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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启功著,李强、宋玉成选编
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51161015
出版时间2022-05
装帧线装
开本32开
定价56元
货号29411929
上书时间2024-11-02
国学大师启功人生主题散文集,讲述从孤儿到一代宗师的成长之路。
启功被誉为“当代书圣”,点校过《清史稿》,注释过《红楼梦》。而他的人生比他的学问更精彩。他是雍正帝九代孙,也是乱世孤儿。他只读过中学,却在大学当教授。他立志当画家,拜师齐白石,却以书法名世。他受班禅灌顶,拜师雍和宫白普仁上师,却闭口不谈。他和妻子是老式婚姻,却说几十年来从未后悔娶她……
本书中,启功谈古今,谈人间、谈艺术。自己为什么不愿意姓爱新觉罗?和亲王弘昼斗乾隆、同治帝皇后家族的悲剧、光绪死前喝的酸奶、恭亲王学唐诗、齐白石在院里放棺材、溥心畬和张大千合作画画、弘一大师为什么出家、扬州盐商与文化的关系……听大师讲人生经历、学问奥秘,学大师的为人处世,开启自己的智慧人生。
【作者简介】
启功(1912-2005):字元白,又作元伯,北京人,满族。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教育家。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故宫博物院顾问、国家博物馆顾问、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西泠印社社长等。有《启功全集》行世。
编者简介:
李强:字自胜,陕西省西安市人。1963年生。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学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士。北师大出版社启功作品编辑室、启功全集编辑室主任,编辑启功著作一百三十余种,传记电影《启功》编剧之一。现为北京启功艺术研究会创会秘书长、北京海峡两岸书画家联谊会副会长。个人著作有《百年巨匠启功》《服膺启夫子》等。
宋玉成:资深出版人。
壹 旧时月色:人间是值得赞美的
我生于民国元年农历六月十三日,即公元1912年7月26日。这是一个风云巨变的年代。我虽“贵”为帝胄,但从来没做过一天大清王朝的子民,生下来就是民国的国民。和“国”的命运紧紧相连,我的“家”也在经历着多事之秋。
我叫启功 3
我的家世 6
兄弟君臣 13
多事之秋 17
遗事堪悲 20
贰 流水今世:我从不温习烦恼
我从不温习烦恼。人的一生,分为过去、现在、将来。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现在很短暂,很快也会过去,只有将来是有希望的。
“上大学” 25
记我的几位恩师 29
辅仁大学逸事 31
翻手为云覆手雨 36
相伴四十年 39
我的书法缘 44
叁 山川故人:蘸着眼泪画笑容
依函丈卅九年,信有师生同父子;刊习作二三册,痛余文字答陶甄。
如果我的一篇文章发表了,老师每每提醒旁人去看,如果有人夸奖几句,其实很明显是夸奖给老师听的,那时老师的得意笑容,我至今都可以蘸着眼泪画出来!
记齐白石先生逸事
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艺术生涯 52
谈谈李叔同先生的为人与绘画 65
仁者永怀无尽意——回向赵朴初先生 70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 72
平生风义兼师友——怀龙坡翁 84
忆先师吴镜汀先生 86
朱季潢先生哀辞 87
肆 谈书说画:由人顶礼由人骂
某人著书立说,可称为“某说”,如千家注杜诗,有“仇(兆鳌)说”“钱(谦益)说”等。当年胡适曾套用之,自己戏称“胡说”。我是满族,满族在古代被泛称为“胡人”,因此我所讲所说可以称为“胡说”,而且是真正的胡说。我即故妄说之,诸位即故妄听之。
酒宴乐中之苦 88
学诗琐忆代序 89
玩物而不丧志 89
故宫古代书画给我的眼福 91
我和荣宝斋 97
我心目中的郑板桥 98
清代时政及扬州文化 101
附录:
追忆陪侍启先生\白化文
启功先生教我草与风\李强
国学大师启功人生主题散文集,讲述从孤儿到一代宗师的成长之路。
启功被誉为“当代书圣”,点校过《清史稿》,注释过《红楼梦》。而他的人生比他的学问更精彩。他是雍正帝九代孙,也是乱世孤儿。他只读过中学,却在大学当教授。他立志当画家,拜师齐白石,却以书法名世。他受班禅灌顶,拜师雍和宫白普仁上师,却闭口不谈。他和妻子是老式婚姻,却说几十年来从未后悔娶她……
本书中,启功谈古今,谈人间、谈艺术。自己为什么不愿意姓爱新觉罗?和亲王弘昼斗乾隆、同治帝皇后家族的悲剧、光绪死前喝的酸奶、恭亲王学唐诗、齐白石在院里放棺材、溥心畬和张大千合作画画、弘一大师为什么出家、扬州盐商与文化的关系……听大师讲人生经历、学问奥秘,学大师的为人处世,开启自己的智慧人生。
【作者简介】
启功(1912-2005):字元白,又作元伯,北京人,满族。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教育家。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故宫博物院顾问、国家博物馆顾问、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西泠印社社长等。有《启功全集》行世。
编者简介:
李强:字自胜,陕西省西安市人。1963年生。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学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士。北师大出版社启功作品编辑室、启功全集编辑室主任,编辑启功著作一百三十余种,传记电影《启功》编剧之一。现为北京启功艺术研究会创会秘书长、北京海峡两岸书画家联谊会副会长。个人著作有《百年巨匠启功》《服膺启夫子》等。
宋玉成:资深出版人。
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
满族的姓很多。满语称姓氏为“哈拉”。很多满语的姓都有对应的汉姓,如“完颜”氏,是从金朝就传下来的姓,音译成汉姓就是“王”;“瓜尔佳”氏,音译成汉姓就是“关”。所以现在很多姓王的、姓关的,都是完颜氏和瓜尔佳氏的后代,当然更多的是原来的汉姓。这也是民族融合的一种体现。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很多人给我写信都这样写我的名和姓,有的还用新式标点,在爱新觉罗和启功中间加一点。还有人叫我“金启功”。对此,我要正名一下。“爱新”是女真语,作为姓,自金朝就有了,按意译就是“金”,但那时没有“觉罗”这两个字。“觉罗”是满语gioro的音译。它原来有“独自”的意思。按清制: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大宗,他的直系子孙为“宗室”,束金黄带,俗称“黄带子”,塔克世的父亲觉昌安兄弟共六人,俗称“六祖”;对这些非塔克世努尔哈赤“大宗”的伯、叔、兄、弟的后裔称“觉罗”,束红带,俗称“红带子”,族籍也由宗人府掌管,在政治经济上也享有特权,直到清亡后才废除。清朝时,把这个“觉罗”当作语尾,加到某一姓上,如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原来姓“舒舒”氏,后来加上“觉罗”,就叫“舒舒觉罗”,而老舍又从“舒舒”中取个“舒”字做自己的姓,又把第二个舒字拆成“舍”字和“予”字,做自己的字,就叫舒舍予。同样,也把“觉罗”这个语尾,加到“爱新”后面,变成了“爱新觉罗”,作为这一氏族的姓。也就是说,本没有“爱新觉罗”这个姓,它是后人加改而成的。再说,“觉罗”带有宗室的意思,只不过是“大宗”之外的宗室而已,在清朝灭亡之后,再强调这个“觉罗”,就没有意义了。这是从姓氏本身的产生与演变上来看,我不愿意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喜欢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实际上,这很无聊。当年革命党曾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辛亥革命成功后,满人都唯恐说自己是满人,那些皇族更唯恐说自己是爱新觉罗氏。后来当局者也认为这一口号有些局限性,又提出要“五族共荣”,于是形势缓和了一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那些爱新氏,仍忌讳说自己是爱新觉罗,怕别人说他们对已经灭亡的旧社会、旧势力、旧天堂念念不忘。“文化大革命”时,只要说自己姓爱新觉罗,那自然就是“封建余孽”“牛鬼蛇神”,人人唯恐避之不及。“文化大革命”后又出现以姓爱新觉罗为荣的现象,自诩自得,人恭人敬,沆瀣一气,形成风气。我觉得真是无聊,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没劲”。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20世纪80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办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这样两首诗,题为《族人作书画,犹以姓氏相矜,征书同展,拈此辞之,二首》:
闻道乌衣燕,新雏话旧家。
谁知王逸少,曾不署琅玡。
半臂残袍袖,何堪共作场。
不须呼鲍老,久已自郎当。
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玡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同样,我们现在写字画画,只应求工求好,何必非要标榜自己是爱新觉罗氏之后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说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件笑谈:一次,我和朱家溍先生去故宫,他开玩笑地对我说:“到君家故宅了。”我连忙纠正道:“不,是到‘君’家故宅了。”因为清朝的紫禁城是接收明朝朱家旧业的。说罢,我们俩不由得相视大笑。其实,这故宫既不是我家的故宅,也不是朱家的故宅,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别人也用不着给我们往身上安,我们也用不着往上攀,也根本不想往上攀。
但偏偏有人喜好这一套。有人给我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一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而只有启功这样一个人,所以“爱新觉罗·启功”当然就不是我了。
要管我叫“金启功”,那更是我从感情上不能接受的。前边说过,满语“爱新”,就是汉语“金”的意思。有些“爱新”氏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早早改姓“金”,这不足为奇。但我们这支一直没改。清朝灭亡后,按照袁世凯的清室优待条件,所有的爱新觉罗氏都改姓金。但我们家上上下下都十分痛恨袁世凯,他这个人出尔反尔,一点信誉也不讲,是个十足的狡诈的政客和独裁者。我祖父在临死前给我讲了两件事,也可以算作遗嘱。其中一件就是“你绝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我谨记遗命,所以坚决反对别人叫我“金启功”,因为这对我已不是随俗改姓的问题,而是姓了金,就等于违背了祖训、投降了袁世凯,是个大问题。至于我曾有一次被迫地、短暂地在纸片上被冒姓金,那是事出有因的后话。
总之,我就叫启功,姓启名功。姓启有什么不好呢?当年治水的民族英雄大禹的儿子就叫“启”。所以,我有一方闲章叫“功在禹下”,“禹下”就指“启”。我还有两方小闲章,用意也在强调我的姓,用的是《论语》中曾子所说的一句话:“启予足,启予手。”意为要保身自重。有一个很聪明的人见到我这两枚闲章便对我说:“启先生参加我们的足球队、篮球队吧。”我问:“为什么啊?”他说:“可以‘启予足,启予手’啊。”我听了不由得大笑。我很喜欢这几方闲章,经常盖在我的书法作品上。
要说姓,还有一个小插曲。我从来没姓过爱新觉罗,也没姓过金,但姓过一回“取”。考小学张榜时,我是第四名,姓名却写作“取功”,不知我报名时,为我填写相关材料的那位先生是哪儿的人,这位先生“qi”“qu”不分,而且不写“曲”,偏写“取”,于是我就姓了一回很怪的“取”,这倒是事实。
陈寅恪先生有诗云:“贞元朝士曾陪侍,一梦华胥四十年。”所谓“贞元朝士”,陈先生原意,似指清季光绪宣统时期的、以北京为轴心的、受朝政影响的文士集体。窃以为,这“贞元朝士”可以扩大泛指与借用,某一沧海横流、社会变动巨大,而一代文士流徙的时代中人,那是又一时代的“贞元朝士”了。启先生这一代可说是新时期的“贞元朝士”。我的一梦,若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陪侍启先生算起,也有三十多年,接近四十年了。当然,我焉敢窃比陈先生,陪侍的人有各种层次,可以很多的,此处不过借用,作为本文引子罢了。
我亲近并偶或陪侍启先生,还是在小乘巷时期。是由我的大学同班沈玉成学长带我晋谒的。启先生那时偶尔有闲,怹爱聊,我爱听,怹聊的多为“积古”(《红楼梦》中贾母所言)的话,不涉及时务。沈玉成对启先生说“有白无害”,证明我不会传播是非。得到启先生首肯,此后我就常常独自到启府,得聆绪论。我还相当乖觉,一有别的我不熟悉的生人抵达,就告辞。启先生越来越满意我了。
为了助谈锋,好好学习,我还经常提点问题。例如,一次我提问:《红楼梦》第六十五回,尤三姐说:“咱们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提着影戏人儿上场儿,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后两句我懂,前两句不懂,我以为都是歇后语,就提出来问启先生,因为怹既是老北京,又是红学大专家。不料此时来了不速之客,我赶紧告辞。没有再问过,至今,我还是不懂。现在,有哪位明白人,点拨点拨我吧。
熟了,有时推门就进。一天下午,我推门进入,启先生正睡午觉呢。我悄悄坐在角落里,不敢吭声。一会儿,启先生翻身起来,从床下拽出一个尿盆就小便,接着翻身再上床,又睡了。待儿,草堂春睡觉,爬起来发现了我,说:“什么时候来的?”
启先生和沈玉成聊天,偶尔问到我的家世。过几天,沈玉成告诉我说,启先生说,与我的外家的一位“老祖”,即我外祖父的叔叔认识,似乎还是“口盟”。也就是相约为把兄弟,但没有正式到关帝庙内磕头换帖。沈玉成说,白某乃曾孙一辈。我说,给启先生当“耷拉孙”(北京土话对曾孙的谑称),还算我的光荣呢。大约沈玉成对启先生讲了。启先生原来管我叫“老白”,我称“启先生”。这次又见面,神情大变,什么也不说了,远远伸出左手,五指分开,在空中作爬行状,说:“谁再提,谁是这个!”我说:“没事,我愿意认您当老祖。”启先生说:“不行!”后,我说,您的老同事周燕孙(祖谟)先生、陆颖明(宗达)先生全是我的业师,您肯定是我的长辈,我用模糊性的称呼,称呼您“老爷子”,总可以吧。启先生有点首肯。从此,我就称启先生“老爷子”,启先生也不叫我“老白”啦,干脆什么也不叫了,只是唯唯应答而已。
我有烧冷灶不烧热灶的积习,不怎么愿意到人多之处凑热闹。启先生移居师大后,我就不怎么来晋谒了。为筹备2003年王有三(重民)先生百年纪念,北大信息管理系,也就是我们系,派我几项任务,一项是请王先生的老友、一起编纂《敦煌变文集》的启先生题写《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题签。当时,启先生已经不怎么写字了,我怕碰钉子,转托柴剑虹先生去打探。启先生一口答应,说:“非写不可!马上就写!”我理解:这是对老友的同情与追思,启先生是极有感情的人呐!据柴先生说,用一把尺子比着,硬笔书写才写下来的。我听了挺感动的。
2003年9月,我住院半个月,出院翌日即参加王先生的纪念会。此会有两个会场,分别在北大和国家图书馆举行。会后,计议给启先生送印好的纪念文集去,实际上应该早就送去的,就因为我住院耽误了。我系新上任的系主任王余光亲自出马,约请柴剑虹先生为先容。提前问给启先生送什么礼物。老爷子一口拒绝。柴先生说,老爷子爱毛绒玩具,送一个许行。转问,答应了。于是派博士生许欢(现为我系讲师)去买。我说,老爷子和熊猫都是国宝,送一个熊猫得了。不料,许欢买来一个像是圆脸耷拉耳朵大肥兔子形状的东西,说是流行的造型了。包裹的玻璃纸还破了,无法退换。这时,系里会计说,为开会造的预算早已用光,拒绝再付出任何款项。连出车的车费都没有了。可是,我们得从北大开车到中华书局接上柴剑虹,再上师大,再回中华书局,请柴先生吃饭,再回北大。这一天车费起码百余元(按现在得三百元),无处可报。王余光有办法,叫来他的在职博士生韩芸女士(当时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她仰慕启先生已久,无缘拜识,得知有此美差,兴奋异常,自己驾车,携带高级相机,拉着我们,于10月8日前往。到了老爷子家,一切如仪。启先生抱着毛绒玩具,爱不释手。我这才放心了。众人陆续与老爷子合影,鞠躬告退。这是我与老爷子的一次合影,颇觉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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