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伯与比较古典学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儒”，解釋很多。《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偁。从人需聲。”以“柔”訓“儒”，段玉裁引鄭玄云：“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是說儒者的話優柔有理，能定人心志。儒，“術士之稱”，不要看到術士就想到迷信。術，本義是“邑中道”。邑，是古代的國，或更直接地說，是人聚居的地方，好比如今的城市。由於人口聚居，邑中開出道路讓人交通，這些道路就是術。在邑中居住的人，各有各的生活道路。可是，人應該怎麼走，怎麼生活，並非每個人都清楚。術士，簡單來說，就是憑藉某方面的見識引導人的人（焚書坑儒，坑的就是術士，而非後來意義上的儒生）。由於人的生活有多種層次和可能性，可供選擇的道路也很多，相應，也就有很多類型的術士。道，有大道有小道。術，有道術和方術。道術，出入無疾，所有的路都走得通。方術，局部的路走得通。

儒家後來從術士中別出，有不同於其他術士的獨特一面。儒字，从人，从需。人之所需者，儒也。儒和人，有極密切的關係。需，放在《周易》中看，水天為需（?），雲上於天之象。“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周易•需•象》），雲上於天，前路有險，君子為什麼要飲食宴樂。按《周易•序卦》之次，乾坤之後是屯蒙，接著是需訟。乾坤是陰陽之母，屯是陰陽始交，蒙是陰陽交通之後萬物始生，“蒙者，蒙也，物之穉（幼小）也”。萬物剛剛萌生，期望天降雨露，春雨貴如油。《序卦》云：“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之道，就是養育之道。需，講的是如何養育萬物的事，於人而言，是君子如何養育萬民。《說文》云“民者，眾萌也”，在人世秩序中，民眾是需要養育的幼苗。需，不僅有渴望飲食滋養的意思，需者須也，也有等待的意思。為什麼要等待，因為對飲食的渴求，很可能遭遇危險。內卦為乾，內在需求很強烈，外卦為坎，坎是水源，也是危險。有過務農經驗的人都知道，給幼苗澆水，尤其講究，少了養不活，多了淹死。前面有險，需要等一等。等一等的這段時間，是為涉險做好準備，研究好分寸。國家剛剛建立（屯），一切事情尚未就緒，百業待興（蒙），不適合大躍進（漢初休養生息七十年）。需卦內健，本身又冒險的衝動。若鋌而走險，會犯下大錯誤，欲速不達。此時，緩一緩，等一等，認清楚目標和困難，採取必要的準備措施，方能剛健而不陷，利涉大川。

孔子說：“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論語•子路》）。需時，君子做的事是“飲食宴樂”。君子以飲食宴樂，往小處說，是養君子自己，“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往大處說，以飲食是下以養民，以宴樂是上以享神。不管是下以養民，還是上以享神，關鍵在於利用飲食宴樂之際，融入禮義教化。夫子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禮記•禮運》），教化之功在日用飲食與祭祀告神之間。為什麼禮起於飲食之道，《序卦》言“飲食必有訟”，為爭取有限的生產生活資料，人與人必定發生衝突。對人的規範與教化，要從他們基本的飲食需求上講求。需，講的是禮的起源。從《序卦》結構來看，屯是建國，蒙是教育。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教育具體分為禮法，需講禮的起源，訟講法的起源。儒，是以禮化人的擔綱者。《漢書•藝文志》說儒家出於司徒之官，主教化，精確不磨。司徒的職責，在協調和規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國之中，基本的人際關係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司徒的教化，要讓“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在太史談看來，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這是社會基本的人際關係，是整個社會的根基，不可動搖。

儒者，人之所需，重在研究人道，核心在仁義問題（《周易•說卦》“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漢書•藝文志》說儒家“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高。”儒家奉六經為經典，對古史的認識從堯舜開始，效法文王和武王，以孔子為宗師。《漢書•藝文志》緊接著說“以重其言”，意思是儒家標榜堯舜、文武和孔子，是為了增加他們學說的分量。是否真的宗師仲尼，還有討論空間。

“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儒家雖然研習六藝，不過重點關注其中的仁義問題，或說關注人道問題。儒家雖然宗師仲尼，但是否得其全部，仍待考察。孔門弟子中，具體而微者顏子，可惜早卒。其餘優秀者各得一體，以至於後來儒分為八，彰顯出儒門內部問題。孔子之學能涵蓋儒家，儒家之學雖傳自孔子，似不能窮盡孔子之學。“性與天道”不可聞，這是孔子在時，儒學的隱約界限。進一步追究性與天道，於儒學為上出。《漢書•藝文志》說儒家“於道為高”，是《漢書•藝文志》出於時代風氣的判斷，與獨尊儒術有關。孔子“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其精神已由周公上出。儒家學問，規模與周公相應，重制禮作樂，然“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更深入到禮樂背後。

儒家雖以六藝為經典，對六藝的把握，因其精神境界的局限，雖反復討論，仍難以由博返約。加上後來設立五經博士，繁文褥說層出不窮。據桓譚《新論•正經》記，“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孔子講，“辭達而已”。不過，要真正做到辭達，一兩句話把問題說透徹，還是精神境界的問題。儒家為國家制度，“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禮記•禮器》），有時實在過於繁瑣。所以太史談說“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在司馬遷看來，儒學亦不能代表孔子之學，真正能夠等量孔子之學的，是六藝。儒家雖以六藝為主，但各守師門成說，容易師悖。所以，以孔子為師的司馬遷，志在“厥協六經異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