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何以解忧

自序

很久以前，在炎热的夏夜，我常常看见小小的萤火虫，闪着幽绿的微光，从眼前一闪而过。它掠过潮湿的空气，穿透浓稠的夜色，燃起尾灯，在黑暗中起起伏伏，或是匍匐于低矮的草丛里忽明忽闪。

它似乎并不打算照亮周围的黑暗，它只点亮自己。

从我少年时阅读文学作品开始，心里总有晶莹的光斑在跳跃。

那星星般、火焰般的亮光，闪烁着移向远方，引领我一步步走上文学之路。五十年中，我写下了八百多万字的作品，精选成这部三百万字的十卷文集。

文集是一部生命的史诗，文集是一次对自己严格的拷问与检验。

偶然间，从百十部旧作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1972年幼稚的小小说《灯》、1981年的中篇小说《北极光》，一直到2016年的中篇小说《把灯光调亮》——我对“光”似乎特别敏感。回望我的文学路，大半生的写作，始终被微弱或是宏阔的光亮吸引着。

阳光炽烈、圆月皓洁、星空邈远。我是一个心里有光的人！

为了寻光，我用文字把雾霾拨散；为了迎光，我用语言把黑暗撕开。

人类的进化和变异，从骨骼开始。骨骼支撑着生命，使人能够站立起来。当生命的血肉之躯不复存在，后留下了坚硬的骨骼。作品的内涵与思想，正如骨骼一样。骨骼是一支烛台、一只灯架、一座灯塔，让光束高高、灼灼地挥洒和传播，成为江河湖海的淼淼烟波中鲜明的标识。

当然，还有灵魂。灵魂飘飞出窍，升天入地，灵魂就是永恒的光。

编选这部文集的过程中，审视五十年来的旧作，我常常纠缠在截然相反的复杂心情中。有时我会惊叹：那时我写得多么好啊，那些流畅有趣的句子、独特的人物，新文体的尝试；那时的我，文思喷涌，认知超前……有时我也会沮丧懊恼：早期的文字太粗浅简陋了，细节不够讲究……更多的时候，我会深深感慨：我应该写得更好些，我完全可以写得更好。

可惜，年过七旬，一切都不可能从头来过了。

已落笔的每一字每一句每一篇每一部，都是生命留下的真实印记。是用书页压缩、凝聚而成的人生和历史。

写作的人在写作中享受寂寞。书籍和文学都是寂寞的产物。

寂寞中，我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飞扬。

在我大半生的写作中，“写什么”和“怎么写”同样重要——“写什么”体现自己的价值观，“怎么写”是价值观实现的方式，用文学表达对自身、人性及对世界的认识。其实，为重要的是“为什么写作”。整理文集的过程中，我无数次叩问自己，杂糅的思绪渐渐清晰：少年时，文学是对美好理想的向往；青年时，写作是为了排遣苦闷；中年时，写作是为了精神的坚韧与丰厚；进入晚年，写作是为了抗拒人生巨大的虚无感。一生写作，其实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种种疑惑、困惑，可惜始终未能达至不惑。

我已与文学相伴半个世纪。于我而言，身前的赞誉非我所欲，身后的文名亦非我所求，写作不是我的全部生命，而是人生的组成部分。我在写作中不断成长——成熟，在文学中日臻完美，从而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有尊严的写作者、一个善于思考的人。

近年来，我留意到萤火虫已越来越少，它们被污染的环境和滥用的农药灭杀了。我心黯淡进而悲凉。我梦想着变成一只萤火虫，让我书中的每一个字，能在暗夜里发光，孤光自照。

是为序。

张抗抗

2022年3月2日

    本书收录了作者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以来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包括《爱的权利》《夏》《去远方》《无雪的冬天》《白罂粟》《红罂粟》《流行病》《斜厦》《何以解忧》《鸟善走还是善飞》《北京的金山上》《干涸》等。作者站在当下重新发现“过去”，在对比中摒弃单纯的价值判断，用独特的方式，展示了历史真相与现实生活、叙事与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沉潜到人性深处，体现出知识分子对苦难和人性的深刻反思。

    张抗抗，1950年生于杭州，1969年赴北大荒农场，1977年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1979年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至今。国家一级作家；第七、八、九届中国作协副主席；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至2020年受聘国务院参事。

    已发表小说、散文八百余万字，出版各类作品百余种。代表作：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作女》等。曾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以及“《上海文学》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中国女性文学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保护金奖”等。

爱的权利  001

白罂粟  034

夏  056

火的精灵  083

去远方  112

无雪的冬天  136

水下，空中  162

红罂粟  190

睡神在太阳岛  226

黄罂粟  260

流行病  277

斜厦  293

何以解忧  313

面果子树  331

鸟善走还是善飞  353

去维多利亚  375

北京的金山上  402

干涸  426

跋  447    

    本书收录了作者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以来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包括《爱的权利》《夏》《去远方》《无雪的冬天》《白罂粟》《红罂粟》《流行病》《斜厦》《何以解忧》《鸟善走还是善飞》《北京的金山上》《干涸》等。作者站在当下重新发现“过去”，在对比中摒弃单纯的价值判断，用独特的方式，展示了历史真相与现实生活、叙事与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沉潜到人性深处，体现出知识分子对苦难和人性的深刻反思。

    张抗抗，1950年生于杭州，1969年赴北大荒农场，1977年考入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业，1979年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至今。国家一级作家；第七、八、九届中国作协副主席；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至2020年受聘国务院参事。

    已发表小说、散文八百余万字，出版各类作品百余种。代表作：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作女》等。曾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以及“《上海文学》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中国女性文学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保护金奖”等。

面果子树

那个想法我始终就没对周围的人说出来。十几天的时间里，我拼命地抑制着自己，生怕一不小心开了口，事情就会复杂化。我真的不想对任何人提到小杨子那个人。

情况从一开始就有点儿让人为难。人们都以为我是那种怀旧的老知青，借着出公差的机会，到农场来闲逛，顺便寻找青春的豪迈与昔日的辉煌。北大荒人每年都会慷慨地接待一些远道而来的访问者，然后大伙儿一起趴在丰盛的酒桌上喝得烂醉。

我也许是一个例外，是一只在秋天从南方启程飞回北方的大雁。反季节飞行的大雁，早晚是要冻死在雪地里的。我用自己疲惫的脚爪，使劲地翻捡着寒霜下的土疙，祈盼能找到一丁点儿同小杨子有关的记忆。一个人在走了五十多年的路之后，那些年轻时心里珍藏的往事，就像枯黄的头发那样，正在一根一根无声无息地脱落，你若是偶尔扒到了其中的半星游丝，它立马会在你的脚趾下发出惊天动地的断裂声。

那是我和小杨子之间的秘密。三十多年过去，即使到老到死，那些可以被称作秘密的事情，有一些被解密了，有一些永远不会。我不能向人们打听小杨子的去处，作为遗落在大杨树农场的一个杭州知青，谁不知道她在哪个生产队呢？我不愿意开口，只不过因为在我看来，一开口就意味着泄密，也破坏了我和小杨子之间多年的默契。我确实想为自己在这个秋季悄然返回北大荒农场，保留心里仅存的一丁点儿私人色彩。

其实我知道，这几十年时间里，她一直就住在那儿——在离开公路主干线很远的地方，靠近松花江支流的一条河汊边上，那个叫作“守望”的生产队。翻过低缓的丘陵，老远就能望见坡下那一片茂密的沙果树林，春天开花时节，沙果花就像一片片粉色的云从天而降。自从她找到了她所谓的父亲之后，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那儿——那个只有几间草房的畜牧业作业点。在60年代后期，大杨树由劳改农场改为知青农场之后，那儿曾是一个专门喂养病马弱马的破马厩。安置着几个劳改刑满释放后留场就业的老弱病残分子，知青们管那地方叫“病号队”。

小杨子就是在这个离分场场部十几里地，偏僻而破烂不堪的“病号队”，奇迹般地遇到了她的亲生父亲。她居然对那个老杨头自称是她亲爹这一点深信不疑，并且在当天傍晚天还未黑尽时，便急不可待地向我宣布了这个消息。那一刻我感觉从隔江的苏联领空，倏地发过来一枚重量级的氢弹，将我在瞬间击成齑粉。而那个细眉细眼细腰细辫儿的小杨子，竟然从漫天黑灰色的烟幕与雾霰中，挥洒着喜极而喷的泪水，变成了一个拇指姑娘一般矜贵、精灵一般娇嫩的小女儿，真是让我惊诧万分痛心万分。

我近于恶毒地对她说：“不可能！他不是你的父亲！这个人百分百是个骗子！”

她拼命地反向拧着自己的手指，淤血的指尖在暮色中一截截变得深紫，她低着头反驳我：“不，你不晓得，你有很多事情不晓得的。老杨头真是我父亲。他姓杨，我也姓杨；我的户口簿上填的祖籍是浙江萧山，你听他的口音，萧山腔很重呢；我是1951年出生的，他1952年出的事，刚好来得及把我生下……”

我打断她：“这个世界上姓杨的老头多了，可是你杨红樱只能有一个爹呀。”

“我有证据，真的。你不相信，我早晚会给你看的。”她的声音轻下去，却透着一种拼死抵抗的执拗。

我冷冷地说：“你好还是把你妈从杭州叫来，同这个爸认一认，就不会错了。”

一提到她妈，红樱顿时就蔫了下去，把脊背转过去冲着我。

我一直觉得杨红樱决定到北大荒来寻父的事情，是有点儿荒唐的。

这泱泱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父亲，肯定只有一个。那个人若是丢失了，岂是那么容易找得到的吗？何况杨红樱的那个父亲，既不是一条显赫的河，更不是一座雄伟的山，而只是一粒被扫帚追打的灰尘。

当飞驶的车轮确已把古旧的杭州城留在了身后，她怀揣着那个巨大的秘密，在车厢的过道上跌跌撞撞地不断走来走去。她的目光始终跟踪着我头上摇晃的两把刷子辫，到了暮色暧昧时分，她在车厢的连接处，气喘咻咻地将我截住，我感觉到自己面对着一只鼓胀的气球，如果再不说话她就即将弹破爆炸了。她是这样开场的：“哎，我告诉你算啦，你肯定猜不到的，我报名去下乡，原因和目的都和别人不一样，我去北大荒，是为了找我的爸爸。”

我万分惊喜地问：

“你爸是58年的转业官兵吧？起码是个师长？”

“不……是。”

“哪怕是个团长，也够厉害的啦！”

“也不……是。”

“那……难道只是一个连长吗？总不会是个排长吧……”

她把身子缩在车厢连接处的折篷缝缝里，忽然伏在我肩头嘤嘤地哭了起来。在她混乱的叙述与啜泣声中，我大概听明白，她的爸爸连个排长也不是，而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犯罪分子，原国民党留用人员，高级会计，“三反五反”后期被查出挪用公款，1952年被捕后判刑，1955年送东北兴凯湖农场劳改。尽管他挪用公款是为了给妻子买一件价格昂贵的海芙绒大衣，事发后，红樱的妈仍是很快就跟他办理了离婚手续。他在1965年刑满释放后，因杭州城里无人接收，萧山老家也无直系亲属，只好调到大杨树农场留场就业。有人曾把这个消息带给她的妈妈。她妈就对红樱说：“你不是要下乡嘛，那正好，你上北大荒去跟着他过吧。”

在那一列昼夜兼程开往东北平原的晃晃荡荡的火车上，在沿途经过的城市火车站欢迎欢送的人群和口号声中，红樱对我断断续续地讲述了她的身世。红樱说她的记忆中从来没有一点点关于父亲的印象，哪怕是气味和声音，全都像透明的空气一样，你明知它在，可就是触摸不到。她觉得那个所谓的父亲，很像月光下的一个影子，只要乌云一涌上来，地上的影子就倏地不见了。她说她如果不赶紧去找父亲，这个父亲也许就永远找不到了；她不敢想象自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孩，就算父亲的成分再不好，等找到了，再同他划清界限也是来得及的。哪怕到后只寻到一座父亲的坟墓，她也不会白白去了北大荒一回……她那种口无遮拦的坦率，令我隐隐地怀疑，似乎从未有人教给她，哪些话是不该对初次相识的陌生人说的。她的故事泡在劣质饼干的气味与厕所的尿味中，被无数次的原因不明的临时停车切割得支离破碎，但我已被她那样莫名其妙的信任感动得一塌糊涂。想想吧，这压得铁轨都矮下半截去了的成千上万北上反修建设边疆的知识青年滚滚洪流，落实在一个具体的杨红樱身上，竟然就可以如此地与众不同——她怀揣着与我们不同的志向，她去北大荒是为了去同她的父亲会合，同她的父亲团聚，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秘密啊！我怎么可能不为如此绝密的动向守口如瓶呢？尽管那个父亲的身份确实不够光彩，但她要的仅仅是一个父亲，就像每个知青上火车前都得领取御寒的棉靴棉帽棉大衣一样。我看不出她有什么错，也许，正因为她有可能会错，这秘密才显出了不寻常的意义。虽然我无法认同她脑子里那些散乱而荒谬的逻辑，我却不能不小心翼翼地把所有的疑虑都一口口咽回去。

火车即将开动的那个时刻，在月台上下人群汹涌的哭声中，我和她仅仅是偶尔目光相接，竟如电光火石猛然撞击——那个瞬间，我们几乎同时注意到了，对方的脸上都没有眼泪，这在哀号四起的车厢中是两个稀有的例外：这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心潮澎湃，是以为前方有文学在等待；而十七岁的杨红樱，眉眼中都是欢笑，只因她望尽前方的万水千山，一眼看见了千百次由梦里回来亲吻她的父亲，正抱着她在金色的麦田里翻滚……

她和她都有充分的理由快乐，快乐注定了要产生友谊，我和红樱从此无话不谈。

很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意识到，岁月就像那些破旧不堪的车厢，一旦被那冒着白色蒸汽的火车头拽上了一条固定的轨道，它自己是没有办法倒回来的。

八月的漫岗，如今是铺到天边绿得浓稠的大豆地，不见一丝儿麦黄。

我明明知道小杨子就待在那个叫作“守望”的生产队，后来这三十多年，她一直就在那个地方，和她那个所谓的父亲住在一起。没有人能够说服她放弃那个父亲，就像没有人能够证明那个老杨头不是她的父亲一样。事情真的就是这样越来越离奇古怪了，但在70年代，没人懂得或是没人有钱到医院去做“亲子鉴定”，我对此更是毫无办法——我越是反对她就越发来劲，我越是赞同她便越发身陷其中不可自拔。以我十九岁自以为是的肤浅智力，想要说服杨红樱自然是十分困难的。我每次到马号去找她，只能可怜巴巴地高举着一面生锈的小圆镜，跟在她屁股后头，一遍又一遍地对她说：“你照照呀照一照吧！你看看老杨头长得什么样儿，你长得什么样儿？你的眼睛抹上狗屎啦？你哪哪儿都是细细的，眉毛牙齿眼皮儿，是柳叶儿那样的；你再看看老杨头，肩膀头额角头鼻头哪哪儿都是方方的，方方的人，怎么能生出长长的、圆圆的人来呢？你见过一只猫生出一条蛇来吗？见过一条带鱼生出一只刺猬吗？我向伟大领袖保证，老杨头不是你爸！千真万确，这是一个阴谋……”

小杨子夺下我的镜子，用一口地道的东北话凶巴巴地叱我说：“你知道个啥，我从小就长得像我妈……”

杨红樱被人叫成小杨子，是在到了大杨树农场之后。她似乎对小杨子这个称呼有一种天生的喜爱。但在我看来，当她被人叫成小杨子的时候，她就变成了另一个东北妞。东北妞的小杨子让我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在杭州火车站登上知青专列时，有几个人“阿ying阿ying”地叫着送她。但我不知道那个读音ying的字是哪一个。火车开动了，窗前还有人塞进来一个笔记本儿，我看见了“送给革命战友杨红樱”那几个字。我心里是希望她叫红樱的，我想象着对面这个瘦弱的女孩，极有可能出生于一个樱花烂漫的早春，或是红樱桃成熟的初夏季节。然而，我的目光落在她扁平的胸前别着的知青证上，那上面竟然写着“杨红鹰”三个大字。我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呀？红英红樱还是红鹰？听起来一样，写起来是不一样的。她冲着我羞涩地一笑，把那张知青证翘起来给我看，说：“从现在起，火车一开，我就是杨红鹰了！天高任鸟飞啦！”

红樱娇艳的花瓣与芳香，被急速的车轮碾得粉碎，一片一片地随风飘逝。我被风呛了一口，愤愤地发表意见说，“我觉得你的名字改得太多也太乱了，何况红鹰那样一种红色的大鸟，看上去一定很吓人。你听听，斜对面那个男孩改名叫‘反修’，窗口那个女孩改名叫‘咏梅’，还有叫‘革命’‘奋斗’什么的，光秃秃的都没有姓氏，很多知青都把姓改掉了，那样才干脆彻底。你干吗还叫个杨红鹰，真是难听得要死。”

红鹰的面孔，忽而变得苍白透明，像一只中弹后流尽了鲜血，从空中栽下来的雏鹰。

那一夜漫长的车轮声中，我们困倦无聊地相偎相拥窃窃私语，红鹰的呢喃与呻吟，随着口腔里扑来的热气，一阵阵萦绕并围困着我。天快亮的时候，我在肃然变脸的江北平原的荒凉中醒来，我听清了她絮叨半夜的后一句话。她说，她是不会把那个“杨”字改掉的。那个“杨”字，是她和父亲之间的联系，如果她把姓改了，她从此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她也注定会找不到自己的父亲了。

假如我从一开始就能预见到整个事情的结局，或者，至少能及时发现杨红鹰寻父在本质上的某种荒诞性，然后及早加以阻止与引导，那么小杨子就不会至今还留在北大荒的某个农场连队，成为一个远离都市文明、拖家带口的邋遢农妇了。假如我在1969年6月到达大杨树农场的当天起，就能把杨红鹰脑子里那样冥顽不化的寻父情结，刨根究底地扼杀在萌芽状态，那么，三十多年后的这个秋天，我也用不着如此费劲费神地来寻找小杨子了。我的迟钝或者说软弱，使得我当年仅仅只是一次次反复地向红鹰揭露那个老杨头不是她的亲生父亲，她的父亲不会是这样一个衰老而窝囊、俗气又丑陋的老头儿。我不断地为红鹰设想着她的亲生父亲，即便在恶劣环境中仍是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模样，然后把眼前这个脏兮兮的老杨头贬损得一无是处。我有点儿心虚的是：我只能说他不是，我却无法证明他不是。

1969年刚满十九岁的我，把她在黑暗的车厢里透露给我的北大荒寻父计划，看成是我们之间无私的合谋与钢铁同盟，我对此充满了不可遏止的好奇感与更为强烈的热情。在我看来，寻找父亲是一个温暖而温馨的旅程，带有感伤的浪漫色彩，伴随着眼泪与思念。只有在苦涩和忧郁的尽头，才是圆满和甜蜜。尤其因为我们寻找的是一个“流放者”，而不是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的那种正面人物，因此带有一点儿不可告人的罪恶感，愈发地生出灼人的刺激。初的日子，我在暗中不动声色地寻访，热衷于“排除法”：把每一个进入我们视线、年龄在四十岁至六十岁之间，凡是带有浓重或是可疑的浙江萧山口音的刑满留场就业分子，统统地不断剔除出去。只有把每一个可疑人选都彻底否定，才有利于我们把寻父的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假如一旦对某人有所肯定，就意味着这项工作的完结，我内心绝不希望寻父的工作那么轻易地结束。其实，以我们的知青身份，所能够接触到的“二劳改”人数是极其有限的。我和杨红鹰一开始被分在菜园队干活，那里仅有的几个“二劳改”，很快就被我们剔除了。然后我要求调去砖瓦厂，因为烧窑的技术工人，大多是“二劳改”。那段时间杨红鹰曾幸运地被点名去学开拖拉机，但她说机耕队全是知青，没有“二劳改”的地方，她是看也不会去看一眼的。她三天两头神出鬼没地出入于菜窖、仓库和场院，像一只鬼鬼祟祟的耗子，与“二劳改”们私下里窃窃交谈。假装在无意间问起他们的属相和祖籍什么的……那个时刻，她的细眉细眼会突然膨胀壮大，将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肮脏老头们残存于风中的呜呜尾音，贪婪咽下并反复咀嚼过滤。

但我们那样心怀叵测漫无目标偷偷摸摸的寻找，几乎像大海捞针一般毫无成效。我很快就感到了厌烦。我对杨红鹰沮丧地嚷嚷：

“我算是明白了，天下没有比北大荒更大的地方了。可这才是一个大杨树农场啊。”

“一个大杨树肯定够了。”她安慰我，“天大地大，不如我的眼睛大。”

迹象其实早已昭显。所有的蛛丝马迹，一切能说明杨红鹰即将走火入魔的迹象，其实都已浮出地表。假如我能更早些发现她身上那种近于疯狂的固执，我还会帮着她去完成这一悲壮的使命吗？

那年冬天我被派往野外作业的水利队增援，那是一个东北知青和浙江知青混杂的连队，用镐头刨冻土的土方量定额，重得能把人累吐血。于是我帮小杨子寻父的计划，只能暂时告一段落。然而那个冬天野外的帐篷里，却从分场不断地传来有关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