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河大桥

    某些目光在东西方心灵之间看到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或许不过是海市蜃楼。或许它只是没有可靠依据的老生常谈的传统表现，这老生常谈有一天被居心叵测地改扮成措辞尖刻的概述，而要为其存在辩解甚至不能引用人人皆懂的道理？或许在这场战争中，“保全面子”的需要对大不列颠人和日本人而言同样迫切，同样生死攸关？或许这种需要支配了一方的行动，而他们并未意识到，又同样严格和命中注定地左右了另一方的行动，恐怕还左右了各国人民的行动？或许两个敌人表面上针锋相对的行为不过是同一个非物质现实的虽有差别却无伤大雅的表现？或许日本上校佐藤的思想在本质上和他的俘虏尼科尔森上校的思想相似？
    以上是少校军医官克利普顿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他也是一名俘虏，和五百名被日本人带到桂河战俘营的不幸者一样，和六万名被日本人分成几个大队集结于世界上不开化的地区——缅甸和泰国的热带丛林——修筑连接孟加拉湾和曼谷、新加坡的铁路的英国人、澳大利亚人、荷兰人、美国人一样。克利普顿有时对自己作出肯定的回答，同时承认这个观点完全违情悖理，要求大大地超越表象。要采纳它，尤其需要否认表露大和魂的推推搡搡，用枪托殴打和其他更危险的粗暴行为，以及尼科尔森上校为确认大不列颠人的优越喜爱使用的武器——大力显示尊严——具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不过，此刻克利普顿忍不住作出这个判断，他的长官的表现令他怒火填膺，在抽象和热切的追根溯源中，他的心情才稍稍平静下来。
    这番寻觅总导致同一个结论，即构成尼科尔森上校个性的全部特征(他搜集的这些数量可观的特征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富于责任感，眷念先祖遗风，尊重权威，念念不忘纪律，喜欢圆满完成任务)，可以恰当不过地浓缩在一个字眼里：附庸风雅。在狂热探究的期间，他认为上校是个附庸风雅的人，是附庸风雅的军人的完美典型。该典型是自石器时代以来经过长期的综合缓慢形成并日臻成熟的，传统保存了这一类人。
    此外，克利普顿生性客观，具有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的难得的禀赋。他的结论稍稍平息了上校的某些姿态在他脑海中掀起的风暴，他突然觉得自己变得宽容，几乎动了感情，承认上校品德高尚。他承认，倘若这些品德为附庸风雅者所特有，那么照此逻辑稍作推演，很可能必须把美好的情感归入同一类别，并终在母爱中辨识出附庸风雅在世上光彩夺目的表现。
    尼科尔森上校对纪律的重视以往在亚洲和非洲的各个地区是出了名的，一九四二年马来亚遭到入侵后，这一点在新加坡溃败时再一次得到了确认。
    指挥部下达放下武器的命令后，他团里的一群年轻军官制定了一项抵达海岸、抢一只小船驶往荷属印度的计划。尼科尔森上校一方面对他们的热情和勇气表示敬意，另一方面用他依然掌有的一切手段反对这项计划。
    他首先试图说服他们，向他们解释这个企图直接违背接到的指示。总司令签署了在全马来亚的投降书，陛下的任何臣民逃跑都是违抗行为。就他而言，他只看到一条可能的行为准则：在原地等待日本高级军官前来接受他、他的干部以及数百名在近几周的屠杀中幸免于难的士兵的投降。
    “如果长官们逃避责任，”他说，“那会给部队树立什么榜样啊！”
    他的目光在重大时刻显出的看透人心的锐利支持了他的论据。他的一双眼睛有着印度洋波平浪静时的颜色，始终平静的面孔敏感地映照出不知心绪纷乱为何物的灵魂。他蓄着一部沉着镇定的英雄们那种近乎红棕色的金黄胡髭，皮肤上泛出的红光表明～颗纯洁的心控制着没有缺陷、有力而规则的血液循环。在战役中自始至终跟随着他的克利普顿，每天惊叹不已地看到．，这位驻印度部队的英国军官在他眼皮底下奇迹般地幻化成一个他始终以为带有传奇色彩的人，此人过分地显示自己的存在，惹得他痛苦地时而大为恼火，时而深受感动。
    克利普顿为年轻军官们辩护。他赞同他们，并直言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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