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史：清初社会的工匠与士人

不合时宜的慢书

中文版自序

打从十五年前开始，我便打算写一本书，把性别研究带进当时刚起步的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中。在构思上一部书，也就是后来以“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为题的缠足史（英文原著2005年出版；中译本2007年出版）的时候，便意识到绣花鞋，甚或是缠脚带等织品文物，能和文献对照，互补不足，加强历史研究的深度和维度，更帮助我们接近不识字的小人物们的日常生活、身体感觉。虽然对文物学是外行，但我还是有些心动。中、西的汉学界，一直秉承“重道轻器”的传统，以文献史料为证史的凭据和立论的基础。用系统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物质文化的，主要是考古学、人类学和鉴赏学界。把这些方法和议题带进历史研究，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更遑论添加性别视角了。

北京大学邓小南先生多年前偶尔说的一句话，成了我治学的目标：“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要不重复自己，的方法是重新当学生。于是我大胆地走回教室，旁听考古学、艺术史和鉴赏方法等课程，同时积极在历史档案中找研究对象。唐宋墓出土的陶瓷粉盒和化妆品、清末民初刺绣家沈寿的仿真绣，都曾成为考虑对象，努力试图相知相交，但结果都未能如愿。琢砚家顾二娘，就是在“众里寻她千百度”的迷离境界下，渐渐现身眼前，后成了我的“真命天子”。研究起步后，碰到的难关很多，包括鉴定顾砚的真伪和如何以图证史。不少论点，说服得了自己却说服不了别人。也许这跟科学客观主义依然主导中国史学界有关。

描述与分析

在19世纪的实证主义影响下所发展出来的史学方法，以客观主义为依归。所谓科学客观性（scientific objectivity），可以理解成为一种君临天下、高高在上的俯视姿态。客观的视角，有人称为“全知神的眼睛”（god’s seeing eyes）。要锻炼这双神眼，需要摒弃个人的直觉、主观经验和想象，刻意经营“知者”和“被知对象”之间的距离，才能站在更高点看得更远，并且进一步把收在眼底的丛生万象，一一比较、归类、分析。我们在研究院所受的史学训练，说穿了不外就是对这客观距离的培养。支撑我们作为专业学者、史学家的权威性的，正是这不自然、经年累月培养出来的、以神人自居的视点。

科学客观性在19世纪作为崭新认知价值的兴起，是和当时日新月异的制图和图像复制技术发展相辅相成的。甚至可以吊诡地说，科学客观性本身，是透过主观的视觉经验和判断，才成为可能的。柏林马普科技史研究所所长罗瑞·达丝顿（Lorraine Daston） 就和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彼得·伽力臣（Peter Galison），合著了一本题为《客观》的书，描述了科学客观主义在欧洲逐渐取代其他视点和认证标准的漫长过程。他们指出，在追求客观的同时，19世纪的研究者们充分认识到主观认知、观察和判断的重要。

19世纪出现的科学客观方法，是可贵的，在今天依然值得重视，但它不是的科学方法。如何恰当地引进主观判断去达致更顺应这个时代的客观，是当今科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我们一起探索。我从事明清社会史研究时，一直遇到一个困惑：我们所用的分析范畴，无论是“族群”“阶层”或是“性别”，都是现代概念，我们凭什么可以确定，当时人们的认知，是我们今天所想当然的呢？尤其是说到“社会身份”和“等级”，现代社会的认识可能和明清社会有较大的落差。现代科学话语，讲究精准明确。出身进士、曾为康熙抄御书的林佶，应该毫无疑问被看成是学者，但是如果我们感受到他对维护自己学者或“士”这身份的极度焦虑，便认识到一个人的社会身份，不是单凭主观意愿便能定夺的，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例如穿戴打扮、身体感觉、家中有没有田产可供消费、被谁邀请参加文酒会等。在明清社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是一种摆出来的身段、姿态、视点，是随时会变，而且是需要不断被人认可的。用客观的社会科学词汇，很难准确地传达这不稳定性。

我在写本书时，做了一些不成熟的尝试。我首先认定，清初学者的身段和视点，不只一种，而是千姿百态，匠人、女人，也是如此。假如我们先不预设我们已经了解“文人”“工匠”长什么样，从研究开始先不把这些标签套在当事人头上，我们会不会能用较新的视角，去认识清初社会的复杂性和流动性？这是我坚持在书的前数章，不用标签，只用众多的人名去述事的理由。一直写到后“结语”的时候，才具体引入“学者型工匠”以及“工匠型学者”两个标签，把前述的现象略做解说。我采用寓分析于描述的写作策略，虽然难免议论繁杂，为读者带来困扰，但很庆幸还是达到了目的。

曾在豆瓣为本书作评的侯冬琛问得好：“作为学者，在不自觉地被文人知识结构所形塑的同时，应该保有怎样的自觉性和警惕性，而不致流于学者/工匠的二分法逻辑之中？”我想“寓分析于描述”也许是可尝试的策略之一。描述越具体，就越能建构一块自由的空间，让我们行文时游移在主、客之间而不致流于模糊不清或产生歧义。小时候喜欢哲学的我，个性比较倾向抽象思维，甚至有时会不自觉地轻视“形而下”的具体叙述。读艺术史时才充分认识到，要准确地把一块手掌大小、漆黑哑亮的石砚上的凹凸形诸文字，比读通十本高深理论著作更难。

做学问也是一门手艺

把身体感知和体验带进学术研究，是我写作本书的愿望，也是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在研究采石、琢砚工艺的过程当中，我有幸地认识了多位手工艺人，或是“学者型工匠”，他们钻研技艺的认真、精益求精的干劲、处事的干练周到、待人的坦率热情，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专注一刀一凿，在具体而微的小方块上把大事化小的重要。学者追求概括性的抽象思维，从归纳陈述中，找普遍性的定理，恰好和工匠的具体思维相反。手工艺在现代社会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当下的热门话题，议论五花八门，都是值得关注的，希望以后有机会详细讨论。只想在这里说的是，我生长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亲历过香港纺织、成衣和电子业的繁荣，对机械文明所服膺的高速、效率并不陌生。近这二十多年，中国经济起飞，工业发展屡创高峰，更使人体会到速度和效率对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的重要。也许是有过这些经历，我在步入中年以后，反而越来越珍惜慢条斯理的生活步调，追求“慢食”、慢思、慢写。手工艺给我的启示，就是任何技术的磨炼，都需要时间、耐心和专注。

另一位豆瓣书评人陈妍蓉把这种精神描述为“匠心”，为贴切不过，她对书的综合评论，尤其敏锐，她说：“正是因为作者一片匠心在书中，这本书也给读者带来挑战。书中技术性词汇也不少，加之论点不集中、没有某种具体形式的结构、同一人物或史料在全书所有地方高频率分散出现，这些因素使得这本书不太适合以浏览方式快速阅读，而是要求慢读，要求读者的匠心。”感谢译者、书评人和读者，为这本不合时宜的慢书所付出的时间、耐心和专注。您们的匠心和宽容，是对作者的鼓舞。

译者詹镇鹏博士，把握力度恰到好处，确是高手。他的译文我基本没有改动，只对个别章节为顺应中文读者做了或大或小的删补或改写。

高彦颐

2019年8月20日

于纽约长岛钟港游鱼庄

高彦颐教授倾十余年之精力，聚焦书写用具兼文玩的砚台，以此切入清初工匠与士人之间、性别之间、身体经验与知识生成之间的互动等社会问题，可谓别具慧眼。此书通过文献解读、田野调查、器物鉴赏、工艺过程描述、文人酬唱题铭、市场品牌营造，对以制砚名家顾二娘及其福州赞助人为中心的个案，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堪称一部学术力作。而其自下而上、由表及里的观察与分析方法，也为物质文化领域辟出一条新径。

全书除“导言”和“结语”部分，共分五章。每一章都设置在不同的具体地方：紫禁城里的皇家工场，广东的采石场，苏州及南方其他地方的砚台雕刻工场，福建收藏家的家里。作者追查了砚台在宫廷与社会之间的运动轨迹，并通过砚台的整个社会生活，带入了与砚台相关的制作、使用、收藏和写作的人的生活。此外，这项研究亦展示了这个小物件所产生的强烈的情感和技术投资。

高彦颐（Dorothy Ko），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历史系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其研究方向是古代晚期和近代的中国科技与性别/妇女史、物质文化，著有《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等。

译者简介：

詹镇鹏，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博士。从事明清中国艺术史、物质文化研究，曾于《台大美术史研究集刊》《故宫学术季刊》《故宫博物院院刊》，Late Imperial China，Arts of Asia，Religion and the Arts等期刊发表十余篇论文。

不合时宜的慢书 / I

致　谢 / VII

导　言 / 1

章 紫禁城造办处：皇帝、包衣、匠役 / 15

新技术官僚文化 / 18

陶人之心：唐英和沈廷正 / 22

康熙朝宫廷的设计大师：刘源 / 26

刘源的跨媒材龙纹 / 31

“内廷恭造之式” / 42

雍正对造办处的改造 / 46

工匠和皇帝：内廷样式的缔造者 / 49

雍正治下的砚作 / 53

宫廷和地方之间：帝国宣传的局限 / 60

第二章　肇庆黄岗：砚工 / 65

灵砚和书写 / 69

采石的工具 / 70

工匠的识字问题 / 74

勘探和采石的专门知识 / 78

士人：石工知识在北宋的文本化 / 83

米芾：打造权威的鉴赏家 / 86

清代考据学：外省目击者重来端州 / 91

本土专家的自我展现 / 99

重访石工 / 104

第三章　苏州：女工匠 / 107

专诸巷 / 109

顾家父子 / 112

出师 / 116

作品群组 / 121

定制过程 / 123

技艺等级 / 126

镌字 / 129

款识 / 133

杨氏兄弟 / 141

董沧门 / 146

造访顾二娘 / 152

第四章　从苏州至全国：顾二娘的超品牌 / 159

杏花春燕图 / 160

地点、媒材和超品牌 / 168

顾二娘典型砚样 / 177

富立体感的砚 / 181

王岫君的文人山水 / 185

量产的菌砚样 / 193

铭文格套 / 195

从超品牌到神话 / 198

女性在父系家谱上的缺席 / 200

顾二娘与清初制砚之革新 / 202

第五章　福州：藏砚家 / 205

福州藏砚圈与《砚史》 / 208

藏砚在宋代的起源 / 214

玩砚与士人男性特质 / 219

建立一批收藏：家传 / 224

市场中的实用专业知识 / 230

现代性和新奇性 / 235

赠砚 / 241

无形的传家宝 / 250

结语：文匠精神 / 255

实践文匠精神 / 258

金农和高凤翰 / 261

从士大夫到工匠型学者 / 267

文匠的性别问题 / 271

附录1 清初文献记载的顾氏砚总录 / 275

一、大致年代确定者 / 275

二、年代不详者 / 279

附录2　各大博物馆藏带顾二娘款砚 / 281

附录3　福州赏砚圈成员 / 285

附录4　林涪云编辑《砚史》的版本史 / 289

参考文献 / 295

他山之石，可以攻“砚”：读高彦颐《砚史》 / 319

译者后记 / 329

高彦颐教授倾十余年之精力，聚焦书写用具兼文玩的砚台，以此切入清初工匠与士人之间、性别之间、身体经验与知识生成之间的互动等社会问题，可谓别具慧眼。此书通过文献解读、田野调查、器物鉴赏、工艺过程描述、文人酬唱题铭、市场品牌营造，对以制砚名家顾二娘及其福州赞助人为中心的个案，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堪称一部学术力作。而其自下而上、由表及里的观察与分析方法，也为物质文化领域辟出一条新径。

全书除“导言”和“结语”部分，共分五章。每一章都设置在不同的具体地方：紫禁城里的皇家工场，广东的采石场，苏州及南方其他地方的砚台雕刻工场，福建收藏家的家里。作者追查了砚台在宫廷与社会之间的运动轨迹，并通过砚台的整个社会生活，带入了与砚台相关的制作、使用、收藏和写作的人的生活。此外，这项研究亦展示了这个小物件所产生的强烈的情感和技术投资。

高彦颐（Dorothy Ko），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历史系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其研究方向是古代晚期和近代的中国科技与性别/妇女史、物质文化，著有《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等。

译者简介：

詹镇鹏，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博士。从事明清中国艺术史、物质文化研究，曾于《台大美术史研究集刊》《故宫学术季刊》《故宫博物院院刊》，Late Imperial China，Arts of Asia，Religion and the Arts等期刊发表十余篇论文。

（1）配图I.1

康熙帝在扫除构成清朝正统性威胁的节骨眼上，重申每日亲临“文墨”，并征求隐世良才，无疑展现出战胜者试图和解的姿态。一方坚石的用途，从砥砺磨刀到磨墨，代表治国方略从武治向文治的转变。约十年后，当皇帝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第三度东巡以告祭祖陵期间，在行围狩猎、捕鱼时发现更多适合制砚的砥石，包括在乌拉山（今吉林省境内）寻获一块绿石。他或许也曾命人在这些石矿附近进行系统开采。在皇帝和匠人上下合作，致力于采集原料和制作的同时，一种崭新的清宫文物就此诞生。

不出十年，康熙帝开始将松花石砚作为礼物，赏赐内阁翰林官员。例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正月早朝，他在内殿南书房召见60名翰林学士，每人各赏赐松花石砚一方。康熙四十四年（1705）造办处增设砚作监造二人，并将其移入养心殿，很可能是为应对赏赐砚台带来需求增长的一项措施。7 连同御赐书籍和御笔书法在内，赏赐砚台是向汉人受赐者明确传达一个讯息：我们在文化认同上，价值是一致的。康熙对汉族士人文化的尊崇虽不乏政治动机，却无疑是出自真心。即便如此，实际上，从原则到实践层面，清帝国对文物制作的管理和态度皆与前代大相径庭。

(2)配图2.5

伍丁先师诞供奉神牌所勒刻的文字，用的是全国通用的官僚化话语，端州砚工的土地神以及用黄岗话念诵的咒语和行话，则让我们管窥仅限于砚坑流传的地方知识。在珍贵的老坑洞口，砚工立起一块石碑，阴刻三行字。中间一行“洞口之神”字体，将石碑转化为一位守护神，左右两行较小的字则表达了石工渴望得到洞察力和神力：“一见能通晓”“举手活如龙”。21（图2.5）“通晓”在粤语表达中是指出于瞬间和本能性的领悟力。矿工进入洞口前，要焚香祭鬼神，鱼贯经过石碑进洞，每个都要说：“唔该（请）谢一谢（让一让）；我哋来开工啦！”

（3）配图3

随着顾二娘崭露头角，她的不同称呼在不同主顾中逐渐传开。这些名字为观察这一位异乎寻常的女琢砚家在时人中引起的反应，提供了重要线索。其中一端，如黄中坚，称她为“顾家妇”，展示了一种儒家正统性别观：妇女应以夫家为终依归，以后者利益为先。事实上，正是这种使命感令顾氏制砚变得无可指摘；在中国商业史上，家业继承除与男性血统相捆绑外，亦屡有无子嗣的遗孀为妇德而承担夫家事业之美谈。

与此同时，另一个苏州作者朱象贤，捎带讥诮口吻地提及顾氏原姓邹，养子是过继给自己的侄子。在儒家教条中，已嫁女子不应与娘家有任何纽带关系。朱氏暗示着一个妇女或可同时回报娘家和夫家，留下重新想象顾氏职涯的一个空间—其制砚事业或不能完全由传统妇德出发去理解。

（4）

厘定真迹或赝品的鉴定过程，虽然有助于产生新知，但是终易于导致忽视顾二娘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重要面向：她从一个地方手工艺人向一个超品牌的演变。对一组传世砚台展开分析，并对照文献，能让我们厘清这个转变过程。

使用“超品牌”（super-brand）这个词不仅是指超级名牌，更因它犹如刘禾笔下“超符号”（super-sign）那样的功能。一个超品牌通常不是指一种独立风格，而是“异质文化间产生的意义链”，横跨两个或更多媒材和地域的语义场。14寻找真的顾氏砚，话是没错，但方向有误，易使人一头钻进死胡同。寻找真迹需要逆推过程直指其源头（制作者之手或作坊），而将顾氏定位为超品牌，需要将目光从单一源头延伸到所有相传是由她制作的作品。研究者的终目标不是去定夺每一方砚的真伪，而是设法了解为什么某一类砚在某时空会被人觉得是可信的？

从18世纪早期至今日，艺术市场顺应供求而出现顾氏砚，即便它们是赝品—实际上，尤其是赝品—也是文化环境的风向标。论及顾氏的文献（不管正确与否）以刻本和稿本形式流通，伴随着顾氏砚之买卖、馈赠和收藏，引发追逐顾二娘的热潮，至今未见衰退。随着时间推移，文献和砚台两种媒材掺杂愈来愈多想象成分。要追溯这个符号意义网，需观照产生两类材料的特定地点，考虑到知识、图样、感情横跨媒材和地域的传播方式。

（5）

当“藏砚家”的文化形象在北宋开始成型时，米芾算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要成为大藏家一般都要有癖，而这位我行我素的艺术家留下了大量奇闻逸事，可供后人传颂、膜拜。传闻宋徽宗曾传召米芾在御前赋诗，书写于一屏风上。展现了大师级表演后，他抢过皇上的御砚，不顾上余残墨，抱在衣间。米芾认为此砚经他濡染，已不再适合御用，希望皇帝能赐给他。徽宗后答应了。在另一则记闻中，一个友人将这个把戏反施于米芾身上，在米氏新获的宝砚中和以唾沫来研墨，强迫对方将那枚砚送给自己。

爱砚者的讨要把戏推到，便演变成贪官无止境的索求贿赂以及对名砚的巧取豪夺。与此相反的是，自律的官员连百姓相赠的一枚砚都不会收，如北宋以清廉著称的包青天包拯（999—1062）。这些故事清楚表明，砚不再只是书房用具那么简单了；一方上佳砚台的价格远大于其砚材和书写价值。例如，米芾曾通过两位有权势朋友的搭桥牵线，用南唐后主李煜（961—975在位）旧藏的一座大砚山，换取位于江苏丹阳北固山的一片土地，在那里筑书斋。

高彦颐的研究不断地挑战我们习以为常的分类范畴。她修正了我们对传统明清女性社会角色的认识,颠覆了五四以来的缠足解释。这本《砚史》更进一步拆除了身体与物、匠与士、工艺制作与文字文化之间的藩篱, 让我们从崭新的角度窥视清代知识建构与政治文化的关系。这也是一本美丽的艺术史著作, 透过石砚、矿工、工匠、雕匠、文人、收藏家的社会史展现中国工艺文明的一个盛世。

——梁其姿（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兼历史讲座教授）

高彦颐教授倾十余年之精力，聚焦书写用具兼文玩的砚台，以此切入清初工匠与士人之间、性别之间、身体经验与知识生成之间的互动等社会问题，可谓别具慧眼。此书通过文献解读、田野调查、器物鉴赏、工艺过程描述、文人酬唱题铭、市场品牌营造，对以制砚名家顾二娘及其福州赞助人为中心的个案，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堪称一部学术力作。而其自下而上、由表及里的观察与分析方法，也为物质文化领域辟出一条新径。 

——白谦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院长、教授）

社会史写作关心“人”，乃题中应有之义；难得的是，这部著作同时展现了“物”（thing）的形状、灵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