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回响转：讲稿八篇

本书收录了葛兆光教授八篇完整清晰的历史学讲稿。全书贯穿着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开阔视野和客观态度，具体可划为四部分：部分是一篇，讲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设想；第二部分是三篇，谈关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一些宏观看法；第三部分的两篇，是对于儒家学说和禅宗历史的具体介绍；后第四部分的两篇，则是借用图像来观察历史的试验。

葛兆光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入学界，四十多年里以授课和讲座为日常事业。每次演讲都全力以赴，用所谓“狮子搏兔”的方式撰写大纲、提示要点，甚至加上花絮。当演讲声音传出，希望能略有回响，使读者察觉一些可资参考的问题意识和思考方向。

这些讲稿提纲挈领，洞见丰富，又保留了平实晓畅的口语色彩，让思想的传递更加顺达自如。

本书收录了葛兆光教授八篇完整清晰的历史学讲稿。全书贯穿着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开阔视野和客观态度，具体可划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篇，讲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设想；第二部分是三篇，谈关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一些宏观看法；第三部分的两篇，是对于儒家学说和禅宗历史的具体介绍；最后第四部分的两篇，则是借用图像来观察历史的试验。

葛兆光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入学界，四十多年里以授课和讲座为日常事业。每次演讲都全力以赴，用所谓“狮子搏兔”的方式撰写大纲、提示要点，甚至加上花絮。当演讲声音传出，希望能略有回响，使读者察觉一些可资参考的问题意识和思考方向。

这些讲稿提纲挈领，洞见丰富，又保留了平实晓畅的口语色彩，让思想的传递更加顺达自如。

葛兆光，原籍福建，1950 年出生于上海。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校客座教授。2009 年获选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全球学人”。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史》、《宅兹中国 ：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等。

自序

篇 设想一种全球史的叙述方式

第二篇 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何为中国”？

第三篇 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第四篇 什么才是好的学术书？

第五篇 后的贵族：孔子的时代和他的理想

第六篇 重思禅宗与中国文化

第七篇 当图像成为文献——从职贡图与苗蛮图看历史中国之“外”与“内”

第八篇 明代中国有多少世界知识？——从15—17世纪的三幅古地图说起

本书收录了葛兆光教授八篇完整清晰的历史学讲稿。全书贯穿着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开阔视野和客观态度，具体可划为四部分：部分是一篇，讲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的设想；第二部分是三篇，谈关于中国、文化与学术的一些宏观看法；第三部分的两篇，是对于儒家学说和禅宗历史的具体介绍；后第四部分的两篇，则是借用图像来观察历史的试验。

葛兆光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入学界，四十多年里以授课和讲座为日常事业。每次演讲都全力以赴，用所谓“狮子搏兔”的方式撰写大纲、提示要点，甚至加上花絮。当演讲声音传出，希望能略有回响，使读者察觉一些可资参考的问题意识和思考方向。

这些讲稿提纲挈领，洞见丰富，又保留了平实晓畅的口语色彩，让思想的传递更加顺达自如。

葛兆光，原籍福建，1950 年出生于上海。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校客座教授。2009 年获选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全球学人”。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与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中国思想史》、《宅兹中国 ：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等。

篇  设想一种全球史的叙述方式（节选）

二、全球史与世界史有别：超越帝国、国家和族群

现代历史学形成的时候，开始都是书写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那怎么样描述自己国家之外的历史呢？我们现在就来讲一讲，全球史为什么和世界史不同，为什么全球史才是超越帝国、国家和族群的历史？

以国家或者王朝为中心书写历史，这个传统很早，但是，全面写世界历史这个传统很晚。在传统的中国历史学里，主要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周边的历史是放在附属地位的。所以，我有一个说法，就是从《史记》以来，中国历史学就开创了一个“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传统。你看司马迁写《史记》，主要写的就是传统华夏帝国自古以来的历史，他也写匈奴、大宛、朝鲜、越南、西南夷，但这个周边世界都很小，着墨也不多。在中国的历史书里，尤其是正史里，这是一个传统，对中央王朝以外的历史描述，都不是那么充分，而且往往是陈陈相因的。但是到了晚清，西洋的坚船利炮来了，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这个时候就开始变化了。那么，给中国带来世界史传统的是什么人呢？首先是西洋传教士，比如说早期的郭实腊（又译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在1829年就写了《东西史记和合》（1833年汇编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8年出版了《古今万国纲鉴》。后来，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也写了《外国史略》。特别是1897年广学会出版了日本冈本监辅编著的《万国史记》，这就把西方近代的世界史带到中国来了。近代西方的世界史传统是什么？大家知道，西方的世界史也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一个传统，以欧洲近代国家为中心，把各个国家的历史合成万国史。这个传统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很大，后来中国的世界史也都是这么写的、这么教的。比如说，世界通史，就是在一个时代里把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等，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叙述过来。晚清以来，对世界的新认识，经由林则徐、徐继畬、魏源传到中国来了，像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徐继畬编纂的《瀛寰志略》和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到了晚清学制改革，中国的大学、中学里教世界史，大概就接受了欧洲（也包括后来的日本）这样一个形式，慢慢形成了我们后来的世界史传统。这样的历史写法，在一些学者的描述里，叫作满天星斗，就是你看到一个辽阔的天空，天空里有一颗一颗的星，合起来就是一个宇宙。但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史越来越兴盛，有人把历史比成一桌台球，一个球打出来，满桌的球都在滚动，历史上彼此影响、互相撞击。如果说，过去的世界史是满天星斗，现在的全球史则是台球撞击，所以在全球史里，互动、影响、联系、碰撞，就成了历史的主要面向。进入全球史研究的时代，历史的主要诉求就开始变化了：，它不再是以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史为中心，而是以彼此影响的文明史为中心；第二，它不再是以直线的进化和发展为重心，而是以互相的影响和交融为重心；第三，它不再强调各个国家的认同，而强调世界公民的意义。这是历史学的一个很大变化。

因此，包括我们这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强调物质、商品贸易的往来，知识和文化的交流，人民包括海陆移民的互相影响，战争怎样造成人口和族群的移动，宗教怎样传播，包括传教、朝圣和信仰的互相交错，自然包括疾病、气候和灾难，如何影响了人类的历史。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全球互相的联系，重心就在于讲联系、交通、融汇。也许有人会问，这跟过去我们的中外交通史有什么不一样？大家要知道，中外交通史主要讲互相之间的往来。我们现在的全球史，重点讲的是什么？不仅是讲往来，也讲往来之后的结果。这是我们跟过去中外交通史不太一样的地方。大家看，历史上很多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事儿，看上去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实际上你仔细追溯，有可能会发现它们来自遥远的地方。

我常常用苜蓿这个例子。上海人爱吃的草头，过去就是马草，这个草头是什么？早就是喂马的苜蓿嘛。大家知道古代打仗，马是重要的，陈寅恪讲它等于现代的坦克。汉武帝和匈奴打仗，为了追求好马，派使者和军队去西域，其中像李广利得到了天马。这西域的天马是好，可是它也要吃草，苜蓿就跟着天马传到了中国，就变成了中国的牧草。我年轻的时候当过知青，就种过这种开红花的苜蓿，到了春天，就把它翻在泥土下拿水泡烂了来当肥料。可上海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马草，而且把它变成了上海的名菜之一，就是拿酒来炒一炒这个草头。你如果回头想，会发现原来就连这个草头里，也有全球的流动和交换的历史。所以，我一直建议人们去看两本书：一本是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写的《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这本书讲了古代中国和伊朗，尤其是在植物上有什么交流，哪些植物是从伊朗传到中国来的，比如说黄瓜，当然还有大家都熟悉的葡萄，这都是从西域传来的。还有一本《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作者的汉文名字叫薛爱华（Edward Hetzel Schafer，旧译爱德华·谢弗），他就写在唐代有多少的人员、药物、商品等在波斯、中亚、西域到中国之间流通。中亚的粟特人，就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这一带的商人非常厉害，他们沟通了亚洲大陆的两端，甚至一直把欧洲跟亚洲连起来，这是他们做的事情。

可是，世界史是以国别相加的世界史，全球史是描述全球联系的全球史，这两种不同的写法，不同的世界史的叙述方式能不能互相沟通？我想，实际上是可以的，我们一直在探索这个写法。我认识的德国历史学家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他在我们复旦文史论坛讲演的时候就强调，要有容纳国别的全球史，既要讲各国之间的联系，也要讲他们之间的不联系，不联系也是一种联系。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因为政治型塑国家，国家强调秩序，秩序依赖制度，而制度就管理往来。因此，国家也是全球史里的一个重要单位，你不能不承认国家在沟通或者阻隔人类往来之间的重要作用。我也同意这个容纳国别的全球史，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我们在“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里也在不断地探索这个叙述形式。

话说回来，全球史的意义，重要的还是以“文明史观”来取代“政治史观”，换句话说，要改变“欧洲中心”的立场，第二要取代“国家本位”的形式，第三要取代以“政治史”为主的写法。

首先，以文明为历史叙述的主轴，是从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和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以来，逐渐深入人心的。我们要承认，这是西方人自我反省的结果。全球史在很大程度上，把不同文明当作同样重要的东西来描写，重点是反思原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反思过去单线发展的历史观。我记得前些年我到美国去访问，跟很多美国学者谈过他们为什么那么强调全球史观，其实他们强调全球史观，主要是说全球是连成一体的，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这是他们了不起的地方。为什么要打破“国家本位”的叙述形式？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国家的历史，都是从现在倒过去追溯出来的，事实上，国家真的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本质性的存在吗？它真的是一个历史书写的必然单位吗？其实不一定。比如说法国，我有一年在巴黎参加一个会议，法国学者讲到一个事情，就说法国在1900年的时候，还有20%的人不会说法语。那么，这个国家是靠什么成为天经地义的国家存在，而且居然还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历史呢？又比如说比利时，比利时是由讲德语、讲法语和讲弗拉芒语的三个族群合成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是天经地义的历史单位吗？你写比利时史，就等于是拿现在的比利时，倒推过去的不同族群，还得把他们写成统一的历史，对不对？以国家为单位的历史观，实际上写起来是有麻烦的。一旦讲到国家，就觉得国家好像是本质的，从来没有去想过，国家也是历史过程中建构出来的。因此，如果我们提倡全球史观，我们就可以避开这些麻烦的问题。

其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以“联系”“互动”“建构”，打破“自古以来”的、“单线”的、“进化”的“文明/族群/国家”的“文明纯粹论”，我们不能把文明、族群和国家本质化，即区隔为互不通融的历史上互相没关系的若干块。台湾学者王明珂，就强调现代中国的很多民族都不是本质的，都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是他们互相由于认同而不断建构起来的。他讲到四川西部的羌族地区，这个地区的人，很多认同来自“一截骂一截”，什么叫“一截骂一截”呢？山底下住的是汉人，山坡上的人是谁呢？按照汉人的看法，他们就是羌人，但这些羌人不承认，说更上面的那些才是羌人，可是上面那些人又不承认自己是羌人，说更上面的那些人才是羌人。所以，很多族群是像滚雪球一样滚出来的。原来可能有个核心小雪球，但越滚越大就变成大雪球，实际上它是在不断的历史过程中建构出来的。所以，全球史观的好处就是强调联系、交融和变化，它不把这些当作本质性的东西。

再次，接下来我们要以“交融/互渗”逐渐形成新“共识”、新“认同”、新“世界”的历史观，代替过去仅仅以某个区域“物质、技术、思想和文化”进步为主的历史观。换句话说，就是历史不再以传统的古代、中古、近代、现代来划分，也不用原始、奴隶、封建等社会形态来划分。大家都知道，20世纪以来，历史学一个重要的理论就是进化论。进化论化身万千，变成各种各样的历史观。但这些历史观都有一个背后意思，就是谁更进步、谁更文明、谁更强大，那么谁就是历史的主线，就以谁为标准来裁判历史。这样就把历史切割掉了，就不再是一个互相联系、彼此交融的历史。

全球历史需要有一个大的视野，可是，国别史以及国别相加的世界史呢，往往把历史切割开了，让我们看不清全景。我举个例子，从中国的北宋到元初，如果你只看中国史，那就是北宋、南宋、元初，对不对？可大家知道，同时世界上也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是1096年开始的，相当于中国的北宋时期，因为对基督教帝国来说，有一个庞大的伊斯兰帝国在那儿，所以有战争呀。可是到了后来，相当于中国南宋时期，这个帝国又跟崛起的蒙古有了关系，崛起的蒙古打到欧洲去了，基督教的教皇曾经想跟蒙古大军达成妥协，也许是试图让蒙古大军帮他来跟伊斯兰帝国进行角逐。可是，说到蒙古大军，同时又回头涉及中国历史。所以，如果你仅仅看国别史，或者说区域史，你看不到整体，对不对？再比如说，我特别强调的是1405年。如果我们只讲中国史的话，我们就不会注意1405年，帖木儿在这一年去世，对于明代中国的意义是，如果他不死，他就要东征了。可是，也正是在这一年，郑和下西洋了，明朝面向东边了。你把这些事儿连起来看的话，历史可能会有一些很不一样的东西，可是，你如果分隔开来，是不是历史就看不清楚了？

所以，全球史确实有它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