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传

全书分十个主题描述了崇祯帝在位十七年的末世图景。开篇于崇祯帝的就帝处境、勤政除阉党、力求中兴的夙夜焦劳，讲述了袁崇焕、孙承宗、温体仁、周延儒等主要大臣起落成败中的复杂党争，暴露了崇祯处理国事的能力不足，加之农民起义大火蔓延和后金兵临城下，崇祯帝回天无力，终于发出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推责之语。写作手法上以线带面，深入剖析，使人如临其境、得窥全貌。

陈梧桐，著名明史学家。1935年11月出生于福建安溪，2023年5月31日在北京逝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少儿国学》主编、中国明史学会顾问、朱元璋研究会顾问。出版有《朱元璋研究》、《洪武皇帝大传》（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朱元璋传》、《朱元璋大传》、《晚明悲歌：大明王朝灭亡之谜》、《黄河传》（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明史十讲》（第一作者）等多部著作。参编、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多部。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第一章 危难之际就帝位

一、降生于多事之秋…………………………… ３

二、少年与信王生涯 ………………………… １１

三、战战兢兢就帝位 ………………………… １８

第二章 潜移默夺除阉党

一、不动声色惩元凶 ………………………… ２７

二、清查阉党余孽，销毁《三朝要典》 …………… ３５

三、钦定逆案平冤狱 ………………………… ４１

第三章 忧勤惕励求中兴

一、组建东林内阁，平定奢安之乱……………… ５１

二、整肃吏治，唯才是举 ……………………… ６１

三、夙夜焦劳，急功近利 ……………………… ６９

第四章 西方传教士东来与中西文化交流

一、传教士的东来与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 ８１ ………

二、《崇祯历书》的修撰与西洋大炮的引进……… ８９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西传 …………………… ９９

第五章 袁崇焕与孙承宗督师蓟辽

一、袁崇焕重起督师蓟辽 １０７ ……………………

二、己巳之变与袁崇焕被冤杀 ……………… １１６

三、孙承宗再镇关门 ………………………… １２５

第六章 温体仁的得宠与垮台

一、会推阁臣事件与党争的再起……………… １３３

二、周延儒与温体仁的得宠及其互相倾轧 …… １４２

三、温体仁的走红与垮台 …………………… １５１

第七章 越扑越旺的起义烈火

一、举棋难定的剿与抚 １６１ ………………………

二、农民军的千里转战 ……………………… １７０

三、卢象昇与洪承畴的东西夹剿……………… １７７

四、杨嗣昌的“十面张网”与起义的暂时沉寂 … １８３

第八章 周延儒的复出与赐死

一、推行温体仁路线的张至发与薛国观 ……… １９３

二、复社的崛起与周延儒的复出……………… ２００

三、周延儒短暂的布新与败亡 ……………… ２０６

第九章 辽西失陷与明清议和的失败

一、皇太极迂回入犯内地 ２２３ ……………………

二、松锦之战与洪承畴降清 ………………… ２３５

三、明清议和的失败与陈新甲被杀 …………… ２４５

第十章 起义高潮的再起与明王朝的覆灭

一、起义高潮的再起 ２５７ …………………………

二、频换主帅，难挽狂澜……………………… ２６８

三、李建泰代帝出征与调吴三桂入晋之议 …… ２８０

四、“大数已终”，煤山断魂…………………… ２８９

全书分十个主题描述了崇祯帝在位十七年的末世图景。开篇于崇祯帝的就帝处境、勤政除阉党、力求中兴的夙夜焦劳，讲述了袁崇焕、孙承宗、温体仁、周延儒等主要大臣起落成败中的复杂党争，暴露了崇祯处理国事的能力不足，加之农民起义大火蔓延和后金兵临城下，崇祯帝回天无力，终于发出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推责之语。写作手法上以线带面，深入剖析，使人如临其境、得窥全貌。

陈梧桐，著名明史学家。1935年11月出生于福建安溪，2023年5月31日在北京逝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少儿国学》主编、中国明史学会顾问、朱元璋研究会顾问。出版有《朱元璋研究》、《洪武皇帝大传》（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朱元璋传》、《朱元璋大传》、《晚明悲歌：大明王朝灭亡之谜》、《黄河传》（获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明史十讲》（第一作者）等多部著作。参编、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多部。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明朝的末代君主明思宗朱由检，因年号崇祯，人们也习称他为崇祯皇帝。 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攻入北京内城，明思宗走投无路，与太监王承恩一起登上煤山（今北京景山），在皇寿亭畔的一棵槐树上自缢身亡，宣告了明王朝统治的终结。

统治长达 ２７７ 年的明王朝，最后葬送在明思宗手里，他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明思宗自己却不这样看。 崇祯八年（１６３５），当凤阳的明皇陵遭到农民起义军放火焚烧之后，他发布了罪己诏，在“罪己”的同时，就指责文武大臣“夸诈得人，实功罕觏”，似乎明王朝面临的深刻危机，都是由“诸臣失算”造成的。 到崇祯十七年二月，当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渡过黄河横扫山西之时，他更是大肆谴责臣僚，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矣！”到了三月，大顺军兵临北京城下，他在煤山自缢之前，还在衣襟上愤然写道：“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是亡国之君。

作为明思宗的劲敌，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二月率部横扫山西，发布檄文也说：“君非甚黯，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周而公忠绝少，赂通公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

明思宗死后，对他的评价便出现了聚讼纷纭的现象，既有斥责者，也有同情者，更有赞颂者，令人莫衷一是。

清康熙帝为修明史，曾对明史馆诸臣发表对明史的看法，谓：“当洪、永开国之际，创业垂统，纲举目张，立政建官，法良意美，传诸累叶，虽中更多故，而恪守祖制，足以自存。 又十六朝之内宫禁毖严，而女主不闻预政，朝纲独御，而权奸不敢上侵。

统论一代规模，汉迄唐宋，皆不及也。 惟是晚近诸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寺之手，不能接对群臣，巡省风俗，以致民隐壅于上闻，军务日益弛废。 迨末季朋党滋繁，一时大小臣工，悉固私交而行欺罔，遂使国是淆乱，盗贼恣猖，役重赋烦，边腹交困，而明祚驯至衰危矣。”这段话概括地论述了明代诸帝的是非功过，既充分地肯定明初太祖、成祖“创业垂统，纲举目张，立政建官，法良意美”的历史功绩，也无情地揭露晚明诸帝“民隐壅于上闻，军务日益弛废”，特别是末季崇祯帝“国是淆乱” “役重赋烦”而致明祚衰危的弊政。

清乾隆朝修成的《明史》，在《庄烈帝纪》之后的赞语中，对明思宗做出这样的评价：“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 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 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 兵荒四告，流寇蔓延。 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 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 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 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这则代表清代官方的评论，褒多于贬，极力赞扬明思宗的“慨然有为”“不迩声色，忧勤惕励”，至于“祚讫运移，身罹祸变”，那不过是“气数使然”罢了。

明末的忧时之士夏允彝，在《幸存录》中评价明思宗说：“烈皇帝太阿独操，非臣下所得窃用。 而每当大举措，则内珰每发其端，似阴中而不觉也。 而满朝之用舍荣枯，则一视首揆之趋向，亦似为所阴移而不觉者。”批评明思宗“太阿独操”，也就是独断专行，认为明王朝之亡就亡在他的独断专行。

清初浙江海宁人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评述明思宗一生的功过是非说：“帝勇求治，寡欲崇俭，鳃鳃民瘼。 此心诚可享上帝。 独少推诚，稍舞智，往往以处逆魏之法绳其下。 于是诸臣救过不暇，即贤者亦或宁自盖。 而坚任诸内侍，益灰豪杰之隐。 曰吾自不旁落，己旁落矣。 以饥益盗，以加派益饥，以缮兵益加派，以不知所以用兵益缮兵，久之兵皆盗也。 盟诸中者，不与众喻，有恝视耳。 帝信王时尝阅《三国志》，见十常侍及董卓、曹瞒矫制擅权，未尝不抚掌切齿。 已闻立枷之刑，颇为动色，乃逡巡似失初指，则事势流激之，不期其然也。 虽然，不屈者人臣之节，而天子先之。 为南面持大防，义矫百代，是故愿从者众。 为北面昭大节，亦矫百代。”赞扬明思宗勇于求治、寡欲崇俭、关心民瘼，最后以身殉国，是个“矫百代”的壮举。 同时批评他少推诚，稍舞智，疏远大臣而信任宦官，最后导致王朝的覆灭。清初直隶丰润人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评论明思宗说：“怀宗之图治，与其所以致乱，揆之事实，盖亦各不相掩焉。 方其大东罢贡，便殿停香，记法重珥笔之臣，寒暑御文华之讲，进监司而问民疾苦，重宰执而尊礼宾师，以至素服论囚，蠲逋珥乱，罪己则辍减音乐，赈饥则屡发帑金，于是爱民勤政，发奸摘伏，此则怀宗之图治也。 及其御寇警则军兴费烦，急征徭则闾阎告病，以至破资格而官方愈乱，禁苞苴而文网愈密，恶私交而下滋告讦，尚名实而吏多苛察，于凡举措听荧，贞邪淆混，此则怀宗之致乱也。”认为明思宗的为政，其致治的绩效与致乱的祸患都极显著，互不相掩。

曾协助谷应泰编修《明史纪事本末》的文学家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对明思宗的功过逐一进行评述，最后以同情的笔触写道：“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 嗟我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 乃竟以萑苻（原意为泽，引申为盗贼出没之处）剧贼，遂至殒身。 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呕血，思与我先帝同日死之为愈也。”还说：“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 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此十七年之精励哉！”褒扬多于谴责，字里行间流露出一股惋惜之情。

清乾隆年间驰誉文坛的全祖望，在《明庄烈帝论》中则针对明思宗自谓非亡国君的言论，评论说：“庄烈自言非亡国之君……虽然庄烈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 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 凡庄烈之召祸，在内则退宦官而不终，在外吝于议和。”他认为放任宦官干政、拒绝与清议和，是导致明思宗亡国的两个关键问题。

对明思宗评价的这种意见分歧，在史学界长期存在。 新中国成立之后，史学家对明思宗的评价多持否定态度，但也有些论者仍对其表示同情，甚至为之开脱、辩解，赞同其为“非亡国之君”说。 近年就有学者援引明清史学家孟森“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的论断，进而推论是历史让明思宗演出了一个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那么，明思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历史人物，上述的诸多评论究竟哪一种符合历史实际呢？ 这部《崇祯十讲》，择取明思宗生平活动的十个专题，以点带面地概述其一生的重大活动及其对历史演进所产生的影响，进而对其是非功过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来回答读者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