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养成记

前言 

中华文明历经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滋养。

其发展的生命力源于它本身的文化生命基因，源于这种文化基因与所处的社会生活相契合。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发展起来比较成熟的农业文明，直到19世纪中叶，农业是中国人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应的社会结构和精神文化。中华文明的基因，也就是农业文明的基因。中华文明的各个方面，比如民间礼俗、价值取向、文化理想，甚至高度发达的艺术形式、技术发明，都是与农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契合的。所以，它获得了茁壮成长的沃土，获得了充分发展的广阔空间。

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还在于它的体量庞大，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以其伟大的智慧，进行了雄伟壮观的文化创造。在历史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中华文明的各个方面，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中国曾经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艺术文化诸领域中居于地位，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主要源流之一。

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其本身的内在的发展逻辑，在于自身的生命轨迹和发展法则。张岱年先生用两个词来概括中华文明精神：“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作为一种文明体系，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逻辑外化为持续传承的自觉意识，使之具有完备的传承机制和制度安排。比如，至今我们仍能够直接读懂两三千年前的文字,中国人发明的书写工具，从书于竹帛，到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后书于纸张，为文化的传承提供了物质和技术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先辈发明了许多的文字形式，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从《尚书》《春秋》到“二十四史”，从辞赋文章到“唐宋八大家”，这些文字形式为我们提供了可以直接阅读的文化传承的文本。我们常说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历史意识强，历朝历代都有官方的修史事业，几千年前的事情都有记载。这种历史意识就是“传之后世”的自觉意识，就是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感。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华文明没有发展和创新。实际上，创新本身就是中华文明发展逻辑的内在规定性，是其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种文明，一方面要延续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文化总是要随着时代生活的变化而发展的。发展而又保持其核心精神和核心价值，就是文化传承的本质意义。以孔子的儒家学说为例，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元典创造，奠定了它作为中华传统文明精神核心的地位。到了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更确定了儒家思想的官方意识形态位置。但是，这时候“独尊”的已经不是孔子的原始儒学，而是经过董仲舒改造和创新的新儒学，是董仲舒主张的今文经学。以后，又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论，到东汉以后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古文经学。一直到宋代，理学兴起，进一步将儒学理论化思辨化，提升到哲学思想的层次。理学也是不断发展创新的，经过周敦颐、二程和朱熹，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孔子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另一方面，儒家学说的内容不断增添了新的内容。这种变化，既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也反映了人们认识水平和思辨能力的提高。经过不断地创新和改造，儒家思想才得以延续发展，发扬光大。

创新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和动力。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创新性，使得中华文明永保旺盛的生命活力，从而描画出中华文明辉煌灿烂、色彩斑斓、大气恢宏的发展历史。

创新不仅表现在对原有文化成果的继承、超越和发展，而且还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鉴。这就说到了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它的开放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然有许多波折，有过激烈的文明冲突和抗拒，但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并没有停止过，引进、接受、吸收外来文化从来没有停止过，向海外的传播也没有停止过，因此才有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才有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持续发展。中华文明大规模地接受和融合世界各民族文化，使自身的系统处于一种“坐集千古之智”“人耕我获”的佳境，使整个机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和不竭动力。

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中，中华文明受到的冲击有时是很强烈的。19世纪以后，西方文明的大规模传播，对中华文明造成巨大冲前前击。但是，在这样强烈的冲击面前，中华文明并没有被摧毁，并没有被西方文明所取代，而是通过自身的重整反应，实现了中华文明的自我改造和自我更新，促进了中华文明向现代化方向的发展。

中华文明的历史，是守成与创新的历史，是民族文化精神养成与发展的历史，也是在不断前进中锻造自身生命力的历史。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成长模式，以人为本，注重道德教化，植根于神州大地，同世界其他文明互相交流，与时代共进步，逐步孕育出现代化的先进文明之花。它在相当的程度上接受和融合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先进成果，同时也实现了传统的自我改造和更新。但是，中华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文化理想，以及它所锻造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力量，仍然以强大的生命力展现在新时代的生活中，开辟出新的境界、新的气象，仍然继续照耀着我们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

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其生命轨迹、发展逻辑。本书围绕农业文明、国家组织制度、文化形态、知识群体、学术思想等主题，通过对中华文明产生、嬗变和发展的过程再认识，来探讨中华文明的生命力量，探讨深藏于文明本身的内在逻辑和法则，力求呈现出较完整的一幅中华文明养成的历史长图。

武斌，历史文化学者，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沈阳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已出版著作数十种，近年出版的主要有：《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丝绸之路全史》《孔子西游记》等。

章 历久弥新的中华文明 

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传承的载体与机制

开放包容与海纳百川

世界眼光与文化自信

第二章 中华文明的孕育空间与世界观 

认识史前文明的三种方式

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与凝聚力

“九州”“四海”与“五方”

以文化为标准的“夷夏之辨”

早期文明的自我中心意识  

中华文化圈

第三章 中华文明的原始基因 

神话中的历史

创造文明的“文化英雄”  

“农业革命”与文明的奠基

第四章 中华文明的制度基础 

从氏族社会到部落联盟  

国家的雏形

从“公天下”到“家天下”  

周礼：政治制度的基石

宗法制与封建制  

敬天保民与以德治国

第五章 “一统”为“大”的文明观 

国家主导的文明路径

从封建制到大一统  

大一统的文化格局

第六章 文字的力量 

文字的产生

诗歌的国度  

文以载道  

小说家言

历史的书写

第七章 图书与文化传承 

造纸术与印刷术

图书的刊刻与流通

国家藏书事业

私人藏书的风景

历代“百科全书”  

第八章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 

巫史：中国早的知识群体

学在官府的贵族之学

作为新知识群体的士  

从士到士大夫  

第九章 孔子与中华民族精神世界 

孔子和儒家思想

赓续者的脚步

圣人气象与君子之风

董仲舒对儒学的再创造

儒家何以独尊

经学成为学术文化的源头

理学对儒学的革新

第十章 儒家文化传承的制度建构 

孔庙祭祀制度的诞生  

官学教育体系  

私学与书院  

科举制与儒家文化传承  

第十一章 学术争鸣与思想的兼容 

诸子百家与“元典时代”  

稷下学宫：“早的社会科学院”

玄学兴起与儒玄兼修

佛教东传的文化意义

佛教是如何实现中国化

三教并行：佛学与中国思想的相遇  

第十二章 艺术与审美精神 

原始艺术萌芽

周公“以乐治国”

魅力无限的中国画风

独具神韵的书法艺术  

第十三章 文明传统的同构 

文明的“大传统”与“小传统”

传统伦理价值观的建构

家是中国人的本位

家族、祠堂、族谱与家训

蒙学读本：从娃娃抓起的文明传承

第十四章 农耕与游牧的二元文明 

农耕游牧的交融

匈奴与汉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游牧文明的冲击与重整反应  

一再上演的征服者被征服的故事  

第十五章 文明的转型与再造 

工业文明冲击下的传统重构

新知识体系与新知识群体的形成  

从西学到新学

历史的视角：新学与旧学

文化保守主义的意义

“中体西用”：折中主义的文化策略

中西文化观的交锋与论战

中华文明的转型、再造与复兴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其生命轨迹、发展逻辑。本书围绕农业文明、国家组织制度、文化形态、知识群体、学术思想等主题，通过对中华文明产生、嬗变和发展的过程再认识，来探讨中华文明的生命力量，探讨深藏于文明本身的内在逻辑和法则，力求呈现出较完整的一幅中华文明养成的历史长图。

武斌，历史文化学者，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沈阳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已出版著作数十种，近年出版的主要有：《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中国接受海外文化史》《丝绸之路全史》《孔子西游记》等。

前言 

中华文明历经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滋养。

其发展的生命力源于它本身的文化生命基因，源于这种文化基因与所处的社会生活相契合。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发展起来比较成熟的农业文明，直到19世纪中叶，农业是中国人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相应的社会结构和精神文化。中华文明的基因，也就是农业文明的基因。中华文明的各个方面，比如民间礼俗、价值取向、文化理想，甚至高度发达的艺术形式、技术发明，都是与农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契合的。所以，它获得了茁壮成长的沃土，获得了充分发展的广阔空间。

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还在于它的体量庞大，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以其伟大的智慧，进行了雄伟壮观的文化创造。在历史所能允许的范围内，中华文明的各个方面，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中国曾经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艺术文化诸领域中居于地位，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主要源流之一。

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源自其本身的内在的发展逻辑，在于自身的生命轨迹和发展法则。张岱年先生用两个词来概括中华文明精神：“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作为一种文明体系，中华文明自身的发展逻辑外化为持续传承的自觉意识，使之具有完备的传承机制和制度安排。比如，至今我们仍能够直接读懂两三千年前的文字,中国人发明的书写工具，从书于竹帛，到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后书于纸张，为文化的传承提供了物质和技术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先辈发明了许多的文字形式，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从《尚书》《春秋》到“二十四史”，从辞赋文章到“唐宋八大家”，这些文字形式为我们提供了可以直接阅读的文化传承的文本。我们常说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历史意识强，历朝历代都有官方的修史事业，几千年前的事情都有记载。这种历史意识就是“传之后世”的自觉意识，就是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感。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华文明没有发展和创新。实际上，创新本身就是中华文明发展逻辑的内在规定性，是其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种文明，一方面要延续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文化总是要随着时代生活的变化而发展的。发展而又保持其核心精神和核心价值，就是文化传承的本质意义。以孔子的儒家学说为例，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完成了儒家思想的元典创造，奠定了它作为中华传统文明精神核心的地位。到了汉武帝时代的独尊儒术，更确定了儒家思想的官方意识形态位置。但是，这时候“独尊”的已经不是孔子的原始儒学，而是经过董仲舒改造和创新的新儒学，是董仲舒主张的今文经学。以后，又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论，到东汉以后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古文经学。一直到宋代，理学兴起，进一步将儒学理论化思辨化，提升到哲学思想的层次。理学也是不断发展创新的，经过周敦颐、二程和朱熹，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孔子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另一方面，儒家学说的内容不断增添了新的内容。这种变化，既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也反映了人们认识水平和思辨能力的提高。经过不断地创新和改造，儒家思想才得以延续发展，发扬光大。

创新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和动力。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创新性，使得中华文明永保旺盛的生命活力，从而描画出中华文明辉煌灿烂、色彩斑斓、大气恢宏的发展历史。

创新不仅表现在对原有文化成果的继承、超越和发展，而且还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鉴。这就说到了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它的开放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虽然有许多波折，有过激烈的文明冲突和抗拒，但是，中外文化的交流并没有停止过，引进、接受、吸收外来文化从来没有停止过，向海外的传播也没有停止过，因此才有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才有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持续发展。中华文明大规模地接受和融合世界各民族文化，使自身的系统处于一种“坐集千古之智”“人耕我获”的佳境，使整个机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源头活水和不竭动力。

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中，中华文明受到的冲击有时是很强烈的。19世纪以后，西方文明的大规模传播，对中华文明造成巨大冲前前击。但是，在这样强烈的冲击面前，中华文明并没有被摧毁，并没有被西方文明所取代，而是通过自身的重整反应，实现了中华文明的自我改造和自我更新，促进了中华文明向现代化方向的发展。

中华文明的历史，是守成与创新的历史，是民族文化精神养成与发展的历史，也是在不断前进中锻造自身生命力的历史。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成长模式，以人为本，注重道德教化，植根于神州大地，同世界其他文明互相交流，与时代共进步，逐步孕育出现代化的先进文明之花。它在相当的程度上接受和融合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先进成果，同时也实现了传统的自我改造和更新。但是，中华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文化理想，以及它所锻造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力量，仍然以强大的生命力展现在新时代的生活中，开辟出新的境界、新的气象，仍然继续照耀着我们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