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美国宪法之源 三权分立之本 又名《联邦党人文集》）

《联邦论》汉语译本序言
尹宣

２００３年春，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翻译和注释的《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下册。（编注：《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２０１４年７月由译林出版社再版）２００８年终，译林出版社将出版我翻译和注释的《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辩论》，加上《联邦论》，对了解和研究美国《联邦宪法》，可谓珠联璧合。
《辩论》记下了美国建国之父们设计联邦政府的全过程，记下了代表们在制宪会议上每天每日发言的摘要。全书按麦迪逊在制宪会议期间的原始手稿排印，保留了历史原貌。麦迪逊的记录，自始至终，一天不缺，写法类似连续剧，记下了历史人物（制宪代表们）的台词（发言），记下舞台（制宪会场）上不断变幻的情景和气氛。从中，读者不但可以看到剧情（逐渐深入的议题）的推进，透过场景的变化和辩论的深入，还可以观察到历史人物逐渐展开和变化的思想，他们各不相同的性格。全剧（整个制宪会议）收场时，留下一种悲剧的壮观气氛，掩卷后，令人陷入长久的沉思。
仔细阅读《辩论》，帮助读者回溯《联邦宪法》每一条、每一款、每一项、每一句、每一个分句的成因：初于哪一天由谁提出，哪些人在后来的哪些日子里提出过哪些修改意见，发生过哪些辩论，每个句子后如何定稿。美国制宪会议的全过程和宪法的每词每句的成因，透过此书，全部公开透明。
今天的中国读者，通过此书，可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可是，当年的美国民众，没有这个福分。制宪会议的记录一直保密。麦迪逊是制宪代表中后一位离世的。直到临终，麦迪逊才把他的这份记录卖给联邦议会，希望身后出版，让美国民众了解制宪会议的内幕和奥秘。因此，这套书到１８４０年才问世，那时，联邦宪法已经批准了五十多年。
１７８７年秋冬，美国民众还读不到《美国制宪会议记录》这样的内幕文献。他们从报纸上看到的，是铺天盖地的辩论文章。宪法是不是能得到批准，尚在未定之天，还是一个悬念。一派批评指责《联邦宪法》，被称为反联邦派。其中，有的人压根儿反对宪法，有的人只有一条细微的具体意见。１８世纪后期的美国选民，公民意识高扬，太爱自由，对自己的公民权利，敏感异常。宪法，是一份划分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游戏规则。那时的美国选民，每让出一分公民权利，每增加一分政府权力，都要斤斤计较，寸土必争。另一派赞扬《联邦宪法》，努力劝说民众接受联邦宪法，自称联邦派。他们从一开始，就承认《联邦宪法》并非十全十美，而且认为，凡是人脑设计的精神产品，多只能接近完美。可是，北美的十三个小国家，不能分道扬镳，应该联合起来，结合成一个民族国家，设计出一套多数民众认为可以接受的共同政府。
１７８７—１７８９年，北美人民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是建立一个联合国家，还是让十三个小国家继续保持主权和独立，或三三两两结成几个联盟，即中等大小的国家？第二个问题，才是建设联合政府的这幅蓝图，是否足够令人满意？
美国的《联邦宪法》，文字极其简约，只有七条。宪法条文，并不自我解释。为了让选民了解《联邦宪法》中每个条款的含义，需要有人出面解释宣传。先努力制定宪法、然后努力宣传宪法的联邦派，终于感动上帝：赢得了多数美国民众对联邦宪法的认同和批准，建立起一个复合政府，一直延续到今天。法国宪法重订十次以上，欧盟宪法至今无法批准，联合国为增加几个常任理事国，已经商讨多年。相比起来，１８世纪的美国人，还处在比较纯朴的时代。
众多支持和赞扬《联邦宪法》的文献中，有一本书脱颖而出，流传至今，成为代表作。这就是汉密尔顿策划并与麦迪逊、杰伊合作撰稿的《联邦论》。这本书的一个明显优点，是对联邦宪法基本观点的不厌其烦的反复弘扬。
《联邦论》成为述评《美国宪法》的经典著作，声名与年俱增，在美国反复重印，累次畅销，至今不衰。华盛顿说：“危机消失、环境安定后，这本书将得到后世的瞩目。因为，这本书对自由的原理，对政治问题，提出了坦率精湛的讨论。凡有公民社会存在的地方，人们永远会对这些问题发生兴趣。”
且不说其他欧洲文字的译本，仅英语和汉语就有四种不同译本。英语译本两种：一、玛丽?韦伯斯特（ＭａｒｙＥ．Ｗｅｂｓｔｅｒ）的《现代语言联邦论》；二、吉尔伯特罗尔夫（ＧｉｌｂｅｒｔＲｏｌｆｅ）的《联邦论现代译文》。汉语译本两种：一、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程逢如、在汉、舒逊译，书名译为《联邦党人文集》；二、台湾左岸文化２００６年版，谢淑斐译，书名译为《联邦论》。
必然的事，常有偶然起因。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６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我的一篇文字：《是“联邦党人文集”，还是“联邦主义文集”？》。编者刘小磊先生，引严复名句“一名之立，旬月踌躇”，强调这一词之差的意蕴。
我主张：书名宜译为《联邦主义文集》或《联邦论》。因为，《联邦论》的主旨，是论述联邦制，不是联邦党人的政治纲领，那时还没有联邦党。联邦制，是中央集权的国民政府论，与坚持保留各邦独立主权的邦权论，二者之间的折中妥协，是一种独特的政体。
《南方周末》上的文章发表一周后，译林出版社打电话来。他们正在组织人力重译过去已经出版过的世界名著。基于对我在《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一书中的译笔和注释的了解，邀我再译《联邦论》，认为我是重译这本书的适当人选。
这样，素昧平生，２００６年１１月，译林出版社派人出差来武汉招录法语编辑，就便来我家，当面商定《联邦论》汉语译本的出版合同。讨论一些细节，稍加改动，１２月３１日，双方签字。
译林出版社给了我许多帮助，先后寄来两种The Federalist Papers的英文原本，一种是兰登书屋分支ＢａｎｔａｍＣｌａｓｓｉｃ１９８２年版，２００３年印本，成为我翻译的蓝本；还有一本是罗西特编、凯斯勒序的企鹅丛书１９６１年版，１９９９年印刷，成为我翻译中的参考本；寄来汉语译本《联邦党人文集》，寄来好不容易买到的台湾译本《联邦论》；寄来从美国购得的玛丽?韦伯斯特《现代语言联邦论》英文原本；寄来哈佛大学亚当斯客座教授伯纳德?贝林编的《关于宪法的辩论》英文原本；唯独吉尔伯特罗尔夫的《联邦论现代译文》没能买到。

《联邦论》是一本有关美国宪法的文集，在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制宪会议时期（1785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三人为争取批准新宪法，在纽约报刊上以共同笔名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后结集成书，共收入论文85篇。

作者：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7—1804），美国金融家、军官、政治家，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美国首任财政部长。
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世称“美国宪法之父”。
约翰·杰伊（1745—1829），美国政治家、革命家、外交家和法学家。曾任美国法院法官，1789年至1795年出任美国首席大法官。

译者：尹宣，祖籍湖南邵阳，1942年5月生于广西桂林。1963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同年起于武汉市中学教授俄语，后自学英语并一直任英语教师。1981年，译出伊丽莎白·布什著《现代美国文学简介（1919—1980）》。1982—1984年，译出麦克米伦版《美国文学选读》四卷。1988年初，赴美留学，主修社会学。1991年，毕业于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系，获社会学硕士学位。2001年回国定居。1998—2000年，译出麦迪逊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2007—2008年，译出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合著《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2009年元月，心脏病突发，病逝于武汉。

《联邦论》汉语译本序言
篇 请大家一起来研究新宪法
第二篇 美利坚国土相连，同文同种，理当联合为一个国家
第三篇 联合为一个全国政府，有利抵御外来威胁
第四篇 强有力的联邦，才能提供强有力的国防
第五篇 形成几个联盟的危险：彼此为敌
第六篇 古外战争起因论
第七篇 各个联盟之间开战的几种潜在原因
第八篇 一论军事：需要建立常备军，但不能以军治国
第九篇 现代政治科学的发展，扩大了共和国的半径
第十篇 代议制的共和制，能适用于广土众民的国家
第十一篇 联合有利发展商业，早日建立海军
第十二篇 联合为一个国家，有利增加税收，便于打击走私
第十三篇 养一个政府，比养十三个政府便宜
第十四篇 代议制共和国可用于广土众民
第十五篇 联盟已临近全面崩溃
第十六篇 联邦政府要能直接管理公民个人
第十七篇 联邦政府不会剥夺各邦政府的权力
第十八篇 联盟失败的例证：希腊的近邻同盟和亚该亚同盟
第十九篇 联盟失败的例证：德意志、波兰和瑞士
第二十篇 联盟体制失败的例证：荷兰
第二十一篇 当前联盟体制的主要问题
第二十二篇 现存联盟体制的其他主要缺点
第二十三篇 我们需要一部宪法
第二十四篇 一论军事：建立常备军的必要
第二十五篇 二论军事：军队应该置于联邦政府领导之下
第二十六篇 三论军事：再论设立常备军的必要
第二十七篇 联邦政府的施政，会胜过各邦政府
第二十八篇 政府需要动用武力的场合：人民的原始自卫权
第二十九篇 论民兵
第三十篇 一论财政：对联邦政府的征税权，不应加以限制
第三十一篇 二论财政：再论联邦政府应该拥有不受限制的征税权
第三十二篇 三论财政：各邦政府应该拥有独立的征税权
第三十三篇 四论财政：各邦与联邦的关系：并存而非从属
第三十四篇 五论财政：再论两级政府并享征税权
第三十五篇 六论财政：限制联邦征税权可能带来的麻烦：众议院将由地主、商人和专业人士组成
第三十六篇 七论财政：两套征税班子，双重征税制
第三十七篇 制宪会议能折中各种利益，制定一部可操作的宪法，是美国之幸
第三十八篇 古代希腊罗马，宪法常由一人构想而成
第三十九篇 共和制的基本特点；联邦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区别
第四十篇 代表会议是否有权制定和推荐这部宪法
第四十一篇 宪法授予联邦政府的类权力：国防
第四十二篇 第二类权力：外交；第三类权力：内政
第四十三篇 第四类权力：联邦独享、各邦不得分享之权
第四十四篇 第五类权力：对邦权的限制；第六类权力：联邦立法的地位
第四十五篇 一论邦权：联邦政府会不会侵吞各邦政府的权力
第四十六篇 二论邦权：联邦如果侵犯邦权，会遇到各邦政府、人民和民兵的反抗
第四十七篇 一论三权分开，相互交织
第四十八篇 再论三权分开，相互交织
第四十九篇 不定期向人民呼吁，不是纠正违宪做法的适当办法
第五十篇 定期向人民呼吁，也不是纠正违宪做法的适当办法
第五十一篇 三权分立，相互制约，让抱负与抱负相克相生
第五十二篇 一论众议院：选民资格，候选人资格和任期
第五十三篇 二论众议院：任期两年，是否太长
第五十四篇 三论众议院：席位分配规则，是否合理
第五十五篇 四论众议院：六十五名议员，是否人数太少
第五十六篇 五论众议院：再论议员人数是否太少
第五十七篇 六论众议院：议员是否会从不同情人民大众的阶层产生
第五十八篇 七论众议院：议员人数将随着人口的增长而相应增加
第五十九篇 八论众议院：联邦有权终决定议员选举办法
第六十篇 九论众议院：联邦是否要通过选举偏袒受宠阶层
第六十一篇 十论众议院：再论议员选举的地点和时间
第六十二篇 一论参议院：设计参议院的初衷：人数较少，任期较长，提高决策稳定性
第六十三篇 二论参议院：建立国家性格的崇高感；不会走向贵族制的暴政
第六十四篇 三论参议院：参议院与总统分享缔约权
第六十五篇 四论参议院：对弹劾案的审讯权
第六十六篇 五论参议院：再论参议院担任弹劾案的审讯庭
第六十七篇 反对派对总统形象的丑化
第六十八篇 一论总统：产生办法，若非尽善尽美，至少出类拔萃
第六十九篇 二论总统：权力分类，每项权力的范围和大小，与英国国王比，与纽约邦长比
第七十篇 三论总统：行政权应集于一人之手
第七十一篇 四论总统：任期四年，是长是短
第七十二篇 五论总统：不许连任可能引发的五种不良后果
第七十三篇 六论总统：薪水不增不减；对议会两院决议有相对否决权
第七十四篇 七论总统：独掌军权，独掌赦免权
第七十五篇 八论总统：与参议院共享缔约权
第七十六篇 九论总统：与参议院分享人事权：提名权和任命权
第七十七篇 十论总统：再论人事权，总统的其他权力
第七十八篇 一论司法：司法部门的组成方式和权力范围
第七十九篇 二论司法：法官职务薪水应稳定，不称职可弹劾
第八十篇 三论司法：联邦法院审理的案件类型
第八十一篇 四论司法：司法权的划分，联邦法院与下级法院的分工
第八十二篇 五论司法：联邦法院与各邦法院的关系
第八十三篇 六论司法：是否继续采用陪审团审讯制
第八十四篇 拾遗补漏
第八十五篇 结语
附录一 独立宣言
附录二 联盟条款
附录三 美利坚联邦宪法
附录四 联邦宪法修正案
附录五 主要注释索引
附录六 再次燃起的宪法寻根热忱
附录七 是《联邦党人文集》，还是《联邦主义文集》？
附录八 美国财政之父：怪才汉密尔顿
译者简介

《联邦论》是一本有关美国宪法的文集，在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制宪会议时期（1785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三人为争取批准新宪法，在纽约报刊上以共同笔名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后结集成书，共收入论文85篇。

作者：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7—1804），美国金融家、军官、政治家，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美国首任财政部长。
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世称“美国宪法之父”。
约翰·杰伊（1745—1829），美国政治家、革命家、外交家和法学家。曾任美国法院法官，1789年至1795年出任美国首席大法官。

译者：尹宣，祖籍湖南邵阳，1942年5月生于广西桂林。1963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同年起于武汉市中学教授俄语，后自学英语并一直任英语教师。1981年，译出伊丽莎白·布什著《现代美国文学简介（1919—1980）》。1982—1984年，译出麦克米伦版《美国文学选读》四卷。1988年初，赴美留学，主修社会学。1991年，毕业于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系，获社会学硕士学位。2001年回国定居。1998—2000年，译出麦迪逊著《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2007—2008年，译出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合著《联邦论：美国宪法述评》。2009年元月，心脏病突发，病逝于武汉。

第十篇
代议制的共和制，能适用于广土众民的国家
广土众民的共和国，能控制党派活动的猖獗

麦迪逊
１７８７年１１月２２日 原载《每日广告报》

致纽约邦民众：
组织良好的联邦，会带来许多好处，其中，值得详加阐释的是：联邦会打破或控制党派活动的猖獗。赞成民众政府的人，一想到民众政府自然滋生党派的危险和罪恶，就不由得担心民众政府的性质和命运。若能做到既不违背他们的原则，又能开出一剂克服党派之争的良药，主张民众政府的人，自然会欣然接受。议会殿堂上，议员组成变幻不定，不讲公平，乱作一团，是民众政府一直存在的道德弊病，弄得民众政府到处衰微；迄今，这些弊病，依然是反对民权者喜欢的话题，尊口一开，博议宏论，貌似堂皇。美国各邦宪法，对古往今来许多民众政府模式做的宝贵改进，应该大加赞扬，绝不过分；要说这些改进，已经达到人们的希望和预期，有效防止了党派活动，又言过其实。抱怨之声，到处都是，来自我们德高望重、思考周全的公民，来自维护公共信用和私人信用的朋友，来自宣扬公共权利和私人权利的朋友。他们抱怨：各邦政府太不稳定；对立党派忙于你冲我突，忽略了公益；制定政策，过于频繁，依据的不是公平原则，没有考虑少数的权利；是利益相投、傲慢专横的多数，利用优势通过立法。不论我们多么希望这些怨言没有根据，事实却让我们无法否认：这些怨言，一定程度，符合事实。认真回顾一下我们的处境，就会发现，我们辛辛苦苦，脑中满是苦恼，一直把苦恼的原因，错误地归咎于各邦政府的运作方式；同时发现，其他理由，也不足以解释我们的许多严重错误；尤其是那种到处盛行、日渐增长的对政府举措的不信任，担心私人权利没有保障，从北美大陆的这一端，响彻到另一端。这些，若非政府不稳定、不公正的全部后果，也是主要后果，而党派精神，正好利用这种不稳定、不公平，污染了我们的公共行政。
所谓党派，据我理解，是一定数量的公民，不论在总体中占多数还是少数，受到某种共同激情、共同利益驱使，联合起来，采取行动，不顾其他公民利益，不顾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总体利益。
治疗党派现象，有两种办法。一、去其病根；二、控其祸害。
去掉党派现象的病根，也有两种办法：一、摧毁作为党派基础的公民权利；二、使全体公民观点相同、激情相同、利益相同。
种办法，疗法比病根还坏，这话一点不假。公民权利与党派活动，犹如空气与火，去掉前者，后者迅即消失。公民权利，是政治生活的基础；由于公民权利滋生党派，就扼杀公民权利，智者不为；空气是动物生活的基础，由于火可能造成危害，而空气助燃，就消灭空气，愚者之行。
第二种办法，与种办法同样愚妄，行不通。只要人的理性，依然易于出错，只要人还有自由，施展理性，就会形成不同的观点。只要人的理性和自爱继续相连，人的观点和激情，就会循环往复相互影响；观点总是激情的依附对象。人的才智，千差万别，于是生出产权，构成无法逾越的障碍，永不可能实现人人利益均等。保护人的天然才智，是政府的要务。保护人们获取产权的千差万别、无法拉平的聪明才智，随即产生不同程度和不同种类的产权占有；各有区别的产权所有者，感情、观念，都会受到差异的影响，由此，产生社会分化，分成不同的利益和党派。
党派活动的潜在成因，植根于人的本性；我们到处看到党派活动，依文明社会的不同环境，程度不同。对宗教、政府和其他许多观念的狂热追求，或沉湎玄想空谈，或付诸行动；追随各路雄心勃勃、梦想升腾、争夺权力的领袖人物；追随关怀各种人间激情的其他人物，把人类分成党派。相互敌对，怒火中烧，使他们痛苦冲动，互相压迫，而非合作实现共同利益。人类相互为敌的秉性如此强烈，没有实质的敌对因素时，为琐碎、平空想象的差异，就足以挑起人们的对立情绪，激发人们投入暴烈冲突。然而，党派活动为常见、为持久的根源，在于千差万别、互不均等的产权分配。有产者和无产者，总是形成社会中各不相同的利益。放债的人和欠债的人，相互排斥。拥有土地的人，制造业业主，经商谋利的人，以钱赚钱的人，还有许多次要利益，作为文明国家的，成长起来，分化为不同的阶层，活动中展现出不同的感情和观念。为这些千差万别而又相互交织的利益，制定规则，成为现代立法的首要任务，在政府必要和正常的运作中，势必卷入党派精神。
人们从不允许原告、被告担任法官；因为他们的利益，肯定会使他们的判断带上偏见，可能腐蚀他们的人格。同理，不，更为有理，一伙人不宜同时担任法官和原告、被告；可是，议会从事的重要的活动，有许多不就是司法判断吗？的确，这些判断，不是涉及单个的人的利益，而是涉及公民大众的利益。议员不是来自不同的阶层吗，他们不是正在判断他们自己担任律师和涉事各方的众多案件吗？不是正在制定一项关于私人债务的立法吗？可是，对此问题，放债的人，是涉事一方，欠债的人，是涉事的另一方。正义应该使双方平衡。然而，政党总是，而且必然是，自己担任自己的法官；而且，人数多的党，换句话说，势力的派，势必指望占上风。国内的制造业，是否需要立法加以鼓励？用多大力度？是否要限制外国制成品的进口？这些问题，对拥有土地的人和制造业老板来说，答案不同；如果只许考虑公平和公益，前者后者多半都答不上来。对千差万别的产权如何征税，看来，是一项需要精确的不偏不倚，才能制定的立法；可是，或许没有一项议会立法，不把更多的机会和诱惑，给予一个占据优势的政党，践踏公平原则。他们把过重负担，压到弱势少数身上，每压出一块钱，就把这一块钱装进自己的口袋。
有人说：经过启蒙的国务活动家，有能力调节这些互相倾轧的利益，让这些利益服从公益。这不过是枉言。经过启蒙的国务活动家，并不总是掌权；许多情况下，这些调节根本无法做到，这还没有考虑间接利益和遥远利益。不过，间接利益和遥远利益，很少能克服眼前利益，为了眼前利益，一党可就顾不了另一党的权利，顾不了总体的利益。
由此推断，党派活动的根源无法消除；剩下的可求疗法，是控制它的后果。
倘若一个党派的人数，尚未达到全体的半数，治疗办法，是共和原则，通过多数正常票决，击败少数的有害观点：少数可能干扰行政，可能震动社会，但是，在宪政下，他们无法执政，无法掩盖他们的暴虐。倘若一党一派包含了全体的过半数，民众政府形式，反而促成多数党牺牲公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实现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激情和利益。为确保公益及各种私人权利，制止这种党派的危险，同时又保全民众政府的精神和形式，是我们的探索要寻求的伟大目标：让我补充一点，这是一种伟大的机制，只有通过这个机制，才能把这种政府形式，从长期承受的骂名中解救出来，变成值得享受荣名，值得推荐给人类采纳的形式。
通过什么办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下述二法，取一即可。一、避免让同一种激情或利益同时出现于多数之中；二、把这种具有共同激情或利益的多数化解，减少他们的人数，使他们因各地情势不同，无法呼应，无法齐心协力，无法实现有效的压迫计谋。若这种激情爆发的时机，不幸正好同时出现，我们已经熟知，无论道德动机，宗教动机，都不足以控制它们。道德动机、宗教动机不能控制个体的不公正和暴力行为，它们的效力随牵涉人数的增加而下降；换言之，对它们的需要越大，效力越小。
从这个角度看，可以得出结论：纯粹直接民主，找不到克服党派的办法，我指的是：全体公民可以聚集在一起，亲自行使政府职权的人数很少的社会。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一种共同激情或利益，总会被全体中的多数感知；实行直接民主制的政府，本身就会促成交流和合唱；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