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

　批评的限度就是民主的尺度
　　“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国语·周语上》
　　“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
　　一
　　作为当今世界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纽约时报》虽正经受电子传媒的挑战，发行量也有所下降，却从未感受到生存威胁。但是，1960年，一个名叫L.B.沙利文的警察局长提起的一场诽谤诉讼，却几乎将《纽约时报》逼至绝境，如果不是联邦法院九位大法官力挽狂澜，这家百年老店或许早已关门大吉。
　　由威廉·布伦南大法官撰写的本案判决，不仅适时挽救了《纽约时报》，还推动美国新闻界真正担负起监督政府、评判官员的职能，跃升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近半个世纪之后，这起名为“《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NewYork Timesv.Sullivan）的案件，仍影响着当代美国社会，与每一位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新近发生的一起案件，就是好的证明。
　　2011年3月2日，联邦法院宣布了“斯奈德诉费尔普斯案”（Snyderv.Phelps）的判决结果，九位大法官以8票对1票，判定反同性恋组织“韦斯特伯勒浸礼会教会”胜诉。消息传出，有保守派团体击掌相庆，也有自由派组织表示欢迎，报刊电视亦纷纷叫好。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能令左右两派、传媒大佬们皆大欢喜呢？“斯奈德案”触及的，是美国宪法中的一项永恒议题：亩论自由。原审被告弗瑞德·费尔普斯来自堪萨斯州，是“韦斯特伯勒浸礼会教会”创始人。这个教会规模不大，成员多是费尔普斯的亲友。二十年来，但凡有军人下葬，费尔普斯都会率教众奔赴现场，并在附近亮出标语。标语内容相当令人反感，多是“感谢上帝，弄死士兵”、“为9·11感谢上帝”、“上帝仇恨同性恋”、“你们会下地狱”、“美国应遭天谴”，等等。这些人仇视同性恋，在他们心目中，美国社会，尤其是美国军方，因为对同性恋行为态度过于宽容，正承受上帝的责罚，那些战死异乡的军人便是明证。
　　2006年，马里兰州居民阿尔伯特·斯奈德主持了爱子马修的葬礼。马修在海军陆战队服役，阵亡于伊拉克战场，遗体被运回家乡下葬。葬礼现场庄严肃穆，观者无不动容。当晚，沉浸在悲痛中的斯奈德打开电视，突然看到一幅令他心碎的画面。原来，葬礼举行时，距离墓地不远的一片空地上，费尔普斯等人正举牌抗议。白发人送黑发人，本就是人生至恸。可以想象，“感谢上帝，弄死士兵”这样的标语，会对一位丧子老父造成多大刺激。
　　斯奈德以诽谤、侵犯隐私、故意造成精神伤害为由，将费尔普斯等人告上法庭。费尔普斯则援引美国宪法修正案，为抗议行为申辩。他提出，既然修正案规定“不得立法……侵犯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那么，举牌抗议便是自己的基本权利，骂天骂地骂总统，都受宪法言论自由条款保护。
　　不过，一审法院和陪审团可不这么看。陪审团经过商议，判定费尔普斯的行为构成侵权，要求他赔偿斯奈德1090万美元。其中，290万元是补偿性赔偿金，800万元是惩罚性赔偿金。后来，还是法官网开一面，减免了210万元惩罚性赔款。费尔普斯既不甘心，也无能力支付这么多赔偿。他很快提起上诉，并在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胜诉，官司随即打到联邦法院。
　　美国主流媒体多偏向自由派，尽管他们不赞同费尔普斯的反同性恋立场，甚至厌恶他的平素作为，但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言论自由的边界如何确定，而非同性恋是否合法。所以，包括《纽约时报》、美联社在内的各大媒体，一边倒地支持教会一方，陆续向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意见书，以表达他们维护言论自由的立场o[’]。而斯奈德这边，也得到四十八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司法总长、四十位参议员及各退伍军人团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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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帆
　　　　　　　　2011年6月18日
　　　　　　　　于人民法院

《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是美国两届普列策奖得主安东尼路易斯的成名之作，讲述了1962年发生在美国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该案的判决结果对于美国司法影响深远，并因此确立起了一条宪法原则，即公民对政府官员的言论批评不得被作为诽谤起诉，成为美国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判例。该书详细地讲述了沙利文案当时的司法背景，案件的进行情况以及美国法院历史性的改判及其幕后故事。该书作者是美国著名的畅销作家，其新书《言论的边界》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正在热销之中。

毕业于哈佛学院。两届普利策奖得主，《纽约时报》特约撰稿人（1969—2001）。历任哈佛大学法学院讲师及加州大学、伊利诺伊大学、俄勒冈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客座教授。

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Lewis），1927年3月生于纽约，毕业于哈佛学院。曾任《纽约时报》周日版编辑（1948—1952）、驻华盛顿司法事务报道记者（1955—1964）、伦敦记者站主任（1965—1972）、专栏作者（1969—2001），目前是《纽约书评》专栏作者。1955年、1963年两度获普利策奖。刘易斯曾在哈佛大学执教（1974—1989），并自1982年起，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詹姆斯?麦迪逊讲席”教授，讲授修正案与新闻自由。著有《吉迪恩的号角》（Gideon’sTrumpet）、《十年人物：第二次美国革命》（Portrait of a Decade: The Second AmericanRevolution）、《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修正案简史》（Freedom for the Thought that weHate: A Biography of the FirstAmendment）。刘易斯的妻子是马萨诸塞州法院首席大法官玛格丽特?马歇尔，两人现居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何帆，1978年生，湖北襄樊人，现为人民法院法官。著有《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法律出版社，2010）、《刑事没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基本思路》（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译有《九人：美国法院风云》（上海三联，2010）、《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法院之路》（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上海三联，2009）、《玩转民主：美国大法官眼中的司法与民意》（法律出版社，2011）。主编有“美国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曾为《南方周末》、《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看历史》杂志专栏作者。

章“关注他们的呐喊”

“社论式广告”的来源形形色色，形式五花八门。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每年都会在《纽约时报》买下两个版面，歌颂自己的“不断革命理念”。人们万万没有想到，1960年3月29日刊出的这则名为“关注他们的呐喊”的广告，会在种族议题之外，掀起一轮更大的争议，不仅成为对新闻自由的巨大考验，并进而演变为美国言论自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第二章蒙哥马利的反击

霍尔在《广告报》上，发表了一篇气势汹汹的社论：“世上有两类说谎者，一类主动撒谎，一类被动为之，这两类说谎者在3月29日《纽约时报》的整版广告中，粗鲁地诽谤了蒙哥马利市。”他叫嚣道：“谎言，谎言，谎言，这就是些一心想募款的三流小说家捏造出来的故事，好欺骗那些偏听偏信、自以为是，实际上却屁也不知道的北方佬。”

第三章南方的忧伤

“那些从未感受过种族隔离之苦的人，很容易轻言‘等待’”，马丁·路德·金写道，“但是，当你目睹暴徒对你的父母滥用私刑……当你试图向六岁的女儿解释，为什么她不能像电视广告里那样在公园嬉戏玩耍，却怆然词穷……当你驾车远行，却发现没有一家旅店愿意让你留宿，而你不得不蜷在车上夜复一夜……当你日复一日被“白人”和“有色人种”这样的标签字眼所羞辱……你就会了解，‘等待’为什么对我们那么艰难。”

第四章初审失利

沙利文的律师读到“黑人”一词时，故意读成“黑鬼”，还说自己这辈子都这么念这个词。法庭上，白人律师都被冠以“先生”头衔，如“纳奇曼先生”、“恩布里先生”。黑人们却被称作“格雷律师”、“克劳福德律师”、“西伊律师”。仅仅因为肤色不同，他们居然连“先生”这样的敬语都享受不到。更令人心寒的是，法官对这些统统置若罔闻。

第五章媒体噤声

内部人士透露：“《纽约时报》当时正被内部罢工和业务亏损折腾得焦头烂额，要是输了这些官司，报纸肯定会完蛋。”对于《纽约时报》根据宪法修正案提起的上诉，阿拉巴马州法院用一句话直接驳回：“美国宪法修正案不保护诽谤言论。”只要每家法院都认同上述论点，《纽约时报》将永远无法胜诉。

第六章自由的含义

1797年，乔治·华盛顿即将卸去总统之位，告老还乡，费城《曙光报》发文称：“此人是我国一切不幸的源头，今天，他终于可以滚回老家，再不能专断擅权，为害美国了。如果有一个时刻值得举国欢庆，显然就是此刻。政治邪恶与合法腐败，将伴随华盛顿的黯然离去而退出历史舞台。”政治漫画家对华盛顿也毫不手软，有人甚至把他的头像安在一头驴身上。

第七章言者有罪

共和党人批评联邦党人偏好中央集权和英国政体，骨子里渴望着皇权专制。联邦党人则认为，共和党人就是一群雅各宾派，一旦得势，必会推行法国式的恐怖政治。1798年，夫人阿比盖尔·亚当斯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亲法集团，也就是共和党人，正孜孜不倦地在全国“播下邪恶、无神论、腐败和造谣惑众的种子”。

第八章“人生就是一场实验”

1919年，年轻的汉德法官再次致信霍姆斯，认为只有“直接煽动”不法行为的言论方可追惩。他说，“既然案件发生时，正赶上民意沸腾，这种情况下，让陪审团来判定某种言论的‘倾向’，恐怕效果不佳……据我所知，1918年的社会气氛就是如此”。对此观点，声望正如日中天的霍姆斯大法官颇不以为然。然后，五十年后，法院在“布兰登伯格诉俄亥俄州案”中，却正式采纳了汉德的观点。

第九章伟大的异议者

霍姆斯大法官风流倜傥，对美酒佳人一向来者不拒。内战期间，他明知战事残酷，却投笔从戎，三度负伤。他认为社会改革运动难成大器，却支持改革者们放手一试。布兰代斯大法官向来不近烟酒，一生致力于推动社会改革。霍姆斯习惯撰写简短有力，却含义模糊的判决意见。布兰代斯则喜欢长篇大论，分析各种社会问题。两位性格迥异的大法官，在那个特殊时代，成为言论自由坚决的捍卫者，和法院伟大的异议者。

第十章“三天过去了，共和国安然无恙！”

在法院，明尼苏达州助理司法总长詹姆斯·马卡姆援引霍姆斯大法官1907年在“帕特森诉科罗拉多州案”的判决意见，认为修正案只禁止“对出版的事前限制”。他话音未落，九十高龄的霍姆斯大法官突然插话：“写那些话时，我还很年轻，马卡姆先生。现在，我已经不这么想了。”

第十一章向法院进军

多年之后，韦克斯勒回忆道：“接下这个案子前，我对诽谤法没什么了解。做案件背景分析期间，当我意识到必须由被告来承担举证责任时，我受到极大震撼。那种感觉我至今记忆犹新，实在令人措手不及、惊惧不已。或许因为陪审团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比较温和，过去，我一直以为诽谤法只是纸上谈兵，根本没有在这个国家适用过。”

《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是美国两届普列策奖得主安东尼路易斯的成名之作，讲述了1962年发生在美国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该案的判决结果对于美国司法影响深远，并因此确立起了一条宪法原则，即公民对政府官员的言论批评不得被作为诽谤起诉，成为美国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判例。该书详细地讲述了沙利文案当时的司法背景，案件的进行情况以及美国法院历史性的改判及其幕后故事。该书作者是美国著名的畅销作家，其新书《言论的边界》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正在热销之中。

毕业于哈佛学院。两届普利策奖得主，《纽约时报》特约撰稿人（1969—2001）。历任哈佛大学法学院讲师及加州大学、伊利诺伊大学、俄勒冈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客座教授。

安东尼·刘易斯（AnthonyLewis），1927年3月生于纽约，毕业于哈佛学院。曾任《纽约时报》周日版编辑（1948—1952）、驻华盛顿司法事务报道记者（1955—1964）、伦敦记者站主任（1965—1972）、专栏作者（1969—2001），目前是《纽约书评》专栏作者。1955年、1963年两度获普利策奖。刘易斯曾在哈佛大学执教（1974—1989），并自1982年起，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詹姆斯?麦迪逊讲席”教授，讲授修正案与新闻自由。著有《吉迪恩的号角》（Gideon’sTrumpet）、《十年人物：第二次美国革命》（Portrait of a Decade: The Second AmericanRevolution）、《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修正案简史》（Freedom for the Thought that weHate: A Biography of the FirstAmendment）。刘易斯的妻子是马萨诸塞州法院首席大法官玛格丽特?马歇尔，两人现居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何帆，1978年生，湖北襄樊人，现为人民法院法官。著有《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法律出版社，2010）、《刑事没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基本思路》（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译有《九人：美国法院风云》（上海三联，2010）、《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法院之路》（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作为法律史学家的狄更斯》（上海三联，2009）、《玩转民主：美国大法官眼中的司法与民意》（法律出版社，2011）。主编有“美国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曾为《南方周末》、《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看历史》杂志专栏作者。

　　第十章“三天过去了， 共和国安然无恙！”
　　1919年以来，法院内部一直为如何界定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争论不休，但是，却没有人提到过与之并列的“出版自由”话题。“吉特洛案”中，多数方大法官赞同将出版自由与言论自由一并纳入基本自由范畴，使之不得受联邦及各州侵犯。然而，时至1930年，法院仍未审理过一起因报纸、杂志或书籍出版受限引起的案件。只有这类案件，才是检验出版自由的试金石。
　　不过，1931年，法院终于迎来起重要的出版自由案件：“尼尔诉明尼苏达州案”。十年后，大法官们又就“布里奇斯诉加利福尼亚州案”作出裁判，这也是一起关系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重要判决。两起案件的结果，均以5票对4票达成，而且都是维护表达自由一方获胜。尽管多数方是靠“勉强多数”取胜，但是，两起案件在宪法史上，都起到里程碑式的作用。对于正被警察局长沙利文提起的诽谤诉讼所困扰，并打算寻求宪法修正案保护的《纽约时报》来说，这些案件包含的表达自由价值，显得尤为重要。
　　“尼尔诉明尼苏达州案”的主人公杰伊·尼尔是名个性复杂的新闻人，热衷揭露各类社会丑闻，俗称“扒粪记者”。弗雷德·弗兰德利在讲述此案的《明尼苏达小报》一书中，将尼尔描述成一个“反天主教，反犹太人，反黑人，反工会”的人士。1927年，尼尔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创办周报《周六新闻》。这是份激进的反犹太报纸，指责腐败的警察局长与“犹太匪帮”沆瀣一气，“暗地操纵着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一切”。表面上看，尼尔是个不讨人喜欢的角色，但弗兰德利也发现，此人疾恶如仇，常利用媒体的社会批判功能，挑战大小权贵。弗兰德利曾在福特基金会组织的一次餐会上，与朋友提到尼尔其人。邻座的杜邦公司总裁欧文·夏皮罗凑巧听到他们的谈话，主动搭话说：“你们讨论的是‘尼尔案’么？我认识尼尔先生。”夏皮罗的父亲萨姆·夏皮罗，曾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经营一家干洗店。当地帮会头目巴内特要求他停止营业，将干洗业务转交他人处理。老夏皮罗拒不从命，巴内特随即派四个地痞闯进店里，在客户衣物上肆意泼洒硫酸。欧文·夏皮罗当时才十一岁，躲在木制隔板后目睹了黑帮暴行。当地报纸报道了这起袭击事件，却绝口不提巴内特和他的无理要求。杰伊·尼尔从萨姆·夏皮罗那里得知此事后，在《周六新闻》上详细披露了此事经过。他不仅如实描述了巴内特的所作所为，还痛斥其他报纸畏首畏尾，不敢点出黑帮头目姓名。不久，巴内特因这次袭击事件被政府起诉，经欧文·夏皮罗出庭指认，终被送入大牢。
　　尼尔选择批判对象时，并非总是如此机敏。他喜欢批评的官员之一，是明尼阿波利斯市海乐平郡检察官弗洛依德·奥尔森。奥尔森其实是位自由派改革者，后来曾三度出任明尼苏达州州长。但是，当尼尔用污秽、下流的文字，接连向他“泼脏水”时，奥尔森选择了令自己日后追悔莫及的回应方式：提起诽谤诉讼。他根据一部名为《防治公共滋扰法》的法律，将《周六新闻》告上法庭。“滋扰”其实是个法律术语，主要指骚扰邻人的行为，如乱丢垃圾、制造噪音等。但是，这部法律格外与众不同，居然将一些特定行为纳入滋扰范畴，即任何经营“恶意诽谤、毁人清誉的报纸者”，均构成“滋扰罪”。法官审理此案后，根据《防治公共滋扰法》相关条款，判令《周六新闻》停止发行，永远歇业。其实，州议会1925年制定《防治公共滋扰法》，就是为惩治一份名叫《德卢斯锯报》的“扒粪类报纸”。不过，这部法律当时并未遭到其他报纸反对，因为大家普遍瞧不起那些借揭露丑闻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小报。1927年11月，弗洛依德·奥尔森向法官提出申请，要求勒令《周六新闻》停止营业，法官立即批准。才发行了九期的《周六新闻》，就此关门大吉。
　　尼尔上诉至明尼苏达州法院。他的律师提出，《防治公共滋扰法》违反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以及州宪法中的出版自由条款，但是，州法院简单、粗暴地驳回了尼尔的上诉。大法官们一致认为：“我们的宪法从未打算保护恶意诽谤、蓄意中伤他人的不实之词，或者动机不良、别有用心的出版物。宪法只对诚信、审慎、尽责的报业提供保护。宪法规定出版自由，不是为放纵那些居心险恶者肆意妄为，正如它赋予人民集会权利，却不容许非法集会或骚乱暴动。”这番说辞，难免让人联想起联邦党人当年为《防治煽动法》的辩护。与那部法律一样，即使被告证明自己陈述、报道完全属实，《防治公共滋扰法》一样要求他们必须具有“善良动机、正当目的”。正如霍姆斯在“施维默案”中的异议意见所言，州政府在这里只支持“我们所赞同的思想”的自由。
　　表面上看，“尼尔案”已尘埃落定，再无回旋余地。杰伊·尼尔已耗尽家财，没有资力上诉至联邦法院。然而，两家立场有着天壤之别的机构，却同时向他伸出援手，一家是大名鼎鼎的左翼组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一家是极右翼报纸《芝加哥论坛报》。该报发行人罗伯特·卢瑟福·麦考密克并不认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所作所为，却狂热信奉新闻自由理念。麦考密克认为，《防治公共滋扰法》已严重威胁到出版自由。他极力游说，终促成那些起初对尼尔的遭遇漠不关心的报业同行们团结一致，通过了一项谴责《防治公共滋扰法》的决议，将这部法律称作“对人民自由严重的侵扰”。
　　1931年1月，法院开庭审理“尼尔案”。尼尔的代理律师韦姆斯·柯克兰向大法官们表示，即使报纸刊登针对公众人物的诽谤性文字，也不能成为政府打压报界的正当理由。“只要有人为非作歹，报业自然会有所谓诽谤言论。”柯克兰还举例说，19世纪，《纽约时报》揭露臭名昭著的政客鲍斯·特维德的腐败恶行时，后者“就援引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