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史事人物丛考

康乾盛世与清代皇家园林（代序）清代皇家园林，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发展的高峰，也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的光辉总结。它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和园林艺术的优秀传统，把建筑、山水、花木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个各具特色、富有诗情画意的景区。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水平之高，前所未有。清代皇家园林之所以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和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康乾盛世密不可分的。一满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长期主要以狩猎为生，与大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入关以后，统治者忍受不了北京夏天的炎热和潮湿，准备择地筑城避暑。顺治七年（1650）七月，摄政王多尔衮谕令户部加派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九省地丁银249 万余两，“输京师备工用”。同年十二月，多尔衮病死，筑城避暑的计划被搁置起来。由于连年战争，库款支绌，“终世祖之世，岁支常浮于入”，无力兴建皇家园林，仅将明代的南苑稍加修葺，“用备蒐狩”。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二十二年（1683），台湾归顺，清王朝的统治得到巩固，经济也有所恢复。一次，康熙来到北京西北郊的丹棱沜，“饮泉水而甘”，于是，在海淀明代皇亲武清侯李伟清华园的旧址上兴建了清代座皇家园林——畅春园，用以“避喧听政”。由于这个缘故，一些王公大臣和康熙的已成年的儿子们纷纷在畅春园的附近兴建自己的住所。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将畅春园北一里许地名华家屯的一座园林赐给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为之题额：圆明园。这时的圆明园，占地面积 600 余亩。康熙六十一年（1722），胤禛继位，这就是雍正帝。雍正三年（1725），雍正在圆明园原有“亭台邱壑”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建设轩墀，分列朝署，俾侍值诸臣有视事之所。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全园面积增至 3000 余亩，有风景建筑组群 28 处。从此，圆明园成为清朝五代皇帝（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经常居住和向全国发号施令的政治中心。乾隆即位的时候，清王朝建立已经将近 100 年。国家的统一，政权的巩固，特别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乾隆的大兴土木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乾隆认为：“泉货本流通之物，财散民聚，圣训甚明，与其聚之于上，毋宁散之于下。”他以“物给价，工给值”的方式，将国库的存银散到民间。从乾隆三年（1738）开始，他就大规模地修建圆明园。乾隆九年（1744），建成圆明园四十景。接着又在圆明园的东邻修建长春园，并沿着长春园的北墙修建一组欧式建筑——西洋楼。后来，又将圆明园东南邻的两座赐园并入，称为绮春园，从而形成了圆明三园的格局。与此同时，又先后改建和扩建了玉泉山的静明园、香山的静宜园，并借疏浚西湖的机会兴建了万寿山的清漪园，加上畅春园、圆明园（包括长春园、绮春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山五园”。“三山五园”虽相去不远，但各有分工。乾隆在《清漪园记》中说：“畅春以奉东朝，圆明以恒莅政，清漪、静明，一水可通，以为敕几清暇散志澄怀之所。”这就是说，畅春园，是用来侍奉生母崇庆皇太后的；圆明园，是用来处理国家大事的；清漪园和静明园，是用作公余之暇放松身心的。这里，没有讲到静宜园，但它的功能和清漪园、静明园是一样的。所以，畅春园、圆明园（包括长春园、绮春园）都各有一位内务府大臣管理，而清漪、静明、静宜三园则由同一位内务府大臣管理。二长城以北，还有一座规模宏伟的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后，康熙把工作重点转向北方。为了巩固边疆和提高八旗官兵的战斗力，建立了以“习武绥远”为目的的“木兰秋狝”制度。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开始，在北京和木兰围场之间，先后兴建了许多行宫，其中的一个，就在热河上营。这里环境幽美，既有西北山川的雄奇，又有东南山川的幽曲，与北京、蒙古都相距不远，因而得到康熙的赞赏。于是这座行宫就在众多行宫中脱颖而出，规模不断扩大。康熙五十年（1711），康熙在澹泊敬诚殿前内午朝门上题写了“避暑山庄”四字，从此，这座行宫正式命名为“避暑山庄”。这年，康熙写了《避暑山庄记》，讲述他选择热河上营兴建避暑山庄的经过，并将以“烟波致爽”为首的三十六个景区分别以四字题名，称避暑山庄三十六景。乾隆即位以后，继续营建避暑山庄。从乾隆六年（1741）到五十七年（1792），又建成以三字题名的三十六景。乾隆一朝，是康乾盛世的，这一时期避暑山庄的工程，也达到了皇家园林建设的水平。宗教建筑，是清代皇家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万园之园”和“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的圆明园中，不仅有佛教建筑，也有道教建筑。避暑山庄的佛教建筑中，不仅有汉传佛教的建筑，而且有藏传佛教甚至古代印度佛教的建筑。恢宏的寺庙，排列在避暑山庄的东面和北面，都面向朴素典雅的避暑山庄，有如众星拱月，象征着各民族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也象征着清代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是康熙、乾隆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要场所，是清王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三清代皇家园林的兴建主要是在乾隆时期。乾隆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兴建皇家园林？人们往往用乾隆自己的话“山水之乐不能忘于怀”来解释。我认为，乾隆这样做还有更高的追求。清漪园，是“三山五园”中后建成的一座皇家园林，按照乾隆的习惯，每一座皇家园林建成后，他都要写一篇记。清漪园是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建成的，建成之后，却迟迟没有作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乾隆九年（1744）圆明园建成后，他在《圆明园后记》中曾经说过：“后世子孙，必不舍此而重费民力以创建苑囿。”清漪园的兴建，就是自食其言，于心有愧，但是，当他想到一个人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别人也会讲的时候，终于写了一篇《清漪园记》。记中提到一个故事。西汉高祖八年（前 199），萧何在长安修建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颇为壮丽。刘邦见后，非常生气，批评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回答说：“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刘邦听后，转怒为喜。乾隆对萧何的议论非常赞赏。他在《清漪园记》中写道：“萧何所谓无令后世有以加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以后人无法超越的宏伟壮丽的园林表现至高无上的皇家气派，这就是乾隆刻意追求的目标。有人认为，清统治者大规模地兴建皇家园林，造成清王朝国库空虚、国势衰落。这个看法未必符合实际。清统治者修建北京的“三山五园”和承德避暑山庄究竟用了多少白银？由于史料缺乏，很难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是清漪园的修建经费，却是有案可查的。乾隆三十二年（1767）七月十七日，大学士、总管内务府大臣傅恒等在《查核万寿山等工用过银两折》中说：总管内务府谨奏：为遵旨查明具奏事。据内务府大臣三和等奏称，万寿山自乾隆十五年兴修起，至二十九年工竣，通共领收过银五百六十九万五千六百三十九两六钱八分五厘。万寿山修建工程用过银四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七十二两三钱四分六厘，内除各项木植旧料抵银四十九万四千五百二十两三钱九分三厘，实净销银四百四十八万二千八百五十一两九钱五分三厘。清漪园，是乾隆为庆祝生母崇庆皇太后 60 岁生日而兴建的一座皇家园林，占地 3500 余亩，是畅春园的三倍多，仅次于圆明三园，精心设计，精心施工，一气呵成，充分体现了乾隆的造园思想。乾隆对清漪园的景色也十分欣赏。他在《昆明湖泛舟》一诗中说：“何处燕山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它是乾隆时期皇家园林的重点工程，这是毫无疑问的。从清漪园的修建经费，可以推定“三山五园”的修建经费，不会超过 1500 万两，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的修建经费，也不可能超过这个数字。尤其重要的是，康乾盛世的土木工程并不只是皇家园林。乾隆在《日下旧闻考》的《题词》注中说：“余临御四十余年，凡京师坛庙、宫殿、城郭、河渠、苑囿、衙署，莫不修整。”这一时期，北京出现了一个城市建设的高潮，承德更是一个新兴的城市，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进行建设。尽管如此，国库的存银，却由乾隆即位时的不过 3000 多万两增加到四十六年（1781）的 7000 多万两，增加了一倍多，这一数字相当于全国两年多的财政收入。这时，皇家园林的建设已接近尾声了。说清统治者大修皇家园林导致国库空虚、国势衰落，是缺乏根据的。法国伟大作家雨果认为，世界上的艺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东方艺术，一类是西方艺术。东方艺术是梦幻艺术，西方艺术是理念艺术。东方艺术的代表是圆明园，西方艺术的代表是帕提侬神庙。他盛赞圆明园“不但是一个、举世无双的杰作，而且堪称梦幻艺术的崇高典范”。雨果所说的梦幻艺术，就是我们所说的诗情画意。其实，梦幻艺术是中国古典园林共有的特征。清代皇家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是中国人民为人类文明做出的重要贡献，也是我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原载《中国政协》2011 年第 18 期）

颐和园是一座享誉世界的清代皇家园林，它不仅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近三百年来辉煌、屈辱和复兴的历史见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道成教授，通过实地考察和查阅大量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及样式雷家藏资料后编写的《颐和园》（合著）一书，被誉为颐和园研究的权威著作。之后他又陆续发表了《颐和园修建年代考》《颐和园与海军衙门》《颐和园修建经费新探》《试论慈禧的出生地》《慈禧的家族、家庭和入宫之初的身份》《北京政变谕旨探析》《中日甲午战争与慈禧太后》《慈禧光绪的恩怨情仇》《万寿山拆塔建阁之谜》《颐和园内永和轮》等有关颐和园史事人物的系列文章，为其颐和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得以尘埃落定。《颐和园史事人物丛考》是其多年来研究颐和园的文章合集，全书分为史事篇、人物篇、杂缀篇三部分，是研究颐和园的权威之作。

王道成，1933年生，四川省高县人。195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清史研究所清代后期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清史研究所副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是清代皇家园林研究的权威专家，在清代政治史、文化史的其他研究方面也卓有成就。主要著作有《〈红楼梦〉与清代封建社会》《颐和园》《圆明园》《科举史话》《垂帘兴风云——慈禧太后》《圆明园研究四十年》；主编《近代京华史迹》《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圆明园重建大争辩》，及“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28种；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康乾盛世与清代皇家园林（代序）
世界名园颐和园

一、史事篇
拨开迷雾 探实求真
——记《颐和园》一书的编写
颐和园历史考辨
昆明湖疏浚年代考
西堤和东堤
颐和园修建年代考
颐和园与海军衙门
颐和园修建经费新探
万寿山拆塔建阁之谜
颐和园内永和轮
颐和园的盏电灯
误将清漪作圆明
——圆明园老照片辨析

二、人物篇
试论慈禧的出生地
凤凰窠外凤凰窠
慈禧的家族、家庭和入宫之初的身份
咸丰帝留有密诏吗
北京政变谕旨探析
中日甲午战争与慈禧太后

慈禧光绪的恩怨情仇
——兼论光绪之死 
慈禧太后
慈安太后
关于丽妃
隆裕太后
珍妃（附：瑾妃）
慈禧其人
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慈禧

三、杂缀篇
《颐和园》史实补正
圆明园外颐和园
慈禧到底姓什么
慈禧到底统治中国多少年
慈禧为什么修改《天雷报》
“实录”不实
——谈《御香缥缈录》中的慈禧坐火车 
园林题咏欣赏小议

颐和园是一座享誉世界的清代皇家园林，它不仅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近三百年来辉煌、屈辱和复兴的历史见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王道成教授，通过实地考察和查阅大量历史文献、档案资料及样式雷家藏资料后编写的《颐和园》（合著）一书，被誉为颐和园研究的权威著作。之后他又陆续发表了《颐和园修建年代考》《颐和园与海军衙门》《颐和园修建经费新探》《试论慈禧的出生地》《慈禧的家族、家庭和入宫之初的身份》《北京政变谕旨探析》《中日甲午战争与慈禧太后》《慈禧光绪的恩怨情仇》《万寿山拆塔建阁之谜》《颐和园内永和轮》等有关颐和园史事人物的系列文章，为其颐和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得以尘埃落定。《颐和园史事人物丛考》是其多年来研究颐和园的文章合集，全书分为史事篇、人物篇、杂缀篇三部分，是研究颐和园的权威之作。

王道成，1933年生，四川省高县人。195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清史研究所清代后期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清史研究所副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是清代皇家园林研究的权威专家，在清代政治史、文化史的其他研究方面也卓有成就。主要著作有《〈红楼梦〉与清代封建社会》《颐和园》《圆明园》《科举史话》《垂帘兴风云——慈禧太后》《圆明园研究四十年》；主编《近代京华史迹》《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圆明园重建大争辩》，及“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28种；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

颐和园内永和轮

颐和园内离石舫不远的万字河畔，有一艘船体上镶嵌着“永和”二字的破旧不堪的火轮船。人们都知道，这是当年慈禧太后的御用船。但是，对于它的来历，知道的人却很少。1980年3月14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颐和园内火轮船的来历》的文章。作者根据赛金花的“亲笔自传原稿”中的一段话，断定这艘火轮船是赛金花的丈夫、清王朝驻德公使洪钧1892年由德国任满归国，为了博取主子的欢心而献给慈禧太后的新奇玩物。
这段话的原文是：

我夫（按，即洪钧）于光绪十八年（1892）由德国任满归国，当购一乘溜冰车与一只旋涡火轮，献于太后，太后见此新奇玩物，心中甚为欣喜，随将此物放在颐和园昆明湖上。

赛金花的“亲笔自传原稿”，据说是“近海外发现”，因未曾目睹，很难判断其真伪。但是，从作者所引的一段文字看，那样结论未必确实。因为，赛金花讲的献旋涡火轮一事，究竟是事实还是自我吹嘘尚有待研究。即使实有其事，而颐和园的火轮船并不止一艘，永和轮外，尚有翔云、翔凤、恒春、捧日、安澜舟畐等，怎么能说这只火轮船就是洪钧送的呢？
根据我接触到的一些材料，这艘火轮船并非洪钧所献，而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日本政府赠给慈禧太后的。
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政府强迫清政府订立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政府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从中国获得了许多新的权利。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日本政府向清政府做出了友好的姿态，以答谢在日俄战争中清政府赠给日本政府食盐二千万斤的名义，于光绪三十四年赠给慈禧太后火轮船一艘。
这艘火轮船，由日本大藏省（财政部）拨出专款十万元委托神户川崎造船所制造。为了获得制造这艘火轮船的有关资料，川崎造船所派遣技师阪元等来北京考察了颐和园轮船公所管辖下的宫廷专用快游船以及北京的气候、风俗、习惯等。该船造成以后，拆卸包装，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1908年2月）由日本万成源号轮船自神户运抵大沽，又经铁路运到北京。川崎造船所技师万浓率领技工数十人到颐和园进行安装。四月二十八日，在颐和园龙王庙前举行“献纳典礼”。清政府方面，参加的有醇亲王载沣、大学士那桐、外务部尚书袁世凯。日本方面，有代理公使阿部、专卖局长池袋等。为了表示中日永久和好的愿望，慈禧决定将这艘火轮船命名为“永和”。
这艘火轮船，原来停泊在石舫附近的万字河中。清王朝覆灭后，根据《优待清室条件》，颐和园成了末代皇帝溥仪的私产。因经费支绌，年久失修，到1921年左右，船身渐渐沉入水中，“甲板浸在水里，好似触礁搁浅的样子”[李慎言：《燕都名山游记》，燕都学社，1936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一方面，继续扩大侵略，对我抗日军民实行“三光”（抢光、杀光、烧光）政策；另一方面，扶植傀儡政权，鼓吹“日中亲善”。一次，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汉奸王揖唐宴请日本大使馆武官今井，席间谈及永和轮，认为它是“三十年前中日两国经济提携亲善之使节，殊有保存之必要”[《晨报》1939年9月23日。]。1940年春，日本铁道省国际观光局驻北京办事处委托颐和园事务所“代为招商，将该船打捞上岸，移置适宜地点，修饰完整，以纵观览而资保存”[《晨报》1940年11月2日。]。6月，圆生厚铁工厂以七千九百元得标，于10月11日开始工作，同年12月18日竣事，历时两月零八天。捞起后，修整油饰，停放于万字河东岸，直至现在。
关于永和轮的来历，日本川崎造船所的片山曾根据日本档案写过一篇《清国西太后快游船永和号记事》。1939年9月，有人根据该文提供的资料写了一篇《永和号汽船记》，详细介绍了永和轮建造的经过，船身及主要机械的尺寸、造船计划的概要等[《晨报》1939年9月23日。]。1940年，永和号修复后，由日本铁道省国际观光局北京办事处处长武部英治出面，于12月14日，邀请当年曾经参加过“献纳典礼”的一些“知名人士”和有关方面，在北京饭店进行座谈。座谈会上，有的人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有的人提供了有关资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大使馆二等书记官原田龙一提供的几件资料：
一件是永和轮安装竣工后，日本大使馆给清政府的照会：

帝国政府制造游船以呈贵国皇太后陛下，现已竣工，兹奉帝国政府命，敬谨献纳。
进呈日期，定于本月（明治四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即华历四月（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按：二十四日当为二十八日之误）举行。尚有典礼程序，拟由双方商定，以便照行。

一件是举行“献纳典礼”时，中日双方代表的讲话记录：
日本代理公使阿部致祝词：

殿下及诸公！帝国政府进呈大清国皇太后陛下之汽船，在当地制造，现在已经竣工。今天，本公使奉帝国政府之命敬交于殿下，实是光荣之至。皇太后陛下赐名本船曰“永和”，足见皇太后陛下对我两国和好之圣意。本公使更不胜钦感之至。

清皇室代表醇亲王载沣致答辞：

此次贵国政府以永和号见赠，皇太后陛下为满意。敝国政府深表谢忱。统请贵代理公使转达于贵国政府。

一件是“献纳典礼”举行后，日本代理公使阿部给日本外务大臣的报告：

进呈清国皇太后陛下之游船，川崎造船所受命建造后，运送材料来华，一、二月以来，在万寿山船坞中装建，今已竣工。本月二十五日试运，成绩圆满。业于二十七日在万寿山举行献纳典礼矣。[《晨报》1940年12月28日。]

从清政府的档案中，我们也发现了慈禧为永和轮命名的记载。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二日（1908年5月1日），内阁拟具了永和、善邻、同济、瀛安四个名号，请慈禧圈定。该件前面，原有“日本进船，请定名号”八字，后来用白纸条贴去，在后面另加小字批注：“拟请钦定日本呈进御用轮船名号。见面带上，朱圈发下。”“永和”二字之上画了一个“○”，“○”上写了一个“朱”字[中国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光绪三十四年四月。]。这件档案材料，内容虽然简单，它却雄辩地证明：颐和园内的永和号火轮船的确不是赛金花的丈夫洪钧所献，而是日本政府赠给慈禧太后的。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但这种关系在近百年中遭到破坏。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灾难，也使日本人民遭到了不幸。现实生活使两国人民不仅懂得了和平友好的可贵，而且懂得了怎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友好和平。当年的永和轮，虽然不是中日友好的使节，而永远和睦相处，却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日双方都有许多人士为中日友好往来奔走。经过中日双方领导人的努力，中日邦交恢复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日益增多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日两国人民将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

附记：
《颐和园内火轮船的来历》一文在《北京晚报》发表后的第八天，即1980年3月22日，《北京晚报》又发表了颐和园管理处文物组的文章《火轮船的真正来历》。文章指出，颐和园内离石舫不远处那艘破旧的火轮船，并非赛金花的丈夫洪钧所献，而是1908年由日本制造并赠送给慈禧的。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遗憾的是，文章没有提供任何有关的材料。有观点而没有材料，这样的观点，也就很难令人信服。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文章在谈到赛金花“亲笔自传原稿”关于洪钧献船一事的时候，认为在永和轮以前，慈禧就拥有“捧曰”（曰，当是“日”字之误）、“翔云”两艘机动游艇，“洪钧所献，是否就是二者其一”。在纠正了一种错误说法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错误。根据中国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材料，“捧日”轮船，系“天津机器局备料成做”[中国历史档案馆藏，《直隶总督李鸿章片》，光绪十四年三月十一日。]，“翔云”轮船，系“升任臬司津海关道周馥捐办”[中国历史档案馆藏，《天津机器局原开运送昆明湖水操船只运银数清单》，光绪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那么，即使赛金花所述洪钧献船属实，也不可能是“二者其一&r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