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十讲

《诗经》，中国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流传在民间和宫廷内外的诗歌作品。原称 “诗”，西汉时期的儒家学者将其奉为儒家经典之一，便成了《诗经》，后世历代遂将此称沿用至今，于是，便有了我们今天见到的《诗经》。

《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相传孔子曾参与删诗和编定，但据对近年出土的楚简的考证，孔子删诗说疑为误传，而参与整理和编订，大约是事实。《诗经》 现存 305篇，另有 6 篇有目无诗，故历史上有“诗三百”的约称。据传，这305篇是从3000多篇献诗和采诗中选取的。305篇诗，可分为三大类：风、雅、颂。风，包括十五国风，指采自当时十五个诸侯小国的风俗诗；雅，按当时流行的歌唱乐调分为大雅、小雅；颂，包括《周颂》 《鲁颂》 《商颂》。按今本《诗经》的编排顺序，305篇诗的具体分类为十五国风、小雅、大雅、“三颂”，这与近年出土的楚简的排列有所不同。

《诗经》的语言形式以四言为主，间以杂言；艺术表现形式上，运用了赋、比、兴手法。赋、比、兴是《诗经》典型而又具时代特色的艺术表现手法：赋——铺陈直言其事；比——以彼物比此物；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三种手法在“诗三百”中或单独运用，如赋；或融合表现，如比兴；或三者兼具。

《诗经》堪称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它所描写的内容和抒发的情感，全面反映了中国，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包括长江中下游地区），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社会风貌，包括历史、经济、文化、军事、文学、艺术等的综合状况，为后代了解上古时期的中国社会面貌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具有不可多得的历史与文化的多重价值。

《诗经》 问世后，汉代传《诗》 者，有鲁、齐、韩、毛四家。其中，鲁、齐、韩三家为今文诗学，又称 “ 三家诗”；毛为古文诗学，又称“毛诗”。后代注释《诗经》 者，或承毛诗，或续三家诗，或间杂毛诗、三家诗，或另立门户，非毛非三家，自立新说。

《诗经》产生以后，特别是被奉为儒家经典之首后，由于其本身蕴含的丰富的思想内容及具有多重感染力的艺术表现手法，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上，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为中国历史提供了珍贵的上古史料，为中国文化史记录了上古时代的文化风貌，为中国诗歌的发展树立了现实主义表现的艺术范例，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历代的诗歌创作，还对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理想追求乃至人格操守等，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历史影响。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不啻一部中华民族的“童年书”，它产生于这个民族的童年，记录了这个民族童年时代的欢乐、痛苦和怨怒，它是这个民族童年时代天真无邪、喜怒哀乐的真切记录，它那质朴的文辞、深切的歌唱，让后代的人们看到了中华民族早年真挚的美——从日常生活到社会万象，从生命诞生到人生哲理。

汉代诞生的《诗序》，是汉代学者从儒家政治和伦理出发，为《诗经》 写下的序文，它包括大序和小序。这些文字，我们今天看来，虽不无糟粕，却不失为有助于我们今人参考借鉴的宝贵学术资料，它为后世提供了极为有益的了解和剖析《诗经》的钥匙，在社会伦理、文化、文学，乃至文学理论和批评，以及诗歌创作手法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今人读《诗经》，《诗序》 是必不可少的纲领性参考资料，它极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诗经》中的每首诗，正确认识它们的历史、文化、文学的价值。

历代注释、研究《诗经》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注本是：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南宋朱熹《诗集传》，清陈奂《诗毛氏传疏》，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等。近现代研究《诗经》的代表性学者及其著作是：闻一多《风诗类钞》 及《诗经新义》等论文，陈子展《诗经直解》，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向熹《诗经语言研究》，程俊英《诗经译注》，洪湛侯《诗经学史》，等等。

本书是著名学者徐志啸有关诗经研读的一部学术著作，是其《楚辞十讲》的后续品种。《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开篇，是我国早的诗歌总集，历代被奉为经典典籍，《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本书在大体概括了前人有关《诗经》的优秀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了许多富有独创性的见解，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 

本书是著名学者徐志啸有关诗经研读的一部学术著作，是其《楚辞十讲》的后续品种。《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开篇，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历代被奉为经典典籍，《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本书在大体概括了前人有关《诗经》的优秀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了许多富有独创性的见解，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 

志啸，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古代文学两个专业博士生导师。已出版《楚辞综论》《先秦诗》《中外文学比较》等学术著作十多部。

目 录

001 讲 《诗经》产生的时代及其源头

003 《诗经》产生的时代

012 《诗经》的源头——上古歌谣

018 《诗经》与周代礼乐文化

025 第二讲 《诗经》的形成与孔子的贡献

027 《诗经》的形成——献诗与采诗

032 孔子对《诗经》的贡献

037 第三讲 《诗经》的体制与作者

039 从二言体到四言诗

043 集体歌唱与个体诗人

047 第四讲 《诗经》的表现特征

049 体式表现——风、雅、颂

056 艺术手法表现——赋、比、兴

063 第五讲 颂赞之歌 战争之歌

065 民族史诗

072 颂赞先王

076 战争画卷

本书是著名学者徐志啸有关诗经研读的一部学术著作，是其《楚辞十讲》的后续品种。《诗经》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开篇，是我国早的诗歌总集，历代被奉为经典典籍，《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本书在大体概括了前人有关《诗经》的优秀研究成果的同时，提出了许多富有独创性的见解，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 

志啸，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比较文学、古代文学两个专业博士生导师。已出版《楚辞综论》《先秦诗》《中外文学比较》等学术著作十多部。

从二言诗到四体诗

《诗经》在体制上的显著特点，即外观上的“一目了然”之“形”——四言体。305 首诗中，多、基本的形式，即诗句均为四言——四个字组成一句。这种四言诗是怎么产生的? 为何《诗经》时代的诗歌大都为四言体?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又要回溯到上古时代的歌谣了。

前面曾谈到，上古时代的原始歌谣乃《诗经》的先源，这是毋庸置疑的确论，那么由此，我们也就自然应该想到，《诗经》的体制——四言体，也是由上古歌谣演变而来的，事实确实如此。

在前所引述的上古歌谣中，我们发现，它们中大多是二言一句（少数例外），如《弹歌》，全诗共四句，每二字（言）一句：“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又如《屯·六二》，共六句，也是每二字（言） 一句：“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 为什么上古歌谣都为二字一句呢? 原因很简单，作为表达人们心声的早期歌吟，乃是一种原始、简单的呼叫与吟唱。以劳动歌来说，《淮南子·道应训》 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邪许”，仅两个字，从音节来说，它组成了一个独立音节，并能表达独立的意思——劳动的节奏，以及由这种节奏所做的“呼应”——前呼后应。大约正是这个原因，上古时代的大多数歌谣，都以二字为句，形成了诗歌早的体式——二言体。

二言体表达简单的劳动呼声和原始的情感，自然不成问题，即便一件不十分复杂的事件过程，它也能记叙下来（如《弹歌》 等）。但是，它毕竟太简单也太简短了，容纳不了伴随人类智慧发展和劳动、生活过程复杂化的语言与感情。这就需要扩展二言体的形式。简便的方法，就是在二言体基础上的“扩充”——变二言为四言，做简单的重复，于是，四言体便随之诞生了。

说不清楚究竟是从哪一个年代开始，突然二言变为四言，但至少到周代开始时，诗歌流行的形式，不论民间还是宫廷和祭祀场合，都成了四言体的“一统天下” （自然不是）。当然，认真推究的话，保存至今的上古歌谣中，也已出现三言、四言，甚至五言的句式或篇章。不过，它们并不占主要地位，也不是典型形式，只是说明诗体形式的过渡变化，让人们能看到诗歌从二言体到四言体的渐进。

可见，《诗经》 的四言体式，并非某天由某人突然发明，也不是谁做出的统一指令规定，而是由于社会发展和生活需要，使得语言——包括诗歌语言，为与之相适应而产生了变化。从形式上看，古人初或许是运用了简便的方式，将二言重叠，于是就成了四言。他们发觉这四言在表述事物或表达感情方面，可以容纳更多的内容，抒发更丰富的感情，达到更佳的效果，于是，自然而然地，四言也就取代了二言。

大约正是因为四言由二言重叠、扩展而成，故而我们发现，《诗经》中的许多诗篇，在形式上多重章叠句，不少诗句基本形式不变，只改动一两个字，便衍化成二章、三章以至更多章，以表达一种回环往复的意思或情感，达到“一唱三叹”的效果。例如《周南·芣苢》，全诗的基本单位实际只有一节（两句）：“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而每章的四句，就是这一节（两句）的重复；全诗的三章，就是在一节（两句）重复基础上的再重复，其框架格式是：ABAB，ABAB，ABAB。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芣苢》

其中的变化，只是 B 句的第三个动词做了改换。如果我们将 AB 两句视作两个字的话，岂不是二言重叠变

成四言，四言再重复出现而组成诗篇?

当然，话说回来，这样讲，并非《诗经》的四言只是上古歌谣二言体的简单重叠与扩展。事实证明，四言比起二言，不但字句扩多了，而且包含的内容更丰富，所叙述的事情由简单变复杂，所表达的感情更丰厚。仍以《周南·芣苢》为例，它的重叠反复，既表现了劳动过程，又能使人体会到劳动者的辛苦，字里行间还隐隐透出劳动者的某种感情，伴之以乐曲旋律，简单重叠与反复变成了“一唱三叹”，味道全不同于二字句所能包含的东西了。像《周南·芣苢》这样，还只是易辨识的二言体的重叠扩充型，其他变换的作品，其内蕴与色彩就丰富多变，非二言体所能望其项背了。

可见，《诗经》四言体的体式，虽由二言体而来，却远胜于二言体，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