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批评研究（增订本）

翻译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许钧翻译论丛”总序
                       
从大学毕业至今，已经近 45年了。回想这 40多年走过的路所做的事，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是翻译。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做的工作，基本上只与翻译有关。我做翻译，包括口译与笔译，口译做过同声传译，也做过学术翻译、陪同翻译，有机会认识了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著名哲学家德里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等先生，有的还成了很好的朋友。笔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也译过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在做翻译的基础上，我对翻译进行思考，进行研究。除了做翻译，研究翻译，我的主要工作是教翻译，培养做翻译、研究翻译的人才。这几十年来，我之所以坚持不懈地做翻译、研究翻译和教翻译，是因为我对翻译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入，因为我们都知道不同民族的交流离不开翻译，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翻译，世界的和平也离不开翻译。
我从翻译出发，通过翻译研究，把目光投向了人类悠久的翻译历史，在历史的审视中，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作用、翻译主体的活动、翻译研究的发展和翻译学科的建设进行思考。感谢译林出版社的厚爱，系列推出我的翻译研究成果。可以说，这套“许钧翻译论丛”记录的就是我 40余年来在翻译与翻译研究的道路上对翻译的思考与探索的印迹。
翻译活动是丰富的，有多种形态。雅各布森将翻译活动分为三种类型：符际翻译、语际翻译和语内翻译。符际翻译和语际翻译，我们译学界有过不少研究，但对语内翻译，似乎关注不多。我在《绕不过去的翻译问题》一文中曾谈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不断创造、不断积累的结果。而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在不断促进文化的积累与创新。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不能没有传统，而不同时代对传统的阐释与理解，会赋予传统新的意义与内涵。想一想不同时代对‘四书五经’的不断‘翻译’，不断阐释，我们便可理解，语内翻译是对文化传统的一种丰富；是民族文化得以在时间上不断延续的一种保证”。
翻译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在我看来，翻译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语言价值、创造价值和历史价值。对于翻译的社会文化价值，我们现在了解得比较多了。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来看，翻译能够克服语言差异造成的阻碍，达成双方的相互理解，为交流和对话打开通道。正是借助翻译，人类社会才从相互阻隔走向了相互交往，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狭隘走向了开阔。从某个具体国家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来看，翻译通过对别国先进科技和文化的介绍，能够引进知识，开启民智，塑造民族精神和国人思维，在特殊时期甚至能对社会重大政治运动和变革实践产生直接的影响，成为一种文化的构建力量。
而翻译的语言价值观，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认识翻译活动对语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问题。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写作活动，又与写作活动不同，两种语言的交锋很容易创生“第三种语言”，进入译者母语后，能够从句法、词汇等方面丰富并拓展后者。梁启超曾讨论过佛经翻译文学对汉语的直接影响，据他介绍，当时日本人编了一部《佛教大辞典》，其中收录“三万五千余语”，暂不论这“三万五千余语”是否完全进入汉语系统，可以肯定的是，创造新词的过程是汉语逐渐丰富的过程。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新词汇也意味着新观念，语言上的变化也会对思想观念、思维方式造成影响，如是观之，我们就会明白为何“五四”运动前后，几乎所有进步报刊都登载了翻译作品，而鲁迅、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等人又为何会如此热衷于翻译了。
关于翻译的创造性，学界关注不够。翻译本身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只有凭借译者的创造才能实现。而且当我们讨论翻译的社会、文化和语言价值时，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翻译在这些层面所表现出的创造力。而当“本我”意欲打破封闭的自我世界，向“他者”开放，寻求交流，拓展思想疆界时，自我向他者的敞开，本身就孕育着一种求新求异的创造精神。与此同时，翻译中导入的任何“异质”因素，都是激活目的语文化的因子，具有创新作用。
在当今的时代，我特别关注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翻译应该承担的使命。在我看来，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给翻译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也赋予了翻译更为重要的使命。 2002年，联合国前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曾访问南京大学。当他得知我多年来一直从事翻译实践与研究后，充分肯定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还为我正在撰写的《翻译论》题写了一句话：“翻译有助于发展文化多样性，而文化多样性则有助于加强世界和平文化的建设。”我认为这句话很好地定义了翻译在全球化时代的使命。全球化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加利访问南京大学时，曾发表了题为《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重要演讲。在演讲中他指出，世界化进程会对文化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危及文化多样性。他的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某些国家以强大的经济势力为基础，以经济利益为诱饵，在推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谋求强势文化的地位，甚至表现出十足的“文化霸权主义”。面对这种现状，不难理解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对“文化多样性”的维护，而翻译因其本质属性，能够而且必须在维护“文化多样性”过程中承担重要使命。
那么，翻译要怎么做，才能承担起维护文化多样性、加强世界和平建设的使命呢？通过研究，我认识到，我们应该从跨文化交流的高度去认识翻译。有几点特别重要：一是在理解翻译的本质时，要坚持将翻译视作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转换活动，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它在世界文明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作为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转渡人”，译者对“文化多样性”及其重要性的体认应该更为深刻，也因此承担了更为重大的责任。只有正确认识翻译，充分看到翻译的跨文化交流本质，译者才有可能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对文化因素更为敏感，对保存和传达文化因素更为谨慎。二是在翻译中，要以平等的态度去善待各种不同的语言。加利在南京大学所做的题为《多语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演讲中就曾指出，语言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多元是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基本条件，而世界的民主与和平有赖于语言与文化的多元，因为在他看来，“一门语言，它所反映的是一种文化和一种思维方式。说到底，它表达了一种世界观。如果我们听凭语言单一化，那将导致一种新型的特权群体，即‘话语’的特权群体的出现！”翻译如要为维护语言多样性做出贡献，就要坚持开放与交流的文化心态。三是要发扬翻译精神，勇敢承担历史赋予翻译的使命。南京大学的程章灿教授在读了我的《翻译论》后，曾写过一篇富有真知灼见的读后感。在文章里，他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翻译的时代，而翻译的时代不可缺少的是翻译精神。他从我对翻译本质的定义出发，将翻译精神总结为“交流、传承、沟通、创造与发展”五个方面。实际上，我们所提倡的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在翻译中努力再现语言、文化差异，都是这翻译精神的体现。发扬这一翻译精神，实际上便是在准确定位翻译的同时，勇敢承担起语言、文学、文化、社会、历史等种种层面的使命，而加利所说的“发展文化多样性，加强世界和平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自然也被包括在了里面。
在对翻译进行思考与研究的同时，30多年来，我和翻译教学与研究界的同行一起，一直致力于翻译学科的建设。在这方面，我们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在中国翻译协会成立 30周年之际，我为《中国翻译》撰写了一篇长文，题目为《翻译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过去常有人说“翻译无理论”，现在翻译理论实实在在地存在了，不少人又说“理论无用”，这种对翻译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危害不小，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翻译本质的形而上思考、对翻译过程的多层面研究以及对翻译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我本人在翻译实践过程中是有明确的理论追求的，而且我认为这非常重要。理论意识在译者选择原作、研究原作、确定翻译策略、解决具体问题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而翻译活动的经验总结、理论升华更能对今后自己和他人的翻译实践有所启迪和助益，避免实践的盲目性。本论丛所收入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等著作，就是在这一方面探索的结晶。
事实上，从朴素的翻译思考到今天多视角多方法的科学理论，翻译研究在不断加深人们对翻译本身的理解，深化了人们对翻译复杂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如果没有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翻译活动可能还囿于经验主义的层面。如果没有翻译的文化研究，我们可能还无法对制约翻译产生与接受的机制具有如此全面自觉的意识。而对翻译理解的深化也促使人们从社会交流、文化传承、语言沟通、创造精神和历史发展等多元角度来看待翻译的价值，对翻译的重要性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有利于在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方面进一步凸显翻译的重要性。回顾我的翻译探索之路，可以看到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对翻译的理论思考也不断深入，《翻译论》《翻译学概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傅雷翻译研究》等著述，集中地展现了我和翻译界的同仁在翻译理论、文学译介与翻译家研究等方面所做的重要工作。
翻译研究为我们理解和探索人类交流的历史开辟了一条新路。翻译是人类跨文化交流的一种重要形式，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文化交流史。作为一个翻译学者，我清醒地认识到，翻译历史悠久，形态丰富，翻译的许多问题需要我们继续研究与探索。鉴于此，这一论丛是开放性的，我会加倍地努力，不断给读者奉献有关翻译研究的新成果。

许钧
2020年10月22日
于南京黄埔花园

本书是国内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著作。在书中，作者利用国内外文学与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的相关成果，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和基本规律。书中许多论点系作者在丰富的文学翻译实践和教学基础上所作思考的结晶，具有原创性和独特的学术个性。本书以包括国际译坛公认具有较高翻译难度的《追忆似水年华》在内的一些文学名著的名家名译为批评对象，结合中国文学翻译批评的现状，从翻译层次、蕴含义、译者的个人风格、译本整体效果、风格传达、隐喻再现、长句处理、再创造的度、译本比较、翻译价值、自我评价等方面，通过对译文多层次、多角度的批评，在研究文学翻译基本规律与方法的同时，对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范畴、原则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本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学术个性，同时又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倡导客观、公允、合理、科学的文学翻译批评之风。

本书是国内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著作。在书中，作者利用国内外文学与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的相关成果，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和基本规律。书中许多论点系作者在丰富的文学翻译实践和教学基础上所作思考的结晶，具有原创性和独特的学术个性。本书以包括国际译坛公认具有较高翻译难度的《追忆似水年华》在内的一些文学名著的名家名译为批评对象，结合中国文学翻译批评的现状，从翻译层次、蕴含义、译者的个人风格、译本整体效果、风格传达、隐喻再现、长句处理、再创造的度、译本比较、翻译价值、自我评价等方面，通过对译文多层次、多角度的批评，在研究文学翻译基本规律与方法的同时，对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范畴、原则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本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学术个性，同时又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倡导客观、公允、合理、科学的文学翻译批评之风。

许钧
1954年生，浙江龙游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并担任国内外近20种学术刊物的编委。著作有《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翻译学概论》《傅雷翻译研究》等10余种，译著有《追忆似水年华》（卷四）、《诉讼笔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30余种。

翻译层次论
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度
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原则
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方法
诗歌与翻译
——《春望》法译的层次评析
蕴含义与翻译
译者风格评析
——傅雷译文风格得失谈
名著汉译不同版本比较
——《红与黑》汉译漫评
文学翻译的自我评价
——《追忆似水年华》卷四汉译札记
译本整体效果评价
——评《追忆似水年华》卷一汉译
句子与翻译
——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长句的处理
形象与翻译
——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隐喻的再现
风格与翻译
——评《追忆似水年华》汉译风格的传达
《追忆似水年华》汉译历程与批评反思
论翻译价值与翻译批评
翻译批评论
后记
重版补记
三版小记
主要参考书目与资料

本书是国内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著作。在书中，作者利用国内外文学与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的相关成果，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和基本规律。书中许多论点系作者在丰富的文学翻译实践和教学基础上所作思考的结晶，具有原创性和独特的学术个性。本书以包括国际译坛公认具有较高翻译难度的《追忆似水年华》在内的一些文学名著的名家名译为批评对象，结合中国文学翻译批评的现状，从翻译层次、蕴含义、译者的个人风格、译本整体效果、风格传达、隐喻再现、长句处理、再创造的度、译本比较、翻译价值、自我评价等方面，通过对译文多层次、多角度的批评，在研究文学翻译基本规律与方法的同时，对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范畴、原则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本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学术个性，同时又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倡导客观、公允、合理、科学的文学翻译批评之风。

许钧
1954年生，浙江龙游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并担任国内外近20种学术刊物的编委。著作有《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论》《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翻译学概论》《傅雷翻译研究》等10余种，译著有《追忆似水年华》（卷四）、《诉讼笔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30余种。

翻译层次论

翻译活动是项十分复杂的活动，涉及哲学、语言学、逻辑、美学、历史、文化、心理学等领域。如此复杂的活动，必然产生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翻译理论的探讨中，重要的就是形不成一个合理的探讨基点。就翻译实质而言，有的认为翻译是项思维活动，有的认为翻译是项语言活动，还有的认为翻译是项艺术再创造活动。总之，众说纷纭，各持一理，难以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认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在翻译理论的研究中缺乏层次性的观点，对翻译活动的层次缺乏全面与客观的分析，争论各方站在不同层次上说话，各持己见，从而影响了对问题的深入研究。在此，我们试图通过分析翻译活动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客观地研究翻译活动的层次，从而对翻译实质和翻译标准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 翻译的基础层次
所谓翻译的基础层次，指的是两种不同语言赖以进行转换的基础。以往的翻译探讨中，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两种系统各异的语言为什么可以进行转换。我们知道，任何交换或转换活动都需要一个基础，比如不等价物的交换需要有等价物作衡量，作为实现交换的标准与基础。那么翻译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是什么呢？
具有全人类性的思维是翻译活动的基础。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曾指出，由于思维是人脑的一种机能，思维的职能在于反映客观的规律，“在共同的客观世界的决定之下，在人脑的共同的物质结构之下，思维进行的能力及思维进行的规律是全人类性的”，而充当思维材料的语言是以声音为前提的物质现象，它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性决定了它的多种形式。当各民族的语言源起时，虽然处于各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但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认识的思维活动则是一致的。正因为这一同一性，各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千差万别的情况下，才可互译。于是，思维活动便构成了翻译活动的基础层次。
思维能充当两种不同语言的转换基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说明。
１．翻译活动的诸要素。要进行一项翻译活动，离不开三个要素：一是翻译客体；二是翻译主体；三是作用于主客体的翻译工具。而能作用于翻译客体（即原作）和翻译主体（即译者）的，就是思维。也就是说，翻译主体是借助于思维作用于翻译客体进行活动的。
２．语言只是思维的一种材料。思维离不开材料。构成思维模式和进行思维活动的材料可分为两种：一是实物材料；二是符号材料。语言只是符号材料的一种，通过音、形、义的结合，系统地储存于人脑皮层细胞内，参与思维活动。
３．不同的语言之于思维的作用是同一的。任何语言，尽管形式不一，但它们的首要职能都在于实现思维。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具有机械的或物理的性质，表现为一定的字形、音波、图形、代码符号等。语言符号以可感知的物质形态来代表一定的客观事物或现象。人们所运用的每个具体语言符号总是与具体事物的性质、状态或属性联系在一起。只有这样，语言符号才能负载和保存一定的信息，才能起到思维工具的作用。
４．思维对语言的决定性作用。许多语言现象的产生原因必须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中去找，翻译中遇到的许多难点也存在于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之中。思维对语言的决定作用首先在于，思维的多维性决定了语言的多功能性。钱学森指出，抽象思维是线型的，即是一维的；形象思维是二维的。一维思维的语言功能主要是表义；二维思维的语言功能主要是显象、表感。由于语言表达思维的类型不同，语言形式就有差异。说理的语言，例如哲学、科学论文，是以推理论证为特征的，因而语言表达的是推理结构，语言表达了抽象的思考、逻辑的论证。而描述性的语言，例如记叙历史、文学作品等，是以显象为特征的，语言表达是显象的描述结构。这就为我们翻译不同的作品采取相应的思维类型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思维对语言的决定作用还在于，思维的不同角度决定了语言表达形式的丰富性。翻译中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同是一个思维对象，但表达这一对象的形式却多种多样。这是因为人们认识这一对象可采用不同方式，可从不同角度出发。思维的方式与角度不一，引起了表达思想内容的形式不一。翻译中，要恰到好处地处理这种情况，不能不考虑思维角度和方式对语言形式所产生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看，翻译活动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反映基本一致的缘故。那么，在翻译实践中，思维又是怎样参与活动的呢？
上面说过，语言是作为思维的材料，以其语言结构和语义系统帮助实现思维，完成其表义、表感和表美等功能的。那么，翻译者要将Ａ语言转换成Ｂ语言，就必须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手段，透过语符的能指层，深入到其所指层，运用其掌握的 Ａ 语言的语法概念判断各词项、各句子乃至各段落之间的关系，推断出其确切的语义。
要透过语符的能指层正确把握原文的所指意义，离不开概念这一层次。我们知道，翻译者进行思维表达概念离不开语符中的词级，而概念与词义是密切联系的。比如词义有实义与虚义之分。实义反映事物的概念，既可以是具体的事物，也可以是抽象的事物，又可以是事物的特征和事物的状态、行为等等。虚义则是构成概念组合关系的体现者。因此，正确传达原文的所指意义，必须以正确判断原词语的概念意义为依据。
在翻译的思维层次，译者不仅要辨清各概念的确切含义，还要运用判断、推理等手段，理清各概念之间的逻辑纽带。具体的做法就是透过各种语言现象，揭示出原文中词与词、词组与词组、句子与句子乃至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这种逻辑分析的方法应当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应当运用于翻译内容的各个方面。同时，译者应力戒用自己的逻辑代替原作的逻辑。因此，把握原著作者的思维逻辑在原作文字组合中潜在的决定性作用，是翻译活动所力求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法国语言学家特斯尼埃在其配价语法理论中揭示了隐藏于线性语链后面的从属关系，说明了句子的各个单词和句段的每个句子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之间的组合受到人类共同的思维逻辑的制约。这一理论业已为大多数语言学家所接受，也为我们认识思维在翻译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至于思维活动在翻译中的具体形式，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专门论述的文章，如刘宓庆的《论翻译思维》，在此不拟赘述。
二、 翻译的语义层次
翻译不可能囿于思维这一层次，首先因为思维的实现需要语言，其次从翻译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看，任何翻译活动无不是两种不同系统的语言符号的转换。上文说过，具有全人类性的思维是语言符号转换的基础。这决定了语言的具体转换必然受到思维规律的限制，而思维的表达又需要语言，因此，在语言的表达过程中，也必然受到各种不同语言的具体规律的约束。翻译活动又面临着另一个任务，即如何按照不同语言符号达意、传情的规律，用一种语言符号传达另一种语言符号的意义。这就构成了翻译的又一层次，即语义层次。
思维层次与语义层次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思维层次是语义层次的基础，语义层次是思维层次的体现。拿语义层次中的主要语义部分词汇意义与思维层次中的概念的关系为例，它们之间存在的就是这种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概念是词汇意义的基础，词汇意义是概念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概念是人们意识中概括反映现实的思维形式，而词也是客观同类事物的反映。正因为词汇意义和概念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一般就把词所表示的概念作为词的意义方面。
思维层次与语义层次的相互依存关系还可以从语义的微观层次——义素的分析中得到说明。首先，义素有的反映事物的概念特征、状态、行为，有的则体现概念组合关系。其次，义素的组合也要受到事物特性、逻辑规律等的制约。因为语义概括地反映了客观现象，同客观现象相矛盾的语义结构就难以被接受。可见，不同语言之间的意义之所以能够相互传达，正是因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反映基本一致。概念的基本一致性决定了义素或义位的通用性，且各种不同语言表达同一义素或义位的形式与结构都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这些都构成了翻译可行性的基础。
但是，我们在肯定这一转换基础的同时，也要充分估计到在语义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