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马列主义文献汉译出版（精）

马列主义文献汉译与上海（代序）

熊月之

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代表着吉祥、喜气、热烈、奔放、激情等，有驱逐邪恶的功能。五行中的火所对应的颜色是红色，八卦中的离卦也象征红色，古代许多宫殿和庙宇的墙壁都是红色。由此，红色在中国政治上常被用来象征革命，党领导下的革命资源也就被称为红色资源。

近代中国红色资源的形成路径，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类是根据地式的，如井冈山、延安，都是有土地、人民、政权、武装，是自成联系、自成系统的，就像树木长在那片土地上一样。

第二类是纪念地式的，是某一次战争或某一项活动在那里发生，但是其事与其地不具有必然联系。比如说一大闭幕会议之于嘉兴南湖、古田会议之于福建古田、遵义会议之于贵州遵义等，都是飘叶之于土地的关系，有一定联系，但不是理由充足的必然关系，不是树木之于土地的关系。

两相比较就会发现，如果是根据地式的，那里的红色资源是呈整体性、密集性、系统性的，而纪念地式的，则不一样，呈单一性、孤立性、片段性。

第三类是半根据地、多纪念地式的，近代上海的红色资源即属此类。这是介于前两类之间，同时又两类兼而有之。上海并不是革命根据地。所谓革命根据地，至少具备四要素，即土地、政权、人民与武装，此四者缺一不可。但是，上海又是多纪念地式的。中国共产党利用上海城市的特点，在这里进行那么长时间的、那么繁多的活动，包括中共一大、二大、四大在这里举行，另有八次中央会议在上海召开，中央局、团中央机关设在这里。上海这个城市对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性、依托性功能。尽管没有政权，没有独立武装，但是，这里是可以安身活动的一个基地。因此，可以说它是有半根据地性质的，又是多纪念地式的。从红色资源角度来看，上海既不属于革命根据地，也不属于一般单一的红色纪念地，而是属于介于两者之间、兼具两种部分功能的第三种类型。

如果把这三种类型放在全国看，跟上海有类似情况的城市不是很多，广州有一点，武汉有一点，但是这两个城市跟上海的性质、规模也有所不同。

作为在共产国际直接帮助与支持下创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为宗旨的、具有广泛国际联系的全国性革命政党，其创立与活动至少需要以下六个相关系统的支撑，即以先进的思想文化为重要内涵的信息传播系统、以工人阶级与先进知识分子为重要成分的社会基础、联系国际与国内重要城市的水陆交通系统、发达的邮政通讯系统、具有现代政党社团活动可供依托的社会组织系统、维持政党社团正常活动的安全系数。近代上海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些需求。

一、 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系统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此前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广度、武装知识分子的程度，是建党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是全无基础、毫无凭借的横空而来，而是在此前一波又一波西方新学说、新思想传播基础上累积与递进而来的。就全中国范围而言，清末民初的上海，正是这样的新学说、新思想的传播高地。

清末民初上海，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窗口，无论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先传到上海，在上海有了相当厚实的基础，然后再传到其他通商口岸和中国内地。西方新学说、新思想的传入，无论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还是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无论是进化论、民约论，还是社会主义学说、无政府主义学说，几乎都是先传入上海，然后扩散开去。以马克思主义传播而论，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1899年，《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述及欧洲社会主义流派与马克思学说。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早的传播记录。到20世纪初，这类传播数量更多，内容更丰富。

西方新学说、新思想传播到上海，其数量之大，比例之高，今人已很难想象。从晚清到民国，全国新的出版物，上海要占到75%以上，其中以新学说、新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书籍，比例更高。从洋务思想、维新思想到革命思想，上海都是全国传播基地与思想高地。以与中国共产党创立关联度的新文化运动而言，上海既是发动地，也是制高点。《新青年》在上海创办，在北京大学高举新文化大旗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马叙伦等，都是清末上海有名的新派人物。新文化运动鼓吹的个性解放、妇女解放，批判孔教、白话文，在清末上海都已发轫，或已颇有声势。民国初年的上海，继续保持在新学说、新思想、新文化方面领导潮流的地位。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南下上海，上海更成为中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高地。

为什么在晚清时候，这些影响不像五四时期对社会的冲击那么大呢？这是因为，五四时期北京宣传新文化的那些人，相当部分原来都在上海活动。他们在上海宣传这些新学说、新思想、新文化，上海社会能接受，就没有也不会起很大的冲突。以男女平等而论，19世纪70年代以后，上海这方面的学说就已经很多。上海有很多妇女在工厂里工作，妇女地位在提高，便要求放脚，发动天足运动，便要求男女平等，进而倡导婚姻自由。以白话文而论，上海晚清时候就有，出了那么多白话报刊和白话书籍，胡适出国以前在上海就编过白话杂志。以批评孔孟之道而论，在晚清上海都相当普遍，《童子世界》等杂志对于孔孟之道的批判，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但是，当蔡元培、陈独秀一批人到北京宣传新学说、新思想、新文化时，北京没有上海那样的社会基础与思想文化基础，没有那么多的现代企业，没有那么多妇女在工厂里工作，没有那么多外国人在城市生活，没有那么多西洋的东西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于是，就引起了尖锐的冲突。那个时候，京、沪两个城市一个传统，一个现代，文化差异很大，在上海被视为正常的学说、思想、文化，移到北京，便被视为反常。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不同地方的知识分子多已认可上海在新学说、新思想、新文化方面的领先情况。所以，1920年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共产国际以及苏联一些代表，他们在报告里面明确地讲，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1920年，联共（布）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就说：“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在这里，东亚书记处拥有许多报刊，我们有《上海生活》，中文报纸《周报》《社会日报》，杂志《新青年》（是月刊，由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博士出版）、《新中国》等。”受俄共(布)华人党员中央组织局派遣来华的刘江也称：“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那里时而举行群众大会。出版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刊登有苏俄人士，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购买踊跃。”

正是由于这么开放的文化氛围，上海才能聚集那么多进步文化人才，出版那么多宣传共产主义、宣传民主革命的书刊与文艺作品。从建党初期的《新青年》《共产党》，中共早期创办的日报《热血日报》《红旗日报》，顶着“白色恐怖”面世的《前哨》，宣传抗日救亡的《大众生活》，到解放前夕出版的《新少年报》《文萃》；从马恩原著译本到进步读物《大众哲学》《西行漫记》《鲁迅全集》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国际歌》翻译、《大刀进行曲》与《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无一不在这里。

民主革命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马、恩、列的名著都是在上海出版的，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马克思《资本论》、《哲学的贫乏》(许德珩)、《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刘曼)、《马克思工资劳动与资本》与《工资价格及利润》(朱应会)、《革命与反革命》(刘镜团)，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李膺杨)、《农民问题》(陆一远)、《费尔巴哈论》(彭嘉生)、《自然辩证法》(杜畏之)、《从猿到人》(成篙)、《反杜林论》（吴黎平），列宁《帝国主义论》(刘埜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吴凉)、《国家论》(江一之)、《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傅子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杜畏之)等。

特别要强调的是，马、恩著作在上海出版，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上海不是只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民国时期，上海掀起了一个很大的对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的翻译、出版热潮，举凡西方的哲学、经济、社会、历史方面的名著，著名的文艺作品，在上海都有翻译，而且都有很好的销路。这方面，邹振环已有很好的研究。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的出版物介绍了马克思的著作，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介绍了无政府主义的一些东西。伴随着这些思潮而来的其他的西方思想文化，凡是当时人们认为进步的、有价值的东西，都如潮水般地涌来。也正是在这个大潮当中，中国知识分子拓宽了眼界，饱读了众多的西方书籍，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不断地比较、选择，后觉得马克思主义比较适合中国。

...

后  记

2007年秋天，在商务印书馆与海盐县人民政府于浙江海盐主办的“第三届张元济学术思想研讨会”期间，时任出版博物馆筹备处负责人的林丽成老师来找我，希望能在出版史研究方面与复旦大学历史系进行学术合作。林老师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历史系领导的赞同和支持，2008年11月8—9日，复旦大学历史系、出版博物馆（筹）在复旦大学联合召开的“历史上的中国出版与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即为我们两家单位商谈学术合作的项大规模的学术活动。作为首届以出版文化交流史为主题的国际会议，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来自日本、美国、德国、挪威，以及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近百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的杨德炎先生，出版史资深研究者吴道弘、汪家熔、刘光裕教授等也应邀出席了会议。复旦大学史地所的周振鹤、李晓杰教授，历史系的高晞、巴兆祥、傅德华、张仲民、司佳教授等，都参加了研讨会，并提交了学术论文。

之后我和林老师先后联系了郑培凯、陶德民、沈国威、张西平教授等，又一起策划了为期五年的旨在“把出版史研究放在国际交流的平台上”的学术合作计划。2009年11月，郑培凯教授接续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办了第二届题为“出版文化的新世界： 香港与上海”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10月，又与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共同策划，主办了第三届题为“印刷出版与知识环流——16世纪以后的东亚”国际研讨会；经与张西平教授商议，2011年11月又在首都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合作，主办了题为“西学东渐与东亚近代知识的形成与交流暨第四届出版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为期五年学术合作的后一次会议，是2012年6月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出版博物馆（筹）、中华书局、上海辞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五次研讨会的成果，以每次会议的主题为书名，连续编辑出版了五部从34万—60万字不等篇幅的论文集，作为“出版博物馆·研究系列”，先后由百家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首次将中国出版史研究放在东西文化交流史的框架下，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五届国际学术会议和之后推出的五部厚重的学术论文集，以整体面貌向学界展示了中外出版交流史的研究力量，也成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成功合作的见证。

这些年有关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已成为中国学界研究的热点。随着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馆址的选定和正式建设，2019年，赵书雷馆长和编研部张霞主任来找我，希望能重启我们两个单位的新一轮合作。鉴于2020年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首译《共产党宣言》全译本问世一百周年，我建议以《共产党宣言》全译本首译问世一百周年为主题，举办大规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筹备紧锣密鼓，有不少海内外学者，包括日本、美国、德国和中国香港、澳门、台湾的大学和研究机关的学者，纷纷表示愿意参加研讨会。然而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在复旦大学举办国际研讨会的计划不得不放弃。考虑到线上会议的诸多局限，经过双方单位反复协商，也由于各位代表的支持，后商定2021年5月在美丽的江南古镇朱家角举行以国内学者为主体的这一线下会议。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马列主义文献是我党建立和发展的理论基础，马列主义文献的翻译出版在百年党史中发挥着传播真理、坚定信仰的作用。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或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思想基础来认识，或以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切入的视角。近年来，上海市政府号召推进“红色文化”的研究，政府宣传机构引导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三大课题，正好也与本次会议的主题密切相关。作为“红色文化”一部分的马列主义文献的研究，站在历史学的角度，还可以从近现代中国翻译史和出版史的视野加以推进，即从“译刊”——翻译出版的层面切入，也可以作为研究晚清以来海派出版文化的一部分。而陈望道先生在义乌首译《共产党宣言》，到上海出版全译本的过程，其实也是近现代江南文化与上海红色文化互动的结果。如何从翻译出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这一重要面向，切入马列主义文献译刊和中外出版文化交流史的研究，熊月之教授的序言从学术理路上已对此作了精湛的分析。

在本次会议轮征文通知发出后，就收到了几十位学者的回复，特别是青年学者非常踊跃。我们组织专家对论文提要进行了评审，选择了一批在材料、方法和观点上都有创新的论文，邀请赴会，并约请中国社科院史学理论的专家左玉河教授、同济大学中外关系史专家叶隽教授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科学史专家高晞教授来做主题报告，为本次会议提供他们从不同角度对马列主义文献译刊进行研究的新见解。本次会期虽短，但与会学者以文会友，充分讨论，为马列主义文献汉译提供了崭新的研究思路，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贡献了新成果。在日任职的陈力卫教授应邀将其与本书主题紧密相关的大作赐予文集发表，在此特别申谢！

后，要特别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分党委书记刘金华教授、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赵书雷馆长全程参与了本次研讨会的筹备工作，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新闻出版博物馆的张霞、毛真好、王嫣斐、王吉安等为本次研讨会筹备以及论文集的编纂工作做了细致的工作；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朱梦中、杨硕培等也参与了研讨会的筹备和论文的部分编校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邹振环谨白

2022年秋于复旦大学光华西楼

马列主义文献在近现代中国的翻译与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节点，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举办“近现代马列主义文献汉译出版”学术研讨会，并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是为该书。

全书收入研究论文二十篇，会议综述一篇，按主题分为“《共产党宣言》译刊研究”“经典与通俗读本译刊”“马列文献的译刊机构”“马列文献的传播与影响”“马列文献的翻译与演绎”“书报译介与述评”六部分，在近现代中国翻译史和出版史的视域中，对这一重要史实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全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的研究。

马列主义文献在近现代中国的翻译与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节点，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举办“近现代马列主义文献汉译出版”学术研讨会，并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是为该书。

全书收入研究论文二十篇，会议综述一篇，按主题分为“《共产党宣言》译刊研究”“经典与通俗读本译刊”“马列文献的译刊机构”“马列文献的传播与影响”“马列文献的翻译与演绎”“书报译介与述评”六部分，在近现代中国翻译史和出版史的视域中，对这一重要史实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全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的研究。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始建于1925年，是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之一。该系师资力量雄厚，研究专业方向齐全，科研成果卓著，在国内历史学科中名列前茅。历史学系目前有教授41名，包括2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专家，3名长江特聘教授，6名复旦大学特聘教授。2017年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中国史学科被评为A 。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是上海市十二五、十三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的重大项目，目标是成为国内新闻出版业文献档案中心、文物修复中心、创新发布中心和文创展示中心。博物馆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杨浦区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填补了国内没有新闻出版专业博物馆的空白。

马列主义文献汉译与上海（代序）  熊月之

《共产党宣言》译刊研究

译文质变的侨易节点与“翻译心灵”的呈现

——以陈望道、成仿吾等的《共产党宣言》汉译为中心  叶隽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问题

——由版本的变迁看译词的尖锐化  陈力卫

《共产党宣言》陈瘦石译本出版始末  曹文博

经典与通俗读本译刊

中国部《资本论》全译本的诞生  张国男 郑璀 艾屹梅 黄燕生

文化交流视域下《近世社会主义》早期汉译考察  仲玉花

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ABC》阅读史  王玉 徐小良

马列文献的译刊机构

清末广智书局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译介与传播  潘喜颜

生活书店出版马列著作的译者群体研究（1937—1947）  刘洁

刍议大江书铺  孟瑶

马列文献的传播与影响

百年前马列主义对郑振铎的影响  陈福康

杨匏安革命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华南的传播  吴石坚

译作、译者和中国化

——生活书店版马列经典著作的影响力探析  黄勇

王云五、公民书局、“公民丛书”与1920年代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与传播  高明

马列文献的翻译与演绎

自然辩证法中国化进程探赜

——以《自然辩证法》两部导读译本为考察对象  高晞

漫谈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在文艺作品中的被演绎  李继华

“帝国主义”的翻译问题

——以大革命时期的一场论争为中心  李映珵

鲁迅译苏共文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系初探  蒋硕

书报译介与述评

《现代》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我国的初期译介  刘叙一

论编译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  夏琪

“重译”与“编译”

——马列主义文献汉译出版的新进展（1978—2020）  李俐

“近现代马列主义文献汉译出版”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梦中 杨硕培

后记  邹振环

马列主义文献在近现代中国的翻译与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节点，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举办“近现代马列主义文献汉译出版”学术研讨会，并将会议论文结集出版，是为该书。

全书收入研究论文二十篇，会议综述一篇，按主题分为“《共产党宣言》译刊研究”“经典与通俗读本译刊”“马列文献的译刊机构”“马列文献的传播与影响”“马列文献的翻译与演绎”“书报译介与述评”六部分，在近现代中国翻译史和出版史的视域中，对这一重要史实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全面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播史的研究。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始建于1925年，是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之一。该系师资力量雄厚，研究专业方向齐全，科研成果卓著，在国内历史学科中名列前茅。历史学系目前有教授41名，包括2名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专家，3名长江特聘教授，6名复旦大学特聘教授。2017年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中国史学科被评为A 。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是上海市十二五、十三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的重大项目，目标是成为国内新闻出版业文献档案中心、文物修复中心、创新发布中心和文创展示中心。博物馆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杨浦区政府合作共同建设，填补了国内没有新闻出版专业博物馆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