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教训：一部哲学对话

我们面前的这本小册子《20 世纪的教训—— 一部哲学对话》再现了我与我多年的同路人里卡尔多·多托利教授（Professor RiccardoDottori）之间的对谈。

在这些对谈中，我们实际上是从很久以前的事情讲起的，从整体轮廓上描述了我的哲学在 20 世纪的发展历程。在这些对谈中，我们也不时摆脱流行的哲学思路，提到那些对特定的立场之发展和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时代问题。

在这样一种概括性对话的本性中存在的问题是，某些特定的主题只能以支离破碎的方式提到，而它们的内在联系也只能蜻蜓点水般提到，这些主题和它们的关联理应在别的地方得到鞭辟入里的讨论。

我们邀请读者在时代的精神境况中和我们一起踏上旅程，无论如何，我们没有把这一旅程理解为一趟回乡之旅，而是把它理解为对一种哲学之前提的重新确定，这种哲学参与一种负责任的、与它的时代及其挑战的和解之中。

我非常高兴能够和多托利先生一起进行这样一次扼要的重述。我衷心感谢他和 LIT 出版社。

汉斯 – 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海德堡，2001 年 2 月

序言

我和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之间进行的这些谈话发生在 1999—2000年间，如果不简要地概述一下我和他相识的三十年，这些对话就无法得到理解。因此，我想擅自从自传性的序曲开始这本书，这一序曲将作为这些采访主题的开场白。在紧接着这些哲学对话的附录中，读者们会发现一个完全个人化的对伽达默尔的评价：艺术家朵拉·米滕茨威所绘、登在本书封面的一幅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肖像，这是向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表示的一份敬意。

我第一次和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相遇是在1969 年的冬天，当时我从图宾根转学到了海德堡。那时候，我正在从事一项带薪金的研究，我的工作是在现代哲学领域，具体地说，是研究黑格尔的学说以及在费尔巴哈、克尔恺郭尔和马克思的著作里出现的 19世纪哲学思想中革命性的断裂。尽管伽达默尔在那个时候已经声名鹊起，但是他的名望仍旧不能和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以及那些从事现象学、实存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研究的其他哲学家相提并论。我决定转到海德堡，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一个事实的影响，即我发现，海德堡大学下个学期的课程表中列出了伽达默尔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第二部分——所谓的《本质的逻辑学》——的讨论班课程。不仅黑格尔体系的真实基础体现在这本著作之中，而且这正是我那段时间所从事的工作。此外，恩斯特·图根德哈特就在前不久也去了海德堡。图根德哈特被召回海德堡，成为全职教授，他此前曾经预告，会主持一个关于时间概念的极其有趣的讨论班，这个讨论班将会特别关注奥古斯丁的著作。与图根德哈特的重逢恰在我计划离开图宾根前不久，当时，他在那座城市拜访一些故友。图根德哈特为人爱交朋结友而又宽宏大量，且又知我颇深，于是告诉我，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伽达默尔（他这个时候已经退休）都不会开设课程表中预告的讨论班。“现在我该何去何从？”

我想，“我应该推翻我的决定，不去海德堡了吗？”“您沉住气，”图根德哈特说，“即便伽达默尔这个学期不讲授黑格尔的《逻辑学》，他在将来也肯定会补做这件事。他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教育家，他不会这么快就停止讲座和主持讨论班的。”果不其然，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这句话被证明是道破天机的；因为伽达默尔在 1985年——也就是说，17年以后——才作了他最后一次讲座。他在过了85岁高龄之时，才结束他的教学活动，而他最终决定从教学岗位退下来，也是为了把他的时间集中起来出版他的著作。十年之后，他才完成这项任务。

…… ……

实事求是地说，我被伽达默尔讨论班上超群绝伦的讨论水平征服了。我应该提及，讨论班的每一位参与者都在许多年后占据着德国最重要的哲学讲席之一。但让我念念不忘的是伽达默尔本人的形象，他在讨论时的平易近人和聚精会神，他对待每一个表达出来的意见的郑重其事，他对其他人的想法从善如流，就好像他时时乐于择他人之善而从之，以及他总是心甘情愿质疑他自己的意见——即使讨论已经取得重大的进展。然而，一旦伽达默尔对他自己的论题深信不疑，要劝说他放弃他的推理思路，可谓“戛戛乎其难哉”。我必须说，在这场以及随后的讨论班上，我在讨论时提出的微不足道的美芹之献也常常得到采纳。我们之间就是这样发展出思维的共性，这一共性把我和他系缚在一起达几十年之久。

当然，重要的事情不是对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捍卫至死，相反，我们必须不断地质疑它们，而不固执地以为我们有了定论（das letzte Worte）。伽达默尔在他那本近乎吹毛求疵的自传中毅然断言说，“一个想要给出定论的解释者，是一个可怜的解释者”。伽达默尔坚持这种自我阐释，因此他总是给他者一个发言的机会。这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人们去拜访伽达默尔，讨论总是能够持续整个下午，有时候会拖延至晚上的原因，如果讨论是在傍晚开始的话，讨论甚至会延至深夜。我还记得我的一个智利朋友阿尔方索·戈梅斯–罗博对我讲述的一个故事，他是一个柏拉图专家，如今任教于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戈梅斯–罗博第一次登门拜访伽达默尔的时候，和伽达默尔卷入一场持续到深夜的讨论。我的朋友离开时，因为谈话时间过长而极力表示歉意，伽达默尔回答说：“不必拘礼！你完全知道，一个柏拉图主义者绝不会给另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带来不便。”的确，对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来说，只有对话才是通往真理的知识的道路，而别无他途。

“真理”这个概念的名声在 20 世纪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尤其是在我们考察它的历史之时。在进行下面的采访时，在我们的大脑中挥之不去的正是这段历史，它就像是给 20 世纪后半段留下的见证，在这半个世纪粉墨登场的是欧洲文化的根本改变，而这值得我们反复咀嚼，细细品味。

如果说我来到海德堡——这座城市位于内卡河河畔，具有独特的城堡和古老的桥梁，它塑造了德国浪漫主义的心灵——在我身上激发类似于完全沉浸在过去的德国文化中的感觉，那么，它的现状对我产生的吸引与之相比毫不逊色。那些岁月里，正值学生兴起抗议活动，我发现自己被裹挟进他们的队伍之中。作为一个获得研究资助的人，我一只脚站在学生的阵营里，而另一只脚站在那些教导学生的人的阵营中。许多在海德堡的教导者都站在学生的一边——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图根德哈特。三十年后，对它的评价无论多么歧义纷呈，我们都不能回避一种印象，即有一种集体性疯狂侵袭着双方。这种疯狂总是会出现在那些为了他们的迷思（Mythen）而战斗的人之中，这里所说的这种情况亦当如是。对于组织一次抗议、游行或者暴动来说机会成熟的时候，也是另一方鼓动一次相应的、相抗衡的运动的机会成熟之时。因此，有一次，在海德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学生在美国领馆前面进行游行示威和一次有组织的抗议之后，警察们对大学发动了一次“攻击”。他们狠狠地揍了一通碰巧出现在那里的所有学生——甚至包括那些毫无思想准备的学生，他们只是想在课后避开事件平静地回家。

实际上，尽管存在着要上演一幕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戏剧的意识形态动机，但是，这次抗议是一个富裕社会和消费社会的产物。参与抗议的重要活动家主要是那些出身于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的学生，这绝非偶然。鉴于这一事实，人们不应该把发生在1960 年代末期欧洲的抗议活动和贯穿那十年的风起云涌的工会斗争混淆起来，在战后经济发展和随之而来的索取工作的浪潮中，后面那场斗争根本上改变了工人阶级的状况。学生的抗议活动所改变的东西主要是社会和家庭内部的习俗，所谓“普遍的道德”，也就是对于性和所有形式的权威的反抗态度。它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而只是青年人对于所有权威的抗议——这一抗议使得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作为它的后果，它同时也造成令人沮丧的药物滥用、非法堕胎以及巨大的心理动荡，这种心理动荡刺激了心理分析的快速发展。

1969 年 2 月，在这种一点即燃的政治气氛中，发生了一件事情，海德格尔在伽达默尔生日到来之际来海德堡拜访他。因此，所有参与讨论班的成员都收到了和海德格尔一起，参加在伽达默尔家里举行的晚间讨论班的书面邀请。这次主题为“艺术与空间”（die Kunst und der Raum）的讨论班在晚上 8 点钟开始。这个主题和海德格尔在雕塑家奇利亚达（Chillada）的展览于纳沙泰尔美术馆举办时所作的同名讲座相关。然而，在这次讨论班之前，海德格尔已经应邀举办一场公众讲座，讲座是当天下午在大学的一个学术报告厅举行的。报告厅里的学生人满为患，来自学院的教授们坐在前排，其中包括伽达默尔和勒维特。勒维特几年前就已经是荣誉退休教授，现在是哲学系的重量级人物。他也为伽达默尔的生日致辞，并用三言两语的评论为海德格尔的讲座做了导入语。不幸的是，讲话竟然没有在学生当中引起应有的巨大反响。虽然作为一个犹太人，勒维特在第三帝国时期曾被迫流亡，但是，他表现出了一种相当保守的态度。他谈到大学的本质——文化亦是如此——如何由于批量生产和工业的原因而处在衰落之中。有一个事件令我记忆犹新，其他教授对他所说的东西都鼓掌赞扬，而图根德哈特却对他的讲话惊愕不已，非常明显地放弃鼓掌，尽管他就紧挨着勒维特站着。

伽达默尔在表示感谢的简短致辞中强调了教育的限度（“人类的钙化”），以及他对教育的献身（“一个人不是应该成为他已经变成的那种人吗？”）。最后，他邀请海德格尔作演讲。海德格尔的声音低沉，略带沙哑，也许他是故作沙哑，表达出所谓的老年人的吃力以及不得不在那样的场合进行讲演的事实。他的话语散发出来的魅力仍然是那么强大，虽然它从根本上说不同于他著名的马堡讲座的那种“强烈的思辨色彩”——伽达默尔常常这样描述那些讲座。这并不是因为他不能密切关注当代的事件，也不是因为他开始有些精神恍惚；毋宁说，他的整个讲演是在为当代哲学，尤其是现象学，进行一场辩护。他认为，一旦一种真正的哲学想要和事物发生真正的接触，或者说它想要严肃地与事物相对峙，那么，在它之中就总是有现象学。然后，他以如下言辞结束了他的讲演：“在我们的当代史中，马克思的言辞和我们的关系最大，他告诉我们，哲学的使命再也不是解释世界，而是去改变它。然而，如果我们想要改变世界，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改变这个世界是出于何种目的，且唯有哲学才能告诉我们这一点。”在这一刻，所有人都鼓掌了——学生和教授不约而同。听讲的人中还有列奥卢卡·奥兰多，他现在是巴勒莫市市长，曾以与黑手党做斗争而闻名世界。他和我几乎同时在海德堡学习和从事研究。我们一起发自肺腑地热烈鼓掌，他后来还在他那本关于巴勒莫的书中回忆起这次事件，认为它对于他的人生和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

由于对马克思的特别关注，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对作为他的对立面的黑格尔产生一种同样强烈的兴趣。不只有马克思是他的学生，列宁奠基性的思考也是一半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得出，一半从黑格尔的《逻辑学》得出。黑格尔所提出的东西，本质上是从人的理性和自我认识的视角出发对历史所做的沉思，是历史中的理性的一种证成，或者，无论如何，是在它的一切阴影或者在它的辩证法——权力与屈从状态、启蒙与迷信、反抗与同意等之间的辩证法——中的理性的证成。实际上，与其说它和历史中的理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历史中的上帝——的证成有关，不如说它和历史自身的纯粹证成有关——如果我们把后者理解为人的自由的不断实现的话。这就是他关于现实的结论性反思、本体论的反思的意义。所有这一切难道只是现状（Bestehenden）、普鲁士国家和它的君主立宪制的一种合法化吗？或者，甚至更糟糕的是，难道它（就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是工业社会早期对于工人阶级的压迫的合法化？这也就是马克思和克尔恺郭尔在对黑格尔哲学及其体系化的意志进行根本批判时再一次拾起的争论。这也是我的著作围绕其而展开的那个动机，它对于我有关黑格尔的兴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也激发了那个时代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普遍兴趣。所有这一切在下一年达到了顶点，在 1970 年的冬季学期，伽达默尔终于开设了关于黑格尔《逻辑学》第二部分的讲座，而且它是以令人叹为观止的方式完成的。讨论班快要结束之时，我们正在讨论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如本体论的反思的概念，这个概念起源于黑格尔青年时期的著作，而在康德反思性的和规定性的判断力中达到最后的终结，这些我们在以前进行的讨论班上都讨论过了。在这个学期快要结束之时，我就这一主题作了一场专题报告。在最后一次课堂上，我们期望伽达默尔对整个学期做出一个回顾性的评论。但是，正是在这次课堂上——偏偏那天碰巧是 2 月 11 日，伽达默尔的生日，海德格尔和他一起走进教室，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伽达默尔开始发言，在他对整个讨论班的结论以及我的专题报告做了总结之后，他引用海德格尔论尼采的著作中的一句话结束了讲话。在他引用的那个段落中，海德格尔正确地把黑格尔的本体论的反思这一概念描绘为现代哲学的关键之所在。但是，这种主体性的形而上学，由于它从人类自由的自我实现的视角出发，通向历史的形而上学，所以，它顺理成章地在尼采自己的绝对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中发现了它的终结。然而，在所有这一切中，人们毫不含糊地认识到，由技术所作的对于实在的整体挪用，以及由于这种挪用而出现的绝对的虚无主义、一切价值的缺席和贬值。

接下来，问题就转给海德格尔了，他主动接过这个问题，为这段引言和它的论题进行辩护，并且得出一个结论。我详细地记录了这一切，并且后来把它发表了。海德格尔在这个场合提出的最令人感兴趣的论题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从来没有理解，为什么本质（Wesen），即 on（存在），在希腊人那里发展成为hen（一）的方式，会与存在（das Sein）在康德那里于统觉的综合统一性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根据海德格尔的说法，这就是被理解为先验反思的全部哲学反思的旨归，这也就是即使是理性的逻辑运用也必须和统一性概念系缚在一起的原因。职是之故，先验的反思变成了黑格尔的存在论的基础，因此，所有的实在物奠基于这种理性的最终统一性之中，而这不仅是实在向我们显现的原因，它甚至是历史自身得以合法化的原因。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基本概念、价值概念——价值的概念是从直接从本质（das Wesen）变化而来的——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所有这一切都在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中达到顶点。

这次课堂令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在我也理解了伽达默尔的原初意图之后，和海德格尔的这次相遇对于我的意义才逐渐清晰起来。这绝非只是事关恢复海德格尔个人的崇高名誉，或者只是尝试着把他从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找回，他在被弗莱堡大学解职之后，听从他人建议而处于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毋宁说，这事关他的思想的复兴，事关重新踏上他和希腊人与现代人的观念进行漫长的对话时所走的那条道路。这条道路径直通往在尼采的思想中表达出来的那种令人望而生畏的挑衅。他正是在卷入国家社会主义的那段岁月突然遇到它，而它又使他陷入一种深刻的危机，他试图通过对于荷尔德林的阅读而从这种危机中逃逸出来。

无论如何，现在，在所有这一切的基础之上，自发地出现了一个问题：这种话语实际上成功地理解了历史的意义吗？或者，它不过是和一种新的哲学建构相关？所有这一切在实际的社会历史中找到了它的平行物吗？还有，哲学家（无论是好哲学家还是坏哲学家）在他们的历史中拥有一种真正的意义吗？也许哲学家所获得的那种重要性，是他们实际上对于在他们眼前所发生的事情认识了多少的结果，也就是说，是他们对于真实的历史过程认识了多少的结果。也许海德格尔说现象学构成一切真正哲学的核心时，他就是这个意思。也许他本人懂得，在他最初把现象学限制于对实存或者世界上的人的此在的结构进行的分析时，他要背负多大的责任（与真实的历史过程相比而言）。也许他没有预先思考这个问题的事实是他屈服于一种完全错误地理解的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理由。这也许就是他重新定位他的思考的过程，这种思考把他带回到不同类型的现象学，这种现象学不再（步胡塞尔之后尘）从内在的时间意识的角度出发提出存在问题，而是从得到更加宽泛解释的存在史的视角出发，而存在史相当于是西方文化史。就像黑格尔已经为他做出的榜样，海德格尔试图彻底揭示实际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些考察使黑格尔得出他对历史中的理性的认识的主要论点，并且因此演证了历史中的上帝的正当性或者合法性；与此相反，对于历史的一种考察却把尼采和海德格尔引向一种过度的虚无主义的观点。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不相干的，如果我们把以下事实纳入考虑当中的话，即在经验 20 世纪之后，我们再也不能从事哲学研究而不担心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发生了什么，而绝不会像形而上学做过的那样，只是纯粹地提出存在问题自身。或许这就是伽达默尔念兹在兹的东西，这一点和海德格尔适成对照。一定要知道如何拉拽围绕着我们的一切事物的线头，以便发现组成实在性的那个网络，我们陷入其中的那个蛛网——这是伽达默尔有次去马堡拜访时，马克斯·舍勒给这位青年学生的建议，而他对此记忆深刻。

无论如何，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我们这个世纪的哲学史中各自所起的作用——每一个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并造成不同的后果——实际上事关重大。在一段友谊与合作之后，他们二人在纳粹兴风作浪之时发现，他们再一次处在对立的处境之中。海德格尔在其中看到了复兴纯粹德国文化的机会，他的这个观点逐渐根深蒂固，甚至不去设想会发生什么。而雅斯贝尔斯娶了一位犹太女人为妻，因此，即使在他们齐心协力致力于大学改革的理念之时，他也无法苟同海德格尔的观点。海德格尔在 1933 年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鼓吹的，也是这同一种理念。但雅斯贝尔斯充满教养而又趣味高尚的头脑告诫他即将发生什么。海德格尔当然也知书明理，但是他本质上是一个农民，一位崇信没有上帝的神秘主义的神秘主义者，这个神秘主义者失去了上帝，他让自己不断地寻找上帝。

在他被召唤去往柏林时，他第一次意识到他屈服于一种错误。雅斯贝尔斯一直延颈举踵渴望这样一次任命，所以他鼓励海德格尔接受它。于是，他启程去了柏林，希望能够遇见希特勒，希望在他和希特勒之间建立起一种类似存在乔瓦尼·詹蒂莱和墨索里尼之间关系的关系。然而，他甚至都没能见上总理大人一面，于是，他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梅斯基尔希，开始反省他的失望。他写信给他有一半犹太血统的朋友伊丽莎白·布洛赫曼说，“整个事情都糟透了”。然而，他接下来仍旧担任大学校长一职，随后又发表了克罗齐称为“愚不可及但首先是奴性十足”的那篇讲演，这一事实表明，他仍在坚持他的幻想，至少是以不起眼的方式。这当然不是一个才华横溢或政治上高瞻远瞩的好例子，但是人们不应该把它归于糟糕透顶的追名逐利或者反犹主义的坚定信念。他对汉娜·阿伦特的爱、他和伊丽莎白·布洛赫曼的友谊，以及与战争期间继续留在他身边的犹太助手和同事的友谊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履职仅仅九个月之后就辞去大学校长职位也说明了这一点。没有人能够说，无论是他的哲学，还是他的生活，以任何方式服务于或者影响过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

雅斯贝尔斯留在德国，尽管他被禁止了大学的教学活动而被迫处于退休状态。他不想和他的妻子分开，他更想和他太太一起经受各种风险，正因如此，他在我们看起来是个和海德格尔相比完全不同而更有洞察力的人物。但他也处于完全不同的境遇之中，即使这种境遇并非更加令人羡慕。无论如何，在法国占领时期他对海德格尔的所作所为并不能获得大家的交口称赞，当时，他投书弗莱堡大学的去纳粹化委员会说，即使海德格尔可能是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头脑，让他隔几年不教书对他也许更有好处。他在德国联邦共和国的最初阶段为自己创造的那些假象显示，他并非深谋远虑之人。听伽达默尔说起这些事，雅斯贝尔斯对于海德格尔所作的判断以及决定开始自我强加的流亡到瑞士，在政治上显得天真，而且有些道学家的气味。尽管如此，他们俩最终达成和解，黑格尔的那句名言，“精神的伤口愈合了，没有留下任何疤痕”，得到了证实。这几位名列前茅的哲学主角在20世纪德国舞台上扮演了嬉戏打闹的小丑角色，这不能在他们个人的历史或者政治的角色的基础上进行考察，而应该独一无二地从他们作为思想家的角色的基础上得到考察。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他们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牺牲品。

伽达默尔在20世纪后半叶阐释了哲学主角的作用。伽达默尔在六十岁时才出版了他基础性的著作《真理与方法》。他在这个时候不仅已经名闻遐迩——通过他关于柏拉图的著述以及其他论述现代诗的哲学论文，而且，尤其是在马堡大学和在莱比锡大学通过他作为编外讲师（Privatdozent）的教学活动，他早就成熟了。

他1935年到达莱比锡，一直到战后都在那里执教。在苏联占领的最初期间，他担任校长职务，甚至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初期他还留在那里。他满怀自信、满腔热情地履行大学校长之职，他的校长就职演说让雅斯贝尔斯大为光火（据说雅斯贝尔斯曾评论说，“他现在成了一位共产主义者”），这导致伽达默尔在海德堡大学受到雅斯贝尔斯的冷眼相待，后者还切断了与他的友谊，这些他在采访中都描述过。但是在1995年，伽达默尔被授予莱比锡市荣誉市民的称号，一位当初的学生撰文提到，伽达默尔1945年的就职演说曾经让他心潮澎湃。当伽达默尔在大学广场面向政治权威的代表、市政管理人员和大批市民作演讲之时，苏联士兵正骑着马包围这个广场。这个学生告诉我说，“只有伽达默尔能够作那样一场演讲。我们都感觉得到，他在保护我们”。

在这场演讲中，伽达默尔主张（他从未再次这样主张），既然文化传统的力量被证明如此脆弱不堪，不足以从国家社会主义的野蛮状态和谋杀的疯狂中保卫这个国家，那么，人们就不应该回头指望古老的东西，而应该指望新的东西。然而，他接下来提请大家注意几点：那种总是一直存在的东西和仍然是他的解释学实践的关键之处的东西——作品的事实性（Sachlichkeit derArbeit）；依靠它自己提供的东西维持自身的疑问；最终导致对于人们发现的东西无条件信任的学者的审慎（phronesis）；以及最后，——个人的行为的简朴性，它会导向宽容和真正的团结。我们可以用一个概念来概括所有这些——“智慧”（die Weisheit）。

在后历史主义的时代，一个人从事学术工作和面对一个文本时的那种严肃认真必须从根本上受到个人的投入的引导，而且必须通过这种投入才得到理解。对于阐释而言，除了阐释的严肃性没有任何规则可言，这种阐释的严肃性永不休止地质疑它自身，直到我们对于我们能够抵达本质的东西深信不疑。然而，我们永远不能认为，我们达到了任何类型的所谓“阐释的客观性”，文本、主体和历史时期都可以在这种阐释的客观性中得到彻底解决。反对历史相对主义危险的唯一保证在于：知晓我们的一切阐释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性。伽达默尔本人说过，这基本上就是他从海德格尔那里学到的东西：如果我们直截了当地意识到我们的存在的历史性，那么，我们就既超越了任何一种真正的历史性的本体论，又超越了任何一种相对主义。这一点对于所有关于世界的阐释都是适用的，因此也适用于对于所有以前的存在论和形而上学的决定性的清算，而不会因此失去规定历史的视域的基本主张或者它的真理，这一主张或真理借助于视域融合而将自身合法化。解读一个文本变成了解读世界的模型，而哲学解释学变成了哲学或者解释学的哲学。

伽达默尔注重实际的、怀疑主义的和宽容的举止，以及他在外交方面的自然天赋，让他有可能安然度过三次革命，即魏玛共和国的革命、第三帝国的革命和共产党的变革。伽达默尔在他的自传中向我们解释说，“……三次革命什么也没有改变”。从心理的角度讲，他未受到损害是因为他的自信；从身体的角度讲，是小儿麻痹症救了他，他在战争爆发以前得这病时已经是成人了。他被迫做的那些小小的让步从来没有触及他的人格的核心。他从来没有着迷于阿谀奉承或者追名逐利，他从来没有为了在那些岁月里获得志业上的成功而付出自我否定的高昂代价。正如黑格尔所告诫的，“缝补过的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