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

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各大军政幕府中，蒋介石幕府存在的时间最长 a，规模最大，如果夸张一点，也可以说是谋士如云、猛将如林了。这是蒋介石能够统治旧中国达 22 年之久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蒋介石是如何挑选幕僚的 ？他又是如何驾驭这个人数众多的幕府并维持它的运转的呢 ？

笔者在下面就此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讨论。

• 以“三缘”原则遴选幕僚

熊式辉是政学系巨头，蒋介石的高级谋士，对蒋的了解相当深刻，认为 “蒋一切用人行政不外三缘（地缘、血缘和学缘）”。

董必武 1944 年在《大后方的一般概况》一文中也指出：“蒋和他的干部有三种关系”，即“亲戚关系”“同乡关系”和“同学或部属关系”。a 综合熊式辉、董必武两家的说法，著者以为，将其概括为血缘、地缘和业缘更全面些。下面分别叙述：

• 血缘

蒋介石很注重血缘关系，他特别倚重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等外戚成员。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妻兄，在蒋家王朝有国舅之尊，他历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行政院副院长、代院长、院长等要职；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连襟，历任实业部长、财政部长、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宋、孔两人轮流为蒋介石执掌财政、经济、金融以及行政大权。

此外，蒋介石还任用了不少蒋氏族亲及外婆家的亲戚。

据《蒋氏故里述闻》一书记载，他们是：侍卫长蒋孝先、王世和，内务副官蒋孝镇、蒋富寿，军法司长王震南，信托局长孙义宣，侍从室组长汪日章，要塞司令孙星环，铁路局长孙鹤皋，空军司令毛邦初，军令厅长毛景彪，督察长毛圣栋等。

宋美龄是蒋介石的第四房夫人，但却是官方认可的“第一夫人”。蒋宋不单纯是夫妻关系，从公的方面说，宋氏担任过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评议员等多种职务，多次陪同蒋介石或代表蒋介石出国从事外交活动，是国民党对美外交的主导人物之一。更重要的是，在蒋介石的家族政治中，宋美龄与孔祥熙、宋蔼龄夫妇结为政治同盟，在幕后干预蒋的决策，具有相当的政治分量。

抗战时期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在日记中就宋美龄与孔宋等外戚结成政治同盟干政一事写道：“魏伯聪（道明）又谈：渠以为年事入老境者，无不受少妻支配，只是程度轻重而已，盖以方蒋介石与王宠惠者。按蒋先生之护庇宋孔，不仅不利于国家，且不利于宋孔（不能使其早接受小的惩处以远引，反使彼等生心活动地位，彼等之亲近更藉以蠢国）。” 蒋介石的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在其日记中颇有感慨地写道：“自古姻戚无不影响政治，委座不能例外，难矣哉 ！”由此可见，国民党上层人物都认为，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宋美龄及其背后的外戚势力支配的。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唐纵在其日记中有很详细的记载，这里不赘论。

蒋经国是蒋介石唯一的亲生儿子（蒋纬国是戴季陶与日本情人的私生子，从血缘角度讲是蒋介石的养子），他们之间也不单纯是父子关系。在蒋介石的部下面前，小蒋对老蒋不称“父亲”而叫“领袖”，这就明确说明他们之间是上下级关系。中国封建社会历来是家天下，辛亥革命结束了家天下的封建帝制，在名义上建立了天下为公的共和政体，但家天下的残余观念的影响依然无处不在且十分强烈。蒋介石大权独揽，实际上是个未加冕的皇帝，他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要培养儿子蒋经国接班。在大陆时，国民党内部阻力重重；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借重新洗牌之机加快了培植儿子接班的步伐，并且如愿以偿。1975 年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很快顺利接班。

（二）地缘

中国由于地域辽阔，在历史上形成了以省为核心的强烈的地域观念，同省的人称老乡，显得特别亲切，这就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地缘观念。蒋介石从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地缘。一位在海外研究中华民国史的学者在一篇论文中指出：“蒋对其浙江籍追随者有特别的感情，也信任邻省江苏籍的追随者。他早年同陈其美在一起的经历也许加强了这种乡情。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十年中，他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度过。他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朋友后来成为他所信任的谋士。他们当中有张人杰、陈果夫、陈立夫、戴季陶、黄郛和张群。他在其支撑派系的追随者中，同浙江人比较亲近。陈氏兄弟、戴笠、胡宗南就是引人注目的例子。”

蒋介石幕府成员中，浙江籍的幕僚人数最多，所处的地位最重要。张静江、戴季陶、黄郛、邵力子、蒋伯诚、姚琮、吴思豫、翁文灏、孙越崎、陈其采、周骏彦、陈果夫、陈立夫、陈诚、陈布雷、朱家骅、胡宗南、蒋鼎文、汤恩伯、陈仪、俞大维、俞飞鹏、戴笠、毛人凤、徐恩曾、周至柔、俞飞鹏、俞大维、俞济时、林蔚、潘公展、董显光、吴嵩庆、毛庆祥、毛邦初、毛瀛初、陈良等都是。他们中，张静江、戴季陶、黄郛是蒋介石最倚重的三大军师，而其他人物则分别为蒋介石掌握党权、军权、特务权以及交通、财政金融、军需、后勤、机要、审计、侍卫等重要部门，他们是蒋介石幕府中最显赫和最有实权的人物。

江苏（清末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上海在行政区划上归江苏管辖）与浙江毗邻，这两个省的经济文化都很发达，江苏与浙江历来联系在一起，被称为江浙。基于地缘的因素，蒋介石也很信任江苏人，在他的幕府中，江苏籍的幕僚人数虽然没有浙江多，但也有不少有分量的人物，吴稚晖、钮永键、顾祝同、叶楚伧、钱昌照、钱大钧、陈继承、余井塘、叶秀峰等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

（三）业缘

业缘的范围很广，包括诸如同学、同事、师生、结拜兄弟等多种关系。在上述关系中，蒋介石最重视的是师生关系和结拜兄弟关系。

蒋是从黄埔军校练兵起家的，他之所以能够在政坛屡仆屡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一支绝对听命于他一人的黄埔系军队，这是蒋介石维持其统治的最有力的支柱。三民主义力行社及其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革命青年同志会、中华复兴社等，是由一批狂热拥护蒋介石的黄埔学生组成的，他们中的骨干分子被称为“十三太保”。

杨杰说：“委员长的成功秘诀就是‘作之君、作之师’。所以，至今他还兼任陆大、中央军校及各军事学校校长。”

不仅全国所有的军事学校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到了抗战时期，蒋还想兼任所有普通高校的校长。有一天，蒋邀教育BU长陈立夫共进晚餐，对陈说： “全国军事学校，均由余兼校长；全国诸大学亦由余兼任校长如何 ？”陈委婉地回答说：“与其全国诸大学由钧座兼任校长，则不如由钧座兼任教育BU长，立夫任次长为宜。文学校不若军事学校之单纯，不易管理也 ！”蒋考虑了一会儿说：“那么先以兼任中央大学校长为试，如何 ？”陈立夫不便再持异议。但经过几个月的试验，蒋介石因没有精力和时间常到学校视事，才打消了兼任所有高校校长的念头。

中国历史上“桃园结义”、“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蒋介石早年在家乡求学时，就与同学结拜过“十弟兄”。蒋走上政坛后，比任何人都要热衷于结拜兄弟。据学者研究，蒋一生与陈其美、黄郛、张静江、许崇智、邵元冲、吴忠信、张群、戴季陶、杨虎、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等数十人结拜为异姓兄弟。蒋之所以热衷于此道，在其未发迹以前，是为了攀附贵人以便让把兄提携自己。“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蒋发迹后，仍以结拜的方式羁縻他人，为其效忠，或者是利用一时。因此，蒋介石与其结拜兄弟的结局也各不同：对长官许崇智，蒋是忘恩负义，逼宫夺权，然后将其打入“冷宫”；对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等实力派首领，蒋是利用于一时，其结局往往是反目成仇，乃至兵戎相见。而陈其美、张静江、戴季陶、黄郛、张群、邵元冲、吴忠信等则是蒋的提携者或死心塌地的追随者。

对于蒋介石热衷于以结拜兄弟的封建落后方式笼络他人，陈铭枢曾当面对他提出过严肃的批评。当蒋循例提议与陈铭枢结拜兄弟时，陈当面对蒋说： “桃园结义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今天用它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总司令 ！你现在是国家元首（国府主席），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陆海空军总司令），只要你能开诚心、布公道，政策方针昭示得正确，自然四海归心，一切忠义才智之士都会不待招而自至。倘若不然，单凭极少数人的恩情结合，将示人心不广，反杜塞了贤路。因为现在是民主时代，人人都在看你的所作所为来决定对你的向背 ！” 当然，像陈铭枢这样不讲情面当面提出批评的人毕竟是个个例，其他的人即使不愿高攀，也只是通过第三者出面委婉地加以拒绝。

当然，三缘之内的人物仍有亲疏之分。军统著名特务头目毛森就说：“在党国要人中，我亲耳听到称蒋公为父兄，自称为子弟者，仅戴雨农（戴笠）、陈诚和汤恩伯三人。（戴有时称蒋公为家长，对外人多称蒋先生。）”

戴笠、陈诚和汤恩伯与蒋介石都是浙江同乡，他们之间的关系最为亲切，蒋介石也最信任他们。蒋介石的黄埔系大将宋希濂也看出了这一点。他说：“蒋介石用人的标准第一是亲戚，第二是同乡，第三是学生。而他真正给以军权的，主要还是亲戚和同乡。”

就以宋希濂本人来说，宋希濂与胡宗南都是黄埔一期学生，论统兵作战的能力，在国民党军界公认宋比胡要强一些，但就因为宋是湖南人，而胡是浙江人，无疑蒋介石更信任胡宗南，胡所统率的军队数量远远超过宋，这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蒋介石先后赋予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个浙江同乡以特殊的军权，让其自成庞大的系统，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军大部分的军权。陈、胡、汤三人因此被称为蒋介石嫡系中的“三鼎甲”。蒋介石的这种特殊安排，在非浙江籍的黄埔系军官们看来是绝对的不公平。不平则鸣 ！ 1944 年，黄埔一期出身的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陕西人）大闹昆明，气得陈诚胃出血的事件就是对这种不公平的公开反抗。

1945 年 4 月，有两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同学在重庆分析黄埔军校同学将来的发展趋势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将来的军事实力，会落在浙江人 手中。”b

其实，蒋介石未必不清楚统兵作战并非浙江人最擅长的领域。但他执意如此安排，必然有其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在他看来，只有重用同乡，才能确保对军队的绝对控制。

总之，通过“三缘”，蒋介石幕府内形成了以亲属关系、裙带关系、派系关系、同乡关系、结义关系等为结构的权力分配系统。

当然，在“三缘”之外，蒋介石也先后延揽了一批重要幕僚。如何成湖睿、贺国光、贺耀组、吴铁城、徐永昌、王世杰、吴国桢等。此外，蒋还延揽了蒋廷黻、何廉等一批类似“客卿”的人物为其效劳。他们看起来地位很显要，但并不是心腹人物，多数是扮演跑龙套的角色。

何廉是南开大学著名经济学家，20 世纪 30 年代被蒋介石延揽加入南京政府，担任过行政院政务处长、农本局局长等职务。何廉在回忆录中认为，他和翁文灏等人“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里的‘装饰品’”。

总之，蒋介石通过上述各种途径，笼络了大批各式各样的人才。何廉在回忆录中说：“最后，我开始认识到，他认识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我和他谈问题时，一谈到许多事情该制度化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就会向别处转移。我对他有这样的感觉，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基本上属于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人。他办起事来，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而不是靠制度。”a

总体来看，蒋介石幕府，可以说是谋士如云，武将如林，其规模和人才质量，均远远超过了清末和民国时期各大军政幕府。蒋介石幕府里，文臣或长于谋略，或精于理财，或擅长组织，或文雄一世，或善于游说四方；武将则能征惯战，文韬武略，也都是一时之选，极一时之盛。这是蒋介石能够击败对手，统治中国 20 多年的原因之一。

二、以权谋术驭众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有一门极端发达而又成熟的学问，那就是帝王术。帝王术是一门研究如何扬君王之威，求驭下之策的学问。这门学问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时代的韩非，他创立了以法、术、势为中心的法家体系，特别强调君王必须讲求驭下之术，“使天下不得不为己亲，天下不得不为己听”。历代帝王及著名政治家无不以韩非子为师，蒋介石也不例外，他的一生之所以能够战胜无数的政治军事对手，主要依靠其高超的政治权谋手段。

长期追随蒋介石的吴国桢指出，蒋一生最爱读、读得最多的两本书是

《孙子兵法》和《战国策》。他从《孙子兵法》中学习军事谋略；从《战国策》中揣摩纵横捭阖的权术。蒋表面上以王明阳、曾国藩的理学标榜，但实际上，对中国古代权术以及帝王术的揣摩已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

李宗仁说：“蒋先生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端低能，但其使权谋、用诈术则天下第一。”

张发奎评价蒋介石说：“他熟谙机巧权术，他知道怎样去欺骗、威胁、分化他的政治对手，善于运用‘银弹攻势’。我知道在许多例子中，他运用这一战术诱导敌人向他投靠。例如，唐生智、俞作柏被蒋先生策反，转头对抗桂系，又如冯玉祥、唐生智的部属被他贿买倒戈，还有余汉谋转而反对陈济棠，等等。纵横捭阖是蒋先生取胜的重要原因。……自私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我们中国人比外国人更加自私。袁世凯固然也依赖权术与金钱，但他的政治权谋不如蒋先生这样成功。我相信，自民国肇建以来，蒋先生是运用政治权谋的第一名。他希望别人对他诚实，但他自己不诚实。”

陈铭枢曾上书指出蒋介石的六项缺点：“（1）全凭主观；（2）对部下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干涉权责，破坏牵制；（3）以权谋术数驭众，所用者类属权谋术数之流，以之对内争尚可收效，以之用于现代国家对外斗争则全属外行；（4）临时应付，全无国策；（5）偏听不确实及伪造的报告；（6）无中心的集议。”

吴国桢、李宗仁、张发奎、陈铭枢与蒋介石都有数十年的交往，他们的评价虽然难免有偏激之处，但总体来看应非无中生有。事实上，早在 1926 年3 月 26 日，蒋就在日记中写下了座右铭式的格言：“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

蒋介石的驭下权术层出不穷，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一）以派制派分而治之

蒋介石的嫡系分成黄埔系、C．C．系和政学系三大系，到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又有了太子系等派系。在黄埔系内部，又有陈诚的“土木系”、何应钦系、胡宗南系等。这些派系都以拥蒋为出发点，但在拥蒋的前提下，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矛盾十分尖锐，常常势同水火，甚至相互陷害、仇杀。蒋介石则高高站在他们之上，操纵驾驭他们。为此，唐纵在日记中曾感叹：“党内派系对立，门户森严。”

对于蒋介石以派制派的权术，许多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并且有深刻的分析。

陈立夫说：“蒋公不嗜杀人，而好使部下力量对立（如党与团，政校与干

校等），虽双方均对蒋公拥护，终致力量抵消，效率低落，非良策也。”

康泽说：“蒋好用权术，制造矛盾，掌握矛盾，使部下各树一帜，互相牵制。今天的分崩离析一半也是他自己造成的。”

何廉说：“委员长老是准备让他随便哪个下属成群结党，只是要由他来当头头，而事实上，他是每个派系的最高领袖。每当有一个派系组建时，事先都得报告他，并经他同意。他随时注意着派系的进程，知道他们正在做些什么。他也知道派系之间的角逐，但是只要在他面前保持一致，他就高兴，这是他所希望的。在理解委员长的品格和心理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在心底里，委员长有一种操纵驾驭的嗜好，他要在矛盾中显示他的至高无上。他允许甚至鼓励搞派系活动，因为只要派系继续活动，唯有他才能使不同的派系捏合在一起。这并不是说他不是真正要消除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的摩擦，可是他做不到。当然表面上，他能将上层三青团的头头和国民党的掌权者叫在一起训他们一通。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唯命是听，但这两个派系的下级在当地依然争斗不误。玩火者，火闹大了，是控制不了的。”

美国将军史迪威在 1944 年 9 月 22 日给美国参谋总长的报告中指出：国民党“已沦为一群互相倾轧的落伍派系，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局势，既无强有力的原则，也无民众的基础。蒋用巧妙的政治手腕，操纵这些派别而统治”。

因此之故，蒋介石的高级参谋郭汝瑰后来总结说：“蒋介石一辈子玩弄权术，他暂时成功在这上面，最后失败也在这上面。”

（二）因人而异区别对待

蒋介石幕府中，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蒋根据不同的对象，区别对待。

对于追逐名利之徒，蒋则尽可能地给他们以高官厚禄。财政部、军需署、后勤部、审计署都由蒋介石的亲信和私人控制，国库犹如蒋的私人钱包。蒋不仅用金钱、官位、美色收买分化敌对阵营的对手，也用这些手段笼络自己的亲信。蒋介石早期的亲信幕僚钱昌照说，蒋介石习惯于每到年终，给左右亲信的人都送一笔钱，以示笼络。b 在唐纵的日记中，也有数处提到蒋介石给亲信幕僚送金钱。

对于少数品德操守良好且有救国救民抱负的参政的知识分子，蒋知道不能单纯地用金钱笼络，则放手让他们发挥才干，不加干涉。如对钱昌照、翁文灏等人，钱昌照留学英国，怀有“工业救国”的强烈愿望。回国后，由连襟黄郛推荐给蒋介石，成为蒋的亲信。钱昌照在教育BU办理移交时，蒋问钱：“听说你在教育BU节省了一笔钱，有多少 ？”钱答：“21 万元。”蒋立即说：“这笔钱你自由使用，不必移交。”钱马上回答：“不行。公家的钱，我不能自由使用，这是攸关人格的问题。”c 蒋了解钱的脾性后，再也不向钱昌照送钱。钱昌照与翁文灏后来主持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经济部。有一次，钱昌照以资源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向蒋介石汇报，蒋听了很满意，对钱说：“把这事交给你啦。”自此以后，钱昌照用蒋的名义发号施令做了不少事情，有时连相当重要的事也不需汇报，有一次翁文灏颇有顾虑地对钱昌照说：“不好吧 ！”钱很有把握地说：“可以放手做，委员长不会反对。”

对于陈布雷那样愚忠的少数旧式知识分子，蒋则以尊重其人格相待，使之有知遇之恩。尽管陈布雷比蒋介石小好几岁，但蒋对陈口口声声称“布雷先生”而不称其名，相见之时，蒋总是颔首倾听、态度专注。蒋介石这种 “礼贤下士”的作态，使陈布雷感激涕零。1936 年 1 月 11 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写道：“接蒋先生复电，嘱安心静养，不必急急入京，假期即再展延十天亦可。诵电，感激无量。此次因病请假，京中猜测纷纷，有谓因不满意于政治组织而称病者；有谓因人事关系而拂袖以行者；甚至谓对某种职务未获任命而失望者。大抵皆误认余为有‘政治抱负’（即做官举趣之谓），或政治欲望之一人，而鲜有同情于余之病苦者。独蒋先生始终谅解，宽其督责，多方安慰，语有云：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蒋先生之知人，每能洞见其肺腑，斯非常人所可企及也。” 陈布雷五十岁寿辰，蒋亲书“宁静致远，淡泊明志”赠陈，“略表向慕之意”。显然是自视为刘备，而以诸葛亮比陈。为此，陈布雷在 1939 年 12 月 26 日的日记中写道：“余五十初度……是日蒋公手书‘宁静至远，淡泊明志’，八字以为赠，勖勉期许之意溢于言表，真不知何以报其惠也。” 蒋的一套笼络手腕，使陈布雷始终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直至在大厦将倾之时，自杀以殉蒋。

对于戴笠之类无恶不作、声名狼藉的特务头目，蒋出于需要而予以重用，但在内心中却从不把他们当人看。拿戴笠来说，戴掌握军统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手握生杀大权，权倾朝野，让人谈虎色变。但蒋对戴无丝毫尊重，平时可以随意责骂、罚跪甚至抽耳光。蒋规定，特务人员的职权范围，就是做他的耳目和工具，“除服从领袖命令外，没有你们个人意志的自由”，“你们特务工作就是领袖的耳目，换句话讲，就是领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地绝对服从主官的命令，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们死就死，要你们活就活，丝毫没有你们抉择的余地”。

为了让蒋介石放心，戴笠经常自我表白说：“在领袖没有命令叫我不做以前，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是要始终如一，贯彻到底，生死成败，在所不计，一切的一切，但求对得起领袖。”还说：“如果领袖叫我去死，我心里有一句怨言，我对不起我生身父母。”还说：“如果父亲做贼、母亲偷人，领袖问我，我隐讳一个字，我便不是我爷娘所生的。”

但蒋介石并没有因为戴笠的表白而放心睡大觉。为了防范戴笠，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排不同的职能部门对戴笠予以牵制和监视，以防其尾大不掉。对此，戴笠本人也有所觉察，他曾对人说：“这个工作做得好，头一定给敌人杀掉，做不好当然要给领袖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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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追随蒋介石的吴国桢指出，蒋一生最爱读、读得最多的两本书是

《孙子兵法》和《战国策》。他从《孙子兵法》中学习军事谋略；从《战国策》中揣摩纵横捭阖的权术。蒋介石表面上以王明阳、曾国藩的理学标榜，但实际上，对中国古代权术以及帝王术的揣摩已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李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