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教育家徐特立

湖南省教育科学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徐特立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梁堂华作为本书主要作者，而创作完成的一部教育家徐特立先生的中英文版传记，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非常精炼而又有重点地讲述了这位传奇的教育家的成长过程和革命经历。全书共分六章，是按时间顺序，将一个个小故事串连起来的。另外，本书的中文后面，附有英文译文。英文翻译由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完成，翻译得很地道。

湖南省教育科学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徐特立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梁堂华作为本书主要作者，而创作完成的一部教育家徐特立先生的中英文版传记，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非常精炼而又有重点地讲述了这位传奇的教育家的成长过程和革命经历。全书共分六章，是按时间顺序，将一个个小故事串连起来的。另外，本书的中文后面，附有英文译文。英文翻译由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完成，翻译得很地道。

梁堂华，研究员，长沙师范学院徐特立研究中心主任兼《特立学刊》编辑部主任，湖南省徐特立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教育科学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徐特立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湖南省徐特立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完成专著《圣人风范徐特立》《师德楷模徐特立》，担任《徐特立研究文集》执行主编及《徐特立年谱》编委会副主任，参编《古今教育名家思想》《家训》等著作。,彭红霞，女，湖南衡阳人，硕士，长沙师范学院徐特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兼《特立学刊》编辑部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近年来，主持省级课题4项，厅级课题2项，参与编纂专著《徐特立年谱》，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刘宏伟，女，1987年生，湖南益阳人，硕士，长沙师范学院徐特立研究中心徐特立研究所副所长，《特立学刊》编辑部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徐特立研究、湖南近现代人物研究，发表徐特立研究论文多篇。

目   录

章  苦学成才，终身不懈

苦难的童年
8岁那年的除夕夜
入私塾勤奋读书
过继给伯祖母为孙
“读书兼习科举业”
制定“十年破产读书计划”
参加岳州会试  
不安分的学员
考察日本的小学教育
“留法老学生”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马列
 “争取时间很重要”
病房里的骷髅架
走到哪儿学到哪儿
“这些书将来用处大着呢”
活到老，学到老

第二章  舍家办学，教育救国

“开创农村新式教学的先声”
每天奔波一百里
白手起家办长师
“校长的薪水哪去了”
五美乡下的“洋学堂”风波
腾出住房办学校
“徐二镥锅”
让穷苦人读书认字
冒风顶雪聘教员
稻田师范树新风
湖南教育界的“长沙王”

第三章  爱生如子，培育英才

悉心培养“现代的关汉卿”
窗户报
校长与退伍兵
收了个铁匠学生
给学生打洗脚水
“徐家外婆”
和蔼的外婆校长
温柔敦厚兴诗教
*长扫盲
“不聚财”的*长
培植自然科学的幼苗
“要做园丁，不要做樵夫”
“永远的老师”

第四章 “读书不忘救国”

断指写血书
辛亥革命一斗士
不作议长，仍当教员
“驱张”急先锋
投身农民运动
“没有字的教科书”
南昌起义立奇功
“夜行军不算什么事”
征服三座大雪山
“你们不要管我”
表演猴子捉虱子
“岁岁不忘歼敌事，朝朝只见诲人忙”
回湖南宣传抗日
“抢去了不少说书人的买卖”
“把国家的前途、民族的解放摆在位”

第五章  家风家教，遗泽后人

与结发妻“童携到老”
“要先想为社会出力”
让子女到应该去的地方去
“要多想群众和政府的困难”
“诚实地劳动，始终做有益于人民的人”
“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为刘萃英改名“徐乾”

第六章  一代师表，世之楷模
两个油粑粑
两张老羊皮
“现在是我们讲客气的时候吗?”
“我先下去试试”
奋不顾身救祖孙
“马克思在保佑我们”
“人老心不老”
三送鸡蛋
像马夫的*部长
长征途中的“百宝衣”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安步当车
“自己的时间宝贵，别人的时间就不值钱吗?”
“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后的日子

湖南省教育科学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徐特立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梁堂华作为本书主要作者，而创作完成的一部教育家徐特立先生的中英文版传记，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非常精炼而又有重点地讲述了这位传奇的教育家的成长过程和革命经历。全书共分六章，是按时间顺序，将一个个小故事串连起来的。另外，本书的中文后面，附有英文译文。英文翻译由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完成，翻译得很地道。

梁堂华，研究员，长沙师范学院徐特立研究中心主任兼《特立学刊》编辑部主任，湖南省徐特立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教育科学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湖南省徐特立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湖南省徐特立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完成专著《圣人风范徐特立》《师德楷模徐特立》，担任《徐特立研究文集》执行主编及《徐特立年谱》编委会副主任，参编《古今教育名家思想》《家训》等著作。,彭红霞，女，湖南衡阳人，硕士，长沙师范学院徐特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兼《特立学刊》编辑部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近年来，主持省级课题4项，厅级课题2项，参与编纂专著《徐特立年谱》，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刘宏伟，女，1987年生，湖南益阳人，硕士，长沙师范学院徐特立研究中心徐特立研究所副所长，《特立学刊》编辑部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徐特立研究、湖南近现代人物研究，发表徐特立研究论文多篇。

考察日本的小学教育
在上海的训练班里，徐特立很钦佩年龄比自己小的俞子夷先生。俞先生是一位留日学生，曾多次向他介绍日本教育的情况，鼓励他到日本去考察。去日本学习，一直是徐特立多年的愿望，结束上海教育的考察后，1910年7月他再次起航，乘船东渡到达日本东京。
在参观日本学校之前，徐特立阅读了一些介绍日本教育的书籍，如《小学校事汇》《三千个优良小学校》等，根据这些书籍提供的情况和线索，来实地考察一些学校。在考察这些学校的过程中，令他感受深的是，日本学校十分注意人力、财力、物力的节省和工作效率的提高。他访问了实践女校。这所学校行政人员只有校长夏田戈子一人，其余都是教员。校内的日常事务，全部由学生自理。学校的房屋设备，都能充分发挥效用，如缝纫教室，只要把工作台搬走，便成了室内操场；课程的设置，也注意符合实际的需要；整个学校环境整洁清雅，井然有序。徐特立十分赞赏这位精明能干的女校长，心想她的办学经验值得好好推广。另外，日本某些学校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来安排授课时间，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东京某小学，学生多是工厂学徒工，上班时间不一。为了适合他们的情况，学校在不同时间段开设多个班级、课程供他们选择，办学形式灵活多样。学校教员不足，学生也可以当助教。这些好的经验，不仅丰富了他的考察内容，也为他以后从事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
在日本待了两个多月后，徐特立怀着不虚此行的心情返航。在船上，他紧抓着自己的行李箱，生怕有半点闪失，因为里面装着的教育考察笔记，可是他重要的宝贝呀。
“留法老学生”
1919年下半年的一天。“呜——” 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一艘从中国开来的轮船，停靠在了法国马赛码头，从船上走下来一批穿着朴素、皮肤黄色的青年人。他们是远离祖国、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徐特立就是其中的一员。
这年，徐特立已经43岁，教了20多年书，已经拥有了声望和成就，但他为了追求新知，一心来法国勤工俭学。有朋友劝他：“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学什么？何必非跑到法国去，又当学徒，又当学生呢?”徐特立回答说：“你们都说年纪大的人不用再求学，这不对。要知道，虽然年纪大的人多数在社会上有些权柄，但倘若都不求学，不增进新的学识，那么，社会就会受害不少……。”
有亲友不解地问：“你现在不是已经很有学识了吗?”徐特立摇了摇头，笑笑说：“我现有的学识还大大不够用。今年我43岁，不觉就要到44、45，一混，60岁就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的学识，这17年，岂不冤枉过日子了吗?到了60岁才后悔，那就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
亲戚朋友们的劝阻，没有动摇徐特立的决心。他变卖书籍，东拼西凑，筹集了一笔旅费，告别妻儿，乘上了开往法国的轮船。
到法国后，管理勤工俭学的人看徐特立年岁大，劝他住在校外，单独请人教，比在学校里自由些。徐特立拒绝说：“我到法国来，本来是想了解一些法国学校的规则，以便回国采用，如果不在学校亲身体会，那怎么行呢?”
管理勤工俭学的人担心地说：“你的年纪太大，学校的规则太严，恐怕你受不了。”徐特立说：“正是因为我的年纪大，人家对我很尊敬，如有不好的习惯，人家都不肯当面说。住在学校内，一方面有先生的指导，另一方面也可得到同学们的帮助。”徐特立说服了那位同志，进入法国木兰省立公学补习法语，同时在法国圣侠门钢铁厂做钳工，还替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做饭。
徐特立记忆力差，嘴里还缺了两颗门牙，发音很吃力，学习法语困难重重，但他很有信心地说：“今年学起，到50岁还有7年，一天学1个字，一年学365个字，七年可学2500多字，到了50岁时，岂不就是一个通法文的人吗?若一天学2个字，到了46岁半，就可以读通啦。”
木兰省立公学的学生大都是年轻小伙子，他们学得较快，徐特立就拜他们为师，虚心向他们请教。其中有一个湖南来的15岁的学生，叫熊信吾，是徐特立学生熊瑾玎的儿子，应该称呼徐特立为“太老师”，可徐特立却请熊信吾当自己的法语“小先生”。有人见了，对徐特立笑着说：“向你学生的儿子求教，不是降了好几级?”徐特立回答说：“不错，是降了好几级，但你要知道，没有学问，当了‘太老师’已是可耻了，如今法文一字不识，还要自高自大、怕失掉资格就更加可耻。只要学生不嫌我老，肯帮助我来学法文，尽管降了好几级，我也要做一个进步的老人。”
徐特立刻苦谦虚的学习精神，感动了学校里的法国教师。他们十分赞赏这位发奋学习的老学生。经过艰难的努力，徐特立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能够读懂法文的科学书籍了。一年多后，他考进了巴黎大学，选学数学和物理等课程，真正成为了一名“老学生”。
        
留法时期的徐特立         徐特立（前排右四）在法国与勤工俭学留学生合影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马列
1929年5月，党组织派徐特立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这所学校招收的都是中国学生，开设了初级班和中级班。大革命失败后，董必武、何叔衡、林伯渠、吴玉章等一些老同志，都曾在这里学习。学校尊重这些年高德勋的同志，专门为他们开设了一个高级班。徐特立就是在高级班里学习。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貌
徐特立的勤勉好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深研马列主义的理论，他不顾年老，努力学习俄语，有着一种甘当小学生的学习精神。他的门牙缺了，读起俄文字母来，发音很难准确，记忆上也有困难，今天熟读了明天又忘了。他就给自己制定了每天早起大声朗读俄语的计划。于是，不管刮风下雨，在学校僻静的走廊上总有一个身影在一边走动，一边咿咿呀呀地大声读着，每一个字母，每一个单词，都是一读就是几十遍甚至百多遍，直至完全记住为止。由于勤奋苦学，不多时间，也就有了显著的成绩。在学校任教的一些老师，也深深感到徐特立并不因自己年龄大、学识广而轻慢他们，相反，总是那么认真听课，恳切求教，令人钦敬。
莫斯科的冬天格外寒冷，人们喜欢躲在屋子里，尤其是早晨，多不愿出门。徐特立却一大早就到户外跑步，中午到林荫道上锻炼身体。他还常邀请同学一起去锻炼，要为革命锻炼好身体。
“争取时间很要紧”
1940年12月，从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回到延安的徐特立，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所理工科高等学校——延安自然科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前身）的院长。由于学院创建不久，各方面工作都还有待规范，办学条件也很艰难，因此徐特立每天的工作安排得十分紧张。他一边要考虑学院的方方面面，包括办学方针、课程建设、教学计划、师资队伍建设等，一边还要挤出时间来学习矿物学、地质学，组织编写这方面的教材，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总感觉时间不够用。
那时候，徐特立住在杨家岭，开会、工作都要跑到山下去。从杨家岭到山下，原本有一条有台阶的老路，但要绕个大圈子，徐特立嫌它远，走起来太浪费时间，便从杂草、灌木丛中另外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顺着山坡直上直下，峰回路转，十分险峻，有的地方荆棘丛生。每次走完这条路，徐特立总得出一身汗，呼哧直喘气。跟随他的秘书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也累得满头大汗。他对徐特立说：“您现在又不是长征，天上没敌人赶，地上没敌人追，何必这样急匆匆赶路？下回还是绕大路走吧。” 徐特立打趣地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哩，我选的这条路，虽然走起来吃力些，但是能节省不少时间，因为它的长度只有老路的三分之一。我们干革命的，争取时间很要紧。我挤出的这些时间，可以多做不少事，多读不少书。”每天，他坚持走这条路。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也跟着走这条小路了。
病房里的骷髅架
陕北交通闭塞，土壤贫瘠，物资奇缺，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徐特立从无怨言，仍然事必躬亲，经常因工作繁忙，连吃饭也顾不上。有时过了吃饭时间，他也不愿再去麻烦帮厨师傅，就自己去厨房用开水泡着剩饭剩菜吃一点。由于工作太累，加之饮食不规律，徐特立得了比较严重的胃病，不得已只好在中央医院住院，进行治疗。医生嘱咐：“这可不能掉以轻心，要好好休息，不能操劳”，但徐特立哪里闲得下来，在医院里仍然不放松学习和工作。
有一天，同志们去探望徐特立，推开病房门一看，被床头摆放的骷髅头吓得不轻，床旁还吊着人体骨骼。大家吃惊地问道：“徐老，您这是在干吗呀？”“没什么，躺久了不舒服，我就是利用医院现成的设备，抓紧时间研究点新学问呀!” 就这样，徐特立把病房变成了教室。
结果，徐特立住了20多天院，又学会了一门新的知识——生理解剖学。  
“这些书将来用处大着呢”
1946年底，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延安。根据中央的安排，徐特立带领中央宣传部教育研究室的部分同志撤离延安。这时，他即将迎来自己的70大寿，迈入古稀之年。
离开延安的时候，考虑到路途遥远，组织上专门拨给他一个用三头骡子拉的“轿窝子”，这样他可以少走些路。徐特立不肯接受，说道：“组织关心我，但我现在还能走路，不用给我特殊照顾。”但怎么也推脱不掉。他想了一下，说：“要么，就这样吧，我就留下一头牲口，驮运我的书吧！”
书是徐特立的宝贝，他有好几大箱书，光有一头牲口还是驮不走。他左思右想，终于想出来一个主意：每本书的边上都有空白，把它切去，书的体积小了、份量轻了，不就可以多运走一些书了吗？
主意拿定以后，徐特立卷起衣袖，拿菜刀切，用剪子剪，手都磨出了泡。有人劝他别干了，他说：“这些书将来用处大着呢，我多切掉一点边，就能多带走几本!”
就这样，徐特立用牲口驮着书，自己步行，跟着队伍辗转跋涉，走向新的征程。
走到哪儿学到哪儿
撤离延安以后，在动荡不定的行军途中，只要队伍停下来休息，徐特立就拿出书来看，有时候还就地采集和研究各种矿石。有些同志见他翻山越岭的时候，老爱捡些石头来左看右看，敲敲打打，不明白他在做什么。徐特立告诉他们说：“这些都是矿石。我们现在趁早研究研究它，将来革命胜利了，要生产，要建设，便都用得上了。”
徐特立就这样走到哪儿学到哪儿。他的警卫员知道这些石头大有用处，也来热心帮助他，边搜集边学习，也学会了辨认好几种矿石。有一次，一个同志问徐特立的警卫员，他手里拿的发亮的石头是什么?警卫员回答说：“这叫石英石。”那个同志惊讶地说：“你这小鬼真不简单，还懂得不少呢!”警卫员说：“我跟徐老行军半个多月了，还会连这都不知道吗?”
活到老，学到老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这年，徐特立已经72岁了。
想到国家面临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艰巨任务，而且这些任务对于刚刚诞生的新政权大多是全新的任务，徐特立清醒地认识到：“过去懂得的有些东西，现在用处不大了，参加新的斗争，就要有新的知识。只有不断学习新的东西，跟上时代步伐，才能永不衰老。要是不学习，思想一停止，人就真的衰老啦!”为了勖勉和策励自己，他制定了一个20年学习和工作计划，决心活到老、学到老，继续为新中国的各项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
徐特立继续担任中宣部副部长，同时兼任中宣部教育研究室、党史研究室主任等职，还被中国历史学会选为名誉主席。他和历史学家范文澜一道，领导一批史学工作者和中宣部、中央党校的干部，从事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和党史及其资料的编纂工作。尽管学识功底深厚，但他总是和从前一样虚怀若谷，对任何事物都有一种从头学起的精神。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各式书目。即使写篇短文或草拟一段讲稿，都要学习和参考许多种书刊，反复推敲比较，力求把问题说明白、说透彻，于人与事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