同时是惊人的数学、音乐与国际象棋天才；而且毫无腿部残疾，天生橄榄球运动员/“理想男性”的体魄）；其中充满了种种几近荒诞的奇遇（诸如作为美国太空署试验品，在回收时坠入食人族部落；诸如与同为试验品的公猿结下了终生友谊，并最终相伴流浪）；其中自知视点/第一人称叙事的主人公讲述自己的故事，同时也是一篇自讼/自辩的忏悔录。在意识形态批评的视域中，小说中的阿甘不仅是战后美国历史的见证人，而且是十足的参与者与亲历者，而绝非如影片那样，他被命运的偶然推入了每个历史时刻，却始终超越于那些场景，纯洁无邪、至少是懵懂无知地身在其中却置身其外。有趣的是，影片的改编确实将原作的“西方”逻辑：傻子/智者，改写为似乎颇具“东方”特色的书写：傻子/福人，或“吃亏是福”。于是，不再是对主流逻辑的反讽、调侃，而成了其温馨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