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

在深圳龙华三和人力资源市场，生活着一群“三和大神”。他们干一天玩三天，白天四处闲逛，晚上睡大街；吃5块钱一碗的“挂逼面”，喝2块钱一大瓶的水，抽5毛钱一根的散装红双喜，在臭气熏天的网吧里呆到天明。混吃等死，得过且过，挣扎在城市边缘，在生存的极限自我麻痹。他们是城市化浪潮中掉队的人，是被时代遗弃的“零部件”。“留城无望，回村无意”，是他们共同面临的两难困境。

社科院社会学学者“潜伏”三和，历时半年，完成了这份20多万字的研究笔记，并配有几十幅图片。采用白描式研究手法，还原三和青年生存处境，全景式展现“90后”和“00后”农民工流浪三和的生活，打破大众对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以点窥面，了解中国社会剧烈变革之下的城市化问题，探寻解决底层社会问题的进路。本书在突显学术价值的同时，体现人文关怀和学界对社会现实、劳动者的关照。

田丰，1979年出生于安徽蚌埠，社会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长期致力于人口与家庭社会学、互联网与青少年、社会分层与社会问题、志愿服务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当代中国家庭生命周期》、《生活在此处》（合著）等社会学著作。

林凯玄，1993年出生于河南商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9届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社会工作、社会政策。

写在前面的话

章三和人力市场

第二章住宿与“住宿”

第三章三和青年活动及地点

第四章三和商品

第五章三和青年群体

第六章三和“事件”

第七章探讨三和青年的出路

后记

在深圳龙华三和人力资源市场，生活着一群“三和大神”。他们干一天玩三天，白天四处闲逛，晚上睡大街；吃5块钱一碗的“挂逼面”，喝2块钱一大瓶的水，抽5毛钱一根的散装红双喜，在臭气熏天的网吧里呆到天明。混吃等死，得过且过，挣扎在城市边缘，在生存的极限自我麻痹。他们是城市化浪潮中掉队的人，是被时代遗弃的“零部件”。“留城无望，回村无意”，是他们共同面临的两难困境。

社科院社会学学者“潜伏”三和，历时半年，完成了这份20多万字的研究笔记，并配有几十幅图片。采用白描式研究手法，还原三和青年生存处境，全景式展现“90后”和“00后”农民工流浪三和的生活，打破大众对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以点窥面，了解中国社会剧烈变革之下的城市化问题，探寻解决底层社会问题的进路。本书在突显学术价值的同时，体现人文关怀和学界对社会现实、劳动者的关照。

田丰，1979年出生于安徽蚌埠，社会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长期致力于人口与家庭社会学、互联网与青少年、社会分层与社会问题、志愿服务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当代中国家庭生命周期》、《生活在此处》（合著）等社会学著作。

林凯玄，1993年出生于河南商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9届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社会工作、社会政策。

写在前面的话（节选）

次听说“三和大神”，是在朋友小聚的饭局上。一个朋友问我：“你知道近深圳有一群‘三和大神’吗？”我一脸茫然，疑惑地看着他，因为在此之前根本没听说过这回事。回到家打开电脑，在网络上搜索“三和大神”，才发现原来这是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人群”。之所以称其为“人群”，是因为在我当时的理解范围内，实在无法接受处于这种生活状态的一群人存在，甚至有时会觉得“三和大神”仿佛和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身为研究者，我显然不能接受这种主观臆断的想法。我会时不时地在网上搜索关于“三和大神”的消息，每次看到相关报道，也会保存或收藏起来，总想着有一天会去做三和的研究。等待的时间似乎很漫长，直到凯玄的到来。有一次与凯玄聊天时说起“三和大神”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负面典型，却一直没有真正的研究介入，而他恰恰对此感兴趣，更难能可贵的是，凯玄也愿意去三和做田野。由此，我们师生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研究团队，凯玄转化为局内人，融入和体验三和生活，我则是作为局外人，观察和了解三和青年。

我们从网络得知，那里的生活环境异常恶劣，非一般人所能忍受，还可能存在一定的人身安全问题。在开始三和青年田野研究之前，我跟凯玄确认过多次，问他怕不怕，甚至到他临走前，我还在说“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凯玄则毅然踏上了他的三和之旅，对三和青年长达半年的研究就此展开。

我们把研究直接定位于对三和及三和青年真实、客观和准确描述的基础上，尽可能深入三和青年群体中去透视和理解他们对生活、工作的选择，以及通过这一选择而聚集在三和背后的逻辑和意义。这一研究定位并非退而求其次地躲避社会学研究中更普遍使用的、从宏大理论到社会现实的叙事模式，而是试图在以往社会学研究的套路之外，寻找一种看似浅层却更具坚实基础的叙事模式，让社会学研究更加多元化，形成以描述基本事实为基础的社会学研究方式。

当然，很多研究者可能认为把事实说清楚的白描方式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学研究。这或许不是好的研究，却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过程中缺乏的研究。可以说，此次研究的设想很大程度上也来自现有社会学对社会事实白描的忽略。

三和青年的出现并不是偶发的孤立现象，而是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以及青年人群特点的变化紧密相连。三和青年的出现离不开工业化发展，以及中国在整个工业化背景下的人口流动。在此期间，深圳发展早期所依托的主要是外来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聚集。因为本地人的数量极少，深圳几乎没有本土文化，基本看不到北上广等大城市存在的排外现象。即便农民工并不一定能完全融入城市，深圳也有足够的城市包容性让他们得以生存。

城市的包容性决定了人口流动的特点。从一般的人口流动理论来讲，人口流动具有双重选择性：重选择性是什么样的人群会向外流动，什么样的人群会流入深圳；第二重选择性是什么样的人能够融入深圳，长期居留。在双重选择性之下，当然会有一些人因无法融入这座城市而离开深圳。这些离开者究竟去了哪里？是回到老家，抑或去了更大的竞争空间？

从三和青年作为底层社会代表的角度来看，结果更可能是一部分无法融入深圳、被淘汰的青年人群并没有离开，而是试图继续在深圳低成本地存活。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也为他们的低成本生存提供了一定现实条件和生存空间，相当数量的“低端”岗位需要有人承担，这些低端就业机会不仅为三和青年维持底线生活提供了收入来源，还构成了三和青年群体特征的经济基础。

调研显示，很多三和青年并不是一来到深圳就直接成为三和的一员，他们来到三和之前都经历过一些艰难往事。虽然他们可以作为廉价的劳动力融入整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但大城市并没有把他们当作经济社会发展的“必需品”，而是把他们作为“替换品”。且不说没有在城市应有的社会保障，他们连基本的劳动权益也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这也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困境在全国范围内长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而三和给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老一代农民工的时代并没有产生大城市底层社会，而在“90 后”和“00 后”农民工的时代，却产生了三和这样的城市底层社会，并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

从深圳的发展进程来看，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十分明显。在同样面临工价被压低、劳动时间延长、劳动保障降低、劳动环境恶化等劳动权益被侵害的问题时，早期的农民工由于外出务工目的性很强，且多肩负家庭使命，在消息闭塞的情况下，只能忍气吞声。而“90 后”和“00 后”人群身上有很多新时代烙印，他们负担的家庭压力小了很多，至少不需要承担家庭支柱的压力。更重要的是，“90 后”和“00 后”身上带有强烈的权利意识和抗争意识。权利意识方面，当他们遭遇不公平的对待，比如克扣工资、工作环境差等情况时，会主动维权。但他们也面临与上一代人同样的困境——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在缺乏手段的情况下，“90 后”和“00 后”农民工选择了一种新的抗争模式——在大都市里“混吃等死”。

对于生活在三和的“90 后”和“00

后”，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话题：期望。从三和青年的经历可以看到，他们初对社会、对工作、对生活都有一些期望，如果大城市没有排斥这群人，他们可能不会聚在高楼林立的深圳边缘的城中村里。甚至可以认为对三和青年而言，没有排斥，就没有抵制。他们试图抵制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背后不合理的制度逻辑，他们不愿意做生产线上一个可替换的零部件，而想去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或者说他们试图活出理想中的模样。在缺少技能、没有收入并且被排斥的情况下，抵制进工厂、抵制工作的结果只能是成为在生存线上挣扎、混吃等死的躯壳。之所以成为躯壳，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期望难以实现。他们的期望可能也就是成为大城市里被公平对待的普通人，这对绝大多数农民工而言都相当难以实现。毕竟，中国的经济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之间是脱节的，尤其是本应伴随着城市化的市民化进程更是极其缓慢，并非是今日的中国没有经济能力解决市民化问题，而是因为中国始终把经济发展摆在优先于社会发展的位置，其后果则可能是遭到社会发展滞后的报复。可以预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发展滞后对经济增长、城市发展的负面作用必然难以消除，其中典型的影响就是当下农民工职业化的严重滞后。

农民工职业化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一方面，政府针对农民工开展的培训工作不可谓不多，却收效甚微，大部分地方政府的农民工培训都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相当部分外出务工的“90 后”和“00 后”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与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出现脱节的状况。在三和青年中，这一点尤为突出，真正接受过职业培训，拥有职业技能的青年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少数三和青年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而大部分三和青年只能从事体力劳动——这与他们的父辈是相似的。可惜的是，时代发生了变化，纯粹的体力劳动已经不能给三和青年带来理想的生活，深圳产业结构升级与农民工职业化落后之间的矛盾不能不说是一代人乃至几代人之痛。

抛却长达几代人的痛点不谈，三和青年的聚集更是这个时代物质充沛、物流发达催生的产物。试想，如果在一个物质紧缺的时代，三和青年不可能在大城市中获得成本低廉且足以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物质充沛是前提，而物流产业的发展则从两个方面给他们提供了“活路”：一是三和青年从事的日结工作很多来自物流行业，物流行业需要大量临时工，而三和青年恰恰是廉价的劳动力；二是只有在物流发达、成本较低的时代，三和青年所需要的各类低价产品才能够被配送过来，否则仅仅是物流成本，他们都难以承受。可以说，物质充沛和物流发达为三和青年提供了必要的生存条件，或许这是万物互联时代意想不到的效应之一，而万物互联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则来源于手机。

即便收入很低，三和青年使用手机购物和支付也是普遍现象，但手机并没有帮助他们联入世界，反而更像是帮助他们脱离了这个世界和时代。手机的存在让三和青年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程度下降了很多，工作以及吃穿住行的大部分行为都可以用手机实现。而手机初的功能—联通世界、联系家人、联络感情，反而被忽略了，大概是因为三和青年连接外部世界的需求已经下降。他们有时主动逃避外面的世界，甚至躲避家人，其原因可能是感到羞愧，或害怕家人担心。

三和青年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形成离不开深圳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按照深圳气象局的介绍：“深圳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长夏短冬，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23.0℃，历史气温38.7℃，历史气温0.2℃；一年中1月平均气温，平均为15.4℃，7月平均气温，平均为28.9℃。”这种气候条件对三和青年再适合不过，试想在北方城市露宿街头，可能就要“路有冻死骨”了。气候还给三和青年带来诸多便利：不需要沉重的行囊，无须在衣着上过多花费，还可以在露天环境下解决洗澡、洗衣等个人卫生问题。换言之，除了特定的社会环境之外，在中国大城市底层社会的产生过程中，自然环境也是重要条件。

以上对三和及三和青年林林总总的描述并非想要面面俱到，而是想表达可以用来解读三和及三和青年的视角实在是太多了，任何一个解释路径或许都能写成一本专著，而我们只是用能够想到的解释路径浅尝辄止地阐释，试图以简单、直接的方式关心三和青年现象，关注底层青年的命运。三和青年看起来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却真实地融入了整个城市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中。残存在城市角落里的底层社会的这群人，需要政府和社会的保护和关爱，而社会学研究者应该做的是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并描述和分析问题背后的故事。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青年农民工边缘群体的社会学著作，它以田野笔记和深描的方法，提供了类似《街角社会》的观察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化过程艰难复杂的全貌。                                    

——李培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一个社会的内在裂缝如何形成？“三和青年”如何一步步从社会秩序中游离出来，成了得过且过、没有任何生存实感的“三和大神”？当理论术语无法解释社会现象时，或许，回到经验，回到现场，我们能获得ZUI真实也ZUIYOU效的理解力。《岂不怀归》的两位写作者秉承这一信条，进入“三和”，让我们看到那些被忽略的细节——人才市场、中介、小旅馆、工厂，甚至天气，等等，它们构成强大的现实合力“剥夺”青年们的梦想和精神。在这里，“三和”就像一面魔镜，照出时代逻辑的另一面——荒凉、坚硬，以粗暴的力量侵袭着我们的灵魂。我希望大家能够阅读这本书。

——梁鸿 学者、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