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德上校的大胆罪行

英国历史上总是不乏神秘莫测又极富魅力之人，他们的冒险惊心动魄，足以凸显“现实可以比小说更奇幻”这句古老箴言中的智慧，托马斯·布拉德上校便是其中之一。

他在爱尔兰发动政变未遂，又曾于17世纪末无数次参与密谋刺杀查理二世并推翻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的合法政府，这些恶行令其在这三个王国内都恶名远播。故而查理二世的大臣们公开丑化其为“一切谋逆之父”，根本不足为奇。各地均重金悬赏缉捕他，生死不计，布拉德就此成为不列颠群岛无处不寻的通缉犯。

然而，任凭身后追兵在伦敦或都柏林幽暗肮脏的窄街后巷里如何叫喊，这个“了不起的”不法之徒在脱逃后都不曾退却半分。更出人意料的是，这张罗网越是严密，这个“臭名昭著的叛国者与纵火犯”越是大胆。

1671年5月，布拉德企图偷取伦敦塔高墙保护下的王室珍宝，多少年来，胆敢攫取英格兰宫廷财富的亡命之徒已属罕见，此举更令他一跃成为众犯之首。

14世纪中期，“暴徒”亚当（Adam the Leper）狂妄夺取了属于埃诺的菲利帕（Philippa of Hainault），即体态丰腴且风韵犹存的爱德华三世（Edward Ⅲ）王后的财产。几十年前的1303年，普德里科特的理查德（Richard of Pudlicott）抢劫了爱德华一世（Edward Ⅰ）存放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圣器礼拜堂（Chapel of the Pyx）的珍宝，帮凶是大教堂副院长及圣器管理人。今天，我们倾向于将这场罪行认定为中世纪的“监守自盗”。理查德被处以绞刑，传闻称他的尸体被鞭笞剥皮。人们都误传，说这张人皮就钉在牧师会礼堂旁边那座神圣宫殿的一扇木门上，用以警告平头百姓，令他们怯于觊觎至高无上的君主的财富。

四个世纪即将过去，无论布拉德犯下了多么厚颜无耻的罪行，他都不仅仅是一个窃贼。他是屡教不改的冒险家，终投诚（并非首次）成为政府间谍，或称双重间谍，他以这样冒险的身份服务于查理二世的特工部门，加入了他们的战争，助其抵抗内忧外患，捍卫摇摇欲坠的斯图亚特（Stuart）王权。

他逃脱制裁的本领异常娴熟，就算他终于见了上帝，人们仍觉得他甚至能成功地骗过死神。威斯敏斯特和白厅（Whitehall）的酒馆里，关于他的故事不绝于耳。故事里说，这个老兵并没有死，只是又玩起了往常惯用的把戏。难道布拉德的离世只是又一个愚弄那些他在宫廷中的权贵敌人的花招？死亡是他后一次狡猾的伪装吗？

谣言席卷伦敦，政府被迫从托西尔广场（Tothill Fields）礼拜堂中布拉德的墓冢里将尸体掘出，这一真相才终于得以宣告。由于上校的尸体浮肿腐烂，政府只得在威斯敏斯特进行了一场令人不快的验尸，然后凭借一名目击证人对其某根大拇指增生旧伤的回忆，方才验明正身。

他是个复杂的角色，浑身充满了对立与矛盾。他有着极为虔诚的宗教信仰，却并不信奉英国国教。他承诺自己日日都在“认真思考……上帝和上帝的作为”，并且不会“在信奉主的事情上心存懈怠”。他宣称自己拒绝葡萄酒、烈酒和 “任何一种过度的享乐或浮华的着装……吹毛求疵或玩笑戏谑……所有下流与谩骂的言谈”。

有时，他也会偏离这条循规蹈矩的神圣之路。布拉德也是一个傲慢而古怪的幻想家，说起话来很有说服力，加之他颇具爱尔兰人的魅力，极佳的口才总能在紧要关头派上用场。“巧舌如簧”这个浮夸的词就好像是为他特意定制的。而且，实在地说，他在施行冒险行动时利用了无数个化名和满柜子的伪装行头，自此之后，他屡次采取各种虚张声势的举动，就算触犯众怒也在所不惜，他所犯下的严重罪行堪称无人能及。而那些大胆的实干家在他面前也不过是梵蒂冈温顺虔诚的祭坛男童罢了。

托马斯·布拉德恰逢其时地出生在一个历来渴求冒险的家庭。这支爱尔兰分支的源头可追溯至埃德蒙·布拉德（Edmund Blood）——都铎王朝绅士阶级中的一个无名之辈，来自德比郡（Derbyshire）达菲尔德（Duffield）附近一个叫马可尼（Makeney）的小村庄。1595年，这位27岁的前任骑兵上尉漂洋过海来到爱尔兰，他野心勃勃、追名逐利，或者更坦率地说，追逐的是战争中可以肆意掠夺或没收敌人土地与财产的那份快感。

他曾加入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的军队，迎战爱尔兰贵族休·奥内伊（Hugh O’Neill）及其同盟，他们前赴后继地力图终结英格兰对爱尔兰这座“绿宝石之岛”（Emerald Isle）的异族统治。这场战争持续了9年，艰苦卓绝。在行船驶往都柏林的过程中，一路上风雨交加，布拉德的任妻子玛格丽特（Margaret）在这等窘迫的条件下诞下一个儿子。夫妇俩根据同船一名乘客即埃德蒙的战友英奇昆伯爵（Duque de Inchiquin）的热心建议，以海神之名给儿子取名为“尼普顿”（Neptune），确实恰如其分。

但是，埃德蒙很快发现从军辛苦，不合他的心意。于是，他辞去职务，在克莱尔郡（Co.Clare）的科罗芬（Corofin）购置了200英亩土地以及附近的科伊尔纳博易城堡（Kilnaboy Castle），后来还得到了波赫萨拉大宅（Bohersallagh House）。其中或许不乏英奇昆的影响，在此之前，这位旧时的旅伴、之后的指挥官在该地区就拥有自己的财产。

额外的收入也适时而来，方法则是拦截沿克莱尔海岸北上戈尔韦（Galway）或南下利默里克（Limerick）的船只，然后礼貌地邀请它们的船长奉上数量可观的现金，赎买得以继续安全航行的权利。男子们手持武器，坐在大概停靠在利斯坎诺湾（Liscannor Bay）的小镇拉欣奇（Lahinch）附近的小艇里，正因为这些人的威慑，船长们只得乖乖就范，接受如此蛮横的提议。有些人也许会将这种惯例式的行为看作收取保护费，其他人则认为这纯粹是一种海盗行径，却无人胆敢提出此举与布拉德家族抵达爱尔兰后一向践行的持重的长老会宗教信仰之间存在什么冲突。

1613年4月，埃德蒙当选为附近的恩尼斯（Ennis）自治市下议院议员，成为爱尔兰下议院在该选区仅有的两名议员之一，当时都柏林政府为保证新教徒在下议院中占大多数，别有用心地重新划分选区，埃德蒙便因此从中获益。当时的人们谈起埃德蒙，用的词不是“慷慨”，就是“绅士”。在下议院议员的岗位上供职两年后，他又被授予了一枚盾徽，上面的花纹是雄鹿首，大概是因为他喜欢狩猎的缘故。就这样，他再次攻克难关，在通往上流阶层的阶梯上又迈进了一步。

他与玛格丽特后来又育有二子，即埃德蒙（于1615年去世）和托马斯。妻子死后，他又迎娶了兰开夏郡的玛丽·霍尔德克罗夫特（Mary Holdcroftof，姓氏或为霍尔克罗夫特Holcroft）。不过，根据家族传说，他在约1645年离世前曾有过第三任妻子。1600年，玛丽在科伊尔纳博易生下了威廉（William），即他的第四子。

1623年3月，长子尼普顿被授予牧师之职，1663年，他成为基尔费诺拉（Kilfenora）主任牧师，13年后，又当选为该教区的副主教。他是个坚定的新教趸，次英国内战期间曾在牛津效力于查理一世（CharlesⅠ），还延续家族传统，继续榨取克莱尔郡沿岸倒霉船只的钱财，从这项营生中大量获利。1649年9月至10月，议会军攻占了德罗赫达（Drogheda）和韦克斯福德（Wexford），屠杀当地的居民，尼普顿的小艇也被克伦威尔（Cromwell）麾下的军队烧毁。不过，为了补偿他在海岸生意上蒙受的损失，他得到了三块充公的土地。他从科克（Cork）市的基督城（Christchurch）教堂与圣芬巴瑞大教堂（St Fin Barr’s Cathedral）里救下圣餐盘，没让克伦威尔的铁甲军（Ironsidesoldiers）将其偷走或损坏。君主制复辟后，为了继续在自己任职的位于基尔费诺拉的大教堂中使用这些圣器，他于1665年付给这两座教堂逾18英镑。

1598年，第三个儿子托马斯出生于科伊尔纳博易，后来在都柏林西北方11英里开外的米思郡（Co. Meath）邓博因（Dunboyne）的萨尔内（Sarney）成为一名铁器商人。有些资料将其描述为铁匠，这倒是小瞧了他的地位，因为他将铁锭出口至英格兰，赚得的财富不可小觑。可惜，对于他的妻子，尚无资料可考。1621年，他从威廉·库克（William Cooke）手中买下米思郡的一处庄园，17年后，又在威克洛郡（Co. Wicklow）买下了500英亩土地。

与其神秘身份相符的是，小托马斯·布拉德（Thomas Blood Junior）的早期生活鲜为人知，而且还矛盾复杂。1618年年初，他出生于萨尔内，极有可能是家里的长子，因有少量报道称1620年前后托马斯家出生了一个名叫威廉·布拉德的婴孩，他在20年后死于邓博因。显然，小托马斯·布拉德至少还有一个妹妹。1680年，布拉德上校的位传记作者写道：“布拉德的父母认真、诚实，在所居住的国家不曾有任何卑劣的名声或不正当的财产。”他还强调说他们注重“自己的后代不应堕落，使自己的德行及名望远逊于先祖，而应通过严格与冷静的教育规则来形成并塑造后代的环境……令其远离那些挥霍无度的奢靡生活，避免活跃的思想和灵魂遭到腐蚀”。年轻的布拉德可能还被送到过兰开夏郡求学，由继祖母的家人负责照顾。

1640年3月，查理一世将邓博因领地内的财产授予布拉德一家，包括萨泊克（Suppoke）村庄的房屋、采石场、果园和花园，耕地占地60英亩，牧场占地10英亩，另有5间村舍，年租金收入达5先令6便士 （相当于现在的27.5便士）。（据记载，一位名叫埃德蒙的堂兄弟同时在邓博因拥有1家磨坊、7户可出租的住宅和70英亩的土地，均为此人在1621年7月购置的财产。）1643年6月，小托马斯·布拉德又受赠了更为丰厚的财产，即“邓博因领地内萨尔内、布雷斯顿（Braystown）与佛尤斯顿（Foylestown）的城镇和土地，以及位于威克洛郡格伦马鲁尔［Glenmalure，又名格林斯（Glinns）］的500英亩荒山”，后者听来着实寒酸。我们这位未来的冒险家可没住在萨尔内，而是阿什顿（Ashtown），即今天的都柏林西郊。

王室之所以突然对布拉德青睐有加，极有可能是为了奖励布拉德在爱尔兰天主教徒叛乱期间对王室的支持。1641年10月，由于好的农田都流失到了新教移民手里，且爱尔兰天主教徒们对爱尔兰天主教信仰的未来日益忧心，于是在阿尔斯特（Ulster）爆发了叛乱。爱尔兰贵族联合神职人员，于翌年夏天组建了“天主教联盟”（Catholic Confederation），总部设于基尔肯尼（Kilkenny），随后成为爱尔兰三分之二领土上的实际政府。在爱尔兰海对岸，这场叛乱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国王与议会就如何在爱尔兰恢复英格兰统治上产生分歧，议员们既想掌控那支前去镇压叛乱的军队，又不支持王室任命的指挥官，由此埋下了引发内战的重要导火索。

如同所有此类爱尔兰冲突一般，这场叛乱又是一场邻里内斗的血腥事件，双方都急于抓住机会大肆掠夺、报复。随后，布拉德冷酷的新教徒伯父尼普顿刻薄地宣称自己在克莱尔郡有价值180英镑的物品被他人夺走，同时还被剥夺了每年提供140英镑收入的教产，而他的家畜也被“凯赫明内恩（Caherminnane）的休·霍根（Hugh Hogan）与泰吉·奥布赖恩（Teige O’Brien）”悉数偷走了。他在科伊尔纳博易的家园遭到损毁，天主教徒欠他的120英镑债务也付诸流水。这位牧师还做了更为生动的控诉，称杀死长老会移民基尔费诺拉的乔治·欧文斯（George Owens of Kilfenora）与莫纳的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 of Moghna）的凶手正是泰吉和巴利山尼的西蒙·菲茨帕特里克（Simon Fitzpatrick of Ballyshanny）。

1640年，年仅21岁的托马斯·布拉德被委任为治安法官，着实令人出乎意料。他还极有可能参与镇压了1642年春天的叛乱，当时代奥蒙德公爵詹姆斯·巴特勒带领保王党发起了一系列的进攻，以期清除都柏林周边地区的联盟势力。

虽然爱尔兰战役火力未减，但布拉德仍然听见这位受困的君主吹响了战斗的号角。1642年8月22日，查理一世在诺丁汉挑衅般地集结了一支王室军队。

1643年5月以后，一位“布剌德上尉”（Captain Bludd）开始以军需官的身份服役于路易斯·迪弗爵士（Sir Lewis Dyve）的保王党步兵团。虽然该步兵团在1644年8月康沃尔的那场恶战中严重受挫，却仍然于同年10月在多塞特郡（Dorset）兴建于12世纪的舍伯恩城堡（Sherborne Castle）组建了卫戍区。众所周知，布拉德上尉的许多军官同僚皆来自多塞特与萨默赛特（Somerset），这也就意味着，仓促的就地征兵行动填补了因伤亡惨重所造成的士兵短缺。翌年8月，长达11天的围攻之后，托马斯·费尔法克斯爵士（Sir Thomas Fairfax）带领的议会军攻破城墙，形势于步兵团而言如同雪上加霜，卫戍区就此投降。

如果布拉德曾在舍伯恩遭遇了那场围攻，他要么就是逃走了，要么就是被擒入狱了，但是1645年其父在萨尔内去世后，他便获得假释并回到了爱尔兰。有旁证表明，1658年战火复燃，他再次加入保王党，这次战争随后演变成了第二次英格兰内战。与他同时代的传记作家，同时也是他的辩护者“R.H.”——也许正是布拉德在日后许多年里的密友与同谋之一理查德·哈利韦尔（Richard Halliwell）——坚称布拉德“尽其英勇助其君王；其中几次效劳都成果颇丰”。

其中一次英勇表现可能即指他曾参与预谋绑架议会军围攻约克郡（Yorkshire）庞蒂弗拉克特城堡（Pontefract Castle）时的指挥官托马斯·雷恩巴勒（Thomas Rainborowe）上校的大胆计划（有些人也许会称之为有勇无谋）。

1648年8月17—19日，奥利弗·克伦威尔在持续了3天的兰开夏郡普雷斯顿（Preston）战役中击溃了一队保王党军队，还俘获了他们的将军马默杜克·兰代尔爵士（Sir Marmaduke Langdale）。兰代尔被带至诺丁汉，庞蒂弗拉克特卫戍区的500多人都听到了恐怖的谣言，据说，他们要是不立即投降，就会在城堡上亲眼见到兰代尔被处死。

有几位军官则较为大胆，威廉·波尔登（William Paulden）上尉便是其中一个。他决定手擒雷恩巴勒，以其性命为条件换回兰代尔。他从自告奋勇的士兵中精心挑选出20名，在10月28日午夜时分溜出城堡，骑马赶往12英里开外的唐克斯特，议会军指挥官临时设营在当地旅店中，正在为次日安息日的敬神礼拜做准备。布拉德可能就是士兵之一。

四名攻击者安全抵达雷恩巴勒的下榻处，谎称为他带来了克伦威尔的紧急信报。计谋成功了：他们被叫进屋，一进去便立马抓住了这名议会军指挥官和他的中尉，而后把二人押至街上，一路行至等候的马群旁边。上校突然意识到只有四人前来行凶，于是大喊“有危险！有危险！”，试图叫醒城中睡着的士兵。混乱中，一名即将实施绑架的士兵与雷恩巴勒扭打起来，他身上那把锁着扳机的手枪掉落在地上。这时，中尉捡起枪，但还没来得及开枪，就被残忍地杀害了。雷恩巴勒喉咙被刺，正当他蹒跚着想站起来时，身体被一剑刺穿，当场殒命。

保王党们骑马离开唐克斯特，行经顿河（River Don）上的一座桥，然后一路向北赶往庞蒂弗拉克特，沿途还解救了50名囚犯。

布拉德的传记作家“R.H.”坚称，许多人都认为他在“这场大胆而孤注一掷的冒险”中“既是一个筹谋者，又是一个实施者”。不过，他也承认布拉德“多次否认自己与此事有关”，因此，“若是将他人的荣耀强加于无需这种功绩的英勇之士身上，也无异于犯罪”。

如我们所见，布拉德从不畏避各种冒险行动带给他的恶名，如此说来，他竟否认自己与这场胆大包天的绑架行动有丝毫联系，着实令人费解。然而，此次冒险与他之后的暴行有不少异曲同工之处：积郁的愤懑情绪、伺机报复的大胆举动以及被挟持的人质。许多年后的1671年，勇猛而冲动的保王党骑兵将军鲁珀特亲王（Prince Rupert）在提及布拉德时，赞赏地将其描述为一名“王室部队里坚定而果敢的战士”。在保王党的众多军官中，布拉德若不是曾经参与其中并立下了赫赫军功，将军何以记得他？或许，还有另一旁证暗示布拉德与这场拙劣而血腥的绑架未遂事件有关。众所周知，雷恩巴勒的兵团在1645年围攻舍伯恩城堡时发挥过重要作用，这场针对该议会军指挥官的袭击也许可以很好地发泄积怨，对当时战役中发生的某件事情实施报复。

这之后，布拉德作为一个总是冷眼旁观大局的现实主义者，也许明白了保王党终究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失败。1649年1月30日，在那个极度寒冷的星期二下午，戴着面具的刽子手手起斧落，查理一世便在白厅宴会厅外身首异处。斯图亚特王朝似乎绝无可能再重登英格兰与苏格兰的王座。1650年，自我提升的念头终于打败了残存的几丝无望的忠诚，身在兰开夏郡的布拉德成了一名骑兵掌旗官，随后被提拔为议会军中尉。1649年8月，克伦威尔率新规范军（New Model Army）8000步兵、4000骑兵登陆都柏林，4年恶战之后，一场意图彻底平定爱尔兰叛乱的战役拉开了序幕，而布拉德也许就曾短暂服役于这位圆颅党（Roundhead）将军麾下。

布拉德从军七年，却仍是军队指挥体系中的一个下级军官。随着年岁渐长，他的自我意识逐渐完善，终于跳脱了军阶，自己任命自己做了上校。而现在的他，又生出了另一个念头——他需要一位夫人。

据兰开夏郡纽彻奇（Newchurch）教区的登记簿记载，1650年6月21日，托马斯·布拉德与玛丽亚·霍尔克罗夫特（Maria Holcrofte ）在当地郑重完婚。

布拉德为自己筹谋得的确得当。

他17岁的新娘是陆军中校约翰·霍尔克罗夫特与妻子玛格丽特的长女。这对夫妇的霍尔克罗夫特府是一幢建于15世纪晚期16世纪早期的农舍，窗框是石质的，至今仍屹立不倒。他显然是通过自己在议会军的战友、霍尔克罗夫特的长子托马斯结识了她，又或许，是他与继祖母家的关系促成了他的这桩婚姻。

霍尔克罗夫特家族初来兰开夏郡时，还是14世纪中期。1533年，在安妮·博林（Anne Boleyn）的加冕礼上，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是一名“绅士男仆”。三年后，天主教徒为结束修道院的压迫发起了求恩巡礼（Pilgrimage of Grace），托马斯的兄弟约翰·霍尔克罗夫特将麾下53名士兵献给了德比伯爵的小分队，帮助他镇压叛乱。霍尔克罗夫特一家在宗教改革中收获颇丰：托马斯被赐予了沃灵顿（Warrington）、普雷斯顿和兰开斯特（Lancaster）的地方修道院，以及柴郡（Cheshire）的华里修道院（Whalley Abbey）、卡特梅尔修道院（Cartmel Priory）和韦尔王室修道院（Vale Royal Abbey）的部分土地。亨利八世统治的末期，这一家族有两名成员还曾于1546年2月以专员身份为斯特雷特福德（Stretford）和曼彻斯特（Manchester）两地重要的礼拜堂估价。

1640年，布拉德的岳父在短期议会中担任利物浦市议员，后于1644年成为市长。两年后，他当选为威根市（Wigan）议员，但却在1648年12月6日的“普莱德清洗”（Pride’s Purge）中被逐出议会，这也可以说是英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军事政变。

约翰·霍尔克罗夫特在当地议会是举足轻重的英雄人物，他曾参与了内战爆发前的其中一次小规模冲突。1642年7月15日，还只是一位“普通人”的霍尔克罗夫特曾与当地民兵特派员们联手力阻曼彻斯特落入王室势力手中。身为保王党的兰开斯特郡守莫利纽克斯勋爵（Lord Molyneux）与斯特兰奇勋爵（Lord Strange）在城中征兵，忙碌的一天方才结束，二人正愉快地在晚宴桌旁坐下，突然听得霍尔克罗夫特就在几条街外，率领一队大军前来，“士兵们手持长矛与火枪，火绳已点燃，扳机也已扣上，军鼓阵阵，震耳欲聋”。莫利纽克斯 “以陛下之名命令他们放下武器，珍惜和平，停止骚乱，但霍尔克罗夫特先生……控诉他违抗了法律”。斯特兰奇与郡守在随后的混乱中逃离该镇，离开前还身中三枪。追捕他们的人中，有一位名叫理查德·珀西瓦尔（Richard Percival）的科克曼休姆（Kirkmanshulme）“亚麻织工”中弹而亡，据说他是英格兰内战中丧命的人。1643年3月，霍尔克罗夫特指挥一支由600名火枪手组成的小部队保卫兰开斯特。部队被逼入城堡后，气急败坏的保王党将小镇付之一炬。

玛丽·霍尔克罗夫特于霍尔克罗夫特府邸出嫁9个月后，这对夫妇的长子托马斯于1651年3月30日在纽彻奇受洗。往后的许多年里，这对夫妇还将迎来六个孩子：四个儿子——威廉、霍尔克罗夫特（生于1657年前后）、埃德蒙和查尔斯，以及两个女儿——玛丽和伊丽莎白。

1671年5月的早晨，一名乔装成牧师的男子胆大包天地试图从伦敦塔里夺取镶着珠宝的王冠。令人惊诧的是，他成功地逃脱了，并带走了圣爱德华的王冠和加冕礼服。被逮捕后，他并没有因为犯有叛国罪而被处决，国王反而让他坐拥自爱尔兰的土地获取的丰厚收入，他甚至成了皇家法院议事厅里炙手可热的人物。这名男子就是托马斯·布拉德上校，一个臭名昭著、逍遥法外的变节者，被称为“一切叛国阴谋之父”。在这本书中，历史学家哈钦森生动地讲述了这个神秘而充满吸引力的双面间谍的故事，让我们一窥他晦暗不明的政治动机和个人动机，并带我们回到危机四伏、暗流涌动的王政复辟后的英格兰。

1671年5月的早晨，一名乔装成牧师的男子胆大包天地试图从伦敦塔里夺取镶着珠宝的王冠。令人惊诧的是，他成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