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法治：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中华文明的性格是否命定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地理环境，分久必合的大一统历史，举世无匹的多样性现实，刻骨铭心的向心力传……当你思考中国未来民主之路的时候，这些文明性格的内在规定性，你考虑过了吗？
　　台湾地区从“亚洲四小龙”的“龙头”逐渐沦为“龙尾”，是否与其政治向心力的逐步丧失有关？新加坡从“龙尾”一跃成为“龙头”，是否有赖于其政治向心力的长期保持？而我国所有的明星村几乎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强有力的长期带头人，提醒人们所谓“政治向心力”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绝非空穴来风。
　　然而当自上而下的政治向心力成为一种前提的时候，自下而上的民主还会是一个成立的命题吗？请慢慢阅读它，因为它或许真的可以帮助你解开心中萦绕已久的困惑……

　　刘哲昕，1973年生于福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法律与人文综合教研部主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兼职教授，曾先后在中级法院和金融企业工作。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民主法治道路的探索与实践，2010年被授予全国干部学院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章　契约　
节　洗尽铅华唯见契约　
第二节　为什么契约属于西方　
第三节　文明的第二分水岭　
第二章　统一　
节　李约瑟的半个谜底　
第二节　为什么统一属于中国　
第三节　文明的分水岭　
第三章　和谐　
节　历史轮回的第三回合　
第二节　为什么和谐源自中国　
第三节　文明的第三分水岭　
第四章　同归　
节　有条不紊的历史主线　
第二节　中西文明的补课运动　
第三节　一座殊途同归的桥　
第五章　法治　
节　两个相互矛盾的基本判断
第二节　华人社会与明星村的案例考察　
第三节　中西文明交融中的中国法治　
第六章　精神　
节　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第二节　一个关于人性的判断　
第三节　新时代，新精神　
结语　驿站　
附录　英国纪行——我哀伤那被拦腰截断的历史

　　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中华文明的性格是否命定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地理环境，分久必合的大一统历史，举世无匹的多样性现实，刻骨铭心的向心力传……当你思考中国未来民主之路的时候，这些文明性格的内在规定性，你考虑过了吗？
　　台湾地区从“亚洲四小龙”的“龙头”逐渐沦为“龙尾”，是否与其政治向心力的逐步丧失有关？新加坡从“龙尾”一跃成为“龙头”，是否有赖于其政治向心力的长期保持？而我国所有的明星村几乎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强有力的长期带头人，提醒人们所谓“政治向心力”对于中国社会来说绝非空穴来风。
　　然而当自上而下的政治向心力成为一种前提的时候，自下而上的民主还会是一个成立的命题吗？请慢慢阅读它，因为它或许真的可以帮助你解开心中萦绕已久的困惑……

　　刘哲昕，1973年生于福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法律与人文综合教研部主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兼职教授，曾先后在中级法院和金融企业工作。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民主法治道路的探索与实践，2010年被授予全国干部学院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再版序
　　继续远行
　　《文明与法治》出版两年了，这是一本让我很是吃了点苦头的小书。记得2007年的秋天，我的妻子正在产房里苦痛不堪地生产着女儿墨墨，我却抱着笔记本电脑在产房外不堪痛苦地生产着这本小书。而多半是由于我的固执，使得这本小书当初是以一种近乎素面朝天的方式出版的。在这个流光溢彩的时代里，这样的方式大概是很难吸引到眼球的了。不过幸运的是，即便如此，她的质朴天性依然为她赢得了万千读者的真诚关注，也为我赢得了这个稍作修饰的再版机缘。
　　《文明与法治》是我计划要写的本书，也是我为自己设定的一个人生命题。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这个命题的困难和我一路的艰辛是很难一一道来的，而这仅仅是个开始。这本小书当初之所以会起上一个不起眼到了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名字——《文明与法治》，除了我对世俗力量的认识相当不足之外，主要原因是我还准备在未来为她生产另外两位妹妹——《精英与平民》和《生命与超越》。在一位父亲的眼里，三姐妹问世有先后，血脉连一体。她们的宿命就是跟随我晓行夜宿，为这个曾经苦难至今彷徨的民族寻找到一条通往未来的路。而由于自己在这条孤独的远行路上曾经如此地受益于前辈们留下的一个个驿站，所以我决心让她们也化身驿站，以等待和照料未来的远行人。《文明与法治》正是我留在途中的个驿站，她的搭盖使得我在影影绰绰的历史迷雾中次瞭望到了这条路的大致方向。书中的第五章“法治”和第六章“精神”正是我用制度和文化这两根相辅相成的线条为这条远行路勾勒的粗略素描。而深描的任务，则恐怕要留待她的两位妹妹——《精英与平民》和《生命与超越》——在不远的将来继续完成了。
　　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三部曲的节奏安排，使得我对此次再版的修订变得犹豫起来了。初版至今毕竟过去两年了，我的认识毕竟也长了两岁。倘若现在要把书里尚未说完的话都一一添上的话，那么等同于返身将下一个驿站的砖砖瓦瓦都砌到了个驿站里。这很可能导致个驿站的结构失衡，尤其是第五章“法治”将会变得格外臃肿。况且这本小书本来就有日记式的行文方式，随意修补也怕画蛇添足。思虑再三，我还是决定不这么做。因此现在为大家所作的修订，主要集中在几个地方。首先是在第五章第二节的案例考察中添补了中国明星村的案例，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弥补初版中没有本土案例的重大缺憾。其次是在章节谈论西方崛起时添补了工业革命的故事，因为西方的真正崛起的确离不开瓦特的那台蒸汽机。再次是在全书的结尾处附录了一篇2005年的旧文。这篇题为《英国纪行》的千字散文，忠实地记录了我次踏上西方世界的真实感受。文章虽然很短，但是从情感和认知上来说，它的确称得上是《文明与法治》的前传了。后当然是这篇再版序言了。我想通过这篇略带拟人化的再版序言，为大家介绍这本小书的再版缘由，也为自己继续远行确立前方的路标。这几处添补大概为全书增加了一万五千字的篇幅。另外还有少量必要的字句修改散落全书各处，有的是勘误，有的是增删，还有的是将初版的个别编校错误重新改正回来。此外还有一些故事其实我特别想添补进去，比如我一直想在第二章讲述朝鲜战争的故事前添补上甲午海战的故事，以构成一种对比的张力。然而等到我真的要动笔的时候，才发现原有的文字被自己编织得太过绵密，以至于现在竟然无从下手。徘徊再三，只好长叹投笔。1894年9月17日下午，黄海大东沟海域那场悲剧海战的主角——两艘排水量7335吨、拥有坚不可摧的14英寸装甲和4门令人生畏的12英寸主炮的“定远”和“镇远”铁甲巨舰，曾经率领北洋舰队与日寇联合舰队大战四个半小时，身中一千余弹而自岿然不动。而任一敌舰只须中其一弹，必贯甲而入，山崩地裂，死伤枕藉。不管那个腐烂的时代终是如何绞杀了这两艘无敌的战舰，“不沉的定远”永远都是日寇胆寒的梦魇和我们悲怆的骄傲。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作为一个无缘战阵的普通中国人，我曾不止一次地在梦中登临定镇双雄，轻抚他们身上如麻如织的累累弹痕，遥想当年那场荡气回肠的殊死决战，不由泪飞化作倾盆雨。既然我终究没能在书中为他们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那么便在这里写上些文字，以祭奠那场悲壮而无望的生死大战和那些身陷无尽泥潭犹与强敌喋血死战的真的猛士。
　　这本小书以“寻路”为序，又以“驿站”结语，有心人当能体察到一位无名者的远行之心。这么多年来，在这条远行路上，孤独总是与快乐如影随行。而每当身陷孤独的无边包围之时，我也曾在心中一次次地质问这个时代。不过后来我明白了，其实孤独与时代无关，而与远行有关。在任何时代里，远行人都注定是孤独的。况且那孤独并非就是苦痛。因为倘若那远方的路是单属于自己的，孤独本该是上天独予的青赏。正如倘若可以选择，一个远行人的真正梦想乃是一人一车独上青藏之巅，又或一人一马纵横草原之旷，后一人一屋在海边喂养一群小鸡。然而那远方的路毕竟不是单属于自己的，而我也早已没有了选择的可能。我的朋友啊，你可须知此时的孤独背后那静静的心痛。
　　驿站修葺好了。未来的远行人，我现在把她留下，为你种下那一树梨花的洁白，日夜等待着你的到来。前方的路依然如此漫长，我要继续远行了。
　　2011年春
　　序言
　　寻路
　　2004年夏天，我被短期借调到北京工作，在京西的万寿庄宾馆小住了一段时间。每天傍晚时分，一起工作的几位同志都要在万寿路附近散散步，闲聊一二。一日，从延安来的教授见我话少，便问是不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我回答的确是在思考两个一直困扰自己的问题。教授来了兴趣，追问什么问题，能不能说来听听。我于是坦言相告：自己一直担心中国未来将有两个艰难的门槛必须要过:其一是中国的崛起终有一日要跨越超级强国的门槛，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届时只怕是要有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其二是中国的发展终有一日要跨越民主法治的门槛，而从目前国内情况来看，这条中国的未来之路究竟又会通向何方？对于中国来说，这恐怕是两道绕不开躲不掉的历史门槛。而对于我来说，则是两个一直困惑难解的问题。教授以为然也。是时，记忆中的京城初夏，晚风徐徐，车马如梭。几位杞忧人一时无语，默默而归。
　　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思考这两个问题成了我生命的主轴。渐渐地我明白，这两个问题其实并非两条平行线，它们是相互纠缠交织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前一个问题又是附属和取决于后一个问题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好内部的问题，相信外部的挑战也会迎刃而解。因此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又可以归结为同一个问题：中国的民主法治路在何方？
　　然而这又能算是什么新鲜问题呢？自近代以来，这个古老而多难的民族不知有多少的优秀儿女都曾用子规啼血的方式苦苦追问过这个问题，并甘用自己前仆的生命来为后继者铺垫这条求索路。然而时至今日，这条路却依然在我们视野的远方。而远方是什么，我们依然看不太清楚。兹事体大，只要这条路一日看不清，这个问题就应该复一日地问下去。
　　“民主法治”是一个大词。从词语结构上看，它是由“民主”和“法治”合成的一个词组。前些年我曾读过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民主与法治是两个可以分开的范畴对于中国的政治改革导向而言，推行民主不如推行法治因为民主并不能解决当前中国急迫的问题，反而可能使问题更加恶化，而法治则比较适合中国的具体特点。很快地我又读到了另一篇与之商榷的文章，大意是民主与法治是两个相辅相成的范畴它们分别是权力的产生与权力的行使离开了民主的法治很可能不成其为法治。这两篇文章的对立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前中国关于民主法治问题的一些学术争论。我不想加入这场争论，更不想对这两个词做进一步的词义考证，以证明它们究竟是可以分开还是不可以分开。因为对于与学术相去甚远的普通大多数来说，所谓的“民主”和“法治”都是一个关于现代政治文明的好词，都代表着一种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在他们面前大谈“民主”与“法治”的区别，就如同孔乙己争辩“偷书”与“窃书”的区别一样，除了把人们本来还算明白的认识重新搞糊涂之外，意义并不大。守在纯学术的层面上，我们当然可以继续细分并继续考证下去。但是当我们有朝一日终于转身面对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欠他们的不是一场关于要民主还是要法治的学术辩论，我们欠他们的是一个关于未来中国理想生活方式的整体性描述以及一条通往这种生活方式的安全路径。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我将在本书中更多地选择“法治”这个大词作为代表，以概括表达自己心目中的这种理想生活方式。
　　那么，中国的法治究竟应该呈现出怎样的样态呢？回答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说它简单，是因为法治在西方世界至少已经成功运行数百年以上，无论是在理论样态上还是在实践样态上都已有先例可循。只要愿意，我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为这个问题迅速抄上标准答案。事实上这也的确是许多人所一再鼓励和鼓吹的方案。在这种认识前提下，考验中国人的似乎只是一个弃暗的决心，而等待我们的前程必将是一片光明。然而问题真的就是那么简单吗？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那么我很困惑的是：一百多年前，求师若渴的中国人几乎同时向德先生和赛先生发出了来华就教的请柬。为什么辗转百年之后，赛先生早已是桃李芬芳满中华，他的中国弟子甚至已经将中国人送上了太空。而相偕来华的德先生却依旧吃不惯中国的饭菜，依旧说着半生不熟的中文，甚至还依旧与他的中国学生用陌生乃至防范的眼神相互打量？这是为什么？是中国人还不够诚心吗？我想不应该是的。如果说在所谓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对于强国之本的认识还局限在坚船利炮上的话，那么甲午大败之痛则早已让中国人明白，先进的器物文明必须建立在先进的制度和文化基础之上。因此，那张寄给德先生的请柬的确已经承载了中国人求学的诚心，毋须多疑。其实客观地说，德先生莅华百年也绝非寸功未立。在推动中国迈向民主法治的历史进程中，他可谓功不可没。只不过这位先生一直不知，他与赛先生不同的是：赛先生搞的是自然科学，而他搞的是社会科学。既然是社会科学，那么往小了说，它自然要关系到每个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往大了说，则要关系到一个民族乃至于一个文明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就是五千年历史沉淀的总和。在这样的总和面前，任何应然的美好愿望恐怕都必须首先放下先生的架子，来接受一下实然的严厉盘问和考验。今天看来，德先生在中国的尴尬也许正在于他一直都未曾放下过先生的架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中文一直不好，更弗论文言文了。他一直用略带蔑视的眼神看着中国的历史，就更不要说理解和尊敬它了。他一心想充当中国人的现代救世主，所以就更谈不上教学相长、学学相长了。还有，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直未曾挽起裤腿下地体验过中国农民耕种劳作的苦乐辛酸，因此在对中国的理解方面这位先生还是个小学生。一百年的时间不算短，历史实际上已经证明：尽管这位德先生依旧受人尊敬，但是他恐怕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为未来的中国提供一个关于民主法治的整体性解决方案了。路，只能我们自己去找。
　　现在我想为大家引见本书的另一个主角，也就是另一个大词——“文明”。文明的确是一个大词，甚至比法治这个大词还要大上不知道多少倍。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的文明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总和，它是一个特定群体过去与现在的全部，并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这一特定群体的未来，也是孕育这个特定群体的各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母体和土壤。所谓的法治，其实也不过是西方文明这一母体在特定的时期所孕育出来的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罢了。因此从本质上讲，在文明面前，法治是被决定的，而不是相反。
　　然而当站在西方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面前时，法治并不总是表现得那么谦逊，而是往往充满了救世的优越感。这也难怪，他出身的家庭如今是如此的富有和强大，在他的内心深处又怎会真正瞧得起这些破落的穷亲戚呢。甚至他还会说：“什么亲戚，攀的哪门子亲啊？”是的，是亲戚。这些邻居们如今固然困顿了点，但和西方文明是亲戚却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不仅如此，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文明上千年的滋养和帮助，西方文明就绝不可能有今天的富庶和强大。在本书随后的论述中，我们将会把历史的长焦镜推至数千年前，与一些历史健忘者共同补上一堂关于文明兴衰轮回的历史课。在这里只想以中华文明为例引用几个简单的数据和史实。我们都知道整个世界都曾受惠于中国的四大发明。可是我们还知道吗，根据李约瑟的考证，现代世界所赖以建立的300项基础性发明和发现中，居然有175项来自于中国超过总数一半！更为重要的历史事实是：这些发明和发现几乎没有一项曾在西方被独立发明或发现过。它们都是被传播过去的，或是通过实物的直接传播，或是通过思想的激发性传播。李约瑟的同事罗伯特·坦普尔曾经选择了其中的100项进行过一次精确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从中国到西方，这些发明和发现的传播所耗费的平均时间是1223年。这个数字也大致说明了中国曾领先于西方的数量级。李约瑟们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尘封已久的历史事实：西方文明是站在中华文明的巨人肩膀上完成了农业革命的历史积累，进而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的。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方现代化大厦的基石有半数以上来自中国，他们之间当然是亲戚。
　　其实这些不过是中华煌煌文明的冰山一角。之所以在这里引用它，是想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正如西方文明孕育出法治文明一样，像中华文明这样一个曾经如此先进的文明也一定会孕育出与其器物文明相互适配的制度和文化。这种制度和文化经过数千年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加强，早已渗入到中国人的血液和性情之中，并以一种民族性格的方式存在和延续着。这些历经数千年风雨洗礼的文明特性之中一定蕴藏了诸多深刻的人类智慧，值得人们去珍惜、继承和发扬。而且，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些特性都已经成为这个古老文明的根本生存样态。如果粗暴地将其扭曲割舍，那么中华文明也许将不再成其为中华文明，中国人恐怕也将不再成其为中国人。我们当然了解西方文明在今天世界的影响力，曾经耀眼璀璨如中华文明者，如今也必须低下头来向昔日的学生今日的先生诚心学习现代的法治之道。对于这一点并无疑义。我想说的只是：当法治遭遇文明，就如同种子遭遇土壤。他们之间绝不应该是一种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敌对关系，而应该是一种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伙伴关系。事实不正是如此吗？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前辈就已经将法治这颗舶来的种子栽种在了中国的田地里，日日为它施肥浇水，夜夜为它祈祷守候，期望它有一天能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然而一百年时间过去了，这颗种子依旧远未长成人们想象中的那棵大树。慢慢地大家都看出来了，这可能与土壤的禀赋有关。因为这块土壤天生的禀赋的确迥异于这颗种子家乡的那块。要想让它长得更好，就必须继续努力改造这块土壤。然而同时更要明白的是：无论如何改造它，我们也无法完全改变它，更不可能彻底更换它。因为中国只有这么一块土壤，它是我们的全部。除非天地变色江河倒流，这颗法治的种子就注定要适应这块土壤并在其上生根发芽成木。它别无选择，我们也别无选择。汤因比曾在《历史研究》中告诫过人们不重视种子与土壤的匹配可能招致的严重后果。他说：“新的活跃力量是一个外来入侵者，它脱离了出生地和原来的合作伙伴，被放逐到一个陌生而充满敌意的土地。这个被分离出来的漂泊的文化因素，由于这种胡乱放逐而一下子失去了原来的存在理由，同时也不再受原先抗衡因素的制约，因此在异国他乡胡作非为。”汤因比所说的是一个关于民主法治在非洲的故事。而如果没有看错的话，这个故事的续集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应该也在我们的台湾地区上演过，剧情同样很糟糕。
　　到此为止，本书力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已经基本呈现：在中华文明的母体中进行一场源自西方文明的法治革命，我们需要改变和必须改变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继承和必须继承的又是什么？而它们二者之间的交融终又会让我们收获怎样的一个结果呢？也就是，怎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国特色的法治模式？怎样的一种关于未来中国理想生活方式的框架性制度安排？为了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本书将沿着中西文明历史分野的路径，追根溯源地探寻中西文明土壤的核心本质，并努力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描述一个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中国未来法治模式，以竭力回答本书提出的这个百年疑问。
　　如同许多电影中描写的那种玩捉迷藏的孩子，总是在一心想把自己藏得更严实的时候，无意中撞开了一扇通往神秘世界的时空之门；如今的我也成了这样的一个孩子。我曾困守在认知的围城之中，一心只想找到一条通往中国未来的道路，却在摸索中不小心撞开了一扇历史的时空之门。我悄悄地倚门探望，历史的夜空如谜如幻，无数文明犹如繁星闪烁。天是那样的黑，我甚至看不清脚下的路。然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我走进去、走下去了。除了因为孩子的好奇心，还因为我现在相信：如果看不清过去，我们就不会看清未来。如果不明白自己从哪里来，我们就不会明白自己将到哪里去。天黑不要紧，相信前路总有人家。况且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火焰，我也可以燃烧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