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玫瑰”系列之见证疯狂：精神病院的前世今生

精神疾病看上去似乎一直伴随着我们，但实际上这个概念大约是从两百年前才开始深入人心的，并且是西方世界的产物。相比之下，自人类诞生之时，疯狂就已经成为全球每一种文明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神疾病”涵盖了人的诸多状态和体验，并且自古以来人们就认识到其中一些显然具有生理属性。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精神疾病有时会被当作恶魔附身，有时被当作体内的体液失衡或大脑的化学物质缺乏。不过，也有一些情况是没有明显生理病因的，这些状况更多地表现为社会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如人格的失控，无法与他人交流或难以应对人生境遇。与生理疾病不同，精神疾病很难通过验血或脑部扫描来诊断。现代精神疾病诊断，如精神分裂症或抑郁症，所表现的症状都非常实在，但其背后的生物学机制仍不清楚。

在现代医学的大多数领域中，医生都可以通过病原学或基因指标来清楚地确定疾病的来源。这些指标通常会指向某种药物或手术治疗。一旦对疾病达到这样的理解水平，医学史就可以忽略了，因为此时其作用充其量是满足医生的好奇心：抗生素发明以前的感染或麻醉术发明以前的手术可能富含戏剧性和具有时代特征的细节，但它们与当今的病人或医生的体验毫无关联。相比之下，精神疾病——或者用其长期以来更为人所知的说法“疯狂”——仍然与其过去紧密相关。

精神病学的故事里包含了医学上的突破性进展，但同样也包含了循环往复的过程和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近年来，人们对精神疾病中包含的社会因素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例如，精神分裂症很难通过大脑扫描和基因测序进行解释，但已被证明与儿童期虐待、缺乏家庭支持、压力和文化错位密切相关。此类研究是对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该领域过于偏重生物医学的主导思想的一种纠正。那个年代被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称为“大脑年代”，当时人们预计很快就能追溯出精神分裂症的神经化学本质。而这种偏重生物医学的思想本身又是对 20 世纪中期广泛流行的社会心理理论的一种反击。该理论认为，精神分裂症是死板的社会文化规范和父母情感疏离的结果。而这类社会心理理论又是对上一代信奉的遗传生物学观念和激进物理治疗的回应：那是代自称为“精神病学家”的人，对于那些身患“不治之症”、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收容所里苟延残喘的群体而言，他们代表着当时的科学所能提供的的救助希望。

医学观点的这些循环往复只会让我们徘徊于历史的浅水区。虽然在有关疯狂的辩论中，医生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直到近，我们才开始主要从医学角度看待精神疾病。精神病学是在经历了与其他医学建制以及全社会的长期斗争之后，才被接纳为医学的正统分支的。定义精神疾病的专业初不是医学，而是法学。后者在长达数个世纪的关于有罪和减刑的质询中逐渐提出了诸如“心智健全”（compos mentis）、“犯罪意图”（mens rea）和（因精神问题）减轻责任等概念。为此创造的法律术语“精神错乱”（insanity）如今仍在普遍使用。不过关于疯狂的基本问题早在现代医学和法学之前就已出现了。从根本上说，这是身体的疾患还是心智的错乱？或者，用过去更深奥的语言来表达，是一种“灵魂之疾”？是像躯体疾病那样针对单一器官进行治疗，还是需要统筹病人整体情况才能达到真正的康复？应该鼓励患者专注于内心去探索痛苦的根源，还是向外疏导以分散他们的痛苦并为他们创造新的生活？是应该将他们与社会隔离开来——毕竟社会往往是造成这类疾病的原因，还是应该让他们更充分地融入社会来找到解决方案？后一个问题对于构建我们的现代世界至关重要。由此而兴起的收容所，正是在西方世界里定义疯狂及其疗法的机构。收容所的早形式是向“疯狂人群”提供庇护，并为饱受困扰的灵魂提供ZJ慰藉的场所。随着现代治疗观念的出现以及国家责任范围的扩大，收容所的支持者承诺将之转变为一个康复和治愈的场所。渐渐地，医学界以“精神障碍是可治疗的大脑疾病”的承诺，承担起了这一责任。

这些承诺中的每一个都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构建了收容所，反映的是周遭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 但是，没有一个承诺能够终兑现。在每一套理论实施之后，疯病似乎都变得比之前更为棘手。收容所在每一个阶段都不过是在重蹈覆辙：本着乐观的人道主义改革精神建立起来，却终被当作过去时代的耻辱象征而遭到遗弃。每一次被遗弃的原因都一样：建立收容所时所许下的自信满满的诺言终无法兑现。没有人能够发现治愈疯病的方法，不过从事后看来，每个人又都为获取真正的治疗方法多少做出了一点贡献。他们的理念和见解，以及其中那些激励人心的革命性人物代表，构建起了当今精神卫生领域的繁荣景象。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机构来追踪整个故事的发展轨迹：位于伦敦的伯利恒皇家医院，俗称“贝德莱姆”。数个世纪以来，贝德莱姆已扎根于英语之中，成为众所周知的“疯狂”的代名词，但它同时还是一家真正的医院，时至今日仍然提供精神卫生保健方面的住院服务。几个世纪以来，它先后使用了一系列建筑，这些建筑体现了收容所经历的三个时期，以及每个时期人们看待疯病的代表性观念。

在 18 世纪，伯利恒医院是典型的疯人院：它是伦敦著名的地标之一，并且是不少诗歌、戏剧、民谣和艺术作品所描绘的对象，在这些作品里它成了疯狂本身的神秘家园。在 19 世纪，伯利恒医院搬进了一座新的建筑：一座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收容所，靠近泰晤士河南岸的贫民窟和工厂。此时，它已成为遍布欧洲与美国的数百个收容所中的一员。然而，这一番人道主义和改革运动的盛景，又因为疲于应对愈演愈烈的精神疾病问题而逐渐被绝望所取代。20世纪初期，伯利恒医院的选址更加现代化：它成为全球数千所精神病医院中的典型代表，隐蔽在绿荫密布的伦敦郊区，使用的医学研究成果，将疯病视为一种精神疾病来进行治疗。

在伯利恒医院进化到终阶段的时候，“贝德莱姆”已成为鞭子、锁链、地牢和约束衣等所有残酷行为的代名词，这些酷刑让过去各个时代的不幸之人尝尽苦头。不过，20 世纪初期被看好的新疗法，例如未经改造的电休克疗法和脑叶切除术，现在也已被列入既往野蛮暴行的名单之中。当我们回首贝德莱姆的景象时，通常想起的是过去的黑暗，并会在潜意识中将之与我们的现代文明进行对比。但是，如果假定 21 世纪惨淡的景象——服务使用者因服用药物而变得如同臃肿的僵尸，或推着废弃的购物车穿行于荒芜的城市景观中——在后世看来会比以前更好，那就言之过早了。贝德莱姆的黑镜依然映射着我们的世界。

伯利恒医院的真实历史是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开始于 13 世纪，医院当时由伦敦市政官西蒙 · 菲兹玛利（Simon FitzMary）创立。传说在十字军东征的战斗中，他掉队了，晚上独自在沙漠中徘徊，在萨拉森人的防线后方迷失了方向。正当他在圣地的黑暗中无助地寻路时，忽然看见了一个固定的亮点：伯利恒上空一颗明亮的星星，他一路跟随着它抵达了安全地带。返回伦敦后，为了感谢这次拯救，他在主教门外的圣博托夫（St Botolph without Bishopsgate）自己的领地上建造了一座小修道院（差不多相当于现在利物浦街车站所在的区域），奉献给伯利恒的圣母玛利亚（St Mary of Bethlehem）。这座修道院的主要功能是募捐，不过在 1400年之前，它还被用作医院。在中世纪，“医院”（hospital）这个词的含义还停留在“好客”（hospitality）这层意思上：为有困难的陌生人提供避难所，但并不提供任何医疗护理。这里也收容了少量需要慈善救助的人，包括老人和病弱者，但逐渐地开始专门接收那些被称 为“ 心 恙 ”（distracted）、“癫乱”（madde）或“痴癫”（lunaticke）的病例。这些术语很难翻译，而我们现代的诊断术语在将来的历史学家看来可能也一样。它们被用来描述暴力或妄想的人，或失去理智、记忆、语言能力的人，其中包含了一些我们现在认为是患有躯体性疾病（例如癫痫或脑损伤）的人。疯狂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解释。有些人认为患者受到了魔鬼的折磨；另一些人则把他们看作周遭环境的受害者，因苦难或悲剧而暂时失去理智；还有人认为他们是受到傲慢的诱惑而放纵激情直至自我毁灭的罪人。至于他们怎样看待自己，我们很难找到明确的答案。有据可查的案例是住在诺福克（Norfolk）的玛格丽·坎佩（Margery Kempe），她在 1436 年至 1438 年间向一位神父口述了史上本女性自传。许多研究者在其中发现了我们现在会将之诊断为精神疾病的证据。在她的个孩子出生后，她开始深受困扰：幻听幻视，攻击周围的人并伤害自己，直到她全身被缚。然而坎佩用精神信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经历，将之视为对自己傲慢和虚荣的惩罚以及魔鬼的一系列诱惑。她忏悔并祈祷，吸引了许多追随者，还前往圣地和罗马朝圣，至今受到英格兰教会的敬奉。如果说她患有产后抑郁症或精神病的话，那么她似乎已经成功地将之转化为来自上帝的礼物了。

那些被认为是“疯子”的人的表现可谓千姿百态，他们与流浪者、乞丐、小偷和肢体残疾者等更广泛的群体之间并没有多少区别：都是处于社会边缘，没有家庭或资源以维持生计的人。自从有了法庭以后，疯狂才逐渐具有了特定的含义。根据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法，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诺曼底人带来的教会法规将道德罪过的观念纳入其中，后者考量的是犯罪者的意图和精神状态。13 世纪的法学家亨利·德·布拉克顿（Henry de Bracton）规范了不断发展壮大的英国法律体系，他强调了意图的重要性，并正式确立了“犯罪意图”的概念。根据此一概念，用布拉克顿的话说，“疯子不负法律责任”。从此以后，疯狂成为一个法律概念，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获得免责，但其他方面的基本权利会受到限制。人们完善了法律来区分“天生的愚人”（先天性学习困难者）和周期性或暂时性受疯狂折磨的人。例如，疯人的财产会一直被托管，直到他痊愈之时，而愚人的财产则归王室所有。“精神错乱”一词的早记录就来源于法学领域。教会律师亨利 · 斯温伯恩（Henry Swinburne）于 1590 年写道：“疯子和呆子在他们发狂或精神错乱的时候是不能作证的。” 直到此时，现代概念中的理智（sanity）才作为疯狂的对立面而出现。在此之前，理智指的是人的整体健康状态，而精神错乱则赋予了它更具体的含义，使其成为与法学术语“心智健全”含义一致的名词。从这个意义上说，是疯狂定义了理智，而不是相反。

伯利恒医院是整个中世纪欧洲出现的少数避难所之一。另一个保存下来的地方是佛兰德斯的海尔。它和伯利恒医院一样始建于 13 世纪，并且关于它的起源已成为传说而一直流传了下来，也就是圣丁夫娜的故事。丁夫娜是一位 7 世纪的爱尔兰公主。她的母亲去世后，她的父亲悲痛欲绝，并试图与女儿结婚。为了躲避他的乱伦冲动，丁夫娜逃往欧洲，躲藏在佛兰德斯的遍布沼泽的平原地区。终她的父亲在海尔找到了她，当他再次被拒绝时，便将她斩首。岁月变迁，丁夫娜逐渐成为精神受折磨者的代祷圣人，她的圣祠传出了许多奇迹般的治愈传说。海尔成了朝圣之地，就如同伯利恒医院一样，人们可以带着他们失心疯的家人来寻求庇护和ZJ慰藉。不过，当伯利恒逐渐发展成收容所时，海尔则走上了一条相反的道路。那些被带到海尔来向圣丁夫娜朝圣的疯人，如果未见好转，常常就会被遗弃在她的圣祠里。到 1480 年，人们不得不新建了一个回廊来容纳他们，但很快就人满为患。当地农民开始接纳这些朝圣者，为他们提供食宿，并让他们与家人一起工作。几百年来，海尔逐渐成为广为人知的“疯人聚居地”：这是收容所以外的另一种选择，在这种模式下，精神错乱的人融入了正常生活，而不是与之隔绝。和伯利恒医院一样，海尔至今仍然履行着其古老的职责。它们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到了莎士比亚时代，伯利恒已不再是一座宁静的修道院。它的辖区到处都是牢房、看守人的住所和出租屋；它拥挤而喧闹，是附近贫民窟一带的著名地标。 长久以来，这里的疯人对伦敦人来说可算是家喻户晓，特别是在巡游歌手演唱的悲伤的“贝德莱姆小调”中广为流传。不过，使收容所成为流行文化永恒主题的还是戏剧。在詹姆斯一世时代的复仇悲剧和喧闹的讽刺剧中，我们可以看到伯利恒已经成为一种典型象征：任何疯人院都可以被称为“贝德莱姆”。 不过，它也因此获得了更广泛的含义，超越了疯人院的界限。

到了 17 世纪初期，“贝德莱姆场景”从新奇事物迅速转变成了陈词滥调。在托马斯·德克（Thomas Dekker）和托马斯 · 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的《诚实的妓女 · 部》（The Honest Whore，Part 1，1604 年），以及德克和约翰 · 韦伯斯特（John Webster） 的《向北方》（Northward Ho，1607 年）中，都有剧中人物访问贝德莱姆的情节。韦伯斯特还在《马尔菲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Malfi，1613/1614 年）中让疯人院里的居民列队游行。而在托马斯 · 米德尔顿和威廉 · 罗利（William Rowley） 的《偷梁换柱》（The Changeling，1622 年）中，两个角色冒充疯人，企图勾引疯人院管理员的妻子。贝德莱姆的场景经常以假面舞会、梦幻盛装表演的热闹形式呈现，精神病院的囚徒们在其中展现出各种形式的疯狂。在这些场景中，人们表演出过度夸张的疯狂行为是为了娱乐，不过它们同样也是折射现代社会之疯狂的一面镜子，在这个镜中世界里，所有的现实规则都被悬置了。

贝德莱姆走上了自己特有的神秘发展轨迹，渐渐脱离了它的起源——那座真实存在的医院，却反映出了一个特殊的时代，此时疯狂已成为吸引大众眼球的手段。用以区分疯狂的各种形式的词汇，在医生的著作和大众的言谈中都得到了长足发展。少数以狂暴状态为主要表现的人通常被称为“十足的贝德莱姆疯”：他们被狂暴或狂躁缠身，这使他们实施了通常会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在他们的疯狂状态下却被认为是无意的或自毁性的。这些人可能因危害自身安全和公共利益而被关押。其次是那些“失心疯”或“头脑混乱”的人，他们言语荒谬，或者着魔于某种ZJ幻象：这种情况更多时候被认为是一种躯体疾病，类似于发烧时的谵妄。另外还有一类“消沉”之人，这些人自我隔绝，无法与周围的人交往：他们被视为心怀忧愁或“智力不逮”。

然而，能引发时代精神共鸣的情况还是忧郁症。这是一种复杂且麻烦不断的疾病，被认为存在躯体上的根源（过量的黑胆汁），但同时也属于心灵疾患。现代世界简直就是为了培育它而设计的，或者说它的风行使得旧形式的精神困扰以新的戏剧性方式表现出来。从占星术角度说，忧郁症患者受到土星的影响；从政治上说，他们可能会成为那种危险人群，即不满分子。忧郁症的症状在某种程度上与今天会被诊断为抑郁症的症状有所重叠，但前者还包含暴力发作和妄想：着魔、执念、偏执的幻想和撒旦的幻象。忧郁症的温和形式倒是一种时兴的培养知识分子的情感状态，是对世俗生活的存在主义式疏离，或是性格严肃和深刻的标志。但是，若想因此玩弄利用它则无异于玩火：多愁善感和疯狂之间的界限是很容易跨越的。

在处理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之中，牧师罗伯特 · 伯 顿（Robert Burton） 穷极一生撰写的著作《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堪称经典。该书于 1621 年首次出版。这是一部鸿篇巨制，汇集了从古典时代到当时关于忧郁症主题的所有论述，包括忧郁症的原因、症状和治疗措施。伯顿写道：“整个世界都是忧郁的，我忙于书写忧郁，以此来躲避忧郁。”他认为忧郁症的根源是体液的（今天可以说是化学的）失衡，从而导致了精神、心理和心灵等各方面的症状。忧郁症可能有躯体的原因，例如疾病或遗传，但它常常是被生活的压力（例如爱、过劳、分娩）或忌妒、傲慢等激烈情绪的侵蚀所激发的。这不仅仅是一种疾病—伯顿认为忧郁症与艺术和智力天赋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生命中无法摆脱的一部分。

由于法律的变化，疯狂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1601年济贫法案》（Poor Relief Act of 1601）将身体健全的贫民送到了济贫院（workhouse），同时要求教区照顾疯人。结果，一些乞丐开始装疯：衣衫褴褛的“疯汤姆”或“亚伯拉罕人”（Abraham-men） 成了当时的常见景象，而伯利恒不得不发表免责声明，称医院从未授权疯人去进行乞讨。疯狂成为一种表演，其典型表现形式是由双关语、谜语、小调和脏话构成的一套固定节目，通过戏剧中的丑角和交换身份的剧情来精心打造，由街上的滑头和乞丐回收利用，后竟以戏剧性的形式被疯人自己采用。

如何将真正的疯人和假冒者区分开来的问题汇入了更广阔的时代主旋律：间谍和双重间谍的大量出现，变换ZJ信仰时进行掩饰的需求，以及公共自我和个体自我之间的微妙界限。那个时代的许多伟大戏剧都提出了关于疯狂的问题，包括莎士比亚的所有主要悲剧。在《奥赛罗》中它是忌妒的果实，在《麦克白》中是无情追求权力的结果，在《李尔王》中则是傲慢行为所致。哈姆雷特尖锐地讽刺了疯狂的时代风气，点明了试图将假扮的疯狂和真实的疯狂区别开来所导致的悖论。哈姆雷特在开场白中就向观众宣布了自己的欺骗手段：他将“故意装出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他不断说服他人相信自己的疯癫，并且终说服了自己：在与雷欧提斯进行对决之前，他做出了看似发自内心的忏悔，“可怜的哈姆雷特，他的疯狂是他的敌人”。这完全是他的表演，抑或他自以为精神正常才是一种自我欺骗？波洛涅斯的怀疑“这些虽然看似疯话，却有深意在内”是对的吗？

疯狂可以完美地揭露出大脑对自己所耍的把戏：正如西格蒙德 · 弗洛伊德所承认的那样，“在我之前的诗人和哲学家就发现了无意识”。在《堂吉诃德》中，塞万提斯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无意中的作假：一个人可以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将演戏转变为真正的疯狂。用传统的道德话语来说，堂吉诃德是被傲慢之罪毁了的：他对骑士精神幻想的沉迷以及他对复活骑士荣耀的执着，使他进入了一个妄想世界，一个挂满镜子的大厅，无休止地反映出他的自负。他变得浮夸而偏执，误读环境，到处都看到荣耀和迫害，从而制造了一出荒唐的闹剧。虽然他摒除犹豫和追求梦想的方式是高尚的，甚至是英勇的，但他后的忏悔和恢复理智的方式却是悲剧性的——是对整个世界的幻灭。

这些充满矛盾和讽刺的戏剧，把握住了现代化快速发展时期的时代精神。这个时代试图更严格地定义疯狂，却发现它与理智之间的界限根本无法确定。玩笑、歌谣和谜语让律师和医师们本来就脆弱不堪的确定性雪上加霜；戏剧和小说更是创造了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让疯狂和理智能够随意地互换位置。用一句经常出现在 17 世纪流行小册子和诗集里的话来说，整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贝德莱姆”。借用米德尔顿在 1605年首演的反映伦敦生活的无政府主义喜剧的标题，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大人们”（A Mad World, My Masters）。任何一个想要在这个世界里获得成功的人，都会同意约翰 · 福特（John Ford）戏剧《情人的忧郁》（The Lover’s Melancholy，1628 年）中一个角色所说的，“必须学会当一个疯子或傻瓜”。至于那些被关在贝德莱姆的人，谁能说得清他们是真的疯了还是在装疯——或者，他们也许比我们其他人还要正常？正如米德尔顿《复仇者的悲剧》（The Revenger’s Tragedy，1606 年）中装疯的复仇者文迪斯（Vindice）所说的：“当然，我们都是疯子 ；而我们以为是疯子的那些人，却不是。”

至此，时代已经为一种新的机构搭建好了舞台，在这里，关于疯狂和现代世界的戏剧将分为三幕来上演。

自人类诞生之时，疯狂就已成为全球每一种文明的一部分，而“精神疾病”的概念大约是从两百年前才开始深入人心的。在医疗史上的大多数领域，新知识会带来新疗法。然而，精神疾病治疗的历史似乎更具周期性，“放弃、改革、忘却、忽视和再一次改革”循环往复。从18世纪的疯人院，到19世纪的收容所，再到20世纪的精神病院，恐怖与暴行的阴影从未远离——鞭子、锁链、地牢、约束衣，放血、催吐、电击、脑叶切除、药物滥用……追溯精神病院的前世今生，似乎每一阶段都是在重蹈覆辙：富有同情心和乐观精神的人道主义改革先驱建立起的新机构，终沦为残酷虐待的邪恶渊薮而遭到遗弃。

本书通过一个机构的故事来追踪精神疾病及其治疗的历史——英国的伯利恒皇家医院，俗称“贝德莱姆”，在英语中已成为“疯狂”的代名词。作者梳理了从18世纪到21世纪以伯利恒为代表的精神疾病治疗机构在建筑设计、治疗手段、管理体制、与外界关系等方面的演变。书中收录了600余幅图片，不仅包含珍贵文献和影像资料，还有不同时期病人创作的艺术作品，展现出惊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颠覆了人们的固有认知，有力地展现出他们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非被污名化的符号，是怎样存在于世的。

自人类诞生之时，疯狂就已成为全球每一种文明的一部分，而“精神疾病”的概念大约是从两百年前才开始深入人心的。在医疗史上的大多数领域，新知识会带来新疗法。然而，精神疾病治疗的历史似乎更具周期性，“放弃、改革、忘却、忽视和再一次改革”循环往复。从18世纪的疯人院，到19世纪的收容所，再到20世纪的精神病院，恐怖与暴行的阴影从未远离——鞭子、锁链、地牢、约束衣，放血、催吐、电击、脑叶切除、药物滥用……追溯精神病院的前世今生，似乎每一阶段都是在重蹈覆辙：富有同情心和乐观精神的人道主义改革先驱建立起的新机构，最终沦为残酷虐待的邪恶渊薮而遭到遗弃。

本书通过一个机构的故事来追踪精神疾病及其治疗的历史——英国的伯利恒皇家医院，俗称“贝德莱姆”，在英语中已成为“疯狂”的代名词。作者梳理了从18世纪到21世纪以伯利恒为代表的精神疾病治疗机构在建筑设计、治疗手段、管理体制、与外界关系等方面的演变。书中收录了600余幅图片，不仅包含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