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

本书全名《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简称《陆疏广要》，是明末人毛晋对三国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相关名物诠释的扩展及探讨，它包括了自晋至明历代学者的主要成果，参以己见，广而不滥，故称“广要”。

一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简称《陆疏》，作者陆玑，现在已据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定论为三国时吴人，字元恪，吴郡人，官至太子中庶子、乌程令。其身世仅有这些，本无须辞费，但《陆疏广要》以及明代所有的《陆疏》刻本均署作唐人，所以又不得不做些分辨。

《陆疏》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言“《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乌程令吴郡陆机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则作“陆玑撰”，按例不署朝代。《宋史·艺文志》亦作陆玑，在《毛诗》类中排序在汉郑玄后、唐孔颖达前。另《隋志》及北监本《毛诗正义》均以作者为“陆机”，自指二陆之陆士衡，虽然也是吴郡人，早为《资暇集》纠正，言士衡不治经学，所以后世著录便以“陆玑”为正。

至于陆玑的时代，在宋之前本无异辞，俱认作三国吴人，但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有言：“其书引郭璞注《尔雅》，则当在郭之后，亦未必为吴时人也。”是以陆玑当在郭璞之后，却并未言为何时人。而到了晚明，连出几种《陆疏》刊本，却全署为唐人了。《四库提要》把毛晋说成是此误的始作俑者，实在冤枉，因为早于毛晋《广要》之前，《陆疏》的流传版本，已有收入陈继儒《宝颜堂秘籍·普集》（刊于泰昌元年，一六二○）的《刻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署“唐吴郡陆玑元恪撰”，又有收入吴永《续百川学海》（刊于天启间）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署“唐吴郡陆玑撰”，而陶珽重辑的一百二十卷本《说郛》虽然刊成在《广要》之后，但成稿却在《广要》之前，其所收《陆疏》题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亦署“唐吴郡陆玑”，所以把陆玑误作唐人的责任怎么也算不到毛晋身上。《四库提要》言，《陆疏》若为唐代之书，《隋志》乌能著录？且书中所引《尔雅》注，仅及汉犍为文学、樊光等，实无一字涉郭璞。又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对《陆疏》的大量引用，更是唐以前人所撰之证。

在儒生看来，《陆疏》是《诗经》在毛公和郑玄之后早的经注，其经学史上地位的重要自无可议，所以在《四库》中归入经部，而实事求是地说，它更是中国早的名物学著作，只不过以孔子论《诗》“可以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一句为引，所释之名物限于《诗经》之草木鸟兽虫鱼而已。

二

关于《广要》所用的《陆疏》版本，毛晋在《序略》中并没有说明，只说对《陆疏》很早就“思一见而不可得”，“乍得而鼓掌”云云。所言“乍得”，自是意外之事，肯定不是《宝颜堂秘籍》那种易见易得的刊本。而且《广要》“取萧祭脂”条“白叶茎粗，科生”句，“科”字下有小注：“一作‘斜’，非。”而宝颜堂本正作“斜”。“维鲂及鱮”条，“渔阳、泉州”下毛氏有小注“一本作‘渔阳泉牣刀口’”，而宝颜堂本正作“渔阳泉牣刀口”。又“树之榛栗”条“今此惟江湖有之”，宝颜堂本则作“今此惟江南有之”。可见毛晋虽然有可能使用宝颜堂本参校，但并没有用它作底本，否则何必称以“一本”？“一本”，底本以外之本也。当然毛氏更不可能以陶氏《说郛》本为底本，《说郛》虽然刻于明末，但成书已经在《广要》之后，毛氏无由得见，而且见到并使用《说郛》抄本的可能性也没有。《广要》“有蒲与荷”条中有“为光如斗角”一句，《说郛》本作“为光如牛角”，明显胜于“斗角”，毛晋如果见到过《说郛》的抄本，是不会置之不理的。清乾隆间人赵佑在作《草木疏校正》时，责难毛晋对尚未刊成的《说郛》本之“舛错脱弃”“未能悉加厘正”，实在是失察之至。我的鄙见，毛氏所用的底本应该是一种宝颜堂及《说郛》以外的未刊的抄本，其署为唐人，也是原本旧有，非毛氏妄加。

至于晚明出现的《陆疏》的几个版本是否为陆玑“原本”，清人的看法也各有不同。《四库全书》收了《陆疏广要》，还收了一百二十卷本《说郛》，除了这两种所包括的《陆疏》正文之外，《四库全书》另单收《陆疏》二卷，其《提要》云“原本久佚，此本不知何人所辑”，这一说法对毛、陶二本自然也适用。赵佑认为，“疑本作者未成之书，久而不免散佚，好事者为就他书缀辑，间涉窜附，痕迹宛然”。《陆氏草木鸟兽虫鱼疏疏》的作者焦循说的更为肯定：“讹舛相承，次序凌杂，明系后人摭拾之本，非玑之原书。”唯另一种《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校正》的作者丁晏不同意以上说法，云：“今所传二卷，即玑之原书，后人疑为掇拾之本，非也。《尔雅》邢《疏》引陆玑《义疏》，《齐民要术》、《太平御览》并称《义疏》，兹以《陆疏》之文证之诸书所引，仍以此《疏》为详。《疏》引刘歆、张奂诸说，皆古义之廑存者，故知其为原本也。闲有遗文，后人传写佚脱尔。”

由于现在看不到明代以前《陆疏》的任何刻本和抄本，所以丁晏的“原本”说找不到切实的证据，但也不能断然否定。同样，赵佑、焦循及四库馆臣的“辑佚”说也因为缺少实证，只能算是臆测，而且也确实有可质疑之处。

首先，《陆疏》晚的著录见于《宋史·艺文志》和王应麟《玉海》，如果这就是“原本”的话，那么在元代公私都有所藏，不会只是孤本。令人难解的是，这部流传千年、历经浩劫、部头并不大的书，怎么到了明代说没就一本也不剩了呢？

其次，即便《陆疏》佚失了，晚明出现的几种刻本都是从诸书中辑成，那么它们是何时何人所辑，为什么连一点儿蛛丝马迹都没有？明人辑佚的兴趣远不如造伪，偶尔有之，总要把成果流布开来，但在晚明之前从未有《陆疏》付梓，而泰昌之后短短十几年间，一下子出现了至少三种以上的《陆疏》，虽然各有讹舛，但并不雷同，难道会有几个人同时掇拾成书，而总体字句上却是惊人的一致？闭门造车，出则合辙，岂不怪哉！如果说这几种版本同出一源，那也很让人纳闷，难道一个人辑成的书，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衍生出起码三种异本？这岂不更超出常理？

再次，赵佑以“编题先后复不依经次”，遂“疑本作者未成之书，久而不免散佚”，焦循则以“次序凌杂”，认定“明系后人摭拾之本，非玑之原书”。赵、焦二氏心目中《陆疏》诸篇的正常“次序”，就是按《毛诗》顺序来排列，只有这样才是“原本”。这本身就是偏见。《陆疏》诸篇先后确实完全不按《毛诗》顺序，但并不“凌杂”。全书既以草、木、鸟、兽、虫、鱼分类，而每类中诸名物并不是胡乱堆砌，而是有它们的排列规矩的。先以简单的鸟、兽二类为例。“鸟”之以凤皇而不是以雎鸠为首，“兽”之以麟而不是以驺虞为首，正是以凤皇、麒麟在鸟兽中为尊贵，所以把二者置于一类之始，而殿以鸨、枭、狼、猱等恶下之物。虽然这种尊卑之序未必能尽施用于草木虫鱼，但总可以看出陆玑对诸品物自有他的编次构想。另如“虫”类中序以诸虫之在草、在水、在木、在屋檐壁脚而终以蜮、虿害虫，“鱼”中以大鱼至小鱼而附以鼍、贝等水族，这总不能说是“次序凌杂”吧。草木的品种和类分比较复杂，但同是采撷，水草之荇菜、苹、藻、茆，就与山菜之蕨、薇、葍、芑等各自成组，绝不相混。全书既已类分为六种，那么每类中继续以类相从，正是名物学的规矩。《四库》本的《广要》把毛晋原书次序打乱，依《毛诗》顺序重排，焦氏的《陆疏疏》也是一样，这种不深究原书体例而自以为是地乱改一通的做法实不可取。另外，如果这辑佚的事由焦循自己来做，他对诸篇的次序会怎样排列呢？估计简便取巧的就是按《毛诗》顺序，而不会别出心裁地去用更细密的品类排序。所以我的看法是，《陆疏》的不依经次而自有体例，反倒可以证明它更近于“原本”。

清人辑佚的眼光和手段胜过明人何止十倍，对前人辑过的书也有重辑一遍的先例，但对“讹舛相承”的《陆疏》却从来无人染指，宁可再而三地去搞“校正”。其间缘故，我想就是因为《陆疏》之“讹舛”可以用校正来完善，而其整体架构是无法以重辑超越的，何况《陆疏》中所引刘歆、张奂诸说的孤本独见，就是怎么辑也辑不出来了。

以上质疑只是就《陆疏》为明人所辑而言，如果王应麟所著录的就已经不是“原本”而是宋人辑本，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至于为什么沉寂数百年之后，突然在明末一下子出现几种《陆疏》，特别是出现了《陆疏广要》，这也许是纯属偶然，但也可能是一时风会所致。学术如文章，其走向往往是物极必反。明清之际的学风转移，不会仅仅是国破家亡、天崩地坼的外部刺激的结果，琐杂之极则归于梳理，繁博之极则必生归纳，尚奇之极则趋向平实，明代学风的空疏枝蔓到明末已经出现转向，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和方以智的《通雅》都是学风转移的标志性著作，而顾亭林、阎若璩等虽然以博雅精审震耀一代，却尚在其后。人在风气之中，未必能有所知觉，但行动往往要暗受其牵制，《陆疏广要》的撰写，也许就是风气流波之所及吧。何况毛晋作为出版家，对读书界的风气应该更为敏感一些。

三

毛氏《广要》所做的工作可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对《陆疏》本文的校勘，其二是对《陆疏》所作的“广要”，其三是毛氏自己的按评。

毛氏对《陆疏》的校勘，一是用所见版本如宝颜堂本参校，如前面提到过的“维鲂及鱮”条，“渔阳、泉州”下毛氏有小注“一本作‘渔阳泉牣刀口’”，此“一本”即指宝颜堂本。另外就是采用他书引用《陆疏》而出现的异文，其中以《毛诗注疏》、《尔雅注疏》为多，如“参差荇菜”条“一作‘肥美’”，即采自二书；如“伊威在室”条“一本多一‘器’字”，即采自《尔雅》邢《疏》。又如“言采其葍”条“一本作‘花叶有两种，一种叶细而花赤，一种叶大而花白，复香’”，及“鼍鼓逢逢”条“一本多‘水’字”，皆采自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正如毛氏在《序略》中所言，他的为《陆疏》做广要，与订正《十三经注疏》几乎同步，所以用《毛诗》及《尔雅》二《疏》校正《陆疏》也是顺手的事。经此一层，《陆疏》的毛本在明末诸本中就更为优秀一些。

“广要”当然是此书的主要部分。毛晋既然着眼于名物的考察，对《陆疏》名物诠释的扩展自然以名物学典籍为重，也就是说，自晋以来的《尔雅》学著作几乎囊括无遗，其次则草木部分广泛吸收《本草》学著作，还有就是《诗经》学著作中涉及名物者。下面为毛氏所引用的主要书籍列一清单。由于毛氏引书时或标书名而多用略称，或标作者而时名时字，为了方便阅读，也在括号中稍做注明。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毛传），郑玄笺（郑笺），唐陆德明音义，孔颖达疏（孔疏）。

《尔雅正义》晋郭璞注（郭注），宋邢昺疏（邢疏）。

《尔雅注》宋郑樵注（郑注）。

《广雅》张揖撰（《博雅》、《广雅》）。

《埤雅》宋陆佃撰（陆农师、山阴陆氏）。

《尔雅翼》宋罗愿撰。

《黄帝本草经》（《本草》、《本经》）。

《本草经集注》晋陶弘景撰（陶隐居）。

《唐本草》唐苏恭注（《唐本草》、《唐本》、《唐本注》、《唐注》）。

《本草拾遗》唐开元中陈藏器撰（《拾遗》、陈藏器）。

《蜀本草》五代后蜀韩保升等撰（《蜀本》、《蜀本草》、《蜀本图经》）。

《宋图经》（《图经》）。

《证类本草》宋元佑间人唐慎微撰。本名《经史证类本草》。

《本草衍义》北宋政和时医官寇宗奭撰（《衍义》）。

《本草纲目》明李时珍撰。

《通志》宋郑樵撰。毛氏所引为《通志略》中之《昆虫草木略》（《通志》）。

《诗缉》宋严粲撰（严坦叔、严华谷、严氏）。

《六家诗名物疏》明冯复京撰（《名物疏》）。

这个书单都是踏踏实实的大著作，构成了“广要”的骨干。此外毛氏虽然也多引诸经传说、历朝笔记，以及大自《玄中记》，小至《禽经》、《竹谱》等类书，但“芟其芜秽，正其淆讹”，有甄选而不炫博，举异说而不尚怪，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明人杂纂的虚夸浮滥。

毛晋的按语虽然占篇幅不多，但出自心得，也可以看出他的学术和见识。

儒家的“博物”学就是把生物的本能伦理化，好像一切动植物的生存都以儒家的道德为规范。如《魏风·隰有苌楚》，苌楚即铫芅。郑玄笺云：“铫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长大，则其枝猗傩而柔顺，不妄寻蔓草木。”一个蔓生植物，竟然是在所禀道德的支配下生长！毛晋对此反讥道：“长楚茎弱，不能为树，牵弱于草木，又何拣择，康成乃云‘不妄寻蔓’耶？”这就可以看出毛氏明理的一面。

但物类相感而变化的谬说，毛氏却能坦然接受。“鸩彼飞隼”一篇的按语中，毛氏引《月令》“仲春之节，鹰化为鸠。仲秋之节，鸠复化为鹰”，又引《列子》“鹞之为鹯，鹯之为布谷，布谷久复为鹞”，《淮南子》“鹑化为鹯，鹯化为布谷，布谷复为鹞”，然后议论道：“可见鹰、隼、鹑、鹯、鸠、鹞、布谷、晨风诸鸟，总顺节令以变形。”这种思路就与对生物的研究南辕北辙，永远也不会接近科学了。

名物学只靠在书斋中翻书是做不彻底的，毛氏也明白“参之确闻的见”的重要。但“确闻的见”说得容易，真做起来却大有深浅之别。如果所“见”只是从庭院走到山野去“目验”一下，那就往往流于一时的表相。而“闻”对毛氏来说自以书册记载为大宗，但如果不能有相当的胆识，也往往让真知灼见失于交臂。比如“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早的解说见于扬雄《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陆疏》亦沿其说。但南朝陶弘景在《本草注》中揭出“是先生子如粟在穴，乃捕他虫以为之食”的真相，后世的唐段成式、宋范处义都在实验之后得出同样的结论，《本草》学者如寇宗奭、李时珍等人也都赞同陶隐居之说。但毛晋既不信陶说，自己也不肯做一做并不复杂的实验，仍然为《陆疏》之误曲为之辩，明明蜾蠃窝里是它产的虫卵和为幼虫准备的虫子食物，硬说是已变与未变的小蜾蠃，这还谈什么“确闻的见”呢？毛氏讥郑玄为了附和《诗序》而曲解物情，其实他自己在很多地方也是为了附和《陆疏》而跟着胡说的。

虽然《广要》有这些缺点，但毛氏对所见文献兼采并收，不以自己的是非决定去取，对于今天有现代科学基础训练的读者来说，这些缺点都不足以误导大家了。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共二卷，是三国时期吴国陆玑所撰，主要内容是对《诗经》中所涉及的动植物名称进行训释，是我国部有关动植物的专著，对我国博物之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全书共记载草本植物80种，木本植物34种，鸟类23种，兽类9种，鱼类10种，虫类18种，共计动植物175种，所记内容包括动植物名称、形状、生态和使用价值等。明代毛晋《广要》一书，以陆《疏》为基础加以补注、订正，广搜博采，极大丰富了原书内容，是古代研究《诗经》名物的上乘之作。此次整理，以《津逮秘书》本为底本，以《四库全书》本等为校本，并吸收了赵佑、丁晏等人校勘成果。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共二卷，是三国时期吴国陆玑所撰，主要内容是对《诗经》中所涉及的动植物名称进行训释，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动植物的专著，对我国博物之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全书共记载草本植物80种，木本植物34种，鸟类23种，兽类9种，鱼类10种，虫类18种，共计动植物175种，所记内容包括动植物名称、形状、生态和使用价值等。明代毛晋《广要》一书，以陆《疏》为基础加以补注、订正，广搜博采，极大丰富了原书内容，是古代研究《诗经》名物的上乘之作。此次整理，以《津逮秘书》本为底本，以《四库全书》本等为校本，并吸收了赵佑、丁晏等人校勘成果。

陆玑，三国时吴国学者，字元恪，吴郡（治今苏州）人。官至太子中庶子、乌程令。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等。

毛晋（1599—1659），原名凤苞，字子久，后改字子晋，号潜在，别号汲古主人，常熟（今属江苏省）人。明末著名藏书家、出版家、文学家、经学家。 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海虞古今文苑》《毛诗名物考》《明诗纪事》《隐湖题跋》等。

栾保群，1967年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此后直到退休，一直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和河北美术出版社任编辑。撰有《山海经详注（插图本）》，整理点校有《陔余丛考》《日知录集释》《山海经笺疏》《山海经广注》《植物名实图考校注》等，编有《中国神怪大辞典》，另写有《扪虱谈鬼录》等随笔集。

整理说明

序略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卷上之上  

释草

方秉蕳兮（《郑风·溱洧》）

采采芣苢（《周南·芣苢》）

言采其蝱（《墉风·载驰》）

中谷有蓷（《王风·中谷有蓷》）

集于苞杞（《小雅·四牡》）

言采其藚（《魏风·汾沮洳》）

茑与女萝（《小雅·頍弁》）

有蒲与荷（《陈风·泽陂》）

参差荇菜（《周南·关雎》）

于以采苹（《召南·采苹》）

于以采藻（《周南·采苹》）

言采其茆（《鲁颂·泮水》）

蒹葭苍苍（《秦风·蒹葭》）

菉竹猗猗（《卫风·淇奥》）

苕之华（《小雅·苕之华》）

隰有游龙（《郑风·山有扶苏》）

食野之苹（《小雅·鹿鸣》）

于以采蘩（《召南·采蘩》）

菁菁者莪（《小雅·菁菁者莪》）

言刈其蒌（《周南·汉广》）

食野之蒿（《小雅·鹿鸣》）

食野之芩（《小雅·鹿鸣》）

采采卷耳（《周南·卷耳》）

赠之以芍药（《郑风·溱洧》）

采葑采菲（《邶风·谷风》）

言采其蕨（《召南·草虫》）

言采其薇（《召南·草虫》）

言采其葍（《小雅·我行其野》）

薄言采芑（《小雅·采芑》）

谁谓荼苦（《邶风·谷风》）

匏有苦叶（《邶风·匏有苦叶》）

邛有旨苕（《陈风·防有鹊巢》）

言采其莫（《魏风·汾沮洳》）

莫莫葛藟（《大雅·旱麓》）

视尔如荍（《陈风·东门之枌》）

  北山有莱（《小雅·南山有台》）

取萧祭脂（《大雅·生民》）

白茅包之（《召南·野有死麕》）

  可以沤纻（《陈风·东门之池》）

邛有旨鹝（《陈风·防有鹊巢》）

南山有台（《小雅·南山有台》）

茹藘在阪（《郑风·东门之墠》）

白华菅兮（《小雅·白华》）

蘝蔓于野（《唐风·葛生》）

匪莪伊蔚（《小雅·蓼莪》）

隰有苌楚（《桧风·隰有苌楚》）

芄兰之支（《卫风·芄兰》）

浸彼苞稂（《曹风·下泉》）

言采其蓫（《小雅·我行其野》）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广要卷上之下

释木

梓椅梧桐（《墉风·定之方中》）

有条有梅（《秦风·终南》）

北山有楰（《小雅·南山有台》）

常棣（《小雅&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