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韬略-韬略平天下

大宋王朝的日子，从来没有安定过。从建国之初到亡国之时，从来没有摆脱掉辽、金、夏、元的军事压力。与此同时，大宋王朝内部也充满了帮派竞争。取代宋而建立的元朝，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时间里，从来没有得到民心的顺服。也正是这种内忧外患和统治不稳的时势，培育出了宋元时代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的奇谋善虑，让这一时代光芒四射。

大宋王朝的日子，从来没有安定过。从建国之初到亡国之时，从来没有摆脱掉辽、金、夏、元的军事压力。与此同时，大宋王朝内部也充满了帮派竞争。取代宋而建立的元朝，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时间里，从来没有得到民心的顺服。也正是这种内忧外患和统治不稳的时势，培育出了宋元时代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的奇谋善虑，让这一时代光芒四射。

刘韶军，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出版有《太玄集注》《儒家学习思想研究》等多部作品。

大宋王朝的日子，从来没有安定过。从建国之初到亡国之时，从来没有摆脱掉辽、金、夏、元的军事压力。与此同时，大宋王朝内部也充满了帮派竞争。取代宋而建立的元朝，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时间里，从来没有得到民心的顺服。也正是这种内忧外患和统治不稳的时势，培育出了宋元时代许多杰出的人物，他们的奇谋善虑，让这一时代光芒四射。

刘韶军，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出版有《太玄集注》《儒家学习思想研究》等多部作品。

第二章 陈桥兵变是如何成功的？

陈桥兵变是第五次兵变拥立新皇帝，前面已有四次成功的经验，但也不能机械照搬，赵匡胤及其兄弟和谋士们策划陈桥兵变时，面临的局势与前四次兵变前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所以更要仔细策划。另外，从赵匡胤的性格来看，他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要求陈桥兵变的整个过程必须事先经过周密策划与安排，不得出现意想不到的纰漏。更重要的是，不能让人看出这是一场事先策划的阴谋，而要表现得十分自然，让赵匡胤的称帝看起来不是他自己要这样做，而是在士兵们的逼迫下，不得不然。从而让人们不能指责，他与此前那几次搞兵变来当皇帝的人是一丘之貉，要让自己在天下人以及后来人的面前，留下一个良好的道德形象，这样才能使到手的皇帝宝座坐得久远，不至于再被其他人又来一次兵变拥立皇帝。由于他思虑周全，因此第五次上场的陈桥兵变，就设计得非常周密完满，从前戏到结局，都大大超过了前四次的兵变拥立皇帝，也使后来不再可能出现兵变拥立皇帝的闹剧。

陈桥兵变的是与非

五代时期的兵变换皇帝，新换上台的皇帝既然凭借武力而来，因此往往就是暴君，并不能给百姓带来安定的生活。但赵匡胤等人发动这场陈桥兵变之后所建立的宋朝，不像前几次兵变，很快就被新的武力替换，而是形成了一个长期和平安定的王朝。这样看来，这些皇帝虽然都是通过兵变上台，但从历史的角度来做评价，就应该有所不同。

完满的称帝谋略

中国人历来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新的王朝成立以后，必然要把历史重写一遍。其目的有三：一是丑化前一代的帝王，说他们是如何如何昏庸无能或残暴腐败，诸如此类的罪状，必定写得无以复加，以证明他们的灭亡是罪有应得；二是美化新一代的帝王，说他们是如何如何的英明伟大或神圣仁德，诸如此类的美德，也必定写得无以复加，以证明他们的登基是理所应得；三是消灭一切不利于新一代帝王的证据或记载，不让人们了解新帝王的本来面目，而给人一种全新的政治形象，以便让臣民们对新帝王产生由衷的敬仰与崇拜。

宋代人对于他们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不例外。其实这种写史的活动，在新皇帝一上台就马上展开了。也就是说，新皇帝一上台，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在天下人面前树立自己的光辉形象，所以，改写史书是头等大事之一。如果了解这一情况，我们就会对赵匡胤的上台及所谓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内幕，以及当时的历史记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了。

宋代以来的记载，都把赵匡胤的称帝说成被动与无奈，在我们后人看来，这当然是一种粉饰。如果客观地看，赵匡胤处于那样一种时势之下，他要萌生取而代之的心情，也是完全可理解的，不必为此而不好意思，或为此而有某种罪恶感。但当时的人们不能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所以不能不在某种负罪感的压力下，运用谋略，展开夺权的活动。我们既然要回顾中国历史上的种种韬略，对于赵匡胤及其兄弟赵光义当年构思与实施的谋略，就不能简单地墨守宋代人的说法，而应剖析出其中的韬略意义来。

赵匡胤的称帝，应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在当时，这个历史的必然，不能公开地进行，只有借助谋略的力量来实现。宋代人虽然通过改写史书，把这场借兵变以称帝的事件改头换面了许多，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经过改写的历史记载中发现很多迹象。

在柴荣死后，虽然赵匡胤在人们心中有一定的威信或曰人望，但人们心里绝没有直接让他代替后周王朝的念头。后周王朝在郭威和柴荣两位皇帝的治理下，可以说已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比前几个王朝好得多的印象，虽然两位能干的皇帝都去世了，但按照儒家的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人们还是对柴荣的儿子怀有忠心，而不会产生找一个新皇帝以代替他的想法。这是赵匡胤在当时所面临的基本形势。但赵匡胤不想在一个幼小的皇帝手下为臣，他认为自己有能力做皇帝，而且肯定会比这个小孩子干得更好。在五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稍有权力或能力的人有这种想法，都是不足为怪的。在郭威和柴荣在世的时候，赵匡胤当然只有隐忍不发，而到了此二人都不在的时候，像赵匡胤这样的人怎会再忍耐下去？

恐怕赵匡胤也明白人们不会直接接受一个篡权者，所以他要用计谋让人们逐步地接受自己，承认自己，于是他就与赵光义等人共同策划了这场兵变立皇帝的行动。当然，他这一套也是向前人学习的，但他和他的助手们更善于总结经验，把这次兵变立皇帝的行动计划得天衣无缝，周密圆满。我们在回顾完他的全部行动之后，就可以看出他的全部计划是怎样的了。

如要采取兵变，首先要把军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在当时精锐的部队就是皇宫内的禁军。但禁军的任务是保卫皇帝及皇族，平时根本无法调动或指挥他们，即便像赵匡胤这样的禁军统帅，也不能随便调动他们，所以赵匡胤就向当年的郭威学习，也搞一个假情报，非常容易地把禁军的指挥权抓到了自己的手里。大军在手，要干什么就方便多了。

大军在手，还不一定能让兵士们进行哗变，更不能保证他们一旦哗变起来会拥护自己上台。为了保证这一个目的，赵氏兄弟及其朋友们，就大造舆论，把小皇帝说得根本靠不住，再把赵匡胤描绘成能够取代小皇帝的人，再用所谓的 “两个太阳 ”之类的天命神话来加强这些信念，于是就产生了所谓的 “主少国疑 ”的局面。人们一旦感觉到现在的皇帝不可靠，就会盼望新的救世主出现，而赵匡胤则正好成为人们所企盼的对象。

为了保持赵匡胤良好的政治形象，他们的计划中又让赵匡胤始终处于被迫或无奈的地位，让人们觉得赵匡胤根本不是一个想抢班夺权的野心家。而之所以能这样做，就在于赵匡胤有一个很能干的弟弟赵光义。一切不用赵匡胤出头露面，都有赵光义替他张罗，赵匡胤也就能够放心大胆地当一个毫无瑕疵的正面人物，从而既保证了夺权的成功，又树立了光辉的形象。这一点，是赵匡胤比他的前任都要高明之处。此后在兵变的过程中，赵匡胤的任务就是塑造完满形象，而赵光义的任务就是幕后指挥。当然全部的计划，必然是在赵匡胤的参与下制定出来的，而具体的安排与操作，则非赵光义莫属。

宋代史官们极尽文笔之能事，为世人和后人塑造出一个非常仁厚的新皇帝形象，然而世人也有一句俗话，叫作：“知子莫若母。”了解赵匡胤的。无过其母。陈桥兵变时。赵匡胤率军在外。其老母及其全部家眷都留在京城，兵变消息传到其家，赵匡胤的老母亲情不自禁，说出一句泄漏天机的话，被史家记录在案，她说 :“吾儿素有大志，今果然矣。” (《宋史纪事本末》卷十 )

如果单说 “大志 ”,不一定就是夺取帝位 ,但与 “今果然矣 ”连在一起说,此 “大志 ”除了解释为称帝 “为天子 ”,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吗 ?由此可知 ,赵匡胤称帝 “为天子 ”,是有高度自觉性的，而且是为其母亲一向了解的，不然她在那时就不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既然如此，这次的兵变立皇帝,赵匡胤还能说一无所知吗?

还有一事，可为佐证 .宋人的文集《瓮牖闲评》记载，赵匡胤临出师北上之时，京城的官员们齐集皇宫内的芳林园为他送行，饮宴之中，翰林学士陶谷一定要向赵匡胤行致拜礼，说：“等北伐回来，就不能再这样无拘无束地喝酒了。”陶谷这样说，不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世人：赵匡胤再回到京城时，就不再是原来的官员了，陶谷等人与他的关系就要发生根本变化了。所以，对陶谷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清代毕沅编纂《续资治通鉴 》时很是不满：你陶谷老兄，再怎样表忠心，也不应在这时就预泄其谋。陶谷的这句话及毕沅的 “预泄其谋 ”四字，真是千古妙文，与赵匡胤老母的那句话同样，都是一语道破天机。后人都看得非常清楚 ,当年的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 ,赵匡胤哪里是被迫无奈呢，没有事先的周密谋划安排 ,哪能如此顺利地一举登基。

以往人们只是从事理上推论，还没有找出当时的证据，现在我们可以说，赵匡胤老母亲与陶谷先生的两句话，无意中暴露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而毕沅先生的 “预泄其谋 ”，则告诉人们，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政变。其母杜太后，也是有谋之人 ,她临死时曾对赵匡胤和赵光义说：“柴氏使幼儿主天下 ,群心不附 ,所以能由赵匡胤夺得天下。”可知 ,当时赵匡胤一家人对形势是有深刻分析的，且善加利用，终使赵匡胤的 “大志 ”得以圆满实现。

谋略与大志

只有大志 ,没有大谋 ,还不能保证大志的实现；只有大志 ,而无能力与影响力 ,其大志只能是一枕黄粱。赵匡胤生在乱世 ,既有军事指挥与组织能力,又有政治上的远大志向 ,他的人生就只能是政治的人生 ,韬略的人生。

赵匡胤用谋略来夺取帝位 ,这样的谋略 ,对历史有利 ,因此我们就要肯定他的大志与韬略 ,而不能简单采用儒家正统观念来批评他的所作所为。在古代中国皇权制度下 ,皇权交替是重大问题。皇权是世袭的 ,只有皇帝传给他的儿子 ,别人都不可来夺取 ,否则就叫篡权 ,是大逆不道。这就是儒家正统观念。但皇家系统的人 ,不能保证都是英明的 ,或是说都是符合人民愿望的,而英明的或符合人民愿望的人 ,如果不是皇家系统的人 ,他就根本没有取得帝位的资格。这样一个制度及其观念 ,是古人评价古代皇权转移的根本准则。

但在现代的人看来 ,这个准则是极为不合理的 ,因为一个国家的领袖应该是英明的人 ,或者是符合人民愿望的人。如果在位的人不能达到这两条要求,就应该通过一个公正而公开的程序 ,进行权力的正常交接 ,有了这样正常而公正的交接制度 ,人们就不用花费心机运用谋略 ,搞阴谋诡计。但在古代没有这样一种制度 ,所以人们就要运用心机 ,策划谋略 ,来实现权力的交替。所以 ,我们今天评价历史人物的行动 ,是否合理与可否肯定 ,就不能墨守儒家陈规 ,而要看取得皇权的人 ,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是否能促进历史的发展 ,这才是正确的评判标准。

在皇权制度下 ,为获得权力 ,只有采取谋略手段 ,不能采取正常交接途径。谁是好的统治者 ,谁符合民众的心愿 ,都无法用一项制度保证实现。从现实结果看 ,赵匡胤的统治相对是好的 ,比较宽容 ,不滥杀政治敌手,而是给予优厚待遇以消解政治纷争 ,从宋人的评论看 ,是欢迎赵匡胤称帝的。这场谋略夺权的过程 ,体现了赵匡胤的谋略之大和远。所谓的大 ,就是化大谋于无形 ,比如不用自己出面就把事情办好；所谓的远 ,就是防乱端于未萌 ,比如他上台之后的杯酒释兵权 ,对高级军事将领的及早防范。

而从心理角度看 ,赵匡胤称帝完全符合人的正常心理。在郭威和柴荣当政时 ,他无野心 ,至少是没有行动的迹象，因为郭威和柴荣都是英主，跟随此人也可以有事业之成。但郭威和柴荣过早死去 ,而让一个小孩子当天下的家,这就不能让赵匡胤这样心有大志的人心服口服。而且当时的形势也不是太平之世 ,一国之主不能幼弱 ,否则难以为继 ,所以赵匡胤要夺权 ,相信自己能把国家管好 ,这在一个有政治大目标的人来说 ,是完全正常的心理活动。

再从世人之心来看，赵匡胤也是得人心的，因为他有军功，是个人才，这是当时公认的 ,在郭威和柴荣当政时，人们还不会想到由赵匡胤出来掌权,但这两个英主一死 ,一个孩子当政 ,人们也不放心 ,所以他们希望有能力的人出来掌权，把国家的事办好，人们的利益才有保障。出于这种心理 ,拥立赵匡胤为帝 ,也是合乎大多数人的愿望的。但碍于儒家正统观念和皇权制度的习惯 ,不能直接称帝 ,所以才要运用谋略以达到这一目的。实际上 ,兵变和黄袍加身，已经近乎不顾皇权而自行拥立了，在兵变和黄袍加身之后，还是不符合规矩的 ,所以又有禅让 ,这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有些人如范质等，虽然不能赞成赵匡胤的上台，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不符合正统观念的 ,但也能顺乎时势 ,没有进行更大的反抗，其他掌权的人，绝大多数都顺从了这一事变，少数人如韩通企图反抗 ,也被赵匡胤事先算计好而除掉，故这场不合乎正统观念的夺权行动能够顺利完成，而未遇到严重的障碍。这一切在赵匡胤的谋划中都已仔细而全面地考虑进去了，所以他们才能果断地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