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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社会译丛:风景与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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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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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W.J.T.米切尔等 著,杨丽、万信琼 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48292

出版时间2014-10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78元

货号28995660

上书时间2024-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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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前言

再版序言
空间、地方及风景
W.J.T.米切尔
在《风景与权力》初版几年后的今天,如果给我机会重新题名,我会出于两个原因把它称为《空间、地方及风景》(Space, Place, and Landscape)。个原因是,本书已经发表了大量关于权力的观点,并就此展开了透彻的争论。如果有人继续坚持认为权力是风景意义的核心,那么他将不得不承认,相对于军队、政治力量、政府和企业的意义而言,风景的权力是相对较弱的一股力量。风景在人身上施加了一种微妙的力量,引发出广泛的、可能难以详述的情感和意义。事实上,无论风景具有怎样的权力,其效力的不确定性似乎成为一个重要特征。作为一个形象、形式或者叙述行为出现的背景,风景发挥了环境、场景或视野的被动作用。它常常“被忽视”,而不是“被观看”,我们也很难说清楚,一个人“正在看风景”这句话到底指的是什么。
当一个人像我们用日常语调那样重述那句风景祈使句:“看那片景色”(look at the view)——不是“看那座山”(或那海、天空、平原、森林、城市、河流),而是“看那片景色”,这种独特的不确定性显示为一种冗余。俗语的表达暗示,邀请看风景实际上不是邀请看任何明确的事物,而是忽视所有细节以欣赏一个完全的格式塔(gestalt),一处被某一具体特征主导,却不可简化为这一特征的远景或景色。(当这条指令变成“描绘或描述一片风景”时,类似的问题依然可见。)风景祈使句是一种撤退的指令,即从一个位置后退从而抽身而出。正如我们所说,如果一片风景以其诱人的美丽“吸引了我们”,那与这一举动密切相关的,则是退回到一个更宽广、更安全的视角,一段审美的距离,以及抵制这片景色可能向我们提出的任何实际的或道德的要求。雷蒙·威廉斯的论断仍然正确:“一个劳作的乡村几乎不是风景。”因此,邀请看一片景色就是建议什么都不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看观看本身而已——以便随着空间在某个特殊地方的展露,对它进行一种意识的感悟。
这促使我想对本书的标题做一个积极的改变。当对风景(landscape)效用的评估涉及到空间(space)和地方(place)时,会发生什么?这三个术语如何产生共鸣?当然,在许多文本里,我们把它们互换着使用。一片风景就是一个空间,或是一个地方的景色。在这一话题的现象学和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中,空间和地方都是关键术语,而风景则被想当然地看成是空间和地方的现实特征的美学框架。在此,戴维·哈维的研究值得仿效。哈维尝试着把以加斯东·巴什拉和马丁·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的、经验的传统和以亨利·列斐伏尔、米歇尔·德·塞图和米歇尔·福柯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结合起来。尽管这些传统中存在许多差异,但它们都同意“空间”和“地方”作为分析的基本范畴的首要地位。相对而言,风景仍然缺少分析。它主要留给对绘画或造园术感兴趣的艺术史家,或是J.B.杰克逊这样的文化地理学家。就我所知,还没有人真正尝试将这三个术语作为一个概念整体来思考。
或许米歇尔·德·塞图提供了简单的开始。他依据整整一系列双重对立划分出空间(espace)和地方(lieu)之间的“区域”(field)。地方与“稳定性”、“专有的法则”和特定的、有边界的场所相联系。相反,空间:存在于人们考虑方向、速度和时间变数等矢量时。这种空间由移动因子的交集构成……与地方相比,它因此没有一个“专有的”单义性和稳定性。
简而言之,空间是被实践的地方。因此,由城市规划用几何学所限定的街道通过行人变成了一个空间。同样,一次阅读行为也是由一个特殊地方的实践所产生的空间:一个写作文本,也就是一个由一套符号构成的地方。
戴维·哈维以一个必须“免受不可控制的空间矢量的侵害”(292)的门禁社区为例,回应了这种区分。这种空间矢量以贫穷的黑人邻居入侵的形式存在。事实上,他认为中心城市的主要动力是“地方边界的稳固性与空间的移动性之间的张力”(296)。在此,我们可以窥见一整套由空间和地方之间的区别推断出来的为人熟知的对立。德·塞图将这些术语跟操作与对象、线路与地图、言语与语言、犯罪与法律、行动与静止之间的差异联系起来。
空间与地方在日常语言中也形成了引人关注的辩证对立。空间具有抽象性和几何学的内涵,而地方则与特殊性和有质感的密集度产生共鸣。有“外层空间”,但“外层地方”听起来就很奇怪。为某事“腾出地方”(take place)在语法上也与“占据空间”(take space,或者应该是take up space?)完全不同。place是一个带有宾语的及物动词,如:“我把一个罐子放在田纳西。”space则仅仅是作为位移和迷失方向之隐喻的谓词。(一个人能够通过拉开物体间的距离而把它们“分隔”或“隔开”,因此动词to space与placing的动作似乎完全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俗语的内涵颠覆了德·塞图的对立,因为它们将空间与数字、否
定、测量、监视和控制联系起来,而地方将有形的、复合的和感官的存与留存在图绘和描绘的空间符码之下。一个真空和一块空地不是一回事。
一块空地里充满了空间,似乎空间是一个地方腾空后便趁虚而入的负空(negative void)。它是“充斥”在一个空壳和一块林中空地中的幽灵般的空缺。无论怎样,一个地方基本上和“一个”明确的、有边界的空间是一回事,而这样的空间,没有限定性冠词修饰,变得抽象和。然而,并不存在的地方,除了博尔赫斯的“阿莱夫”(Aleph)之外,这个神秘的希伯来字母是一个涵盖了所有其他地方的地方。
与这种二元研究方法不同,亨利·列斐伏尔的经典之作《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基于他所称的感知的、构想的和生活的空间的区别,坚持一种强硬的三元概念结构。感知的空间大致相当于德·塞图所说的“空间的实践”,是“隐匿”了一个社会空间的日常活动和行为,就像同时出现在一块草皮上的、由人们习惯的行走模式所形成的多条小径。构想的空间是由工程师、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规划、管理和意识上建构的领域,正如在(列斐伏尔指出)“数字”和“智力设计的”语言符号中所展示的。后,生活的空间(列斐伏尔也称之为“再现的空间”)通过“图像和符号”传递给想象。这块领域属于“居住者”和“使用者,还有某些艺术家和……少数描绘并且渴望不止于描绘的作家和哲学家。这是想象试图改变和占用的受主导的空间——因而是被动体验的空间”(39)。
或许显而易见的是,列斐伏尔的三个范畴大致相当于我一直说的“空间、地方和风景”。然而,我更感兴趣的不是加强这种对应关系,而是谈论列斐伏尔把整个主题三元化,且抵制二元主义的诱惑这一更综合的建议。 
更具体地说,空间、地方和风景这种表达提供了一个进入我们研究领域的俗语入口,而这个入口,可能三个术语中,单独一个或双拼无法提供。因此,我在《风景和权力》再版中要推荐的不仅仅是一些重要的新素材——爱德华·萨义德、乔纳森·博尔多、迈克尔·陶希格、罗伯特·伯格·哈里森和我本人的文章——还是一种由对这一更宽广和分化的理论领域的关注所引起的,阅读所有这些文章的新方法。那么,人们可以把空间、地方和风景看成是一个辩证的三一体(triad),一个可能从不同角度激活的概念结构。如果地方是一个特定
的场所,空间是一个“被实践的地方,一个被行动、活动、叙述和符号激活的地点,而一处风景是那个被视为图像和“景色”的地点。因此,纽约市的中央公园坐落于地球上一个具体的地方;它是无数活动和实践的地点;它作为一系列如画的画面或从欧洲风景画衍生出的“风景”而被消费(也被设计为供如此消费)。这些术语中没有哪一个在逻辑上或先后顺序上优于其他术语:一个人可以把空间的活动说成是生产或改造一个地方,或者把一个地方的特性说成使某些空间活动成为可能并且阻碍其他的活动(因此,地方可能被认为具有某种能动作用,尽管德·塞图的观点认为空间是一个积极而动态的术语)。风景可被认为是与一个地方首次认知上的相遇,和对它的空间矢量的领悟(因此,欣赏风景可能也包括领会——或者无力领会——它的叙述轨迹或符号特征)。
或许列斐伏尔和德·塞图的见解中重要的一点是,风景中权力的表达是一种法则、禁令、规则、控制的表现——拉康所说的整个“象征域”。这是列斐伏尔的“概念化的空间”,是由景观设计师或工程师创作的、被管理或被设计的空间,是巫师宣布禁止进入的禁地或神圣空间,或者是被殖民官员命名、声称拥有并控制的被征服的领土。对于这种把空间看成是象征域的维度(如同法律或否定)的观点,我还想补充一个看法,即把地方看成是拉康式现实域的场所,是创伤和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我们说,“这是这件事发生的地方”,但若说“这是这件事发生的空间(或风景)”则似乎有一点奇怪。纪念馆或纪念碑被建起以标记一个地方。空间的实践(仪式、朝圣、游览)则可能激活这个地方,而这个地方则可能变成想象力渲染的对象(明信片、描绘、声光表演、幻想、记忆)。
然而,我的观点并不是要严格地将空间、地方和风景与拉康的象征域、现实域和想象域对应起来,而是要激活这个概念三一体的辩证资源。我的目标是要释放出体现在这些术语中的理论的白话资源,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倾听我们的元语言”。我们需要这样做,因为我们简直不知道如何命名这些术语所包含的“领域”或“主题”。我们谈论的是文化地理学或人文主义地理学么?是造园术、环境研究或深层生态学么?是艺术、文学或者媒体的历史么?是地点、区域和领土的社会学、人类学或现象学么?任何想要围绕三个术语中的一个来奠定这一探索的尝试,例如,把“空间”设为基础概念而把其他两个看成衍生出的变体,都容易使这个讨论具体化并且枯竭。在我看来,好一开始就把这个主题三分化。这一姿态实际上可能是认知性绘图中某些基本过程的反射,是在任何感知的或概念的领域确定方向的方法。于是,我们的“主题 ”(实际上理解为地方)要求把空间/地方/风景设想为一个统
一的问题和一个辨证的过程。
本版中新编入的文章都从不同的方面引发了这个三一体。爱德华·萨义德的《虚构、记忆和地方》为1998年一次难忘的关于“巴勒斯坦的风景方面”的会议定下基调,展示了媒介(写作、记忆、想象)如何产生出一个“人类空间”,也就是一个空间 /地方 /风景的复合体,有着具体的位置和历史,空间矢量和运动在其面孔上留下并探查到了伤痕。我自己的关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美国西部“神圣的风景”的文章(为同一次会议所写),同样关注一处想象的风景如何被编织到现实地方(例如,美国西部的沙漠、约旦河西岸的沙漠地区)和象征性空间(如受到法律和军事权威管制的领域)的结构中。这两篇文章首次发表的具体地点是约旦河西岸的比尔泽特大学,也是其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两篇文章又具有双重定位的意义,在美国背景下如此深深地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产生了象征的、想象的、现实的联系。
乔纳森·博尔多关于荒野的文章同样是一个有着破坏性空间实践的真实历史和象征性控制体制的特定地点,介入了北美和加拿大人对“未被踏入的”或“处女”风景的想象。迈克尔·陶希格关于“沙滩(幻想一种)”的沉思,正如标题所示,是一次对那些想象的海滩的探险,在那里我们追溯了在“盐海”中“人类的起源”,也探讨了20世纪中作为公共空间的“港口”所受到的现实毁坏,以及澳大利亚悉尼邦代冲浪海滩之类的具体地方的象征性共鸣。 
后,罗伯特·伯格·哈里森的“Hic Jacet”重新思考了海德格尔的问题,即地方同时被决定并决定了我们“在世存在”,此在。是我们创造了地方,还是地方创造了我们?这个问题的价态变化,把能动性归于生存的人类主体,或者他们埋葬的地方,似乎使整个空间、地方和风景的问题回到“地面”。无论风景具有什么样的权力,无论它向空间和地方展现了什么样的权力,它无疑是我们生活、活动、实现自身之存在的媒介,是我们终注定返回的媒介。



导语摘要

《风景与权力》的目的就是要把“风景”从名词变为动词,它的出版曾改变了风景研究的方向。本书收录了米切尔、萨义德、陶希格等多位学者的文章,包含艺术、人类学、心理学、文学、历史与现实等许多层面,代表了跨地域、跨学科学术交流的精华成果。文章重点考察风景流通的方式:风景如何成为交换媒介、视觉占有的地点、身份形成的焦点。每篇文章视角独到又相互关联,并彼此深化,反映出人类风景体验的复杂内涵。



作者简介

W.J.T. 米切尔(W.J.T. Mitchell),芝加哥大学英国语言与文学系和艺术系的盖洛德·唐纳利杰出服务教授,著有《图像学》(1986)、《图画理论》(1994)和《后的恐龙书》(1998),是《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杂志的主编。



目录

再版序言: 空间、地方及风景
致谢
导论
一 帝国的风景
二 "欧洲大沼泽"中的竞争共同体: 身份认同与17世纪荷兰风景画
三 系统、秩序及抽象:1795年前后英国风景画的政治
四 透纳与英国的代表
五 “我们的荆编小屋”:托马斯·普林格尔非洲风景中的商业及家庭空间
六 领土摄影
七 风景效果
八 虚构、记忆和地方
九 神圣的风景:以色列、巴勒斯坦及美国荒野
十 荒野现场的图画与见证
十一 海滩(幻想一种)
十二 Hic Jacet:这里躺着……
撰稿人介绍
索引



内容摘要

《风景与权力》的目的就是要把“风景”从名词变为动词,它的出版曾改变了风景研究的方向。本书收录了米切尔、萨义德、陶希格等多位学者的文章,包含艺术、人类学、心理学、文学、历史与现实等许多层面,代表了跨地域、跨学科学术交流的精华成果。文章重点考察风景流通的方式:风景如何成为交换媒介、视觉占有的地点、身份形成的焦点。每篇文章视角独到又相互关联,并彼此深化,反映出人类风景体验的复杂内涵。



主编推荐

W.J.T. 米切尔(W.J.T. Mitchell),芝加哥大学英国语言与文学系和艺术系的盖洛德·唐纳利杰出服务教授,著有《图像学》(1986)、《图画理论》(1994)和《后的恐龙书》(1998),是《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杂志的主编。



精彩内容
第一章客观化的客观化若要领悟客观主义的认识论和社会学预设,除了回到索绪尔借以构建语言学之固有对象的最初程序,恐怕没有更合适的办法。这些程序因各门新的所谓结构科学的仓促建立所依赖的两大做法——机械的仿效当时的优势学科和逐字翻译一套独立的术语——而被忽视和掩盖,最终变成了结构主义的认识论无意识。
像索绪尔那样设定交际的真正媒介不是作为直接材料即其物质性可加观察的言语(parole),而是作为使话语(discours)的生产及其解码成为可能的客观关系系统的语言(langue),这等于是使最明显和最实在的东西即交际内容本身从属于一种没有感性经验的纯粹构成(constructum),完全颠倒了诸现象的关系。索绪尔意识到,同语言优先(为此他却援用了废弃的语言的存在和老年缄默病,后者证明人们可以丧失说话能力,但同时又保存语言或语言错误,这表明语言是言语的客观规范)这一基本论点所含信念经验的间断具有悖论性质,指出人们有理由认为言语是“语言的条件”,因为语言不可能在言语之外被感知,此外语言的习得需要借助言语,而且言语是语言更新和演变的源头。但他马上注意到,这两个过程只具有时间上的优先,一旦离开个人或集体历史领域而去探究解码的逻辑条件,关系就会倒置:从这一视点看,语言确保交谈各方音义组合的同一及彼此间的理解,作为这样一种媒介,语言是第一位的,因为它是言语的可理解性条件。在其他场合,索绪尔认为“视点产生对象”,所以这里他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为产生新的结构科学的“固有对象”而应该确定的视点:只有处在可理解性的逻辑次序中,人们才有可能使言语成为语言的产物。
也许有必要尽力全面地陈述一下采取该视点所牵涉的全部理论公设,例如,逻辑和被共时感知的结构优先于个人或集体的历史(也就是语言的习得和马克思说的“产生语言的历史演变”),或者,就经济和社会等外部决定因素而言,更重视内在的和特殊的、可作“同范畴”(tautegorique)(谢林语)或结构分析的关系。不过,这方面的陈述——至少是部分的陈述——并不少见,所以更重要的看来是把注意力集中于视点本身,集中于与视点所显示的对象的关系以及由此引出的一切,首先是一种确定的实践理论。这意味着要暂时离开客观的和客观化的观察者之得到确认的预定位置,以便力图使该位置客观化。此观察者就像是一位导演,随心所欲地摆布客观化工具提供的各种可能性,或拉近或拉远,或放大或缩小,按照一种权力愿望将他自己的构成规范强加于他的对象。
像索绪尔那样处于可理解性次序之中,就是采取“公正观察者”的视点,该观察者致力于“为理解而理解”,倾向于把这一解释学意图当作行为人的实践的起因,其做法如同行为人自己向自己提出他就行为人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与演说家不同,语法学家使用语言并不为其他,而是为了使其语言代码化而研究它。他通过自己对语言所作的处理本身,通过将语言当作分析对象而不用它来思维和言说,使之成为与实践(praxis)(自然也与被实践的语言)相对的逻各斯(logos):不用说,这一典型的学院式对立是学院情境,即极端意义上的无拘束、闲暇和无实效环境的产物,而这种环境的真实性少有可能为那些受学院制度熏陶的人所认识。语法学家缺少一种理论以区分两种关系:一种是与像他那样只为理解语言而使用语言者的语言的纯理论关系,另一种是与为做事而努力理解语言、从实践目的出发即仅为满足实际需要和应对实际紧迫性而使用语言者的语言的实践关系;因此,他倾向于不言明地把语言当作一个独立自足的对象,也就是说把它当作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总之仅仅是像解释艺术作品那样对它进行解释。所以,语法学家们的错误并不完全像社会语言学家指责的那样,把一种学院或学术语言当作对象,而在于他们无意中与民间和书面语言都保持了一种学院或学术关系。
这种形式语法———语言学现在和过去之所是——最稳定的倾向铭刻于学院环境,后者促成与语言的理论关系并抵消属于语言日常用途的功能,从而以多种方式支配对语言的学术性处理。人们只需要想一下语法学家的想象力产生的无法模仿的例子——“法国秃头国王”或“正在洗碗碟的维特根斯坦”——这类例子就像各种形式主义难以割舍的悖论,之所以能展示其全部暧昧和隐晦之处,仅仅是因为任何实践环境由于学院式悬置而被搁在一边。学院式话语的“满足条件”是学院制度及其包含的一切,例如发话人和受话人易于接受乃至相信所说内容这种倾向。这种情况没有骗过瓦莱里:“QuianominorLeo的意思绝非‘因为我名叫狮子’,而是:我是一个语法例句。”奥斯汀关于以言行事(acteillocutionnaire)行为的分析所引发的一系列评注没有任何理由中断,因为还有人不了解评注的产生和流通条件,从而倾向于仅在被评注的话语中寻找“满足条件”,而这类条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与话语运作的制度条件密不可分,一开始就已经被归入外部语言学范畴,亦即留给了社会学。
作为智力活动的工具和分析对象,索绪尔所说的语言,如巴赫金所言,完全是死去的、书面的和陌生的语言,是脱离实际使用和完全失去其功能的自足系统,它要求的是一种完全被动的理解(不超出福多尔和凯泽式的纯语义学范围)。语言固有的次序表现为忽视语言的适当使用⑤的社会条件,而赋予其内在逻辑以优先权,而对该次序之自主性所抱的幻想为以后的相应研究开启了方便之门:按照这类研究,好像只要掌握代码就能掌握代码的适当用法,亦即人们能够根据对这些用法的形式结构的分析得出诸语言表达的惯例和意义,好像合乎语法性是意义产生的充要条件,总之,好像人们并不知道语言是供人言说和恰当言说用的;无怪乎乔姆斯基语言理论(它从一切语法的预设出发推导出它们的最终结果)所遭遇的疑难迫使人们今天重新发现,困难的事情,如雅克·布弗雷斯指出的那样,并不是产生无限个“合乎语法”的句子的可能性,而是产生无限个实际适合无限种情景的句子的可能性。
话语独立于话语运作的环境和所有的功能被搁置这类情况,与把言语行为简化为简单的实施从而产生语言的最初操作有关。我们不难证明,结构主义的各种预设,以及由此而来的各种困难,都来自于对语言和语言在言语中,即在实践和历史中的实现所作的原始区分,还归因于想象无能,即只能把两个实体的关系想象为模型与实现、本质与存在之间的关系——这等于把持有模型的学者放在了一个掌握着实践活动之客观意义的莱布尼茨神的位置上。
为了在诸语言现象内部划定“语言领地”,索绪尔排除了“交际的物理部分”,亦即作为预构对象的言语,尔后又在“言语环路”内分离出他所说的“实施方面”,也就是作为构成对象的言语,它与语言形成对立,被定义为某种意义在特定语音组合中的现实化,同样被索绪尔排除在外,他认为“实施从来不是群体的行为”,而“始终是个人的行为”。“实施”一词与“命令”或“乐谱”,更常见的是与“纲领”或“艺术方案”连用,它集中了符号学——客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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