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技艺

 “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

几年前，我十分宠爱的小儿子居然向他身为历史学家的父亲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愿本书能够作为我的答案。对一个作者来说，至高无上的评价，莫过于赞扬他对学者和学童都能以同样的口吻说话。然而，“纯真”是何等崇高的境界，臻于此道者实在寥若晨星。当时，我虽未能给那个求知欲极强的孩子以圆满的回答，现在，他的问题却可以作为我的起点。无疑，有人会认为孩子的问题未免太幼稚了，可在我看来，这个质问切中了要害，童言无忌，他的发问恰恰是针对历史学存在的理由而言的。

注意，这样的话，历史学家就必须作出解释，而要作出解释，内心未免有些惶恐不安。一位年迈的工匠扪心自问：花一生的精力来从事这个行当值得吗？这时，他心中难道不会忽然产生一阵疑惑吗？“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

与其他文明不同，我们的文明总是极为关注以往的历史，万事万物都追溯到同一源头——基督教和古典遗产。我们的前贤往哲——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就擅长撰写历史，基督教就是历史学家的宗教。其他宗教体系的信仰和礼仪都源于接近洪荒时期的神话。基督教的圣书包括：史书、礼仪祀典，还包括上帝的现世生活情节、教会纪年、使徒行传。从另一种更深的意义来说，基督教是历史性的宗教。基督教将人类命运视为在堕落和后审判之间的一次漫长的历险。每一个生命，每一次个体的朝圣，都是这种天路历程的表象。正是在时间，也就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全部基督教思想的轴心——原罪与救赎，上演了一幕幕壮观的活剧。在我们的艺术，在不朽的文学名著中，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声，我们的政治家也不时把那些真假难辨的历史教训挂在嘴边。自然，我们要注意团体心理之间的差别。例如，库尔诺早就观察到，法国的民众总是倾向于按照理性来重组这个世界，但在保存其集体记忆方面远不如德国人来得强烈。无疑，文明不是一成不变的，或许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会与历史背道而驰，这也不是不可想象之事。好在历史学家会对此可能性加以深思，而如果他们掉以轻心，伪历史就会殃及信史。不过，倘若我们真的沦落到这种地步，那肯定是以严重脱离我们珍视的思想传统为代价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探索仅仅涉及良知这个层次。确实，尽管处在持续不断的生存危机中，每当西方社会对自身产生疑惑之时，我们都会反躬自问：西方社会曾否努力向历史学习？究竟我们学得是否正确？请读一读战前人们所写的那些文字吧，同样，也请读一读可能在将来会形成文字的今天人们的见解吧，在当今纷纷扬扬的牢骚声中，你肯定能听到人们对历史的抱怨。在一次重大的事变中，我就正好听到这种声音。那是在1940年6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正是德军进入巴黎的那一天，在诺曼公园，法军被迫缴械，我们参谋本部的成员苦思灾难的原因，以此来消磨无聊的时光，其中一人哀叹道：“难道历史已经背叛我们了吗？”这样，一位苦恼的成人以悲伤的语调所提出的问题，竟与那天真好奇的幼童随口的发问殊途同归了。两者都要求回答：

“历史有什么用？”

“用”这个词，在此究竟有什么含义？在展开这个问题之前，请允许我先表示一下歉意，在目前的处境下，我不可能利用任何大型图书馆，藏书的丢失迫使我只能依靠笔记和记忆。我本想在此论述治史的技艺和法则，而正是这些法则所要求的辅助性的间接研究条件，我都不具备。会不会有一天能允许我来弥补这些缺憾呢？看来希望渺茫。因此，我不得不请求宽恕。尽管罪不在我，但还是必须说“我服罪”。若非如此，似乎我竟然胆大妄为到要为噩运而承担罪责了吧。

即便不能证明历史的其他用途，至少还可以肯定，人各有所好，历史无疑具有娱乐的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至少人们确实对历史感兴趣，我本人就多年乐此不疲。我想，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不例外，要不然，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历史为职业呢？只要不是白痴，任何人都会对所学的东西产生兴趣，然而，每一位学者必然对某一门学科特别感兴趣，他们选中这门学科，为此奉献自己的一生，这就是所谓“使命”和“天职”。

历史这种不容置疑的魅力，促使我们静下心来对此加以深思。

历史的魅力首先触发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继而激励人们有所作为，它的作用始终是至高无上的。单纯的爱好往往先于对知识的渴求。人们往往是在一种本能的引导下从事自己的工作，事先并不能完全意识到它的结果，这在思想史上不乏其例。甚至物理学也是源于小屋里的好奇，古董迷一开始也只是为了好玩，而并非打算进行严肃的研究。考古学和民俗学的起源概莫能外。在我看来，大仲马的读者很可能成为潜在的历史学家，他们只是缺乏系统训练，缺乏从事真正的研究所必需的更为纯正、更为强烈的兴趣。

系统严谨的研究一旦展开，历史的魅力也不会因此而大为逊色，相反，所有真正的历史学家都能证明，无论在研究的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可以感受到这种魅力。其他任何脑力劳动同样如此，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伟大的莱布尼茨对此深有同感，当他从抽象的数学和神学转向探究古代宪章和德意志帝国的编年史时，和我们一样，亲身感受到探赜索隐后的喜悦。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如我所察觉到的，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然而，如果说，普遍永恒的魅力几乎是历史的存在理由，如果说，历史像桥牌和钓鱼一样，仅仅是一种有趣的消遣，那么，我们费尽心血来撰写历史是否值得呢？我这里的意思是，秉笔作史绝非易事，要讲究史德，实事求是，尽可能探究历史潜在的因素。安德烈·纪德曾写道：“我们的时代已不容纯粹的娱乐，哪怕是有益于心智的娱乐。”他是在1938年讲这番话的，在1942年的今天，他的话显得何等语重心长啊！确实，当今世界已跨入原子化学的门槛，已开始探测宇宙的奥秘。然而，这个可悲的世界尽管可以为科学的进步而自豪，却并没有为人类自身创造多少幸福。历史包罗万象，任何一个烦琐的枝节问题都可能虚耗人一生的光阴，如果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给一种娱乐罩上令人难以信服的真理外衣，那么，理所当然要被斥为滥用精力，滥用精力则近于犯罪。否则，要么只有劝说有能力从事更好职业的人不要去搞历史学，要么就必须证实历史学作为一种知识的存在理由。

不过，这样又引起了一个新的问题。确切地说，究竟是什么构成了求知的合理性？

正统的实证主义者认为：一种研究的价值必须以它是否能促进行动来衡量。我想，今天已经不会有人以这种口吻来说教了吧。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在事先确定一项极抽象的研究终是否会带来惊人的实际效益。否认人们追求超物质利益的求知欲望，无疑会使人性发生不可思议的扭曲。即使历史学同手艺人和政治家永远不相关，它对提高人类生活仍是必不可少的，仅这一点也足以证明历史学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即便加上这样的界定，仍没能直接解决问题。

激发人类思维的，不仅是力求“知其然”的欲望，而且是想“知其所以然”的欲望。因此，唯有成功地解释现象相互关系的科学，才被认为是真科学，除此之外，正如莫尔布拉克所言，不过是卖弄学问而已。现在，人们把卖弄学问当作一种娱乐或癖好，不过，同莫尔布拉克时代一样，这根本不是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东西。即使历史学不具备任何促使行动的功能，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跻身值得我们为之努力的科学之列。它不是一个支离破碎、难以阐释的学科，而是一门分类适度、日益言之成理的科学。

当然，不容否认，如果一门科学终不能以某种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就会在人们眼中显得不那么完美。而且，就历史学而言，不正是这种情绪使我们感到更特殊的压力吗？因为，历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事实上，一种根深蒂固的秉性使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我们的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之时，我们就会感到愤慨，就像上文提到的那位被征服的战士一样。历史的用途(指严格的实用意义上的“用途”一词)，这个问题不应与历史的严格意义上的理智合法性混为一谈。而且，按理说，我们应当首先了解它，其次才谈得上“用”。常识表明，我们不再回避这个问题了。

某些希望成为仲裁者的人，已经交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试图指责我们的乐观主义。他们中宽容的人说，历史学既无益处又不完善；而那些苛刻的、毫不妥协的人断定历史学是有害的。其中一位知名度不算很低的人声称：历史学是“危险的混合物，即便其中糅合着理智的成分”。这些指责带来一个可怕的诱惑，预先就给无知作了辩解。万幸的是，对我们这些仍然保持理智的好奇者来说，似乎还可从他们的裁决中找到上诉的理由。

但是，如要重新辩论，重要的一点在于这种辩论必须以可靠的资料为依据。

一般来说，贬低历史学的人似乎失之武断，他们高谈阔论，妙语连珠，但重要的是他们忘了问问自己，到底在谈论什么东西。他们为自己所描绘的历史研究的形象，并不是以历史研究的实际情况为依据的，这种形象更适合论坛而不是书斋。首先，历史研究的情况已今非昔比，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浪费精力，类似于用魔法去驱除魅影。我们的做法应当完全不同。我们试图在此评估的，是那些在研究中实际应用的具体而微的方法，评估它们的价值和确定性。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和那些成天与史料打交道的历史学家所遇到的问题是同一类型的。总之，我们旨在阐述历史学家为什么以及怎样来从事历史研究。至于是否值得干这一行，就得由读者来决定了。

然而，我们还得小心，即使经过如上限定，事情还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假如我们要探讨的是一种实用的工艺，事情可能简单明了，因为计时的手工劳动可以一一列举计算清楚。但历史研究既不同于造钟表，又不像做家具，它力图终能更确切地了解运动中的事物。限定自己只去描绘一门科学的现状，多少可以揭示出一点真实情况，也总会有点曲解，更重要的是，要说出这门学科在时间的长河中将怎样加以改善。这样，难免会带有许多个人的看法。确实，一门科学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中，都会受到各种相反倾向的干扰。几乎不可能确定，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是否有前途。我们不要回避这个问题。理论问题和其他事情一样，怕负责任是有损于信誉的。在此，不过是要向读者坦诚相告而已。

任何一种方法论的研究，所遇到的困难因本学科的发展阶段而异，学科的发展过程像一条不规则的曲线，方法论的研究更是如此。例如，10年前牛顿力学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那时，以精确的体系来构思一篇关于力学的论文要比今天容易多了。而目前历史学仍处于那种热衷于实证的阶段。

历史学不仅仅是一门变动中的科学，和那些以人类精神为对象的学科一样，这位理性知识领地的新到者还处在摇篮中。也就是说，在胚胎时期，历史只是叙述而已，那时的历史著作充斥着传闻逸事，在更长的时期内，历史主要记载重大的事件。作为一门注重理性分析的科学，它还十分年轻。现在，它终于力图深入人类活动的表层，不仅拒绝谣传和卖弄辞藻的诱惑，而且要防止近代因习以为常而墨守成规的学问和经验主义的标榜，那才是更为危险的毒素。在一系列关键的方法问题上，历史学尚未超出初步尝试性的摸索阶段。所以，浮士蒂尔·德·古朗治和先于他的培尔都认为，历史学“在所有科学中难度”。这话不无道理。

这仅仅是一个幻想吗？尽管道路曲折，然而在我看来，我们现在正处于比前辈更为有利的地位上，已可以看到前方的一线曙光。

我们的前辈，如19世纪后10年的人，甚至包括20世纪初的那一代人，似乎已完全沉溺于孔德的自然科学概念。这种迷人的先验图式侵袭了思想每一个领域，人们似乎以为，如果后不能通过直接的、雄辩的证明，达到以至高而普遍的规律为形式的十分确切的公式，就算不上真正的学科。这在当时几乎是毫无异议的看法，而当这种观念应用于历史研究时，就因个别的历史学家气质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学派。

一派认为将实证主义套于历史学是切实可行的，他们力图建立一门与泛科学的理想相吻合的有关人类进化的学科。他们打算把许多明显的人类现实活动排斥在真正的人类科学之外，因为，这类活动在他们看来难以接受理性的解释。他们不无蔑视地将事件或偶发事件称为渣滓，大多数内在的、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也是渣滓。总之，这就是涂尔干创立的学派的立场(自然，早期的这种刻板原则，在实践中已渐渐有所松动，尽管不情愿，这些人还是明智地服从了事实的压力)。涂尔干学派这种科学化的巨大努力，使我们的历史学获益匪浅，它教会我们分析，使之更为深刻，更善于抓住问题，甚至可以说，使我们的思想更为充实。在此，我是怀着无比的感激和敬意来谈论涂尔干学派的。如果说这种学说在今天已趋于僵化，那也只是任何思想运动在硕果累累之后迟早要付出的代价。

另一学派的研究者则持完全不同的观点。由于无法把史料组织得像自然科学那样章法井然，由于他们早期所受训练的局限，他们对考订资料所需的新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困难和疑问尤其感到棘手，所以，从研究中他们得出虚无而谦卑的道德教训。到回顾总结之时，他们感到自己在为一门学科贡献才华，而现在既不可能对这门学科作出十分肯定的结论，也看不到它在今后会有所进步的希望。他们倾向于把历史学视为一种美的消遣，或是一种有益于心智的健身操，而不是一种真正的科学知识。这派人物曾被称为唯历史的历史学家，具有真正的“历史的”观点。但这种论断有损于历史学，因为它以否定历史学发展的可能性来发现历史学的本质。就我而言，我宁可在与他们相关的法兰西思想中找出其更明显的象征。

如果我们认可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作品对西尔韦斯特·博纳尔生平所划定的年限，那么，这个人物就反映了所谓的时代错置，他就像中世纪作者所描绘的那种年迈的圣徒，这些作者将自己的时代特色天真地加在笔下的人物身上。博纳尔(如果我们同意这一虚构的人物一度是个有血有肉的人)“真正”生于帝国，他属于浪漫主义历史学家那一代人，他本来会具有他们那种昂扬充沛的热情，像他们那样对历史“哲学”的前途坚信不疑。法朗士虚构了他的生平，如果略过假设的主人公所处的时代，而在作家生活的时代复活这一角色，我们就可以把他看作是庇护全体历史学家的圣人，传主几乎成为法朗士思想上的同道。他们都堪称地道的工匠，只是有点底气不足。我们可以把他们比喻为醉鬼的孩子，浪漫主义历史学的狂欢滥饮削弱了他们的体质。与实验室里的同事相比，他们自惭形秽，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连我可敬的老师瑟诺博斯那样思维敏锐的人也曾在无意中说道：“向自己提出问题是有用的，但回答这些问题却是十分危险的。”此言堪称这派人的口号。确实，吹牛大王是不会讲这种话的，但如若当年的物理学家没有显示出更大的勇气，那么物理学的现状又会如何呢？

我们所处的思想氛围已今非昔比，气体动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已使科学的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而那些概念在过去曾是人们一致公认的。爱因斯坦等人的理论并没有淡化这些概念，而仅仅使之更富有弹性。他们常以无限的或然性取代确定性，以永恒的相对可测性概念取代的可测性。无数人的思想受到他们的影响(嗨！我也不例外)，由于智力或教育的欠缺，像我这类人只能远远地尾随这种伟大的思想，就像光的折射现象一样。因此，我们似乎更有理由认为，即使一门学问不具备欧几里得式的论证或亘古不易的定律，仍无损于其科学的尊严。我们发现，还是将确定性和普遍性视为“度”的问题更为妥当。我们感到，没有必要再把从自然科学那里引进的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强加给每一门知识。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界，这种模式也不再通行无阻了。我们不知道人的科学前景如何，但我们确知，为了生存，它无疑会与理性的基本规律相一致。它没必要舍弃自身的特色，更没必要因其特色而自惭自卑。

我但愿，职业历史学家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能就历史学的徘徊和不断的自我反省问题加以深思，他们必定因此而得到训练，通过审慎的选择，理智地确定自己努力的方向。我尤其希望，在年轻一代中有愈来愈多的人能开拓历史学的深度和广度。我们中一些人早就开始酝酿这类设想。假如我的书能对他们有所帮助，我就算没有白费精力，我得承认这也是本书的部分目的。

但是，本书并非完全，也不是主要为同行而写的。我认为，面对着大众的好奇心，应当把历史学的不确定性公之于世。历史学的不确定性正是历史学存在的理由，它使我们的研究不断更新。由于全新的开拓，我们肯定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将更执着于历史。只要不懈地努力实现自身价值，历史学的不完善性与完美无瑕的成功，同样是富有魅力的。借用贝玑的话来说，一个好农民在播种耕耘时的喜悦并不亚于收获时的欢欣。

这个简短的导言行将结束之时，有必要再表白几句。每一门科学本身，仅代表了知识海洋的一点一滴。我在前面已举例说明，无论你从事什么专业，为了了解和正确评价自己的研究方法，就必须看到它们与其他领域同时代的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方法论是一种专门的学问，从事研究者被称为哲学家，我可不敢觊觎这一头衔。笔者才疏学浅，这本小册子难免有行文不当和一己之见的地方。我所呈献给读者的，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他长年摆弄直尺和水准仪，但绝不至于把自己想象成数学家。

“武士弄墨，尚可附庸风雅，学者扛枪，只能归咎于命运的残酷。1944年6月16日，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因参加反法西斯运动在里昂市郊被枪杀，噩耗传出，西方历史学界为之震惊。

布洛赫并非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而屈指可数的几部专著，如《法国农村史》《封建社会》等，都堪称别开生面的扛鼎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便沦入敌手，在这极其困苦的时刻，布洛赫开始了此书的写作。在此书的卷首，他痛苦地写道：“国难当头，谁不感时伤世，草此小书，聊以排遣胸中的忧愤。”这是一部愤世之作，同时也是他一生史学思想的总结，可惜，书未杀青，作者却赍志而殁了。战后，布洛赫的好友费弗尔将残存的遗稿整理成书，这部遗作方流传于世。该书译成汉语仅10万余言，其中颇多精义，为后代年鉴学派发扬光大的总体史思想、长时段理论等均可在此找到源头，为此，有人将它称为“年鉴派历史学的宣言书”。用他本人的话来说：“我所呈献给读者的，只不过是一位喜欢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艺人的工作手册，是一位技工的笔记本，他长年摆弄直尺和水准仪，但绝不至于把自己想象成数学家。”话虽出于自谦，可也使人感到亲切，书中没有令人望而却步的理论体系，只是些娓娓道来的治史心得。”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法国犹太裔史学大师。主要著作包括《法国农村史》《封建社会》《历史学家的技艺》等。1943年布洛赫在法国里昂参加抵抗运动，1944年6月被德国法西斯杀害。

译者的话

为历史学辩护

由古知今、由今知古

“有意”的史料与“无意”的史料

评判还是理解？

献给吕西安·费弗尔

有关本书手稿的一点说明（吕西安·费弗尔）

导言

章  历史、人、时间

1.历史学家的选择

2.历史与人类

3.历史的时间

4.起源的偶像

5.过去与现在的界限

6.由古知今

7.由今知古

第二章  历史的考察

1.历史考察的一般特征

2.证据

3.证据的流传

第三章  历史的考证

1.考据方法的历史概要

2.辨伪正误

3.考据方法的逻辑

第四章  历史的分析

1.评判还是理解？

2.从人类功能的多样性到人类良心的一致性

3.术语

第五章  历史的因果

再版后记

2013年版译后

2019年版译后

“武士弄墨，尚可附庸风雅，学者扛枪，只能归咎于命运的残酷。1944年6月16日，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因参加反法西斯运动在里昂市郊被枪杀，噩耗传出，西方历史学界为之震惊。

布洛赫并非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而屈指可数的几部专著，如《法国农村史》《封建社会》等，都堪称别开生面的扛鼎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便沦入敌手，在这极其困苦的时刻，布洛赫开始了此书的写作。在此书的卷首，他痛苦地写道：“国难当头，谁不感时伤世，草此小书，聊以排遣胸中的忧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