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草根教师到人民教育家——于漪传

序 章
人民教育家是如何炼成的

201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90岁高龄的于漪老师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她颁奖。

这个“教在今天，想在明天”，始终用生命在实践的人民教师；这个言有物、行有格，永远不停止前进脚步的鲐背老人，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代师者的魅力。

从教70年来，于漪几乎赢得了党和政府所能给予人民教师的所有荣誉，但却始终不忘初心、“一身正气”地站在教育改革最前沿，不为名利所羁绊，不因掌声而止步。

这个新中国教育史上不可不提的名字，这个从“草根教师”成长起来的人民教育家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故事？为什么她能成为全国近1600万基础教师的榜样楷模？跨越半个多世纪，为什么她的精神依然历久弥新、熠熠闪光？ 

今年，于漪老师94岁了。当我寻着她的足迹去探源新中国教师的成长之路，去描摹中国教师应有的形象与灵魂时，心中无数次升腾起四个字：“师者本色！”是的，没有传奇，没有神话，有的只是“师者本色”。但那穿越了一切功名、利害和得失的师德师魂，那平淡下面的深刻是多么震人心弦，叫人难以忘怀。

她，是语文教改的先行者。
作为上海首批语文特级教师，于漪的课几乎堂堂都是公开课。她关于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等理念被写入国家课程标准，她“教文育人”的教育思想更对推动语文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许多人都想知道她成功的秘诀在哪里？青年教师们更是好奇：“为什么非语文‘科班’出身的于漪老师能在语文教育领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七十年前，当于漪从复旦大学教育系毕业，根据工作需要第一次走上了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现杨浦高级中学）的语文讲台时，她甚至不敢去想“成就”二字。在一堂讲解小说《普通劳动者》的课后，教研组长对于漪的批评毫不留情：“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里，你还不知道呢！”

往事历历在目。“那犹如是五雷轰顶，”于漪说，“但这句话就激励了我一辈子。”

于漪，出生于历史名城江苏镇江，她始终记得母校镇江中学的校训——“一切为民族”。历代诗人墨客沈括、苏轼、陆游、辛弃疾等都曾在此留下了千古传诵的名篇。金、焦二山秀丽的景色和“满眼风光北固楼”不仅给了于漪良好的熏陶，更在她的心中埋下了坚韧与进取的种子。

为了实现“做一名好老师”的目标，先天体弱的于漪克服了胃溃疡、肝炎、脑缺氧、血尿等一系列疾病的困扰，白天站在窗外，看其他教师怎样上课；晚上啃着从图书馆里搬来的一厚叠参考书仔细琢磨，挑灯夜读到天明。当时的语文教研组共有18位教师，她向其他17位老师请教，把这些老师的教学长处都学来了，并且在三年不到的时间中，自修完成了大学中文系的全部课程。她把这种方法称之为“以死求活”。
从连语文之“门”都摸不着的普通教师，到中国语文教学界的一面旗帜，于漪成功的秘诀看似非常“简单”，甚至很“傻”。崇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主任陆一曾是一名教师，并有幸跟着于漪老师听了整整一年的课，一年下来他叹服不已： “于漪老师从来不重复自己，每堂课都会用10小时、20小时准备，有的课文她一备就是30多个小时，反复钻研数十篇、上百篇文章、用规范的语言写成教案。”

对于教了半个多世纪语文的于漪来说，一些经典课文已可谓倒背如流，可每次上课前还是会把课文仔仔细细重新准备一遍。“老师会像一名师范生一样，每课必写教案，每课必写教后记。”于漪的学生、上海市教 委教研室原主任王厥轩不会忘记。“每次老师都会笑着对我说：‘这叫一登一陟一回顾’。”

“文章是旧的，但学生是新的，理解怎么可能一样呢?”这就是于漪的回答。在给贵州边远山区一位中学语文教研员写的信中，她曾动情地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不断地反思，我一辈子上的课，有多少是上在黑板上的，有多少是教到学生心中的。我上了一辈子课，教了一辈子语文，但还是上了一辈子深感遗憾的课。”

在于漪给自己立下的规矩中，每一条都近乎“苛刻”。为了在课堂上做到“要言不烦、一语中的”，每堂课后，她必留下自己的“废话记录”，反复自省改进，然后，背下来口语化，以达到“出口成章，下笔成文”的境界。

每天去学校的路上，于漪都会把上课的内容“过电影”，在脑子里放一遍：怎么开头，怎么展开，怎么发展，怎么掀起，怎么结尾；这个问题问下去，学生怎么回答，回答不出，怎么引导，怎么铺垫……为的就是在课堂做到“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

至今，于漪的儿子黄肃仍然感叹：“许多单位都曾问我要母亲的手稿、书稿，我们总是回答没有。因为母亲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打草稿、一气呵成、不留底稿。连偶尔负责替她抄写的我都被要求，抄写时一笔下去不要出错。”

著名语言学家张志公曾感叹：“于漪教书简直教得着了魔！”也正是伴随着“一丝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的“笨”功夫，于漪终于在语文教育的茫茫田野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
奋斗，是于漪教育人生最鲜亮的底色。

在她看来，做好一名“合格”的教师并不容易，因为这“格”不是用量来衡量的，而是国家的要求、人民的嘱托。“每一堂课的质量，都影响着孩子生命的质量，都有你的信念、情操、学识在闪光。站上讲台，我就要用生命来歌唱。”于漪说。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追求和信念，当语文教育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时，当很多人只看到语文是工具而看不到背后的“人”的时候，她始终以专业自信和虚静之心保持着清醒。

早在20世纪60年代，于漪就鲜明地提出“要胸中有书，目中有人”。1977年于漪的《海燕》公开课引起上海万人空巷争睹的场面，也促使于漪开始从经验与感悟走向理性与科学，并形成了特有的教学风格与教育思想。

在80年代，她率先撰文提出，语文要既“教文”又“育人”。“教文”是手段，是过程,“育人”才是语文教学的根本目的，并构建了以“思维训练”为核心的语文教育理论。又是她，率先亮出“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智力发展、思想情操陶冶于一炉”的全面教学观、育人观。

90年代，她更是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

进入新世纪，于漪再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德智融合”的思想，在学科主渠道、课堂主阵地将立德树人唱响。

这些教育理念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具有前瞻性，又多么深刻地点明了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根本。

而在学生心中，那直面于“人”，植根于“爱”，发轫于“美”，作用于“心”的课堂早已融入了他们的生命与理想。

“在离开学校之前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我们来到于老师讲课的教室外，用耳朵贴着后门的门板，听完了一堂课。我们就想带着于老师最后一课的回忆离开学校。”杨浦高级中学1967届毕业生、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每忆及此情此景都动情不已。“因为，从中我们感受到了中文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清晰、最严谨的语言。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对文化知识的渴求，也因此而生。”

正如于漪所说的：“感人的教育教学境界的出现，是从教者倾注心血投入，努力攀登，坚忍不拔的结晶。”这种攀登不只是在教育技能技巧上着力，更是向理想信念攀登。

她，是新时代教师的领路人。

于漪常说：“人是最大的宝贝。作为一块垫脚石，我能够给老师们垫一步，这是我终生有幸。”

1992年，于漪的弟子、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研室副主任谭轶斌在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做老师，于漪是当年二师的校长。在谭轶斌印象中，于漪的身影常常出现在青年教师的课堂。“于老师总是倾尽全力培养青年教师，当时有人说：‘你这样培养不怕老师跑了吗？’可于老师说：‘不怕，跳来跳去都是在中国，跳来跳去都是在地球上。’”

在于漪看来，无论对学生还是对教师，都要以人为本，要发现每个人的长处，发挥他们的最大价值，否则就是对人才的不负责任。所以她总是想方设法为青年教师搭建平台，把他们推向前台。

上海市市北中学校长、语文特级教师陈军记得，1997年，他刚从安徽来上海时，工作没有衔接好，孩子语言不通，妻子又意外受伤，在最困难的时候，是于漪老师多方打听，将他们一家请到了家中。“那年元旦，于老师还亲自下厨为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老师什么也没说，但我知道，一切尽在不言中。”
 
“于老师最了不起的地方是把人当作宝贝，对每一个青年教师她都竭尽所能地给予帮助。”语文教师陆宏亮感叹，当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时，有一次参与编写《新世纪论丛》，请于老师审稿。谁知拿回稿子一看，当时已耄耋之年的于漪老师不仅亲自帮他修改了每一页每一行，连他自己修改的字不清晰的地方，她都全部用正楷修正。

三十年前，于漪刚退休就有机构以高于她当时收入几十倍的年薪聘请她，而且只要一周去一两天……但她都拒绝了。因为当时市里急需她参与培养年轻教师，所以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坚守。

就这样，退休后的她奋斗和实践在基础教育教师培育的最前沿，先后担任着上海市名师名校长培养基地、语文学科德育实训基地、市郊县语文教师培训班的主持人。同时还担任着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四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国家级骨干教师培养的重任。至今94岁高龄的她，仍主持着语文德育实训基地的工作，手把手带教了数百名中小学青年教师。

令谭轶斌感动的是，每次赴远郊去听课，她不坐为她安排的小车，却总愿意和老师们一同乘大巴，一路同行还不忘给青年教师们带上她一早起来煮的鸡蛋，暖暖地塞入每个人的手中。

那些说课活动有时一说就是七八个小时，她好几次即使生着病，还坚持躺在床上，边打点滴还边跟学员讨论教学设计。

于老师的弟子、复旦附中语文教研组组长黄荣华老师曾心疼地说：“几年前于老师受了严重的腰伤，伤没好又来坚持参加基地活动，而且一坐就是三个小时。于老师私下对我讲，趁我现在还能讲，就为青年教师讲一讲。”

在她的发掘和培育下，形成了全国罕见的三代“特级教师”团队，涌现了一批全国知名的教学名师。

“你听于老师讲那些民族啊、国家啊的话，她说，我就会信。因为我知道她是发自肺腑的，从心底讲出来的，怎么说就怎么做。”陆宏亮说。

每年的大年初二是于老师最幸福的日子，那一天，她的家会被昔日的学生挤得满满的，许多人头发已经花白。直到现在，她还会亲自下厨为她的学生们做菜吃。

于老师说，那就是她的教师节，她是世上最富有的人。

她，是先进教育思想的传播者。于漪曾为她的《语文教学谈艺录》拟过一个小标题，叫做“跑步前进”，总是在与时间赛跑、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是年过九十的她一以贯之的生活态度和思想追求。

她说：“我深深体会教师的真正成长在于个人的内心觉醒，我为什么说一辈子在学做教师呢？我就是一直处在这样的觉醒过程当中。” 

在于漪的挂历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画上了圈。在许多个格子里，她要画两个甚至更多的圈……每天，她吃大把的药；每天，她又意气风发地指导学员、修改文稿、奋笔疾书、呼吁呐喊。这是一个鲐背老人的工作学习状态，多到有时让人无法相信：她怎么做得过来？但是，她都做下来了。“你还以为你19岁啊？”她的先生黄世晔还在世时常常这样心疼地抱怨。

“当教师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心中就会升腾起一团火，能有旺盛的经久不衰的内驱力。”这就是于漪的回答。

1978年，百废待兴的中学语文课堂犹如一块干裂的土地。是她，率先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对中学语文的思考。

80年代，教育界还没人系统研究过教师学。又是她将其揽入心中，著成中国第一部研究现代教师学的理论著作。

她直面时代的叩问，在各种场合为教育鼓与呼。当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当教育功利化的现象愈演愈烈，她形象而精辟地提出了“育人”和“育分”的理论，坚定地提出了“教在今天，想在明天”的理念。

关于学校办学理念和学生培养方向，于漪早在当校长时就提出了三个“制高点”、三个“瞄准”的要求，即要站在国家需求的制高点上，站在人才培养的制高点上，站在时代发展的制高点上。这一思想有力地促进了“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曾是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学生的杨浦区教育局党工委书记卜健，至今对于漪办学的前沿理念记忆犹新。“上世纪80年代的二师校园面积66亩，学校没有外聘一名保洁工，校园的保洁工作全部由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轮值完成。日常出操、运动会、文艺汇演、大型接待等都交给学生自我组织、自我管理。每接一个新班，她都要设计一个学生谱，记录学生德智体美的现状及变化，关注我们的爱好、优点、特长。”

2005年，上海刚刚制订《上海市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指导纲要》，于漪又充满激情地进行宣讲，仅在市级层面和全市各区县组织的不同层次学校不同年级的公开课就达百余节，听课教师总近万人次。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岱年先生曾经以易经中的这两句话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于漪以此作为自己人生的格言，始终不停地奔波于学校课堂，笔耕于月下灯前，一辈子精神饱满地努力向前。

她爱书如命，热爱古典诗词、中国书画、国粹京剧，也研究流行歌曲、关注时尚资讯，在她眼里，“功夫在诗外，教师身上要有时代的年轮和丰富的智力生活”。

她也笔耕不辍。1951年，于漪老师大学毕业后，在专业期刊发表的首篇文章就见刊于《上海教育》杂志。至今在《上海教育》上发表文章多达五十余篇。

步入90岁高龄的几年间，她仍为《上海教育》杂志撰写多篇文章，积极推动大中小幼一体化德育体系建设，畅谈“德智融合”思想。每当教育出台重大政策，于漪老师总会打来电话，满满都是对当下教育的关注。

在近70年的从教生涯中，她推出四十余部专著，与人合著及主编书目百余本，著作等身。

退休后的她更奋笔疾书、竭尽全力地关注着中国教育改革，倾力写下六百万字著作，《于漪全集》8卷本21册也是新中国教育史上首位由中学教师出版的全集。

于漪一生倡导教育要培养“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始终家国情深又胸怀天下。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没几年，她就努力争取选派学生到日本短期留学，这种开放的办学理念不仅超前，而且影响深远。她还和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教育学院联合开展青年教师职业培养的课题研究，这样的跨国课题研究在当时的基础教育界是开先河的。

但她又始终坚定地认为，我们“不能只点洋蜡烛，心中永远要有一盏中国的明灯”。2012年，她在《上海教育》杂志上率先发表了名为《要建立自己的教育话语权》的文章，并大声疾呼：教育从来就是国家的、民族的事业，我们要坚持中国教育要有自己的话语权。“我这样一名老教师，急切地盼望我们当代中国能够创建有自己特色的教育学。”

这就是于漪，她不靠别人的思想度日，而是从教学实践中分娩出属于自己的思想，一辈子精神饱满地努力向前。这也使她真正成为了一个襟怀博大、心灵澄澈、见识卓越、永不落伍的“师之大者”。

她，是大爱无疆的播种者。

于漪的生活道路并不平坦。15岁时父亲病故，惨淡的家境使她的求学之路难以为继；中学读书，每天天不亮就要出门，横穿整个城市，步行十几里路上学；靠着据理力争，才参加了江苏教育学院免费师范生的招考，踏上了教师之路；“文化大革命”时，她又被冠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吹鼓手”的帽子。

但她，却将坎坷之路埋在了内心深处，而将一片丹心给予了教育，将真善美的种子播撒四方。因为她说：“教师首先是个大写的人。”

粉碎“四人帮”后，当她能工作时，许多人劝她改行，而她却选择坚守讲台。因为她说：“教师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如果青春可以重来，我依然会选择这个太阳底下永恒的事业。”

刚复课，学校的门窗、课桌椅残破不堪，叫于漪带的班更乱得不成样子。打架、逃课是家常便饭，进教室看到的第一个“节目”是黑板上抹着大便。于漪开始了挨家挨户的访问，一次、两次，甚至十次；有学生患肺结核病，家庭十分困难，无钱治病，她挤出钱来给他买特效药雷米封，而自己节衣缩食，早上连一根油条也舍不得吃；有学生骨折，家庭困难，无法解决，又是她垫付了医药费；带学生参加秋收劳动，学生半夜生病，她当时腹部刚动大手术不久，硬是背起学生顶着寒风，沿着大河，走了十多里……

艰难的岁月给予了于漪更执着的信念和更透彻的目光。她说：“人有很大的忍受力，也有很大的潜能，只要真正把学生放在心上，就会超越自己，从而释放出巨大能量来。”

大爱无言，学生们一个一个重新回到了课堂，于漪带教的所有乱班个个“脱胎换骨”。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学生中，两个快班的学生更以全部考进大学的优异成绩回报了老师的深情。

在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至今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在于漪教过的一届学生中，有4个表达能力很差，乍一看似乎都有口吃的毛病。但是，经于漪调查发现，4个人的“病因”各不相同。第一个学生是舌头稍短，口齿不清。第二个是独子，从小娇惯，因此语言不规范。第三个是小时候模仿口吃者说话，才逐渐口吃。第四个是思维迟钝，说话结巴。于是，她对这4个学生对症下药，因材施教，为他们制定了各自的训练计划，使他们口头表达能力都有了显著提高，有的甚至彻底摆脱了口吃。 

她用博大深厚的爱融化了坚冰，温暖着无数的心。四十多年中，于漪的特级教师津贴分文未拿，而是全部用来资助了学生，至今通过慈善基金会，她还先后资助十几名困难家庭的学生完成大学学业。

2018年教师节前夕，于漪荣获上海市人民政府首次颁发的“教育事业杰出贡献奖”，得到20万元奖金。但钱还没捂热，就被她转手捐给了上海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

对学生总是异常慷慨的于漪，生活却十分节俭，自己的衣服缝缝补补穿了多年也舍不得买件新的，儿子一直到工作都没穿过皮鞋。

“1964年，在我过生日时，父母送了一本《雷锋日记》给我。”儿子黄肃记得，在书的扉页上，母亲写道：“肃儿，向雷锋叔叔学习，做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人民。”

在于漪服务了一辈子的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现杨浦高级中学）科技楼的墙上，清晰地镶嵌着八个大字：“一身正气，为人师表”。在她的徒弟们眼中，这正是对老师最好的写照。

杨浦高中教师何海鸥曾经动情地说：“我跟了于老师三十多年，我从于老师那里学到了什么呢？我悟到了四个字，那就是‘勤劳善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天，于老师就对我说：‘海鸥，咱们办公室其他老师都有家室，生活压力很大，我们每天早点到，把办公室打扫干净，打好开水，多为他们做点事情。’其实，于老师很早就一直这么做的，我们办公室的老师一直享受着于老师营造的这份幸福。”

从教近40年的王秀蓉老师，当年身患耳疾又被分配到黄山一所边远乡村小学，情绪低落，偶然在杂志上看到于漪的文章，深受触动，就冒昧地给于老师写信。没想到，于老师很快回了信，并邀她去上海治疗耳疾。1982年的3月4日，王秀蓉来到了上海。更没有想到的是，于老师不仅和她见了面，还拉着她住进自己简朴的宿舍，为她铺床、做早餐、牵着她的手在医院跑上跑下。

“在这个城市，我知道的人就只有于老师，因为她，我立下了做一个好老师的志愿，”王秀蓉深情地说，“40年里，我只见过于老师两次，实在是不忍心打扰她。但她那一封封书信、一册册书籍，一次次长途电话却始终在我身边。我评上黄山市第一个小学高级教师，我将曾经的弱校转变成一所家长彻夜排队的学校，都是因为有于老师的鼓励。是她说，‘扎扎实实地做，学生会知道的，历史会回响的，一切都会是值得的’。”

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

《从草根教师到人民教育家——于漪传》讲述了于漪从草根教师到人民教育家的一生经历。全书以时间线叙述了于漪从经历战乱、流离却仍心系家国的少年长成社会主义基础教育教师典范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